《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8》.pdf

目 录 1 主编的话 吴晓明 1 2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报告（2018） 总报告 王凤才 29 30 56 刘利霞 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研究报告（2018） 德 法 国 内容 周爱民 国 吴 75 猛 意大利 李凯旋 94 西班牙 贺 108 钦 英国 鲁绍臣 128 澳大利亚 孙秀丽 144 美 R.博尔 国 贺 羡 1 178 俄罗斯 户晓坤 215 中东欧 赵司空 228 日 本 由 243 269 270 292 312 越 阳 菊地贤 潘金娥 周增亮 南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国外卢卡奇研究的最新进展 吴 鑫 吴 鑫 国外柯尔施研究的最新进展 国外葛兰西研究：回顾与展望 潘西华 335 伊格尔顿伦理学研究 336 在伦理和政治之间 ——伊格尔顿伦理思想研究 361 362 22 方 珏 张 寅 国外左翼激进思潮研究 21 世纪激进哲学的最新发展 387 388 译文选登 《资本论》中的道德 ——对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尝试性修正 【德】霍耐特/文 398 407 419 420 翁少龙/译 “焦虑与政治” ：诺伊曼社会病理学诊断的优缺点 【德】霍耐特/文 高红明/译 【德】弗斯特/文 周爱民/译 马克思之后的正义 会议综述 “法兰克福阿多尔诺讲座”纪要 杨 433 434 丽 新书速递 今天，我们为什么重谈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的对话》导论 【美】N.弗雷泽 R.耶给/文 444 蓝江/译 国外文献索引 3 Yearly Report on Studies of Marxism Abroad (2018) Contents Wu Xiaoming 1 Editorial Remarks 1 General Report on Marxist Studies Abroad（2018） 2 General Report 29 Marxist Studies of the World（2018） 30 56 75 94 108 128 144 178 215 228 Wang Fengcai and Liulixia Germany Zhou Ai-min France Wu Meng Italy Li Kaixuan Spain He Qin Britain Lu Shaochen Australia Sun Xiuli and Roland Boer North America He Xian Russia Hu Xiaokun Mid-East Europe Zhao Sikong Japan You Yang and Ju dixian 243 KanVietnam 269 Research on Early Western Marxism 270 292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Lukacs Abroad Wu Xin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Korsch Abroad Wu Xin 312 Studies of Gramsci: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335 Studies of Eagleton’ s Ethics 336 Pan Jine and Zhou zengliang Between Ethic and Politics: Studies of Eagleton’ s Ethics Pan Xihua Fang Jue 1 361 Studies of Leftist Radicalism Abroad 362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the Radical Philosophy in the 21st Century 387 Translated Texts 388 Zhang Yin Moral in Marx’ s Captical: A Tentative Revision of the Critique of Marx’ s Economics Axel Honneth, translated by Weng Shaolong 398 “Anxiety and Politics”: Gains and Losses of Neumann’s Social Pathology Axel Honneth, translated by Gao Hongming 2 407 Justice after Marx Rainer Forst, translated by Zhou Ai-min 419 Summaries of Meetings 420 Overview of Lecture about Adorno 433 New Book Recommendation Yang Li 434 Today, Why Are We Talking about Capitalism again? Introduction of Captialism 444 Index of Foreign Literature Rahel Jaeggi and Nancy Freser, translated by Lan Jiang 主编的话 吴晓明 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介绍与研究，在我国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在这三十多年里，这一领域的进展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各种 主要思想观点、理论学说，以及最有影响力的思潮和学派，都在一定程度上被 涉及到并对之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当这样的研究被积极地推进到一定阶段时， 更为切近地了解、追踪和把握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沿和最新进展就变 得十分必要了。我们这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便是应和着这种必要性而 产生的：它意图在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能够走近前沿领域的时候， 为这种研究提供一个可以持续不断地追踪最新进展、成果和趋势的学术平台。 这份研究报告至今已有十年。从总体上看，它的形式框架主要涉及到欧 陆国家马克思主义（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 ，英语国家马克思主义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 ，原苏东国家马克思主义（俄罗斯、中东 欧国家等） ，亚非拉国家马克思主义（日本、拉美国家等）；除了这些国家和地 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之外，在内容上还围绕着重大专题、理论热点 和争论、思想动向等来展开，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辅之以重要的人物、新著和论 点，以及部分激进左翼和其他地区的理论活动，从而使整个报告能够以较为充 实而整全的面貌展现出来。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过去的十年间，这份报告的基 本目的是达到了：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大规模地扩展开来之际，特别是当年 轻的学生、教师和学者们迫切地需要——或者是知识的需要，或者是研究的需 要——对该领域的前沿有所了解之际，这份研究报告便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这 种需要，因而它受到欢迎和期待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该报告在成长过程中也 显露出不少缺点，虽说学界由于急切的知识需要时常能够包容这些缺点，但对 于我们来说，快速地了解并弥补不足无疑是一项持续不断的工作要求。 然而，在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正面临着一 ，而我们的研 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这一转折的必要性和征兆已经到处出现） 1 究报告必须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这一转折进程中去。简单地说，这一重要的转折 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实现在思想—理论 上的深化，以及在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这两个方面说到底又是至为密切地 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走过了不平凡的三十多年，伴 随着这一研究非常迅速的扩张过程，特别是伴随着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在深 度和广度上的展开过程，我们的研究不能不面对思想—理论上的深化和研究定 向上的中国化这一双重任务；而能否承担起这样的任务，将会成为对中国的国 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真正考验。 毫无疑问，作为学术信息平台的研究报告，固然要求将当代国外马克思 主义的前沿成果与最新进展客观、全面地报导出来，使之成为该领域学术研究 之持续而可靠的资料来源。就这个方面来说，我们先前的工作和经验是积极而 有效的，理应得到保持、提升和进一步完善。然而，当学术发展在特定阶段上 面临着重要转折时，当这样的转折将更加重要的思想理论任务托付给这一学术 的未来进程时，该领域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必须能够把握住这一转折并承担 起自身的任务。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之所以也面临同样的转折和任 务，是因为这项工作本身是为该学术总体的进程所规定并为之服务的。我们的 研究报告之所以不能自外于这一转折进程，是因为假定学术资料、信息和动态 等等的报导乃是全然中性的观点早已是一种时代错误了。一方面，就像经验对 象并不能现成地被给予我们一样，任何文本或观点的择取、解释和阅读总已先 行地为某种“前理解”所指引，也就是说，为特定解释者立足其上的社会— 历史状况所规定了；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所谓中性的罗列——因而也是疏阔散 宕的罗列——资料或信息的做法，从来不能真正地有益于学术研究，尤其不能 有效地推进学术发展。因此，唯当我们的研究报告本身也积极地成为学术研究 （这种研究当由其特定的目标来定向）的一部分时，它才能够真正承担起服务 于学术整体之重大转折的时代任务。 我们所说的重大转折，一方面在于使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够在理 论上极大地深化，而这一要求又是由该研究领域本身的发展在特定阶段上提示 和开启出来的。当分门别类的研究各树一帜时，总体上的把握就成为深化的 趋向；当各种理论观点的梳理开始时，思想史上的分辨与综合就成为深化的意 图；而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在理论上能够被描述出来时，从社会—历 史之根源处来判定其性质、定向和趋势就成为深化的要求。不仅如此，理论上 2 的深化还包括更为广大的区域和更加深入的问题。有些议题是经典作家未曾涉 及到的，而在有些非常关键的主题上，甚至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也存在严重的 分歧。众所周知，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领袖开始抨击“梅林—普列汉诺夫 正统” ，并指责其“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时，双方便在诸多主题上——尤 其是在哲学主题上——表现出冲突甚至对立。例如，对于马克思的整个理论来 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实践”概念，便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当普列汉诺夫 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费尔巴哈的“实践”一词混为一谈时，卢卡奇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却构成了一种“抽象的、观念论的实践概念” 。仅此一例 就能部分地表明：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及由这种研究而来的思想 理论上深化的任务，将会在怎样的领域和怎样的深度上展开出来。 然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定阶段上，思想—理论的深化又是与 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十分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 果不能积极开启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思想—理论上的深化就会局限在非常有 限的范围内，就不会得到有力的推进与展开。那么， “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 又应该如何理解呢？我们已经很熟悉的用语，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佛教 的中国化等等，意指特定的思想理论或精神样态作为某种实体性的东西而被整 全地中国化。在有差别的意义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化，并不表 示研究对象能够作为这样的东西而被要求整个地中国化，这里的研究对象会依 然停留于并保持其为国外的思想资源，而所要求者乃是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 它意味着： （1）讲中国语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总体上获得它的自我主 张； （2）这样的自我主张是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并以中国的社会现实为依据的； （3）由此而使整个研究作为重要的学术资源参与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史进程。 任何一种学术的成长都会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任何一种学术的真正 成熟都是以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为标志的。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国外马 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其初始阶段不能不处于学徒状态中，但其进展之快以及成 绩之斐然，却实在可以说是罕见其俦。由此而获得的学术上的开展与积累，为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必要的同时又是良好的基础。当 这样的基础已然具备时，学术进展的积极动力就不再表现为单纯的量的扩张， 而是取决于这种学术能否坚定地获得它的自我主张。所谓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重要转折，首先便是就此而言的。只有当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真正展开 3 之际，才意味着讲中国语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 才意味着它能够摆脱单纯的依赖和模仿而趋于成熟，才意味着它先前仅仅是习 得的学术转变为能思的和批判的学术。 我们之所以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我主张要以中国问题为导 向并以中国的社会现实为依据，不仅是因为我们的研究者必然地处于特定的时 代状况中，而且是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总是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生活于其 中的社会现实。任何一个解释者或研究者都不可能摆脱其基本的立脚点，而任 何一种立脚点又总是为特定的社会—历史所规定的时代状况，所以黑格尔把超 越时代——“跳出罗陀斯岛”——的妄想看成是单纯的私见。讲中国语的国外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从总体上来说，要么从中国问题以及由之而来的社会现实中 找到其自我主张的真正立脚点，要么就根本没有自我主张也根本没有立脚点。 或许有人会嫌中国问题和中国现实过于狭隘而要求更为广阔的世界眼光，对此 我们的回答是：真正的世界眼光从来不是由抽象的理智所虚构出来的空疏的和 无内容的“太空”；反之，如果说中国问题及其现实依其本质必然地（ “现实” 一词的题中应有之义）包含有真实的世界联系，那么，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就决 不意味着排除这种真实的联系，而只不过要求排除那种为现代性意识形态所伪 造的世界眼光罢了。唯当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够以中国问题及其现实 为基准时，它才可能在这一领域中开辟出以其自我主张来定向的研究道路，并 作出真正的发现和独特的贡献。 因此之故，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在学术领域上会保持其特定的 和独立的活动范围，但它作为一个取得了自我主张的整体，作为一种极为重要 的思想—理论资源，将强有力地参与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作为基础起作用的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实践，这种历史性实践在占有现代性成果的同时正在生 机勃勃地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另一个方面则是在此基础之上的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表现，而这种理论表现则通过思想、概念、方法等等的 构建，通过学术活动而得以实现。很明显，讲中国语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 究在现实的基础方面分享着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就像它在理论的表现方面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研究保持着最为切近的联系一样。同样明显的是， 这样的分享和联系在通常的情况下还往往只是自发地形成的；唯有在研究定向 上的中国化积极地开展出来之时，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才可能自觉地并 4 且在总体上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全面地贯通 起来，并由之构成我们在这一学术研究领域中坚实而强大的基础背景。这样的 基础背景不仅将成为我们的学术特质得以形成的不竭源头，而且将成为我们在 学术上取得建设性成果的真正优势。因为只有当这样的基础背景在我们的国外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实际地起作用时，思想—理论上的拓展性深化才是可能的， 与不同学派开展出批判性的对话才是可能的，在研究中建构独特的方法、体系 和路径才是可能的，并因而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阐释中作出开创性贡献也 才是可能的。 总而言之，我国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取得了丰硕的、令人鼓舞 的阶段性成果之后，当下正面临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这个转折是以思想— 理论上的深化和研究定向上的中国化为要旨的，而这一转折的实现不仅将极大 地提升整个领域的研究水平，而且将实质地改变研究的基本方式和内部结构。 对于我们来说，这既是一项任务，也是一种考验。对于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报告来说，它也必须在这一转折的进程中领受任务并接受考验，因为它本 来就是该学术进程的一部分。 5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报告 （2018） 1 总报告 * 王凤才 刘利霞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经历着曲折的发展过程。苏东剧变后，马 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被迅速边缘化；在原苏东国家意识形态与学术领域中也失 去了原有的主导地位。然而，经过短暂沉寂之后，马克思主义迅速复兴；21 世 纪以来，甚至还出现了“马克思热” 。 “21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至今还不到 二十年历史，但却纷繁复杂、精彩纷呈；它与 21 世纪社会主义思潮、共产主 义思潮、激进左翼思潮、新社会运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代世界社会、经 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21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与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一起，构成了“21 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版图。 2017 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纪念《资本论》出版 150 周年 2017 年，正值《资本论》第 1 卷出版 150 周年，世界各地纷纷举办了纪 念活动。近年来，新自由主义遭遇挫折，各国极右势力崛起，难民问题日益严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 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与前景研究” （16ZDA001）阶段性成果。 2 重，西方社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如何 把握当今资本主义形态的问题，因此纪念活动都比较关注《资本论》的当代意 义。各国学者试图从多个维度解读《资本论》 ，由此进行资本主义批判，并提 出替代性方案。这些解读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基于 MEGA2，对《资本 论》进行文本学研究； （2）从经济学角度对《资本论》中的一些核心概念进行 重新解读； （3）从生态学、女性主义等角度对《资本论》进行发挥和补充； （4） 从革命角度解读《资本论》 ，针对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变化，重新发掘和拓展《资 本论》中的革命要素。在这些纪念活动中，又以德国和美国比较具有代表性。 在德国， 《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组稿二十余篇，从经济、政治、主体发展和 社会理论等方面，阐述了《资本论》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性；卢森堡基金会出资 赞助数场纪念研讨会； “马克思—秋季学校”也举办了纪念活动。在美国，举 办了“150 年后的《资本论》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替代”国际学术会议，讨论 了《资本论》中的传播、当代资本主义批判、革命意蕴、未完成性等主题。 （一） 《资本论》的文本学研究 一方面，德国《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纪念稿件中，有一部分围绕着《资 本论》中的形成史展开探讨，试图勾勒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中的状态，以及 他没能遵守研究和出版计划的原因。另一方面，在 MEGA2 第二部分（即“资 本论”及其准备稿）于 2012 年出版完毕的背景下，学者们试图从文献学方面 考察《资本论》中的未完成性。德国马克思学家克莱特科就指出， 《资本论》 中的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工资理论、价值形成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等都没有 完全阐明，原因在于：一方面马克思的研究领域过于广泛，以至于没有足够的 精力；另一方面研究的问题本身处于变化中，导致研究无法完成。 美国学者伯尔特·奥尔曼则从辩证法角度考察《资本论》中的未完成性， 指出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都还浸润着辩证法的光辉，但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就弱化了辩证法的意蕴，到了《资本论》中似乎放弃了辩证法而完 全采用实证方法。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完全抛弃辩证法，只 是相对少地运用了辩证法。彼得洛·巴索（Pietro Basso）则认为，马克思在《资 本论》中以商品为起点的逻辑方法在今天已经不适用了。如果今天重写《资本 论》 ，应该以体现历史方法的“原始积累”为开端，原因在于：马克思对资本 主义起源的历史性批判有助于剖析资本全球化的当代过程、内在矛盾，和指导 当代微观实践方向；马克思对于扩大再生产和社会总资本等问题的阐述有助于 3 反思当今的资本集中和政府债务体系等现象。 日本学者在《资本论》研究方面独具一格。在《 〈资本论〉中的市民社会 发展史》中，内田弘提出要从各国近现代史的比较视角解读《资本论》 。他对 市民社会的传统理解作了修正，将世界各国近现代史划分为市民社会发展的 三个阶段，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提到了第一次市民革命和第二次市 民革命，也预见到了第三次市民革命的到来。其中，第一次市民革命确立了 资本的原始积累；第二次市民革命由劳工运动、民主主义运动、女性主义解放 运动组成；第三次市民革命的主题则是解决女性、环境、少数人群、残障人群 等难题，这一革命至今仍未完成。小幡道昭则以资本主义每 50 年的发展为节 点，回顾了《资本论》150 年来的解读史： （1） 《资本论》第 1 卷问世之初，通 常被认为包含了两个主题，即前半册的剥削论和后半册的崩溃论，对于 19 世 纪七八十年代的读者来说，后来出版的第 2、3 卷只是第 1 卷“剥削论＋崩溃 《资本论》问世 50 年以后，此时读者已不再限于第 1 卷的阅 论”的补充； （2） 读，同一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出版了，当时受到特殊的历史状况和意识形 态环境的影响，对《资本论》的解读比较片面； （3） 《资本论》问世 100 年之后， 以日本为例，主要是把《资本论》全三卷与《帝国主义论》 、 《金融资本》等作 品结合起来理解，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宇野弘藏延续了这种解读模式，并成 为日本解读《资本论》中的领军人物； （4）今天，日本学界对《资本论》中的 解读虽有一些变化，但基本是在宇野弘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中，最有影 响力的是变化论，变化论认同宇野派经济学的解读模式，但反对宇野派在封闭 的经济原理内部说明资本主义。变化论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非封闭的多孔构成 体，由此变化论发展出了一种多重起源说，这对于重新阐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 段是十分重要的。 （二）从经济学角度重新解读《资本论》的核心概念 例如，德国卢森堡基金会在莱比锡举办的纪念研讨会将讨论范围限定在 价值与剩余价值、货币与货币资本、资本与资本积累等核心概念上。而马克 思—秋季学校则将《资本论》第 1 卷中的“劳动”概念，作为研讨的主题，认 为它在《资本论》中占主要位置。 1. 价值与剩余价值问题 《资本论：21 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纪念论文集的主编马蒂亚斯·格雷夫拉 斯主张历史化剩余价值，认为如今技术发展、工人生活水平以及劳动条件都得 4 到了改善，劳动在萎缩，我们已经达到了剩余价值生产的边界，在当今的生产 模式中需要重新界定价值与剩余价值。格奥格·奎阿斯则探讨了剩余价值和价 值能否被测量以及是否仅能通过市场价格和利润才能被测量的问题。 2. 资本与资本积累问题 斯蒂芬·克鲁格则从社会生产方式和资本积累制度的历史发展出发，分 析了今天资本积累的特征，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处于“结构性的过度积累” 阶段。这意味着利润额不可能长期增长，货币资本将会改投到非生产性领域， 这将会产生金融泡沫。要应对此危机，只有实行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对市场进行调控。托马斯·撒布罗夫斯基则从现实资本与虚拟资本的区分入 手，分析了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现实性，通过揭示虚拟资本的增值方式，阐 述了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的当代意义。 3. 劳动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普殊同围绕劳动价值论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 内在机制及其引发的当代危机。首先，他指出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 重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方法论意义。其次，他基于劳动、时间、价值概 念剖析了资本主义抽象统治的实质。最后，他分析了当前两种危机（环境恶化 和劳动社会终结）的原因及其可能的出路。普殊同教授认为马克思更倾向于一 种基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张力的可能性，即资本本身会产生出未来社会的要 素，但它又迫使人们面对越来越严酷的抉择：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状态？ （三）重新发掘和拓展《资本论》中的革命要素 学者们试图重新发掘《资本论》中的革命意蕴，使其适用于当今社会的 资本主义批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巴里巴尔的观点。巴里巴尔用“症候阅 读法” （阿尔都塞）探讨了“剥夺者被剥夺” （马克思）一语背后的原初语境和 多重革命策略。他认为， 《资本论》是历史理论与阶级斗争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剥夺者被剥夺”这一说法背后蕴含着四种革命策略： （1）标准方案：当资本主 义积累推动的生产资料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的地 （2）将资本主义金融机制革命化的 步时，无产阶级就将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 策略。通过对信贷机制的研究，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提供了实现共 产主义的工具——货币的社会化和劳动的社会化。 （3）马基雅维利式的“无限 社会战争”策略，即通过无预定目标的社会变革和劳动立法来争取无产阶级权 益。 （4）基于“总体性从属”的虚无主义策略。资本主义统治了日常生活的再 5 生产过程，这种“总体性从属”使无产阶级斗争变得无力。与这几种革命策略 相关，在《资本论：21 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纪念论文集中，巴里巴尔进一步讨 论了改良策略，指出人们通常从《资本论》第 1 卷第 24 章中解读出的暴力革 命策略并不是唯一的可能；在《资本论》第 3 卷“资本主义体制形式”这部分 中还可以找到另一种解读。在此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体制形式发挥着“共 产主义暂时性形态”的作用，并将“工人合作工厂”视为“在旧形式中对旧形 式的首次突破” ，将“资本主义股份公司”视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社会 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巴里巴尔认为，这些论述展现了另一种可能性， 即通过金融世界与工人合作工厂的结合，通过“新的平民”和由工人组成的“股 东联合”在交易所中赎回资本来推翻资本主义。 凯文·安德森教授则强调，马克思对革命问题的思考是多维度的，而非 还原论式的，并剖析了《资本论》中的五种革命观念。另外，还有不少学者也 关注《资本论》和革命的关系，共同点在于：反对对《资本论》中的“经济内 容”和“政治内容”进行分割，认为《资本论》不仅探索经济运动规律，也探 索政治运动规律，试图阐明《资本论》中的政治维度，或是发掘其对劳工运动 的意义，以期对革命者提供指导。有的学者则试图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中导出一种批判的政治理论，认为马克思从人类解放角度对资本主义关系的批 判最具政治意蕴，马克思在“商品的价值形式”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统治的秘 密。也有学者通过分析客观抽象统治与阶级统治的关系，指出资本主义的阶级 统治是内在于客观抽象统治之中的，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才能真正实现人 类解放。 （四）从生态学、女性主义角度对《资本论》进行发挥和补充 在生态学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约翰·B. 福斯特。他深入剖析了马克思 的代谢断裂理论、生态学价值形式分析、剥夺和不平等生态交换理论的当代意 义，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建构了一种生态政治经济学批判，标志着马克思 对资本主义生态学批判的顶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一种全新 的马克思生态唯物论和社会主义，建构一种以实质性平等和可持续生态为基础 的社会。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直非常活跃，致力于通过重塑女性在资本主义 生产与再生产中的主体地位来探寻新的革命路径，并以此来拓展马克思的资 本主义批判与革命构架。学者们的共识在于：指出女性在马克思理论中是缺失 6 的，应该将女性也视为社会革命主体。比较有趣的是，乌苏拉·胡斯（Ursula Huws）从数字劳动对资本积累方式和阶级结构的影响中，看到了重塑女性社 会主体地位的契机。她指出，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数字劳动已经渗透进 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而对资本主义积累（剥削）方式、劳动形式、阶级结 构以及女性的社会地位产生了深刻影响。因为，今天女性在从事家务劳动时往 往会涉及数字情感劳动、消费劳动、无偿艺术劳动等，从而以直接或间接的方 式参与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这为我们重新定位女性在资本主义总生产中 的主体地位提供了现实基础。 二、纪念十月革命 100 周年 2017 年，恰逢十月革命 100 周年，世界许多国家，例如，俄罗斯、中东 欧国家、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都进行了纪念和反思。 （一）俄罗斯 俄罗斯关于十月革命的讨论主要围绕着以下两个问题展开。 1. 后苏联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十月革命的内部论争 当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对十月革命的看法是存在分歧的，相当一 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转向社会民主主义立场，一方面承认十月革命及其理 想、目标；另一方面拒绝承认现实社会主义的存在。舍甫琴科梳理了近年来俄 罗斯学界关于十月革命的相关立场、观点： （1）认为十月革命不能简化为“资 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难选择，当时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并未建成，最终导 致旧体系的复辟； （2）认为十月革命是同时展开的两次革命，即早期的社会主 义革命和后来的资本主义革命； （3）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向不切实际道路的撤退， 最终导致苏共走向灭亡； （4）认为十月革命具有必然性，但是缺乏向社会主义 转化的客观条件。问题在于：国家如何通过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为模板的文明形态，即“为什么俄罗斯仍然处于虚构而非‘真实’ 的文明阶段” 。有学者进一步发展了第四点，分析俄罗斯的特殊性以及极权主 义形成的原因。汇集了众多知名学者的俄罗斯社会主义学会（РУСО）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其捍卫十月革命、承认社会主义苏联的立场，而与欧洲马克思主 义者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今天该学会仍积极维护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学 说，关注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发展，认为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只会随着时间 7 的推移不断增加。总的来说，涉及到俄罗斯问题，要特别关注其历史与文明的 特征、十月革命的民族性和文化特殊性。 2. 关于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与革命性质问题 （1）在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方面，俄罗斯学者一方面通过分析当时俄国 的状况，指出 1917 年两次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认为十月革命激发了人们 对未来的想象与创造能力，其精神核心是人道主义和人民民主，这些内容至 今仍影响着俄罗斯；另一方面指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失去革命性的重要原因在 于，走向集权主义并压制了民众的自治原则，而后者恰恰是十月革命获得胜利 的主要力量来源。 （2）在十月革命性质的当代评价方面，俄罗斯学者主张要在 历史阶段中来定位十月革命，同时也对十月革命的性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例 如，梅茹耶夫要求以俄罗斯现代性转型的长时段历史周期来定位十月革命，认 为十月革命以更为激进的方式承接了二月革命，但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无法 实现从专制政体到民主政体的过渡，布尔什维克执政恰恰是俄罗斯传统非民主 性质的后果，所以容易走向极权主义。沃耶伊科夫则明确反对将二月革命定性 为资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定性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性观点。按照马克思理 论，只有当必要的物质条件成熟时，才会出现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革命理 论上只能发生在经济和文化上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的俄国显然没有 达到这个条件，因此十月革命自身的任务是模糊、矛盾的。司徒卢威耶也认为 十月革命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原因在于： （1）当时俄国无产阶级的数量 是微不足道的； （2）社会主义革命缺乏足够的物质和历史先决条件； （3）二月 革命到十月革命的短暂时期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4）革命只导致了 封建社会的瓦解； （5）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于革命本质的解释模糊； （6）革命 后期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在统治。布兹加林则提出三个关键问题：十月 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吗？是反资产阶级革命吗？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过渡吗？他 还试图从大众社会创造力的觉醒证明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 （二）中东欧 在中东欧，十月革命并不是一个被广为纪念的事件，对十月革命最流行的 解释是“政变或暴动” ，权力精英和资产阶级甚至害怕纪念十月革命。不过，苏 联史专家托马斯·克劳斯则对十月革命进行了相对客观的评价： （1）通过对俄国 历史的考察，认为十月革命的发生有其历史基础； （2）十月革命是列宁对马克 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列宁以马克思为基础，预见俄国革命将成为整个欧洲革 8 命的爆发点； （3）十月革命不是暴动，而是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行动，它 致力于消除贫困和剥削，使得大多数人能够参与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 （4）十 月革命的遗产，尤其是其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化）方面，至今仍然有重要意 义。这个方面对国际左翼来说尤其重要，因为这些构成了左翼批判苏联官僚极 权主义的基础。从全球来看，俄国革命使下层人民的欲望从乌托邦变为了现实： 消灭文盲、失业和极端社会不平等；引进免费教育和医疗；将妇女从压迫中解放 出来等。这些基本的革命的人道主义价值仍然捕获着人们的想象。 （三）德国 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为期一整年的展览。展览的主题是“1917 ： 革命” ，重构了革命的前史，并试图传递革命的理性乌托邦与革命现实的残酷 性之间的张力关系。德国“另类社会主义”政党则认为十月革命不是僵死的遗 迹，对于当今试图改变世界的人们，它仍然能够提供诸多启迪与指导。为此， 另类社会主义党还专门建立了纪念网站。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和苏黎世的瑞 士国家博物馆，还共同以“为什么要研究俄国革命”为主题，出版了两卷本的 纪念文集。其基本观点是：俄国革命事件导致了整个世界体系的变迁，塑造了 整个 20 世纪的走向，并且至今仍然产生着影响，因此我们应该要铭记这场革 命。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大卫·诺思在法兰克福大学作了题为《战争与革命 年代的哲学与政治》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主要解释了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消 极影响如何造成了当今革命政治思想的危机。另外，学者们也回顾、搜集了俄 国知识分子中革命见证者的观点。有趣的是，俄国知识分子与欧洲部分知识分 子的态度形成了对比，俄国的诗人们大量描写革命带来的饥饿和暴力，抱怨革 命是“暴民的统治” ；而欧洲（特别是德国）部分知识分子，却赞同列宁的革命， 认为布尔什维克指明了一条道路，使得摆脱战胜国建立的国际秩序成为可能。 此外还有学者将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失败视作 20 世纪的出发点和终点。 （四）意大利 意大利“21 世纪马克思”网站刊载了系列纪念十月革命以及探讨其意义 的文章。其中，法国学者萨米尔·阿明在《1917 年 10 月：昨天与今天》的引 言中对包括十月革命在内的革命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伟大的革命创造了历 史，纪念这些革命，意味着对它们的抱负进行重新评估——今天的乌托邦，就 是明天的现实，同时还要理解它们暂时的落后。意大利历史学家洛苏尔多则看 重十月革命对性别歧视、财富歧视、种族歧视的超越，以此来区分苏联政权和 9 希特勒政权。当然，也有学者指出，十月革命最为深远的影响，是推动被压迫 的民族和人民重新站了起来。 （五）西班牙 ，并出版了相关著 2017 年，西班牙学界也纷纷“纪念十月革命 100 周年” 作。他们主要关注两个主题：一是对俄国革命期间的欧洲工人运动进行了讨 论，揭示了俄国革命对 1914 至 1918 年间欧洲反帝国主义社会运动的重大历史 影响；二是十月革命中性别平等的问题，认为苏联的《婚姻、家庭和监护法典》 及其后颁布的相关法律，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保障妇女权利。 三、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 2017 年，国外学者不仅围绕着劳动与生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讨论了 马克思思想，而且还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并 且回顾了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一）马克思：劳动与生态 在法国，2017 年比较突出的是关于劳动问题的研究。其中，以下观点具 有代表性： （1）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劳动：视角主义的伦理学》一文中，马克·胡 尼亚迪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与“视角主义伦理学”联系在一起，认为贯穿马克 思思想的方法论原则可被称为“代词的视角主义” ，其要点在于，每一个视角 都建构起自身的客观性领域。胡尼亚迪主张，从“你” 、 “我” 、 “他”的视角来 理解劳动，不能仅仅让一种人称视角压抑或阻碍其他人称视角，而应兼顾多人 称视角，而这就是“个人的全面发展” 。 （2）理查·索贝尔指出，应当关注马 克思理论中“劳动力”这一概念，它包含着“为资本而劳动”和“活劳动”两 个维度，前者不得不被纳入资本增值的逻辑，而后者体现了人类行动的创造、 合作和自我确证方面，体现了人的“自由” ，因而是思考人类解放问题的重要 切入点。 （3）罗德里戈主张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视为 具有内在联系的两个文本，二者都是以“异化劳动”向“自主的生产性实践” 转变的可能性为思考方向。马克思通过整部《资本论》表明，异化劳动以及与 （4）伊夫·施瓦茨探讨了建 之相关的社会劳动分工将为自身的扬弃提供条件。 立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相适应的劳动哲学的可能性。他认为，劳动本身包含改 进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仅仅是效率的提高，而是体现在与经济变化相伴随 10 的法律、政治和文化结构变化等方面。 法 国 学 者 进 一 步 发 展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生 态 学。 保 尔· 吉 利 贝 尔 和 史 蒂 芬·阿贝尔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理论意义，指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在经 历着一次富有意义的转折，有三个基本问题值得关注：作为社会生活基础和经 济变化前提的物质资料；体现世界变化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劳动；被理解为 在对自然的占有和剥削中发展了各种关系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对这三者的思考 必须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雅颂·摩尔认为对劳动的剥削与对自然的占 有是相伴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所耗费的东西都没有按照其价值给予回报。从 目前的资本主义发展态势来看，现代性无法按照目前的形势得以延续，因为资 本主义的新陈代谢只会将自身得以存在的资源耗尽。安德拉·马尔姆则认为应 当回到自然和社会二元论的理论立场，这一主张针对的是当前生态危机讨论中 一种反对自然与社会二元论的立场，应当承认自然先于我们，不依赖于我们。 ， 作者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是社会与自然的“性质二元论” 若混淆两者，会遭遇到更多的环境问题。在一场环境灾难中只有区分不同的要 素，才能有效地分析灾难形成的原因和过程。艾鲁瓦·劳朗则探讨了环境不平 等问题，认为当环境危机成为一种集体性甚至全球性问题时，社会不平等问题 便被提了出来。因而，必须思考如下问题：谁应当为什么而负责，以及对谁而 言有什么结果？在环境危机面前，人们所承担的责任和脆弱的程度并不平等， 事实上，人类所面临是“社会—环境危机” 。拉兹米克·科绍扬探讨了资本主 义社会对自然灾难的“金融化” ，认为统治阶级在面对环境危机时，并非只是 被动的，而是设计了一系列金融产品（如碳排放市场、生物多样性资产银行） 以适应环境危机，只不过所提出的解决方案都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不符合 大众阶级的利益，自然的金融化最终将自然变成进行一种“积累策略”的对象。 （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 俄罗斯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集中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上。以柯尔 特加夫的《马克思历史概念的实践阐释》一文为代表，旨在重建马克思社会历 史的研究方法论，提倡唯物史观的多要素分析方法。他认为，马克思辩证地运 用多要素分析方法来解释社会现象，各种要素并没有一个领先于另一个，经济 实践仅在“最终分析”中决定整个社会历史进程；在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 经济（政治、宗教、战争、科学、伟人等）要素也可能成为主导性力量。经济 因果性通过支配结构间接运作，而不是直接影响上层建筑。因此，上层建筑是 11 “相对自治”的。马克思哲学应该被视为复杂的社会历史实践理论，在这一框 架中，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在本体论上是平等的，历史动力在不同时代以不同 力量出现。正是在上述意义上，阿尔都塞强烈反对对马克思“一元论”的解释， 奥尔曼要求回归“被遗忘的要素论” 。不过作者也指出，马克思方法论的多要 素性并不否认其基本的唯物论本质。 （三）马克思主义：学术活动与大众化 2017 年，西班牙举办了一系列暑期班，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 了探讨。其中包括： （1）西班牙马德里大学举办“资本主义经济批判”课程班， 主要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将其应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分析； （2）关 注生态问题，召开了“ ‘四海一家’时代生态社会主义的替代选择”讨论会； （3） 面向公众的“帝国主义的昨天与今天：殖民性、帝国主义性及其国际统治的新 形式”暑期班，被评为 2017 年马德里大学十佳课程； （4）举办“劳动力的不稳定、 阶级与权力：对不稳定的回答”暑期班，就西班牙工人阶级现状、劳动力市场 环境和阶级意识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除了各种暑期班之外，西班牙还举 行了大量的纪念活动。例如， “21 世纪的马克思与《资本论》 ”座谈会、 “纪念格 瓦拉逝世 50 周年”报告会，以及为了纪念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 40 周 年而举办的系列活动。 意大利学者伽罗法罗（Francesco Garofaro）为“21 世纪马克思”网站撰文， 以《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内容演变为视角，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意大 利大众化的历史与现实，以及与之相关的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 运动的盛衰史。其中，拉布里奥拉第一个对《共产党宣言》进行总结并质疑其 科学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预言特征而非时间顺序特征；拉布里 奥拉对其中实证主义倾向的批判，最后发展为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对历史变革中 主体作用的强调。赞盖里（Zangheri）将马克思视为一个预言家，并在自由主 义标准下，将其视为暴力革命和专制国家之父。不过，赞盖里赞赏《共产党宣 言》为民主和普选权进行斗争的一面；洛苏尔多（Domenico Losurdo）作序的 版本影响广泛，其序言体现了很多现实要素，在自由主义时代，洛苏尔多重新 分析了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 此外，还讨论了越南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问题。马克思主义在越南的发 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争取民族独立的阶段；二 是革新以前按苏联模式建设的传统社会主义的阶段；三是自 1986 年至今的革 12 新与融入阶段。进入 21 世纪，越南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教训的 基础上，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初步形成了本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然而，当前越南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力量较为薄弱，理论创新成果不足，社会 主义也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 四、列宁与俄罗斯问题 或许是因为 2017 年是“十月革命”100 周年的缘故，这一年，国外学者 对列宁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而且重新评价了斯大林主 义；并对苏联模式与苏联解体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同时思考了俄罗斯的一些现 实问题。 （一）列宁思想研究 法国作为左翼活动非常活跃的国家，2017 年比较关注列宁思想研究，这 主要体现在对列宁思想进行重新理解，反对斯大林对列宁思想的片面化，主张 回到列宁，并对之进行多元化阐释。例如： （1）让—努马·杜冈日和塞尔日·沃 里克回顾了列宁著作的传播历程，指出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简化导致了人们对 列宁的误解，因而，20 世纪 60 年代左翼团体以“回到列宁”为口号来反对苏 联体制。尽管“回到列宁”作为一种思想运动目前已经结束，但列宁思想的多 元性依然是法国思想家们的灵感来源； （2）拉尔斯·李分析了列宁的政党思想 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实践之间的关系，认为列宁在 1905 年之前对德国社会民主 党模式进行了思考，这些思考确立了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并在列宁 一生的政治实践中得以贯彻； （3）理查·穆兰试图重新理解列宁政治思想的思 想源头，强调普列汉诺夫 19 世纪 80 年代的思想对列宁有较大的影响； （4）安 托尼·奈格里则分析了在意大利工人运动中曾出现过的列宁主义的不同版本， 包括“工人主义”和“自治主义”等，认为对于列宁主义的忠诚并非一成不变 地接受列宁的思想，而是要不断更新自身以适应新的形势。 同样，俄罗斯学界也很关注列宁的政治思想。例如： （1）梅茹耶夫分析了 列宁是如何将马克思理论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首先，列宁通过马克思的 辩证法确立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其次，在“阶级”与“政党”的结合中， 列宁把政党放在第一位，而党的任务是向工人群众“灌输革命意识”；最后，在 十月革命中，列宁宣布布尔什维克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革命性“突破”的工 13 具。 （2）舒宾则主要反对将列宁的政治实践与民主化进程对立起来的立场，认 为苏联模式的成功得益于布尔什维克形成的最广泛联合与民间自治组织的发展。 1917 年底苏维埃建设对于积极分子而言意味着广泛民主，但与通常被称为“民 主化”的议会制、总统制不同，苏联体系在 1917 年后期并非精英主义，而是重 视来自社会底层干部的意见。 （二）斯大林主义评判 随着全球化蔓延与俄罗斯环境的恶化，关于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历史和社 会生活中作用问题的讨论再次展开。在这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 （1）一 些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试图在国家生活中阐明斯大林的积极作用，甚至试图 尽可能地恢复对其个人崇拜； （2）另一些人则继续揭露斯大林政策的罪恶、暴 虐和非人道； （3）还有一些人试图证明这种政策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非人道主 义特征以及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直接联系是合理的。在上述背景下， 《抉 择》杂志刊载了 С. Н. 马列耶夫的《对斯大林主义的自由和民主的批评》一文， 目的是澄清这一政治现象的社会性质，以及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主 张，在拒绝斯大林的同时，也要拒绝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在方法论上拒 绝客观的阶级分析方法、无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从抽象的善的原则角度 对历史展开道德批判，并赋予历史以主观主义的道德说教。如果不与自由主义 划清界限，那么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方向上就无法进一步发展，就不可能巩固 民主力量。 （三）苏联模式与苏联解体的批判性反思 俄罗斯学者对苏联模式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分析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 民主建构及其内在矛盾。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舒宾的研究，他一方面将 十月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归结为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广泛联盟以及基层民主；另 一方面又指出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展开及其所遭遇到的内外困境，苏联不 得不开启另外一条自上而下的道路。这样，顶层与底部、国家调控与直接管 理、民主与监管之间的矛盾便凸显了出来。在舒宾看来，为了避免新的社会主 义体系陷入不可逆转的官僚化进程中，应该形成国家机构的经济权力与其他经 济行为体，行政权力与工业民主机构、生产者、消费者和居民利益，工作群众 的利益与创造性少数群体以及地域和民族之间的平衡。然而，在苏联社会主义 实践中却使上述平衡关系日趋断裂、瓦解并走向对立。当然不能忽视，开启于 十月革命的苏联文明仍然具有生命力，它的核心仍然是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 14 舍甫琴科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了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原因，认为正是戈 尔巴乔夫将苏联共产党逐渐转变为社会民主党，改革以来所释放的多元化意识 形态在各个阶层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动荡和混乱。就改革第一阶段而言，马 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仍然是学术意义上的争论，但很快上述争论就成 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立场冲突。例如，在纪念十月革 命 70 周年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表面上仍然以传统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然而 他将改革等同于社会的革命性变革，这就意味着某些社会力量将通过改革重新 获得和攫取这个国家的政权，最终导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使国家陷 入了混乱。 （四）关于俄罗斯问题 关于俄罗斯目前的情形，斯巴列夫主要探讨了俄罗斯现代政治经济结构 中工人阶级的分化、劳动阶级的团结危机及其根源等问题。他指出，目前西方 和俄罗斯的情况是，工人阶级分裂并失去主体性，工会数量减少，罢工不活 跃。这一切都意味着工人运动被边缘化，工人阶级成为次要的社会力量，其历 史使命问题已经不再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实际上，俄罗斯工会活动更多考虑的 是官僚精英的利益，而非普通工人的利益。这样，就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劳动 要素在再分配中处于劣势；劳动生产领域的紧张局势加剧；劳动群体收入整体 水平下降。总的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阶级斗争形式仍将十分薄弱。 五、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7 年，国外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了进一步研究和发展，尤其是 关于卢卡奇研究、柯尔施和葛兰西研究，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最新 发展。 （一）卢卡奇研究 近两年来， “卢卡奇档案馆事件”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起因是 2016 年 3 月，布达佩斯市议会决定移除卢卡奇雕像，同时匈牙利政府声称将关闭 卢卡奇档案馆。这一决定很快激起了各方面的反对，学者们纷纷指出卢卡奇 档案馆的重要性，并将关闭档案馆的行为指责为对历史和学术自由的不尊重。 此外，多个国际性网站（如 New Politics，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Transform Europe 等）发起签名活动，号召学者们抵抗这一决定。虽然在各方努力下档 15 案馆的关闭曾得以延缓，但最终还是在 2018 年 3 月被正式关闭。这个事件最 终如何发展，对卢卡奇的研究有何影响还有待观察。不过，到目前为止，档案 馆事件并没有影响到欧美学界对卢卡奇的研究热情，主要表现在： （1）卢卡奇 著作一经翻译，便有相关研究跟进； （2）在卢卡奇研究者中，马克思主义者并 不占主导，多数学者出于学术兴趣和理论需要转向卢卡奇研究，而且都能进行 客观的阐述和解读； （3）学科分布较广，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文 学、美学乃至电影艺术领域的学者都纷纷将卢卡奇的理论与自己的学科相结 合，极大拓展了卢卡奇思想的外延。 近年来，国外关于卢卡奇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文本发掘研究 例如， （1） 《为〈历史与阶级意识〉辩护：尾巴主义与辩证法》是卢卡奇 1925—1926 年旅居苏联期间写成的手稿，在苏联共产党中央档案馆被发现， “尾巴主义”一词最先由列宁 1994 年译成德文、匈牙利文，2000 年译成英文。 提出。当时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共产党不应当领导革命，而应该让经济要素 自身充当革命的主角。列宁将这种观点斥责为“尾巴主义” ，坚持党对革命应 起主要领导作用。卢卡奇的《尾巴主义》一书从自然、人类意识、逻辑、概念 思维等出发，涉及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辩证法等基本问题的看法，基本立场 是捍卫《历史与阶级意识》 ，批判孟什维克主义者和尾巴主义者，拥护列宁“党 应该起主要领导作用” 的观点。国外学者对该书普遍持批评态度，认为它是 “彻 底的列宁主义” ，甚至认为该书是卢卡奇一生中的“污点” 。不过，抛开政治色 彩来看，其中的一些理论还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2）卢卡奇曾经写过大量关于 电影的文字。其中的很多重要论文，在《论卢卡奇的电影理论——基于对卢卡 奇 1913—1971 年相关作品的研究》一书中得以呈现出来。此外，书中还提到 了许多与学界以往的认识不同的新观点。例如，卢卡奇的文学理论一向拒斥自 （3）卢卡奇部分著 然主义，但在电影理论方面，卢卡奇却提倡某种自然主义。 作修订后再版，这对推进卢卡奇研究有所助益。 2. 卢卡奇思想渊源研究 卢卡奇的思想渊源也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主题，除了康德、黑格尔、马 克思（这方面研究成果较多）之外，卢卡奇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其他思想家影 响。例如， （1）卢卡奇与 M. 韦伯。M. 韦伯的“合理化”概念对卢卡奇的物 化概念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约翰·P. 麦考密克在《超越 M. 韦伯的现代性范 16 畴——卢卡奇与早期 C. 施米特论合理化》一文中，分析了 M. 韦伯对卢卡奇 和 C. 施米特的影响，认为合理化仅仅为二人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他们对这 一理论以及现代性本身都持反对态度，因此他们分别支持了两种强烈拥护政治 意志的神话：苏联共产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 （2）卢卡奇与胡塞尔。卢卡奇曾 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强调胡塞尔的方法论对自己的影响，并且在 美学著作中大量引用胡塞尔的思想。加拿大学者理查德·韦斯特曼（Richard Westerman）认为，卢卡奇在论述阶级意识、物化、主客体统一等问题时，明 显受到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他没有用“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将意识解释为 一个主体的知识结构，而是用“现象学的思维方式”将意识解释为一个拥有自 身范畴的、独特的本体论领域，这个领域不能被还原为任何一种比它自身更为 基础的东西。 （3）卢卡奇与克尔凯郭尔。虽然卢卡奇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归罪 于非理性主义，但他本人也无形中受非理性主义影响，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克尔 凯郭尔。在《克尔凯郭尔的间接政治学》中，巴塞洛缪·瑞恩（Bartholomew Ryan）主要关注克尔凯郭尔对卢卡奇的文学、审美理论以及主体性理论的影 响，认为他们两人都主张，主体与物自体的分离产生的痛苦反过来促使主体对 这一问题的根源形成意识，最终主体通过与绝对物自体建立关系来重建自我， 并由此获得自由。 3. 物化问题研究新进展 “物化”是卢卡奇思想中最核心的概念，历来最受研究者关注。例如，一 些学者认为物化概念有助于理解当代艺术和文学著作在政治和现实主义方面的 转向；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则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作为理解当前独特的社会 病理学的一种方式；物化概念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中的发展尤为引人关注。中 央编译局出版的《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一辑（卢卡奇专辑） 》 （2012）介绍了 这一概况： （1）阿多尔诺对物化概念的批判。 “主体主义”和“同一性”是阿 多尔诺激烈批判的对象，在他看来，卢卡奇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 物化）恰恰在这两个方面都是成问题的。 （2）哈贝马斯对物化概念的借用。哈 贝马斯试图重建社会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并且有意将物化概念重新理论化、 系统化。在《交往行为理论》中，物化表现在“系统”对“交往行为”的阻碍 上。对此的克服，一方面要在交往中“质疑其物化作用” ，另一方面要处理物 化作用及其在社会中的根源。 （3）霍耐特对物化的解读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有 学者认为物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经济分析术语，但是承认理论甚少涉及经济 17 分析，当霍耐特用承认理论重构物化时，就剥夺了物化在经济层面的优先性， 物化概念的“物质中介”被抛弃，就不能充分地批判资本主义。 “总体性” 、 “主体性”问题研究 4. “总体性” 、 “无产阶级主体性”等是卢卡奇思想的核心概念，学者们主 要将其和当前的资本主义批判相联系。值得一提的是，尼尔·奥代德（Nir Oded）考察了利奥塔、阿尔都塞、德勒兹等人对卢卡奇总体性思想的批判， 认为这些批判构成了总体性进程中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奥代德提出了一种 “内在总体性”概念，认为历史发展恰恰无意间印证了革命主体产生所需的总 体性进程。也有学者对“总体性”持批评态度，认为现代性与总体性密不可分， 现代性的问题其实也是总体性的问题，借由总体性批判现代性注定是绝望的。 另一些学者则强调意识形态批判和主体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杰克森还指出，当 前的激进主义哲学家（如奈格里、巴迪欧、诺齐克等人）关于寻求某种革命形 式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尝试，也和卢卡奇的主体性有着种种联系，卢卡奇所建立 的理论框架对于克服当前时代主体性的破碎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5. 文学与美学研究 卢卡奇的文艺理论是国外学界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小说理论》 的讨论上，主要关注点有： （1）关于文本中提出的“小说是上帝所抛弃的世界 的史诗”这一命题，认为其建立了小说与虚无主义的内在联系； （2）讨论了卢 卡奇与一些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论关系； （3）讨论了卢卡奇对 20 世纪小说的态度，一方面认为其低估了这些小说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尝试重 新阐释卢卡奇的小说理论以适用于现代小说； （4）结合具体问题，如目前的商 业杂志、艺术心理教育等来讨论卢卡奇的美学思想在其中的作用。 6. 政治、民主以及激进革命问题 对卢卡奇思想中政治、民主以及革命问题的关注大多仍以《历史与阶级 意识》为蓝本，涉及物化、总体性、主体性等概念。例如： （1）有学者试图将 卢卡奇与后现代激进革命思想（如朱迪斯·巴特勒）联系起来，指出卢卡奇将 客观性与改变社会结构的能力相联系，这种观点对后现代关于“反抗”权力的 讨论产生了影响； （2）发掘卢卡奇思想中可能包含的民主要素，这类研究尚处 于起步阶段，体现为这几种解读：试图通过探讨卢卡奇的辩证法来考察卢卡奇 民主理论的背景，以《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为依据来解读卢卡奇的民 主和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卢卡奇提出的“阶级意识”概念与作为暴政、专制工 18 具的“虚假意识”相对立，能够产生出某种民主的要素。 另外，在匈牙利以及其他中东欧国家，对卢卡奇的研究也有一些新进展， 其中， 《东欧思想研究》 杂志，成为卢卡奇研究的一大阵地； 《卢卡奇的理性主义》 一书，对卢卡奇的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研究。 （二）柯尔施与葛兰西研究 一提到柯尔施，我们通常会想到卢卡奇、葛兰西，甚或布洛赫，他们一 并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于卢卡奇、葛兰西，国内外学界都有不少研 究，但关于柯尔施的研究，却是比较荒芜的，甚至连他的著作的整理出版也陷 入停滞。柯尔施只是作为一个符号偶尔被忆起，他的思想则几乎完全被遗忘 了。学界对柯尔施的零星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柯尔施思想发展 历程、主要著作、主要理论观点的梳理，以及柯尔施思想的国际接受史研究； （2）将柯尔施“独特”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与经典、正统马克思主义进行比 较研究； （3）关注柯尔施“革命的历史主义” 、 “历史辩证法”或“历史主义” 以及激进政治思想。 葛兰西思想曾经为意大利工人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与行动指南，并对世 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延续至今，仍然帮助着我们理解当 代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问题。2017 年，正值葛兰西逝世 80 周年，各地纷纷举 行了纪念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葛兰西研究院”与“国际葛兰西协会意 大利分会”组织的多场葛兰西思想研讨会。另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葛兰西 文献资料在线数据库、网站的相继建立并投入使用，为葛兰西思想的国际传播 与交流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渠道，其中，较为著名的是葛兰西文献电子数据库。 而国外学者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则丰富多彩，内容涵盖哲学、政治学、文学、 社会学、语言学等领域。在哲学方面，主要关注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思想、意识 形态理论；在政治学方面，主要关注葛兰西的国家理论、霸权思想、工人阶级 政党建设，以及政治民主理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学者们对“霸权” （egemonia/Hegemony）这一核心 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和反思： （1）从不同视角诠释“霸权”概念。例如，黑泽 惟昭从教育角度定义“霸权” ，认为对于葛兰西来说， “霸权”就是必要的教育 关系。多奈德·伍·库尔兹（Donaid V. Kurtzd）倡导从人类学视角对这一概念 进行再审视。拉克劳和墨菲则将“霸权”理解为意识形态话语，以此促进他们 的激进民主构想。另外，一些艺术作品也使用了“霸权”概念。 （2）区分“霸权” 19 的不同类型。例如，W.L. 亚当森（Walter L. Adamson）将“霸权”分为两种类 型：一种涉及“霸权”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另一种涉及一个历史发展阶段， “霸 权”是最高阶段，代表着由知识和道德构成的意识和政治统一体。费米埃将则 将“霸权”分为三类：作为整体的“霸权” 、衰微的“霸权”和最小的“霸权” 。 （3） 指出“霸权”概念在界定与使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佩里·安德森指出，葛兰 西在使用霸权概念时是不一致的，有时用其表示赞同而不是强制，有时似乎又 指的是两者的综合。 （4）重新审视霸权概念所带有的文化特征。 另外，在全球化背景下，学者们还从现实问题出发考察葛兰西思想的当 代关联，分析葛兰西思想对当代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例如，从霸权的视角， 对葛兰西的思想进行拆解；沿着政治、文化和社会理论的思想脉络，寻求葛兰 西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轨迹；以“葛兰西已死”为名，研究新社会运动中的无政 府主义思潮等，力求从中找寻解决现实问题的灵感方案。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发展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沿袭跨学科的批判和反思传统，从不同角度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极右翼势力抬头的背景下，他们积极介入社会现实，参与社 会运动，他们的研究成果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启示。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将“经济民主”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把权力从富有的股东转向普通公 民和工人，并通过社会科学研究说明公众与最富有的少数人相比，其行为更加 符合伦理意识，并且更加具有环保意识。 （2）关注阶级、性别问题。通过研究 家庭农场的混合本质深化对家庭的阶级分析路径，说明女性无薪家务劳动的程 度和意义以及家庭关系的本质。 （3）关注阿尔都塞对教育问题的讨论，指出在 阿尔都塞的探讨中，都涉及“质询”问题。阿尔都塞的研讨班实践产生了《阅 读〈资本论〉 》 ，制度性的国家机构质询个体，工会提供了一种反质询，而研 讨班则是一种无质询形式，它必须被理解成阿尔都塞后期作品的教育无意识。 （4）讨论马克思理论是否适用于金融化时代。有的学者认为，当代“投机”资 本主义表明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积累形态的深层断裂，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批判 已经不再适用了。针对此观点，另有学者则认为尽管金融化的外表改变了，但 社会统治的本质特征仍然在金融化资本主义生产积累过程中展现出来。这样， 阶级、剥削、价值形式等马克思理论范畴在金融化时代仍然有效。 （5）对列宁 主义和“毛主义”的研究。当代不断增长的危机和斗争，使学者们格外关注列 宁主义的方法论、革命策略、组织问题。另外，毛派的调查实践也获得颇多关 20 注，这些关注被包含在更广阔的历史和注释事业中。 （6） 从文化层面进行研究。 有的学者讨论电影与观众的新型关系问题；有的学者则关注“二战”后俄罗斯 北部的建筑保护运动，这些保护主义者怀着浪漫的国家主义观念，把俄罗斯北 部的地方建筑当作一种审美系统。虽然这些保护主义者广泛采用了苏联马克思 主义建筑师的概念，但僵化了早期苏联建筑理论的社会变革计划。还有学者则 提出一种“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观念，用以反思和批判 20 世纪 50—80 年 代的现实社会主义。 六、资本主义批判与社会主义构想 （一）资本主义批判与后殖民主义批判 在资本主义批判方面，德国学界 2017 年有许多著作出版。这有几种类型： （1）揭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殖民主义策略，主要揭露美国和北约干预、破 坏世界和平的一系列举措，将北约采取的军事活动与新自由主义背后的经济动 机相联系，指出新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特征之间的紧密联系。 （2）从 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进行观察，解读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征以及影响。例如，乌 尔里奇·布兰德和马库斯·威森提出以“帝国主义生活方式”命名当下西方资 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生活方式，并指出这种生活方式建立在不平等、权力、统治 和暴力的基础之上，它会给人和自然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3）借助资本主义的 发展反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托马斯·迈彻尔在《一体化马克 思主义：辩证法研究》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辩证法，所谓“一体化马 克思主义”并非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而是对辩证法的强调，这是马 克思主义至今仍然具潜力的原因。作者以辩证法为线索，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基础、关键概念进行了说明，目的是阐明马克思主义不是在当今相互竞争的理 论之一，而是经过论证的、连贯的概念知识形式，它致力于从整体视角认识 世界，最终目标是改变世界，建立一个摆脱了愤怒、憎恶、饥饿和暴力的共 同体。 在法国，学者们关注后殖民主义批判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主要观 点有： （1）认为马克思主义需要自我批判和多元化，只有这样才能为后殖民主 义批判提供更为合法的起点。 （2）将马克思主义的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和弗洛伊 德主义的殖民状况分析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心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殖民主义 21 批判。 （3）探讨资本主义积累的后殖民主义体制及其形式，以及这种体制作为 “消极革命”的力量对国家产生影响的方式。 （二）后期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危机与替代性选择 布兹加林认为，虽然俄国革命终结了俄罗斯绝对君主制统治，但却没有 为自由与民主构建稳固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反而使问题不断恶化。因此，有必 要再次提出自由、民主、革命问题，从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转变为现实的人民 民主。为此，布兹加林强调： （1）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不应该遗忘市场和资本构 成了自由和民主的基础。普通公民实现其政治权利的主要限制在于社会经济不 平等，隐藏在形式民主背后的是资本霸权。 （2）到后期资本主义阶段，情况发 生了变化，市场全面扩张到社会政治参与过程、教育、科学和文化、个人生活 及其空闲时间，现代垄断资本试图将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转变为价值自我增值过 程。 （3）资本主义之社会民主改革的问题在于：一是并没有触动所有制关系和 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本质；二是这些改革并非资本主义的高尚意图，而是劳动 人民艰苦斗争的结果；三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上述成果逐渐回归起点，由 于垄断资本直接的和间接的操纵性影响，主要民主机构开始商业化和退化， “民 主”不再是公民的平等权利和自由，而是一个政治市场，被生产“政治物品” 的公司操纵着。 （4）布兹加林探索了社会解放道路的具体步骤：充分肯定资产 阶级民主以及早期政治自由的成就，其保证了消极自由；资产阶级国家宪法的 固定程序保证同样重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私有财产权以及资本的经济权力 和政治权力；根据从议会制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建立政府机构，真正 将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代表纳入国家管理实际活动之中，并以真正有效的群众 组织和运动代表组建立法机构。 （三）激进民主与社会主义 激进民主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理论思潮之一，它不但在 左翼中，而且在主流学术圈中也获得了很多关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兰 克福学派第三代批判理论家、具有强烈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黛米洛维克。在《激 进民主与社会主义：一种政治形势的界限与可能性》一文中，黛米洛维克介绍 了当今西方民主被侵蚀的状况，分析了两种主要版本的激进民主理论，并勾勒 了社会主义的前景。他指出，资产阶级统治者已经无力克服当今社会面临的两 极分化问题、生态问题、移民问题。面对这种情形，哲学要反思作为现代社会 自我理解的核心的民主要素，而传统的民主模式对民主的理解非常狭隘，当代 22 激进民主理论作出了诸多修正。黛米洛维克将这些修正划分成两种激进民主的 模式，一种以哈贝马斯为代表（激进民主Ⅰ） ，另一种以拉克劳、墨菲、朗西 埃等人为代表（激进民主Ⅱ） 。 首先，激进民主Ⅰ与Ⅱ表面上似乎是对立的。激进民主Ⅰ强调对民主的 民主化过程，认为民主不能仅停留于一些僵硬的规则，而是要扎根于政治文化 中。激进民主Ⅰ假定民主是相互平等的人签订契约的产物，人们在平等和自由 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奋斗的目标在于：无人在其权利中遭受共同体 秩序和制度的不利对待。为了保障这一点，就不能停留于形式制度，还要扩展 公共空间。激进民主Ⅰ坚持社会的二元划分（系统与生活世界） ，反对社会主 义的整体性方案，认为当今社会功能复杂，整体性方案忽视了功能的差异。与 激进民主Ⅰ注重达成合理的共识不同，发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激进民主Ⅱ更 加强调差异和歧见，认为政治是由冲突、对立、争论、歧见构成的，它们能够 打破现存的秩序导向新的秩序。冲突或者争论的目的不是为了达成一致，而是 质疑被建构的社会，让社会中的不公正显露出来。因此，政治的未来不是消除 差异，而是建立普遍的包容性的话语。拉克劳将激进民主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 来，认为马克思的民主行动自身总是在因果关系上被还原到社会关系中，并没 有认真考虑有产者与工人之间的妥协关系。 不过，两种激进民主本质上也有很多共同之处： （1）它们都建立在语言哲 学基础之上，哈贝马斯建立了一种形式语用学，激进民主Ⅱ则援引德里达的 符号理论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他们认为民主首先内在地产生于话语逻 辑。朗西埃也强调，人是说话的动物，并通过说话通向相互理解。 （2）激进民 主Ⅱ也强调平等的规范作为民主的一般约束性标准。 （3）这两种民主理论似乎 都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激进民主Ⅰ认为社会主义管的太多，而激进民主Ⅱ认 为社会主义把民主看得太低，民主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社会主义的实现并 非意味着政治的终结。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黛米洛维克强调民主是社会主义 的组成部分。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中，存在一个统一的民众意志， 它由工人阶级代表。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反对是民主的真正实现过程。二是反 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并非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还包括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对 雇佣劳动的剥削、对自然的剥削等。三是激进民主理论认为政治先于社会，而 马克思认为人首先是具体地活在社会中的，并在劳动中相互合作。真正的共同 体是相互依赖的联合体，这里起作用的是协作，而非臆想的冲突和歧见。 23 七、民族问题、难民问题、左翼政党 （一）西班牙民族问题 2017 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围绕经典理论与时代热点，出版了一 系列重要著作，其关注的焦点是“西班牙民族问题” 。 《马克思主义与西班牙民 族问题》一书，分析了阻碍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要历史原因，从马克思 主义角度阐发了西班牙民族问题的解决之道，结合马克思恩格斯论西班牙问题 的相关文献，论述了西班牙思想传统与佛朗哥主义之间的历史关联，旨在提供 面向未来的、可行的政治实践方案。 《西班牙：一项解放计划》一书认为，当 前欧洲进程面临着严重危机，西班牙也深陷难以预见的分离主义考验。西班 牙应在民主的基础上恢复主权、重建国家。 《改革还是断裂？对西班牙共产党 1973 至 1977 年政策的审思》一书则回顾了西班牙共产党的主张和实践，对西 班牙共产党发生历史裂变与分合的原因、经过及影响进行了深入剖析，该书指 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班牙共产党在结束佛朗哥独裁、推进向民主过 渡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西班牙共产党的政策充分体现了“底 层压力对民主制度重建的意义” ，为了准确阐释这一现象，作者结合相关经济、 社会及政治事件，从批判视角审视了民主过渡时期西班牙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及 实践，从而揭示了西班牙共产党的历史影响及发展方向。 除了以上著作以外，2017 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历史分部主办的 电子杂志《我们的历史》共出版了两期，其中一期专门探讨“西班牙自由之战 和民主复兴”话题。特辑围绕着佛朗哥运动、西班牙共产党活动、妇女运动、 工会运动等展开了讨论。 （二）中东欧难民 / 移民问题 波兰学者加文·雷（Gavin Rae）分析了公开地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斯 洛伐克左翼议员陆博什·布拉哈（L’ uboš Blaha）关于移民的观点，表示赞同 布拉哈争取工人权利的立场，但却批判他对待移民问题持保守主义态度，批评 “新左翼”接受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核心，允许国际资本剥削劳动的做法， 并指出中东欧左翼要想重建自身，那就必须将自己和工人阶级社区联结起来， 为他们的物质需求提供解决办法。但加文·雷也指出，布拉哈在移民问题上的 观点却建立在非常理想主义的假设之上。加文·雷强调欧洲左翼应该敦促政府 24 为难民提供尽可能的帮助，促使欧盟作出人道主义的回应；反对以保护文化和 价值观为借口来对难民持保守主义态度。他认为，中东欧国家应该成为反对右 翼民族主义转向的第一线，并且应该认识到他们也对难民危机负有责任；新左 翼应该与难民团结。不过，加文·雷也承认，当中东欧人在西欧国家日益成为 民族偏见的受害者时，他们也从欧盟内敞开的国界中获益。 （三）美国左翼论坛 近年来，一股强有力的抵抗力量在美国崛起，街道上充满了自发抗议的 人们，抗议者的直接目标是新总统和他所领导的反动政权。这些抗议既带来了 冲击，同时也为推动根本性变革带来了机遇。这些抵抗促使左翼学者再次思考 权力、战略和战术等问题。 2017 年，一年一度的左翼论坛在纽约城市大学的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 院召开，此次论坛围绕“抵抗”主题，安排了 400 余场专题讨论、工作坊、艺 术活动。这次论坛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它有数千人之众，并形成了广泛的 左翼联合阵线。参会人员涵盖各行各业：学者、艺术家、战地记者、政治活动 家、民权活动者、各种平权活动家等。他们意识到，必须将仅具有象征意义的 抗议活动，转变为切实有效的抵抗。 左翼论坛围绕着如何组织抵抗这个问题展开，包括以下主要议题： （1）女 性主义：是否存在一种新的女性主义，它既可以联结所有受压迫的少数派，又 把阶级政治的物质观念作为其基础； （2） “避难城市”：在特朗普竞选期间，北 美流行起了“避难城市” ，但是这种城市到底是什么还很模糊，避难城市运动 到底导致空洞的世界主义，还是引向更激进的正义？（3）超越资本主义：当 今经济体系面临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资本主义的受害者、批评家和社 会运动走向联合，并发展成一支改变现状的主要政治力量； （4）深海私有化和 地方抵抗：讨论工人 / 业主合作社的价值，以及广泛建立这种合作社的左翼计 划；非暴力抵抗—圣地赢得和平；气候变化的革命计划和运动；群众运动和革 命的战略问题； （5）左翼计划：讨论左翼扮演的角色、信念、合作方式等问题； （6）选举人团：探究选举人团的起源，它是如何运作的，以及美国人为什么继 续用它来选举总统； （7）与叙利亚和伊朗的进步人士团结起来：讨论美国左翼 如何支援叙利亚和伊朗的进步人士及其斗争； （8）由抵抗到竞选：进步人士如 何建立进步同盟来赢得胜利； （9）废除金钱保释； （10）大规模监禁的真正代价； （11）校园反法西斯网络； （12）特朗普时代“为正义而战的家庭联盟”运动； （13） 25 直接面对有色人群的攻击； （14）黑人斗争—阶级斗争：讨论社会主义理论和斗 争如何成为黑人解放运动的一部分； （15）全面抵抗：社会正义运动的跨国团结； （16）关于公共教育的批判性对话； （17）在大学里设立反叛者活动奖金； （18）能源、 资本和环境危机中的三个被忽视的关键问题； （19） “她即人民” ，讨论有色人种 女性与民主政治； （20）艺术与帝国主义：讨论了当代艺术与资本主义暴力之间 的深层共通之处； （21）技术与革命的融合； （22）克服对异议的强烈压制； （23）美国对以色列的制裁。 （四）德国“左翼党”十周年 2017 年 6 月 16 日，德国左翼党（DIE LINKE）在柏林人民剧院举行了建 党十周年庆祝活动。德国左翼党是由原民主德国的左翼民社党（Linkspartei. 、劳动与社会正义选举联盟（WASG）于 2007 年 6 月 16 日合并而成。 PDS） 通过不断地融合与努力，新的左翼党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成为德国联邦议会中 唯一的左翼反对党。纪念活动总结了过去十年的成就，主要体现在： （1）党内 活动方面——通过了一份共同的行动纲领，明确提出继续左翼民主立场和传 统，此外，还举办了一系列重要的讨论会，就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进行了讨 论； （2）社会参与方面——设立了“蔡特金—女性奖” ，鼓励女性参与社会各 项事业，并参与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和游行； （3）政府参与方面——左翼党进入 各州议会后，一些措施（如反对高贫困率，反对社会福利的不平等，为社区、 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投入大量资金等）被提上议程。不过，也有学者指出，左 翼党的活动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例如，党员人数有减无增，并有老年化趋 势；在反对极右势力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弱。左翼党内部也存在一些重大 分歧：社会的改善是通过议会还是社会运动和抗议来实现？左翼党是推翻资本 主义还是仅仅对现存制度作小修小补？谁在党内首先作出决策？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巴尔干左翼联盟（the League of the Balkan Left）是巴尔 干地区进步左翼力量的一个组织平台，其历史还非常短暂，该理念于 2015 年 在卢森堡基金会暑期班中被首次提出来，并获得广泛支持；2016 年召开了小规 模的代表会议。目前，大约有 16 个不同的组织参与到建立巴尔干网络的活动 中。下一步的目标是开展共同的项目，进行合作与区域活动，例如，反私有化 的斗争、田野工作经验交流、运动协调等。不过，在关于组建政党参与议会选 举这个问题上，左翼内部也有着不同的观点。 综上所述，2017 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依然非常活跃——学术活动接二 26 连三，学术著述层出不穷，学术热点不断涌现，学术成果成绩斐然，学术观 点新颖迭出。概言之，2017 年，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国外马克思学家、国外左翼学者立足于马克思的文本，回忆着不同的历史，结 合着各国的社会现实，从不同维度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例如，从文本学、 经济学、政治学、生态学、女性主义等视角阐发《资本论》；分析“十月革命” 的历史成因、经验教训、性质特征、价值意义、存在问题；从劳动与生态学、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等视角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讨论马克思主义与各个国家 实际结合过程中的具体化、大众化；列宁政治思想研究、斯大林主义评判、苏 联模式与苏联解体批判性反思；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新发展； 资本主义批判、后殖民主义批判、后期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危机、激进民主缺 陷、社会主义民主构想；民族问题、难民问题、左翼政治等问题。 当然，同往年一样，2017 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 思考的问题。例如，学术性需要进一步提升，思想性需要进一步深化，现实性 需要进一步加强，尤其重要的是如何将学术性、思想性、现实性统一起来，如 何处理好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研究都要处 理好以下十个问题： （1）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2）马克思主义之 科学性与批判性的关系； （3）马克思主义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4）马克思主 义科学与共产主义信仰的关系； （5）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与作为学术的关 系； （6）马克思主义之学术性、思想性、现实性的关系； （7）马克思主义之学 术话语、体制话语、大众话语的关系； （8）马克思主义之世界性与民族性、普 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9）马克思主义之单数性与复数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 关系； （10）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要确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即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继承坚持与发 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反对三种错误倾向，即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化、马克思 主义的虚无主义化、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化。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 27 28 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研究报告 （2018） 29 德 国 周爱民 2017 年是个特殊的年份。立足当下，放眼世界，资本主义各国仍然没有 走出 2008 年金融危机的阴霾，仍处于十字路口。各国陷入了要么继续坚持新 自由主义，要么返回民族主义的纷争中。是更好地全球化，还是反全球化？不 但资本主义的主流理论家，而且其批判者们，也摇摆不定。大体上看，德国马 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塑造一种更好的全球化版本。为此，近年来，一种反新自由 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概念被重新挖掘出来，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以为更 好的全球化版本打下理论基础。但是，落实到应付当今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方 面，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与选择似乎又显得模棱两可。如果立足当下，放 眼过去， 2017 年则是《资本论》第 1 卷出版 150 周年，俄国十月革命 100 周年， 德国左翼党成立 10 周年。德国未遗忘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各种纪念活动如 火如荼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幽灵仍然在德国，在欧洲游荡。本年度报告将依 次介绍德国的诸多纪念活动，这些活动虽是出于缅怀纪念，却都不约而同地指 向对当代的批判与反思，本报告也将简要介绍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当代资本 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未来的一些反思。 30 一、纪念《资本论》出版 150 周年 回顾为庆祝《资本论》第 1 卷出版而举办的重大纪念活动时，前两个 50 周年（50 周年、100 周年）的时代背景引人注目，它们都发生在资本主义历 史的断裂时期。第一个五十周年处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引发的革命浪潮中， 第二个五十年则是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与国家社会主义大力发展一片欣欣向 荣时期，第三世界纷纷掀起了反殖民主义的浪潮，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 与学生也纷纷开始组织罢工罢课的斗争。 《资本论》出版 150 周年又恰逢新自 由主义经济遭遇挫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极右势力愈演愈烈，美国极力奉 行单边主义等等。总之，在此世纪交替的十字路口，马克思主义左翼面临的 挑战是：要掌握适当的概念、丰富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用以把握资本的当今 形态。 正是在此大背景下， 《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组稿 20 多篇，分列四个栏 目以纪念《资本论》出版 150 周年。这四个栏目分别是： “阅读推荐” 、 “进行 、 “解释与阅读方式” 。A 中的工作” 、 “全球性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多样性” 第一个栏目“阅读推荐”的 8 篇文章分别从经济、政治、主体的发展和 社会理论各个方面，阐述了《资本论》中的哪些方面在当今仍然特别重要，以 及为什么当今仍然要研读《资本论》 。在《与资本论相伴的革命》一文中，菲 利普·贝彻以葛兰西的《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为引，指出《资本论》并非 反对革命而是为革命者提供指导，帮助他们把握现实，改变现实的书，它涉及 的是让改造社会的潜在建筑师意识到他们的可能性。在《当今阅读〈资本论〉 为什么很重要》一文中，萨拉·瓦根克内希特形象地把《资本论》比作电影 《黑客帝国》中的“红药丸” ，它对于“那些想更准确知道我们社会如何建立的、 如何发挥作用和我们又如何能从中解放出来的人，是必不可少的”B 。她进一步 指出，就如《黑客帝国》中的“矩阵”一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就在于， 它看起来与它实际所是的并不一样。 《资本论》揭示了这种不一致，揭露了资 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动力，并正确地预言了不断增加的资本集中、市场垄断的形 A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11, 2017. B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11, S. 28. 31 成和价值创造的全球化。在《事物背后的矩阵》一文中，雅克布·米根达探究 的是，工会在拯救和扩大民主中所起的作用。从阿本德罗特的观点出发，作 者认为，工会必须而且也能够保护民主，那么是谁或者什么威胁到了民主？ 阿本德罗特与克劳奇在其激进民主构想中都认为，民主被巨大的社会不平等 所威胁。资本家有更多的机会影响政治，使其特殊利益能够得到实现，因而 资本主义民主仅空有其壳。如果人们认为通过更高的财产税，并且政治最终 是听取小人物而非说客的意见，问题就会解决，那么人们便停留在了表面现 象中。 《资本论》在此方面的重要性是：问题出在雇佣的工人只能出卖他们的 劳动力，他们被迫为资本家工作，在工厂中让渡他们的权力。因此，真正的 解放方案在于打破这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追求经济的激进民主和劳动者利 益。换言之，要针对资本主义的心脏，它建立在阶级分裂和阶级权力不平等的 基础上。作者强调，如果没有《资本论》中的分析，这种策略性的考虑根本是 不可能的。 在政治方面， 《资本论、工人运动和政党》的作者詹尼斯·艾琳认为， 《资 本论》诚然在现实的劳工运动方面贡献甚少，没有提供具体的指导方法，但是 在组织的形式和劳工运动进程方面的讨论能够有所贡献。作者强调，马克思主 义政党研究必须从马克思开始并且要考虑到《资本论》中的认识。在马克思撰 写《资本论》之前，例如在《共产党宣言》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 著作中，就已在理论上先行阐述过在基于现实运动基础上事后反思阶级斗争的 趋势，以及现实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育。写作《资本论》期间，经济问题虽然是 中心，但书中也仔细描述了大量工人阶级的生活现实，而且比《共产党宣言》 更为准确，他在此阐述了阶级和阶级形成的经济理论，阐述了资本与劳动的矛 盾。从这个意义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研究经济的运动规律，而且 也研究了核心的政治运动规律。发现阶级运动作为政党成立的推动力量，马克 思已走在了当今资产阶级政党研究的前面。 在经济方面，托马斯·撒布罗夫斯基在《马克思资本论的现实性》一文 中从现实资本与虚拟资本的区分入手分析了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现实性。他解释 了这一区分为何在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必然被忽略，并通过揭示虚拟资本利滚 利的增值方式，阐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所具有的潜在的当代意义。克里 斯蒂安·施塔赫则从社会性的自然关系入手，探索了《资本论》中对自然剥削 的批判。例如，根据马克思以资本主义农业为典范而展开的对社会自然关系的 32 分析， “历史的道德是资本主义系统与合理的农业相违背，或者合理的农业与 资本主义系统不相容。 ”A 马克思的主张是“联合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它与 自然的物质代谢” “ ，把这种代谢置于共同的掌控下”B 。因此，人们可以推论出， “对土地和通过劳动本身生产出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C 和对社会劳动进行社 会化的和民主化的组织，将是必然的前提条件。 在第二栏目“进行中的工作”中，几位作者主要探讨了《资本论》的形 成史。福尔格拉夫指出，在通向《资本论》成稿之路（约 1844 至 1863 年）中， 横搁着许多相互交织的岔路和羊肠小道，马克思在途中时时批判性地探索并 且不断鼓励他在政治方面的战友们。因此，马克思常受到怀疑的折磨，怀疑 已经达到的认识水平。福尔格拉夫指出，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马克思没 有能够遵守他的研究和出版计划。他认为，所谓的“六本书计划”与其说是 马克思所追求的项目，不如说是应付出版谈判的“游戏材料” 。马塞罗·默 《资本论》第 1 卷的直接形成历史在 1863—1867 斯托根据马克思的通信指出， 年，这段时期马克思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不仅总是不断地被政治事件和其他事 物，如协助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所干扰中断，而且还因健康和财物窘境不得 不时常无法从事写作。米夏埃尔·海因里希回顾了奠定《资本论》基础的那 些文本和前提工作的发展历史，并且指出马克思的生活和实践经验也反映在 作品中。 在第三栏目“全球性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中，阿尔特法特勾勒了《资 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并使之对当今富有启发。他认为，马 克思其实描述了一个宏大的朝向“人类世” （受资本主义社会化的人所创造的 时代）的路线。资本在人类世中所产生的毁灭力量前所未有，支配自然的理性 主义已转向了自我否定的非理性主义。他强调， “我们现在必须把社会历史当 做地球历史。在此方面具有 150 年的《资本论》不仅有帮助” ，而且“它是必 不可少的” ，因为它从根本上展示了替代性的选择，即改变社会资本形式在所 有方面的表现方式。 莱比格尔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这样的期待紧密相连，即生 产资料的高度集中必定会达到与资本主义的外壳不相容的程度，然后世界范围 A Marx Engels Werke Band 25, S.131. B Marx Engels Werke Band 25, S.828. C Marx Engels Werke Band 25, S.791. 33 统一行动的无产阶级就会发动符合他们利益的行动，此时， “剥削者被剥削了” 。 他通过数据证明，巨大增长的资本主义财富实际上只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是 同时所有权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分化，与此相似的是不同工薪阶层的利益格 局，对所有权问题的解决必须要考虑这种差异性。卡尔·海因茨·罗特指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发的“马克思体系的定理”不能够充分考虑当今全球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实了。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价值概念无法恰当地 考虑对自然的剥削（以地租的形式） 。根据全球价值创造链条，人们必须思 考“世界工人阶级”和马克思的归纳概念。哈里·哈罗特尼安正进行了这样 的反思。从该事实出发，即近代资本主义总是不同生产方式的结合，他认为 一个确定的“完成的”和“纯粹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存在” 。与卡尔·海因 茨·罗特不同，他认为该思想在马克思的作品中早已存在。康拉德·洛特也 采取了历史的立场，他讨论了时间在马克思作品中的地位。在生产商品的社 会中，时间是商品的价值规定和交换关系的基础，与此相反的是，资本主义 社会的中心是加速，即资本的循环——不再是商品——占据了中心位置，竞争 与生产力的革新成为加速的最大可能的推动力量。然而，马克思并未无条件地 批判这方面。洛特由此推论，当今反对资本主义的策略——为了减速而斗争， 可以不援引马克思。 在第四个栏目“解释与阅读方式”中，温弗里德·施瓦兹讨论了克里科 特的《同时代人马克思》 ，他认为克里科特研究马克思的新闻工作对《资本论》 的意义极具创意。约翰·弗里德里希·安德斯则批判了“新马克思文献”派， 认为他们并没有符合他们自己提出的高要求，仅局限于文本解释，没有参与讨 论资本主义的现实，因而认为他们重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努力只会徒劳 无功。佩里·洪卡宁则把马克思视为数理经济学家，指出马克思对价值与剩余 价值理论的表述和再生产的图式，在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那里也引起了强烈 的兴趣。米夏埃尔·克伦特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作品中，特别是《资本论》中 对童工的论述。他认为，马克思发展了“第一个明确的儿童权利的形成与发展 的唯物论理论” 。对罗伯托·菲内利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试图表明的 是资本是历史的真正的、非人格化的主体。迄今，在新的信息技术框架中，随 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和劳动过程的革命，资本成为自身，它使异化劳 动显得就如个体的自我规定的创造活动。 此外，还有马蒂亚斯·格雷夫拉斯主编的《资本论：21 世纪的政治经济 34 学》A 纪念论文集，该文集收录了当今诸多知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论文，影 响比较广泛。该文集收录了 11 位作者对《资本论》部分思想的阐述，其中有 著名的左翼学者艾蒂安·巴里巴尔、大卫·哈维、埃尔马·阿尔特法特、米夏 埃尔·宽特，著名的左翼政党领袖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还有近年来声名大噪 的沃尔夫冈·施特雷克等。编者马蒂亚斯·格雷夫拉斯讨论马克思如何论证剩 余价值，同时也讨论了技术的发展史、劳动条件和工人生活水平的改善。他还 讨论了这样的问题：伴随生产力爆炸式发展，劳动作为社会的必要活动已经迅 速萎缩，那么通过劳动时间来界定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理论在当今是否已经过时 了，他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剩余价值生产的边界，并建议历史化剩余价值概 念。另外，他还讨论了新社会形式导致资本主义解体的过程，并认为该过程已 经发生了，例如由各种合作部门所建立的多种多样的网络就具有颠覆资本的垄 断地位。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巴里巴尔所探讨的问题，即为什么“资本主义积累的 历史趋势”一节（其中以“剥削剥削者”构成了整个论证的结尾） ，并没有被 放在书的结尾一章，而是隐藏在最后一章之前。他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者在 《资本论》第 24 章读出来的革命的“暴力活动” ，绝不是唯一的可能解读，而 是还有一种改良了的解释支持其左右。他认为，能在《资本论》第 3 卷找到该 解释，即在马克思探寻“资本主义体制中”的形式那里，该形式发挥着“共产 主义暂时性的形态” 。巴里巴尔所引用的章节是在马克思既把“工人的合作工 厂”视为“在旧形式中对旧形式的首次突破” ，也把“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 视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B 。他据此对马克 思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马克思主张的是，只有在此条件下才可能推翻资本 主义，即金融世界与工人合作社相聚在了一起。在通过“新的平民”和由工人 组成的“股东联合”在交易所中买回资本主义的构想中，他看到了推翻资本主 义所具有的现实性。 除了严谨的学术研究著作，还有面向青少年的通俗的宣传式纪念图书的 出版，如以漫画的形式通俗易懂地讲述《资本论》内容的《彩色的资本论》C ， A Mathias Greffrath, RE: Das Kapital. Politische Ökonomie im 21. Jahrhundert , Verlag Antje Kunstmann, München, 2017. B Marx Engels Werke Band 25, S.454-457. C Jari Banas, Das Kapital “ in Farbe Ein JARI-Comic, Vsa Verlag, 2017. 35 配以插图的《资本论：不仅仅为了左翼的书中之书》A 。 为了纪念《资本论》出版 150 周年，德国还举办了数十场纪念研讨会， 大部分会议由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出资赞助。 《资 2017 年 3 月 24—25 日，奥尔登堡大学哲学系主办了题为“150 周年， 本论》——批判中的资本”的研讨会。本次研讨会邀请了德国诸多著名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家和研究者参与研讨。超过主办方预料的是，会议参与人员竟有 150 人左右之多。其中，有不少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青年学生主动前往聆听 研讨，并且从会议开始坚持到会议结束。以此会议为契机，奥尔登堡哲学系成 立了“奥尔登堡马克思研究论坛” ，试图搭建长期的交流平台，以促进对《资 本论》来龙去脉更为深入的研究。对于奥尔登堡大学来说，这次会议也是一次 具有象征性力量的盛会，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该校中一直不受重视，哲学系 中的马克思理论课程也仅仅由编外教授担任讲解。主办方希望本次会议以及论 坛的建立，能够扭转这一局面，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学院中受到公正的待遇。 本次研讨会举办的意图是，把握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 化形式的特殊性，这种把握同时并不远离政治的动机，即消灭被把握的东西。 研讨会上所有报告，最终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批判的社会理论和哲学杂志》 上 B 。安德里亚斯·阿恩特作了有争议的开场报告。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 论》第 1 卷中对黑格尔的批判其实是误解了黑格尔的逻辑学，特别是它与实在 哲学的关系。实际上，马克思对辩证法的使用方式，与黑格尔在实在哲学中讨 论它是一致的。其他的报告则与阿恩特的观点相反，他们从各个角度，根据与 黑格尔的不同，阐述了马克思理论的历史特殊性。例如，乌尔里希·拉齐格在 《论马克思的实体概念》中指出，马克思在其著作中经常不一致地使用“实体” 概念，这种不一致并不是马克思的疏忽，而是马克思对事物本身的洞见，即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矛盾性的洞见。在马克思的文本中，一种亚里士多德 的实体规定是主要的，但马克思对实体的论述也包括了批判的维度。拉齐格认 为，马克思对实体既肯定又批判的辩证处理方式，是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 必要又充满矛盾的洞见的产物。汉斯—格奥格—本西则讨论了《资本论》第 1 卷第八章，他试图把资本理解为历史的概念进而进一步发展资本概念。弗里 A Gehrcke, Wolfgang/Reymann, Christiane（Hg.）/Hollstein, Burghardt（Illustrator） : Das Kapital: Ein Buch der Bücher nicht nur für Linke ，Papyrossa, 2017. B Zeitschrift für kritische Sozialtheorie und Philosophie , Vol.4, 2017. 36 茨·费勒则试图努力准确界定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其他报告如《没有拜物教特征的货币理论》 ，集中批判了看待资本主义社 会的神秘视角，即“日本的 Uno—学派”看待货币的视角，该派认为可以在不 涉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拜物教特征的情况下，讨论马克思的价值、货币和资 本的理论。作者试图解释这种不涉及商品拜物教的货币理论本身就属于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的拜物教或神秘化的视角。最后，在题为《阶级斗争与〈资本 论〉中科学批判之间关系的问题》的报告中，来自奥斯纳布吕克大学的马蒂亚 斯·施派克尔首先指出，在当今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科学研究中， 人们往往在《资本论》中科学的核心和涉及具体政治论述（即所谓的“工人 运动马克思主义” ）的相关章节之间建立了严格的区分，这导致后者与前者分 离开来，并不受前者所谓的“真正的批判”的影响。与这种做法相反，作者在 报告中试图阐明《资本论》的政治维度，该维度虽然无法通过范畴的描述被表 述出来，但是还是影响了《资本论》的表述。作者认为，批判的革命基础的丢 失往往就无意识地体现在 20 世纪对看似“大众化”的马克思的批判中。因此， 不是简单的分离革命的政治维度，而是必须要反思对人性的可能的解放要素为 何会翻转为野蛮的工具，必须要反思马克思批判的真理的时间内核。 2017 年 5 月 6 日，萨克森州罗萨卢森堡基金会在莱比锡举办了一场纪念 《资本论》的研讨会，主要讨论《资本论》对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研究有何意义， 讨论的范围限定在了价值与剩余价值、货币、资本理论以及积累理论，有 50 人左右参与了本次研讨会。 A 萨克森州罗萨卢森堡基金会主席迪特·詹克，在 开幕词中回忆了纪念《资本论》100 周年的两场学术会议，这两场会议曾分别 在法兰克福和莱比锡举行。在法兰克福举办的纪念会，人们就马克思的思想畅 所欲言，讨论自由而热烈，有批判马克思的，也有极力为马克思辩护的，例如 当时的罗曼·罗斯多尔斯基在开场讲座中就强调， “马克思经济学说大厦最有 价值和牢固的部分是辩证的研究方法，它在 100 年后仍然具有现实性”；而莱 比锡的会议则相反，完全被程式化了，当时不再“涉及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 确，而是是否有助于或伤害党的领导……” 。 著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曼弗雷德·诺伊豪斯幽默地讲述了《资本 论》第 1 卷的编辑与影响史。他指出，尽管马克思在世时总是不断地抱怨资产 A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 Nr.111, 2017, S.226-230. 37 阶级知识分子对《资本论》 “有预谋的沉默” ，但是考虑到内容和语言的艰涩， 人们对他的著作的接受早已显著地传播开来，这不仅仅表现在它被译为欧洲各 国的语言，而且还表现在学院派的论敌们，如莱比锡大学教授威廉·罗雪尔在 他的 1874 年的《国民经济学历史》中虽然带着对《资本论》恶意的奉承，但 也不得不表达了他的尊重。此外，纽豪斯还讲述了 201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把《资本论》第 1 卷列为纳入《世界记忆名录》的过程。经济史学家托马斯·库 钦斯基（Thomas Kuczynski）密切关注了马克思在其身前对已出版和被翻译的 《资本论》的修改和准备修改的打算。他强调尤其重要的是 1872 年的法文版。 根据马克思自己的判断，该版本“增添了很多新的，还有许多根本上获得了更 好的表述” 。马克思还推荐将来那些可能的译者，把这个版本和德国第二版仔 细相互比较。库钦斯基认为，这种比较实际上能够促进人们揭露马克思在此期 间所获得的更为进步的认识。乌尔里希·布希探讨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在 数字化时代的现实性问题。他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史建立在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这种生产方式由工业生产力和特定社会生产关系构成，它 是资本主义内部一次“大转型”的结果。相对于这种大转型，数字化资本主义 仅仅是其内部的“小转型” ，它仅仅是高科技与金融资本主义的一种变种，不 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否定和克服。 在第二个环节中，几位报告人讨论了货币、价值、剩余价值理论。来自 莱比锡大学的格奥格·奎阿斯，探讨了剩余价值以及价值能否被测量，或者 价值和剩余价值仅能通过它的表现形式即市场价格和利润才能被测量。 《资本 论》第 3 卷中的价值—价格转换和所谓的“成本价格错误”的问题被抛了出来。 作者认为马克思虽然并非不会犯错，但是这种错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并不存 在。斯蒂芬·克鲁格介绍了 21 世纪积累理论。从社会生产方式和资本积累 制度的历史发展出发，他分析了资本积累在当今阶段的特殊性。对累积的动 力起到一般规定作用的是，利润率的下降和由于“加速积累”而形成的利润 额上升之间的相互作用。当今社会的典型特征是“结构性的过度积累” 。这 意味着利润额不可能长期增长，生产基础不可能进一步扩张。可支配的货币 资本将会改投到非生产性运用中，并且这种新的繁荣所要求的资本贬值会以增 长的金融泡沫和提高的不稳定为代价被超过。他认为，要解决危机，只有从扩 大公共投资和宏观经济结构政策方面去调控市场各领域，即他所支持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 。 38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秋季学校”举办的纪念资本论活动。 “马 克思—秋季学校”活动从举办至今，也走过了十个年头。2017 年的学习主题 是《资本论》第 1 卷中的劳动概念。不论是在《资本论》 ，还是在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发展中，劳动概念一直占据主要位置。从劳动的“二重特征”——它 是“理解政治经济的枢纽”——到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运用、增值和剥削、资 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原始历史，即所谓的原始积累，劳动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了整 个《资本论》第 1 卷。劳动概念一开始便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占据主流： 在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众政党和组织中，在工人和工会运动 中，同样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所有这些政党和组织都以劳动的名义在理论和实 践中制定政策，进行政治斗争。尽管如此，也存在着一股潜流，它主要援引马 克思对劳动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和阶级的取消和克服。在 1968 年期 间的重新理解《资本论》运动中，对劳动的这种批判性规定发挥了作用。尽管 如此，这种批判，尤其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也指向了《资本论》本身，即 马克思太专注于工业无产阶级和生产，以至于很少考虑社会再生产领域的意义 问题，如日常文化、意识形态、性别关系，等等。因此，2017 年的活动除了 周五和周六两个白天讨论了《资本论》的文本之外，还利用晚上和周日全天 时间，讨论了那些对《资本论》重新阅读的材料，以及《资本论》的形成和 接受史、国际马克思研究的现状。 二、纪念十月革命 100 周年 2017 年正值俄国十月革命 100 周年，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举办纪念活 动。德国的媒体与学界并未遗忘这一重大事件，有关该事件的纪念活动与文章 也纷至沓来。 为了纪念十月革命 100 周年，德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为期一整年的展览。 展览的主题是“1917 ：革命” 。展览重构了革命的前史，如疾病缠身的沙皇统 治、沙皇治下存在的严重不平等现象，等等。它试图表明，革命观念在 1917 年之前就已经萌芽了。通过展出革命时期的残酷斗争，如展示装甲巡洋战舰波 将金号上原初的子弹孔，展览也试图传递革命的乌托邦理性与革命现实的残酷 性之间的张力关系。 当然，十月革命在当今的历史意义并不局限于为博物馆、档案馆输送历 39 史遗迹，以供人们缅怀悼念。在德国“另类社会主义”政党看来，十月革命不 是僵死的遗迹，对于当今试图改变世界的人们，它仍然能够提供诸多启发与指 导。在此 100 周年之际，为了挖掘与弘扬十月革命的精神，另类社会主义党专 “在研 门建立了纪念网站。 A 在介绍该网站的前言中，作者 A. 特韦莱特写道： 究俄国革命时，我们有着清晰的立场。对我们来说，它在取缔毁灭性的社会体 制方面跨出了历史性一步。可惜的是，反对斯大林退化的斗争并不成功。我们 关切的是从这些事件中汲取教训。越来越多的人质疑当今的社会体制，它建立 在少数人的统治和荒淫的财富上，这个星球会在其中走向毁灭，每日会爆发战 争。在最终废除资本主义方面，俄国革命的真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指导，存在 着一种替代性的方案——一种社会主义社会，以服务于多数而非少数。我们建 立这个网站的目的就是试图在这方面有所贡献，为那些想从历史中获得教育的 人提供一些阅读材料，以供改变世界。 ”B 柏林德国历史博物馆和苏黎世的瑞士国家博物馆，还共同以“为什么要 研究俄国革命”为主题，出版了两卷本的纪念文集。文集从不同的视角揭露了 俄国革命的方方面面，阐述了这样的基本观点，即 1917 年至 1922 年的俄国 革命事件导致了整个世界体系的变迁，它塑造了整个 20 世纪的走向，并且在 当今的影响仍然具在，我们应该要铭记这场革命。第一卷目前已经出版，题目 是 《二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C 。该卷讨论了革命的历史前提，理论问题、 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所依据的理论问题、二月革命事件和影响。第二卷题为《朝 向劳动者权力和社会主义世界革命》D ，讨论了俄国革命的进一步历程，着重阐 述了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对国家权力的夺取。 第一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从政治方面解释社会主义的 100 周 年，以及研究当下政治与历史经验的重叠与相互影响，即俄国革命 100 周年发 生在这样的条件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经历各方面的危机，如政治、地缘政 治和社会危机急剧尖锐化。第二部分由五个面向全球观众的讲座构成，它们分 别于 2017 年 3 月 11 日至 5 月 6 日，以每隔两周的频次在网络平台播放。在第 A https://www.russische-revolution.de/. B https://www.russische-revolution.de/100-jahre-russische-revolution-das-groesste-ereignisder-menschheitsgeschichte/. C Die Februarrevolution und die Strategie der Bolschewiki, Mehring Verlag,2017. D In Richtung Arbeitermacht und sozialistische Weltrevolution, Mehring Verlag, 2018. 40 一讲题《为什么研究俄国革命》中，大卫·诺思阐述了革命的独特特征和持续 的意义。他认为，没有哪一个有意义的社会问题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得以解决。 资本主义的逻辑和民族国家的体系——它是帝国主义地缘政治的基础，不可避 免地导向了进一步的全球战争，这次战争将以原子武器一决雌雄。除了有意地 为世界社会主义而斗争，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灾难。这是为什么必须研究俄国革 命的主要原因。弗莱德·威廉斯在第二讲《1905 年的遗产和俄国革命的策略》 中，研究了被列宁称之为 1917 年十月革命的“总排练”的广泛影响。尼克·比 姆斯在第三讲《战争与革命：1914—1917》中，分析了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 义中存在的导向了战争与革命的客观矛盾。作者解释了世界大战如何以及为什 么强烈影响了列宁的政治策略，它最终通过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形式达到顶 峰。在第四讲《二月革命中的自发性与意识》中，约瑟夫·基绍尔研究了列 夫·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起源，它通过数年的争论最终构成了 1917 年布尔 什维克政治的策略基础。在第五讲 《列宁重返俄国和四月提纲》 中，詹姆斯·科 根描绘了列宁于 1917 年 4 月 3 日到达彼得格勒，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所制造的 政治冲突的具体过程。 在第三部分中，值得一提的是一份大卫·诺思于 2016 年 10 月在法兰克 福大学作的报告，题为“战争与革命年代的哲学与政治” 。他在报告中主要解 释了反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受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的消 极影响如何促进了当今革命政治思想的危机。此外，还有一篇题为《普列汉诺 夫：他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中的地位》的文章，作者弗拉基米尔·沃尔科维批判 性地讨论了“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理论遗产。文章研究了普列汉诺夫俄国 革命构想的诸多矛盾，指出普列汉诺夫提前看到了工人阶级在反对沙皇制度的 斗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反对工人阶级打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框架和试 图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企图。 除了各式纪念活动和回忆性文章外，也有专业的研究文章问世是以纪念。 例如《红色十月 100 年：论俄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 。 A 在该论文集中，来 自 6 个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试图发掘十月革命的意义如何在百年的时间中 发生了变化。为此，他们聚焦于每个 10 周年纪念活动。在开篇阐述十月革命 A Jan Claas Behrends, Nikolaus Katzer, Thomas Lindenberger（Hrsg.） : 100 Jahre Roter Ok- tober. Zur Welt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Ch. Links Verlag，2017. 41 发生后的影响文章中，来自图宾根大学的东欧史荣休教授迪特里希·拜劳，搜 集了俄国知识分子中见证者们的观点。俄国的诗人抱怨革命是“暴民的统治” ， 大量描写了因革命带来的饥饿与暴力。他指出，这些反对革命的知识分子，大 多数后来都移民了。而与俄国国内知识分子的这种消极反应相反，欧洲，特别 是德国中的部分知识分子，却是赞同列宁的革命。这是因为德语国家中的知识 分子对俄国的印象，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反西方与现代思想的影响。 德国的公众曾着迷于他们的观点，如外部的奴役、内心的自由、执着于绝对， 等等。对他们来说，布尔什维克指明了一条道路，它使得摆脱战胜国建立的可 恶的国际秩序得以可能。 在描述十月革命 10 周年纪念活动时，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科尼指 出： “对于 1927 年纪念活动的组织者来说，明显重要的是革命叙述的那些具体 细节。这些叙述不能局限于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主要城市，而要涵盖整 ，描写并出版当地的革 个苏联，因此每个地区被鼓励记录自己的‘红色十月’ 命。 ”很明显，纪念活动开始有意渲染革命的世界历史趋势。俄国历史学家伊 莉娜·舍巴科娃在关于 80 周年的文章中，描述了重新经过塑造的革命思想是 如何在 20 世纪 90 年代失败的。她指出，伴随着苏联的解体之后，独立的俄国 第一任总统叶利钦取消了革命阅兵并且开放了秘密档案，使得仅仅停留于私人 回忆的记忆有了科学数据的支持。 此外，还有 F. 德佩的《1917 与 2017：革命与反革命》A 。在此书中，F. 德 佩首先讨论了当代史的革命研究，剖析了“小”与“大”革命的本质特征，探 寻了“合规律性”和革命周期的发展情况，探寻了社会行动者、矛盾的逐步累 积和规定了时代和它的特征的反革命。其次，描绘和分析了十月革命和中国革 命，它们的原因、前史、历程，苏联的崛起，以及最后国家社会主义的覆灭和 体系竞争的终结。最后，总结了反革命的视角和 21 世纪的革命。德佩指出， 20 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例如，俄国、匈牙利、德国、西班牙、中国、墨西哥、 智利、古巴等国家的革命。其中，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作为影响时代的 事件脱颖而出，它赋予了世界历史以新的历程。德佩指出，如果说 1789 年的 法兰西革命和与之相伴的近代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俄国革命带来的则是对政 治革命的拓展，即拓展到社会层面。在俄国革命中，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 A Frank Deppe, 1917 | 2017: Revolution und Gegenrevolution, Taschenbuch, 1. April 2017. 42 为一个统一体，进而扩张到世界历史的议程中。德佩在此赞同霍布斯鲍姆的说 法，即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失败是 20 世纪的出发点和终点。 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在资本主义批判方面，2017 年有诸多著作出版。有从世界局势切入，揭 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殖民主义策略，如米夏埃尔·吕德斯的《遭遇风暴的 人：西方如何使叙利亚陷入混乱》 ，尤根·瓦格纳的《北约集结反对俄罗斯或 者新冷战如何被点燃》；也有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作出的观察、解读资本主义 新的发展状态、特征以及影响，如维尔纳·泽普曼的《资本与劳动：阶级分析 《计算机批判：资本主义与社会的数字化》B ，乌尔里奇·布兰德和 第一卷》A 、 马库斯·威森的《帝国主义生活方式》C 等；也有借助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观马 克思主义的发展，如托马斯·迈彻尔的《一体化马克思主义：辩证的研究》D 、 莱因哈德·耶伦的《通俗马克思主义》 、埃里希哈恩的《卢卡奇和正统马克思 主义》E 、理查德·佐尔格的《辩证的思维》F 等。 下文将首先介绍对米夏埃尔·吕德斯与尤根·瓦格纳对美国和北约干预 与破坏世界和平一系列举措的揭示，然后通过简要勾勒维尔纳·泽普曼、乌尔 里奇·布兰德和马库斯·威森的分析，更为深入地指出当今的新殖民主义与资 本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紧密相连，最后借助托马斯·迈彻尔的分析指出对当今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可以说，米夏埃尔·吕德斯的新著《遭遇风暴的人：西方如何使叙利亚陷 A Werner Seppmann, Kapital und Arbeit, Klassenanalysen I , Kassel: Mangroven Verlag, 2017. B Werner Seppmann, Kritik des Computers: Der Kapitalismus und die Digitalisierung des Sozialen , Kassel: Mangroven Verlag, 2017. C Ulrich Brand, Markus Wissen，Imperiale Lebensweise, Zur Ausbeutung von Mensch und Natur im Globalen Kapitalismus , München: Oekom-Verlag, 2017. D Thomas Metscher, Integrativer Marxismus. Dialektische Studien , Kassel: Mangroven Verlag 2017. E Erich Hahn, Lukacs und der orthodoxe Marxismus. Eine Studie zu „Geschichte und Klassenbuwusstsein“ . Berlin: Aurora Verlag,2017. F Richard Sorg, Dialektisch Denken , Papyrossa, 2017. 43 入混乱》A ，是作者 2016 年出版的《谁吹起了风：西方政治在东方都干了些什 么》B 的姊妹篇。作者的前一部著作获得了巨大成功，短短一年多时间已经出 到了第 27 版，该书在亚马逊“阿拉伯”和“近东”一栏中的销量位列第一， 在“国际关系”一栏中位列第二。 《遭遇风暴的人》一问世，便获得了广泛的 关注。继续前一本书解释美国如何一步步蓄谋破坏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 本书继续解释美国如何参与破坏叙利亚的稳定秩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作者 看到了美国政治中的一种连续性。西方的这种政治，开始于 19 世纪的英国和 法国，在“一战”瓜分奥斯曼帝国中达到顶峰。 “二战”后，美国开始卷入石 油储备丰富的近东国家中，组织和支持当地军事政变政府。 由于地缘战略和伊朗与卡塔尔的输油管道建设（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 之间的管道建设和融洽关系的形成，可能会破坏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利 益） ，叙利亚很早就陷入美国利益的十字路口中。推翻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至 少被希拉里就同时理解为对以色列的援助，这种认识进一步增强了推翻阿萨德 政府的动机。作者试图证明， “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早已经被利用到引导这个 过程的发生中去了。这个过程在于，支持不论来自何地的反对组织。与海湾国 家独裁者们的团结合作早在 2011 年就导致大批武器和装备被运往该地区，数 以千计的原教旨主义者从利比亚途经土耳其被带入叙利亚。所有这些都证实了 阿萨德政府一开始所说的，即在叙利亚所涉及的不是民众的反对，而是与受国 外势力资助的恐怖主义者的斗争。作者的结论是， “替代阿萨德的并不是文明 社会，而是原教旨主义者的夺权。 ”C 最后，作者呼吁美国应采取妥协的立场， 德国应脱离美国的阵营，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 尤根·瓦格纳在《北约集结反对俄罗斯或者新冷战如何被点燃》D 一书中， 也指向了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北约国家新近的发展，并未给世界带来和平，而 是继续扰乱战后世界秩序重建的努力。该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北约国家对俄罗 A Michael Lüders, Die den Sturm ernten. Wie der Westen Syrien ins Chaos stürzte . München C.H.Beck., 2017. B Michael Lüders, Wer den Wind sät: Was westliche Politik im Orient anrichtet , München C.H.Beck., 2017. C Michael Lüders, Die den Sturm ernten. Wie der Westen Syrien ins Chaos stürzte . München C.H.Beck., 2017, S.143. D Jürgen Wagner, NATO Aufmarsch gegen Russland oder wie ein neuer Kalter Krieg entfacht wird , Berlin, 2017. 44 斯的反对历程。瓦格纳的分析没有局限于政治和军事的维度，他也提到这些国 家贯彻新自由主义而采取军事行动背后所蕴藏的经济动机，进而紧密地遵循了 政治—经济的解读构想。为了论证这一解读，他列举了南斯拉夫战争，分析了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 （TTIP）的地缘意义与它的军事保障之间的 关联，并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为对抗新自由主义而成立的金砖国家组织。 A 该书 不仅介绍了北约对俄罗斯的反对，还详细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西方内部力 量关系的转移。作者利用数据、智囊团分析报告、政要咨询人的讲话等，揭示 了德国在欧盟和北约国家中经济力量的增强与政治诉求。德国现在不仅在北约 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且在欧盟中已经扮演领导者的角色。 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与对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掠夺被西方左翼一些学者解 读为资本主义为维持自身存在与稳定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乌尔里奇·布兰德是 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其与马库斯·威森合著的新书《帝国主义生 活方式》B 中，他们更为详细地阐述了该观点。两位作者以“帝国主义生活方 式” 为标题来命名当下社会的典型生活方式用意很明显。他们是想表明并呼吁， 我们不能再如此继续我们的生活方式了，因为它会对人类和自然带来毁灭性的 灾难，因为这种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建立在不平等、权力、统治和暴力的基础 上。为了阐述这样的论题，该书既有学理层面的分析与探讨，也有针对现实案 例的讨论。 帝国主义生活方式这个概念所表达的核心思想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日常 生活实质上使得它对其他地方的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的塑造成为可能，即无限 地利用劳动力、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它被视作这样的范畴，即“介于人们的 日常生活与其背后的社会结构之间” ，它同样也包括“外化”与“北方国家内 部的社会等级化” ，同时是“结构性的强制和行动可能性的拓展” 。它与葛兰西 关于霸权的思考紧密相关，这里涉及的是消费、生产、劳工组织、企业、狭义 与广义的经济。因此，作者在此并非要批判个体的生活方式或者个体的生活作 风，而是涉及社会总体的再生产方式，其中核心的是在文化与物质方面“生产 与分配生活方式的条件” 。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被作者视为完整的部分，因为 A Jürgen Wagner, NATO Aufmarsch gegen Russland oder wie ein neuer Kalter Krieg entfacht wird , Berlin, 2017, S.184ff. B Ulrich Brand, Markus Wissen, Imperiale Lebensweise, Zur Ausbeutung von Mensch und Natur im Globalen Kapitalismus , München: Oekom Verlag, 2017. 45 多数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追求雇佣劳动，进而参与到这种生活方式的构建中去。 帝国主义生活方式单向的剥削与利用关系，会诱发各种多样性的危机。 他们首先继续了近几年来关于多样性危机的讨论，并提供了重要的论证。在此 方面，作者把斯特芬·莱森尼希于 2016 年阐述的西方“外向化社会”A 概念融 入到对帝国主义生活方式的阐述与批判中。莱森尼希的外向化社会主要是指， 当今西方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其他国家的财富和资源、劳动力和生活机会为代 价，换言之，西方国家的优裕生活是以非西方国家的贫穷生活为代价。 B 这种 社会模式被视为是保障西方社会—政治稳定性的重要部分。例如，作者令人信 服地指出，在当今欧洲，在政治与社会层面引起广泛争议的移民问题，它的根 源在于“不公正的社会关系” 。 C 移民问题不能被简单视为自然资源的匮乏或 者气候的变化，相反，匮乏是当今不公正关系的产物。他们认为，当今欧洲国 家开始奉行的“隔离与排斥”就是继续试图排他性地维持帝国主义式的生活 方式。 这种排他性地维持帝国主义式的生活方式，甚至也包括当今广为人们接 受的生态论证方法。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日常行为如“SUV 的驾驶” ，一方 面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强调生态保护的产物，另一方面它的生产所消耗的材料对 环境的污染并不比传统汽车有质的减小。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作者也反驳了 当今左翼理论家所讨论的“大转型”思想。作者认为，该理论忽略了世界人口 的三分之二仍然没有生活在工业化社会中，以至于所追求的持续变化在许多地 区毫无踪迹可寻。更为重要的是该情形，即讨论被限制在纯粹的生态变化方 面，这方面的变化在作者看来不仅很明显，而且甚至可以成为帝国主义排他性 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即充当维持当今不平衡发展关系的借口。左翼所提倡的 生态社会主义其根本的缺陷在于所有权关系的问题并未被提及。单纯地靠技术 解决生态危机也是危险的，因为生态问题还涉及政治经济学。最后作者勾勒了 一种团结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如果要关心真正的改变，人类生存的所有方 A Lessenich, St., Neben uns die Sintflut. Die Externalisierungsgesellschaft und ihr Preis . Berlin: Hanser, 2016. B http://futureswewant.net/stephan-lessenich-externalization-society/. C Ulrich Brand, Markus Wissen, Imperiale Lebensweise, Zur Ausbeutung von Mensch und Natur im Globalen Kapitalismus , München: Oekom Verlag, S.11. 46 面必须要被涉及。 A 这种改变也反过来影响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迈彻尔在《一体化 马克思主义：辩证的研究》B 一书中，着重思考了作为一种理论和世界观的马 克思主义在当今历史情形中所具有的能力。该书一个主要的假设观点是，马克 思主义仍然具有尚未被探索和开发完的发展潜力，该潜力只有在特定的前提下 才能被揭示出来。 C 这些前提有：要记得它的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富有矛 盾的——理论传统，并且要放弃把自身消解为相互排斥的“路线”；要把自身 理解为试验性的思维而不是仅对知识的管理，要重新赢回几乎被忘却的哲学研 究特征，并因此要打开迄今被排除出的世界态度、经验和研究领域。这些前提 与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紧密相关。 在作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辩证法，所谓的一体化马克思主义并 不是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而是对辩证法的强调。 “辩证法的核心 是……作为关系和过程关联的矛盾”D ，关系是指相互反对的部分是相关联的。 因此，作者认为辩证法的核心范畴是有规定的否定和综合。以对辩证法的理解 为线索，迈彻尔在该书第一部分中勾勒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定理，并详细阐述 了马克思新唯物论的哲学基础。他给出了五个需要进一步详细研究的基本定 理： （1）在思想中把握世界的整体是为了改变世界的整体； （2）理论与实践的 关系； （3）新唯物论作为自我改变的现实的理论形式； （4）新唯物论作为科学 的综合； （5）新唯物论的科学特征和认识论的相对原则。第二部分介绍了综合 的马克思的核心范畴，如对象性活动、劳动、历史、社会，与一般的看法不 同，作者还认为文化与美学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第三部分勾 勒了今后几卷需要进一步展开的研究主题，如马克思的人类学、马克思主义与 宗教、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乌托邦以及政治伦理学和新人本主义等。第四部分 批判性地讨论了批判文化的缺失，第五部分是对将成为今后研究主题的专著的 A Ulrich Brand, Markus Wissen, Imperiale Lebensweise, Zur Ausbeutung von Mensch und Natur im Globalen Kapitalismus , München: Oekom Verlag, S.169. B 迈彻尔准备出版四卷本来阐述综合的马克思主义构想，本书是四卷本计划中的第 一卷。 C Thomas Metscher, Integrativer Marxismus, dialektische Studien , Kassel: Mangroven Verlag, 2017, S.13. D Thomas Metscher，Integrativer Marxismus, dialektische Studien , Kassel: Mangroven Verlag, 2017, S.15. 47 评论，第六部分是对当今政治—意识形态情况的回应。就如作者所言，该书是 总体上的勾勒与理论基本，具体的内容在后面三卷将详细展开，最终的目的是 要阐明马克思主义不是在当今相互竞争的政治—社会和哲学理论版图中的一种 理论。它是经由哲学论证的，一种连贯的概念知识的形式，它致力于认识世界 的整体视角，它的最终目标是改变世界，建立一个摆脱了愤怒、憎恶、饥饿和 暴力的区域共同体。 四、激进民主与社会主义 激进民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中的一个主要理论思潮，它不但在 左翼政党当中，而且在主流学术圈中也获得了诸多的关注与回应。与激进民主 相关的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新反思，也成为左翼学者的关注焦点之一。 他们围绕着对共产主义可能性的反思，已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如齐泽克的《危 险做梦之年》 、阿兰·巴迪欧的《历史的重生：造反和起义的时代》 、哈特和奈 格里的《共产党宣言》 、乔蒂·狄恩的《共产主义地平线》 、齐泽克主编的《共 产主义理念》第二卷 A 、布朗西与布里主编的《共产主义》论文集 B 等。下 文将简要介绍德国左翼学者阿历克斯·黛米洛维克的最新思考。 黛米洛维克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法兰克福大 学教授，社会分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学术顾问委员会 主席，他主要的研究领域为：批判的社会理论、唯物论国家和民主理论。在最 新的《激进民主与社会主义：政治形式的界限与可能性》C 一文中，他首先介 绍了当今西方民主被侵蚀的现状，其次分析了两种主要版本的激进民主理论， 最后勾勒了社会主义的前景。黛米洛维克指出，当今社会的两极分化、生态问 题、移民问题已严重困扰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管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 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像是被闭塞了一样，迄今为止 没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事实证明，资产阶级的统治者们无力克服这 些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当中没有人意识到需要采取行动。例如，每 A The Idea of Communism Volume 2 , Slavoj Zizek（ed.） , London·New York: Verso, 2013. B Lutz Brangsch/Michael Brie, Das Kommunistische , Hamburg: Vsa Verlag, 2016. C Alex Demirovic, Radikale Demokratie und Sozialismus: Grenzen und Möglichlikeiten einer Politischen Form, Rosa-Luxemburg-Stiftung, Online Publikation, 2017. 48 届世界经济论坛都围绕新的全球重要议题展开，相关的国家与国际委员会、专 家小组、会议和研究被制度化，但是相关的主要决定却没有达成，也不能达 成。集体利益和集体行动无法形成。当下是少数人占据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享 受着更为广泛的供给，而更多的人越来越贫困，在日常生活中体验着身份的卑 微和暴力。气候变化继续恶化，环境灾难越加频繁，波及范围更为广泛。 面对此情形，哲学要反思现代社会自我理解的核心要素，即民主、人民 主权，因为它是所有现代权利的出发点。在黛米洛维克看来，传统的民主模式 对公民的参与代议制民主的理解是非常狭隘的。在此模式中，民众仅仅是被期 望参与选举，而对政治不满的人，则被期望在传统的框架中，通过选举或公共 的意见表达使人们获知他们的不同意见，即市民集会、给议员或者报纸编辑写 信，或者参加某个党派。但是，当人们自发组织竞争性政党，或者直接积极参 政时，这些非常规的政治行动方式，如游行示威、封锁，经常不被视作理所当 然的民主意见的表达，而被视作是对公共秩序的扰乱；相关的行动者会被视作 搞特殊性、反民主、极端主义，甚至被视作国家的敌对力量。此外，人民主权 的决议范围仅仅与领土边界相等同，但是这已经不符合事实了。例如许多“经 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国家在他们的民主决议中，已经超出了领土范围。他们的 宪法为他们提供了所有权和生活形式，它允许国家对边界外的人的生活进行干 预，但是被波及的人并没有发言权。鉴于传统民主理论的诸多缺陷，当代激进 民主理论作出了诸多修正。这些修正被黛米洛维克划分成两种激进民主的模 式，一种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简称为激进民主Ⅰ） ，另一种以拉克劳、墨菲、 朗西埃等人为代表（简称为激进民主Ⅱ） 。他介绍了这两种模式对传统民主模 式的修正，并比较了两者之间的异同。 首先，激进民主Ⅰ与Ⅱ表面上看似完全相互反对。激进民主Ⅰ强调对民 主的民主化过程。民主不能仅停留于一些僵硬的规则，而是要扎根于政治文化 中，它包括参与、质疑和改变的活跃过程。它并没有质疑现存的宪法制度，而 是为了使其现实化，试图重构包含于其中的意义。它假定民主是相互平等的人 签订契约的产物。他们在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在民主的 讨论中为此而奋斗：无人在其权利中遭受共同体的秩序和制度的不利对待。为 了保障这一点，就必须不能仅相信形式的制度，而且还要扩展公共空间，其中 的主题、行动或实践不能轻易地以非法名义被阻止。民主化过程并非开始于法 治国的政治体制之外，而是在其中并通过过程本身而实现。公共交往起到了中 49 介的作用，它是生活世界与政治—行政系统之间的中介。许多经济的系统整合 和政治行政系统的后果，通过公共交往被主题化和一般化，然后成为政治决策 机构的交流对象。最后，激进民主Ⅰ坚持社会的二元划分，即系统与生活世界 之间的区分，不能把民主化推广到整个社会之中。因而，它反对社会主义的整 体方案，反对的理由并非出于民主理论，不是社会主义民主违反了民主，而是 出于功能主义维度：当今社会功能复杂，社会主义的整体方案忽视了功能的差 异，政治领域干预到了经济领域，伤害了经济领域的特殊功能。 激进民主Ⅱ发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受这些经验的促动，一方面看 到国家社会主义的权威化倾向，另一方面也注意到组织自身内部的权威化倾 向。此外，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的侵蚀，以及经济和政治的重组，他 们认为以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为代表的理论标志着资本主义特定时代的终结。与 激进民主Ⅰ强调达成合理的共识意见不同，激进民主Ⅱ强调差异和歧见。政治 由冲突、对立、争论、歧见构成，它们能打破现存的秩序导向新的秩序。在拉 克劳和朗西埃那儿，冲突都是源于结构性的外部的产物。因此它的出现不是被 决定的，它代表了偶然性和无根基性。政治是基础的缺场，有政治，是因为每 一个社会秩序都是偶然的。 A 这也是拉克劳把激进民主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 主要原因。拉克劳认为马克思的民主行动自身总是在因果关系上被还原到社会 关系中，并没有认真考虑有产者与工人的妥协关系。 另一个不同是，冲突或 者争论的目的不是为了达成一致的同意，而是质疑被建构的社会，让社会中的 不公正显露出来。因此，政治的未来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建立普遍性的包容性 的话语。 “如果左翼不能够成功创造一种广泛的普遍话语，它不是反对，而是 从过去几十年中急剧增长的特殊主义出发被建构，那么左翼就没有未来。 ”B 其次，激进民主Ⅰ与Ⅱ本质上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的理论基础都是建 立在语言哲学之上。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规范基础的探讨借助的是语言学的 重构方法。公共领域中的规范基础存在于人的言语能力中，即人能够以理解为 取向相互言谈，并相互承认对方为平等的。在交往过程中，他们能够提出不同 的有效性要求并且能够相互质疑。因此，话语实践并非是没有冲突的。公共领 A Rancière, Jacques, Das Unvernehmen.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Frankfurt a. M., 2002. B Laclau, Ernesto（2013） : Universalität konstruieren, in: Butler, Judith/Laclau, Ernesto/ Žižek, Slavoj: Kontingenz, Hegemonie, Universalität. Aktuelle Dialoge zur Linken, Wien/ Berlin, 2013, 379. 50 域的目标在于包容这些冲突，并在冲突中不断获得演化。激进民主Ⅱ也依赖于 语言学转向。拉克劳和墨菲则援引德里达的符号理论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 说，他们认为民主首先内在地产生于话语逻辑。朗西埃也强调，人是说话的动 物，并通过说话通向相互理解。言谈行为中就包含了平等要素，即使是不平等 的命令，为了被他人听到和理解，也假定被命令者在此是平等的。此外，激进 民主Ⅱ也强调平等的规范作为民主的一般约束性标准。例如墨菲，他在很大程 度上赞同民主的冲突理论，甚至考虑到，在宪法的一致框架中的活动应当与对 构成现代民主的多元主义的承认相一致。 最后，黛米洛维克从社会主义的视角审视了这两种激进民主模式。从这 两种民主理论出发，似乎社会主义都与之格格不入。激进民主Ⅰ认为社会主义 管得太多，强调政治只是社会系统的一个部分，整个社会不能由政治统辖；而 激进民主Ⅱ认为社会主义把民主看得太低，实际上，民主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 程，社会主义的实现并非意味着政治的终结。 与这两种观点相反，黛米洛维克强调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第一， 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中，存在着一个卢梭式传统，根据该传统，劳动 阶级体现了社会的一般意志，因为工人劳动代表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是 社会在物质方面维持下去的条件，而资产阶级则通过榨取剩余价值，代表了资 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根据这个假定，存在一个统一的民众意志，它由工人阶级 代表。尽管工人阶级当中存在诸多不同的利益诉求，他们的年龄、地区、国 家、宗教、职业、收入等等都有差异，但是政治的要求和努力恰恰就是求同存 异，把他们组织成一个阶级。因此，在此传统中，冲突是由于缺少对共同阶级 状况的认识，或者是由于敌对阶级的影响所致。这些差异最终在反对共同敌人 中，在科学的认识形成后被消除。因此，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反对是民主的真 正实现过程。 第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并非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对经典社会主义 的一个偏见是： “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消失后，一系列的反应会接踵而来， 它在整个历史时期中会导致所有屈服顺从的形式的废除。 ”这种偏见之所以不 成立，是因为它假定社会主义仅仅是经济方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没有性别 歧视和种族主义的条件下也能够存在。而马克思则认为，16 世纪以来的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能够形成，在于它内在地把所有的统治形式，如种族主义、性别 歧视、劳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自然的剥削与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联系在一起。 51 因此，解放斗争一方面要体现在所有这些不同的特殊的统治形式中，另一方面 这种斗争将不会成功，如果他们不能够共同打碎把他们联系在一切的东西。 第三，在激进民主理论中，一种行动的逻辑被提到，它在逻辑上是先于 社会的。马克思的理论可以说是对此前现代政治的一种替代。因此这种政治把 政治性与人本身相关联，就如亚里士多德把人直接界定为政治的动物一样。马 克思与此相反，人首先是具体的活在社会中的人，依赖社会才能存活，是社会 性的动物，在劳动中相互合作。这种合作不仅仅局限于劳务领域，在话语、知 识、情感关系，家庭形式，自然关系等，没有哪种实践是孤立的自为的存在。 真正的共同体是相互依赖的联合体。这种自我决定的合作，把臆想的冲突和歧 见用和解的协作替代。 五、 “左翼党”建党十周年 2017 年 6 月 16 日，左翼党在柏林人民剧院举行了建党十周年庆祝活动。 左翼党党主席、国会议员、党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等参加了庆祝大会。此 外，还有很多的纪念性文章也随之纷纷发表。德国左翼党（DIE LINKE）是 由原民主德国的左翼民社党（Linkspartei.PDS） 、劳动与社会正义选举联盟 （WASG）于 2007 年 6 月 16 日合并而成。通过不断地融合与努力，新的左翼 党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已经成为德国联邦议会中唯一一个反对军事化、战争和 社会福利缩减的左派反对党。在纪念活动中，党的领导人总结了过去十年的工 作。十年来的主要成就有： 第一，党内活动方面。政党内部通过了一份共同的行动纲领。2011 年， 在艾尔福特代表大会上，经过共同的协商与妥协，左翼党首次通过了一份正式 的共同纲领，明确了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在共同纲领中，左翼党明 确提出接续左派民主立场和传统，它们源于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 义工人运动，和以女权主义为代表的其他解放运动。左翼党主张，她所提倡的 另类选择的方案，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自由或社会主义” ，而是在没有剥削和 压迫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中，民主与自由的共存。 此外，还举办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讨论会，例如 2015 年 4 月 23—26 日， 左翼党在柏林举办了“未来的左翼周”活动。在为期四天的活动中，举办了超 过 80 场讲座、讨论、策略工作间、联谊会、文化与城市散步活动等。 “未来周” 52 为党员和其同情者提供了公共空间，讨论当下的政治形势、经济和社会的变革 和由此带来的挑战。有超过 1000 多名参与者利用了此机会，就社会发展的根 本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与社会运动、工会和批判的学术团体中的参与者进行 了交流。 第二，社会参与方面。为了鼓励女性参与社会各项事业，2011 年，左翼 党还专门设立了“蔡特金—女性奖” ，每年颁发给为了改善女性生活条件，促 进女性与男性平等地位或者成为其他女性生活中的榜样的典型人物和项目。目 前已有 13 名女性荣获该奖，有 51 个项目获得提名。针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实 施几十年以来民众工作与生活压力的逐年增大，2015 年，在比勒菲尔德党代 会上，左翼党决定开展“必须在此”的运动。该运动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反对 劳工贫困化、失业、核心劳动者等现象。2015 年以来，有数百个社团参与到 了“替代哈兹五，要求最低 1050 欧元工资保障”抗议活动中。此外，左翼党 “为了正义的世界贸 还组织了反对“TTIP”和“CETA”的运动，运动主题为： 易，停止 TTIP 和 CETA” 。在柏林和其他城市，一个广泛的联盟于 2015 年 10 月 10 日，带领 250000 人走上街头，游行反对 TTIP。这是数年来德国爆发的 最大的游行之一。 第三，政府参与方面。在 2007 年的不莱梅市选举中，刚成立的左翼党就 第一次进入了西德的州议会中。自此以后，数不清的议会活动被提上议程，如 反对不莱梅的高贫困率，反对中小学和托儿所建设的窘迫处境，反对城市各 区社会福利的不平等。左翼党的这些努力使得她在 2015 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 了 9.5％的支持率。在 2014 年 9 月的图林根州选举中，左翼获得了 28.2％的选 票，成为州议会中的最大党。2014 年 12 月 5 日，该州议会选出了波多·拉梅 洛（Bodo Ramelow）担任该州的总理。该州采取了多项惠民措施，如计划于 2018/2019 年，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等方面投资 6.2 亿欧元，每个家 庭 1400 欧左右的减负，新增 1900 位教师等。 从左翼党的十年回顾中可以看出，她为实现自己的纲领确实脚踏实地地 作出了诸多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尽管左翼党合 并之后影响日盛，在国内外各种议题上，积极发声，申诉自身的立场，但是合 并并未带来预期的效果。例如，党员人数有减无增，2007 年党员人数是 7 万 多，而到了 2017 年 3 月末，人数降到了不足 6 万，其中 36.8％是女性，8％是 25 岁以下。党员平均年龄 58 岁，东部地区党员除柏林（60 岁左右）外，普遍 53 超过 65 岁，而西部地区则在 45 至 50 岁。虽然左翼党近年增加了一些 36 岁以 下的党员，但是从总体来看，仍然无法阻止老年化的趋势。 A 在联邦议会选举 层面，与刚成立时所获得的 8.7％的选票相比，这些年的成绩基本是原地踏步， 未取得任何突破。在州选举层面也是如此，近年来仅在黑森和萨尔州、不莱梅 和汉堡市进入了州议会中。 此外，左翼党在反对极右势力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弱。左翼党的奠 基人奥斯卡·拉方丹曾在左翼成立大会上说： “我们是议会活动和政治生活中唯 一的一种呼声，它再次给予了那些迄今从不参与选举的人以希望。这些人之所以 不参与选举，是因为他们认为不值得参与，他们仍然执意反对我们。如果没有我 们，德国的右翼将会更强大。这早已是新左翼的历史成就。 ”B 确实，左翼的存在， 长期阻止了极右势力在德国的崛起。然而，随着 2013 年 “德国另类选择党” 成立， 这一情形发生了改变。虽然在城市中的青年和受良好教育的群体中，左翼赢得 了越来越多的选票，但却越来越失去那些社会最底层人的支持，他们中的部分 人尽管根本不参与选举，却仍然把票投给了“德国另类选择党” 。 L. 雷德勒指出，除了以上问题，面对一些根本问题，左翼党内部也存在 重大分歧。这些问题有：社会的改善如何实现，首先，是通过议会还是通过社 会运动和抗议？左翼党、社会民主和绿党之间存在一个左翼阵营吗？还是改变 这些反对党，直到左翼党占据议会大多数才是党的任务？左翼党是推翻资本主 义还是仅仅对现存制度作小修小补？谁在党内首先做决策，是广大党员还是党 的领导人，或者议员党团？ C 例如，针对第一和第二个问题，党内的观念与实 践都存在一定的分歧。党主席卡提亚·基平和贝尔恩德·里克辛尔在《为社会 正义和民主而革命》一文中，认为在左翼党、社会民主党和绿党之间不存在 具有左翼性质的阵营。 D 其次，在现实的政府参与中，左翼党并未坚持自身立 场，一方面，与其他党派相反，左翼党试图站在群众运动的立场上努力改善现 状；另一方面，她又试图与社会民主党和绿党达成联盟，在实践中违背了自身 A 数据源于 https://archiv2017.die-linke.de/partei/organe/parteitage/magdeburger-parteitag-2016/bericht-der-mandatspruefungskommission/。 B https://archiv2017.die-linke.de/partei/organe/parteitage/archiv/gruendungsparteitag/reden/ oskar-lafontaine/. C https://www.sozialismus.info/2017/06/zehn-jahre-die-linke/. D https://archiv2017.die-linke.de/nc/die-linke/nachrichten/detail/artikel/revolution-fuersoziale-gerechtigkeit-und-demokratie/. 54 的主张。 面对这种矛盾的状态，克劳斯·路德维希与 L. 雷德勒指出： “如果不公开 论辩有争议的事情，如果不与旨在参与到政府中并施行‘现实政治’的右翼作 斗争，并为了明确反资本主义的大多数而斗争，我们便不会成功把左翼党塑造 成战斗的、革命性的力量，不会成功地创造一种通过组织群众而形成的自我 授权和参与的新文化。没有这些，我们最终便无法进行党的改革，更遑论革 “另类社会主 命。 ”A 在《挖掘宝藏，发现的却是蚯蚓：左翼和治理》B 一书中， 义”政党领袖 S. 斯坦尼契奇（Sascha Staničić）就直接认为，在政府参与中接 受拥护资本主义的政党是左翼党的先天弱点。克劳斯·路德维希与 L. 雷德勒 共同呼吁“为了赢得可靠性与行动的自由，左翼必须有意和明确地斩断它与建 制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关联。作为明确地反对的、战斗的、社会主义的，建立在 阶级基础上的力量……左翼必须自我改变，不是在这儿或那儿小修小补，而是 在其整体面貌上，在其工作重点的确立上，在其内在的结构中进行改变。它需 要的恰恰是革命。 ”C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A https://www.sozialismus.info/2016/05/revolution-der-sozialen-gerechtigkeit-nur-mit-einerrevolutionierung-der-partei/. B Gleiss, Thies / Höger, Inge / Redler, Lucy / Stanicic, Sascha（Hg.） :Nach Goldschätzen graben, Regenwürmer Finden .Die Linke und das Regieren Neue Kleine Bibliothek 237, 2017. C https://www.sozialismus.info/2016/05/revolution-der-sozialen-gerechtigkeit-nur-mit-einerrevolutionierung-der-partei/. 55 法 国 吴 猛 2017 年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热点是列宁研究。2017 年是俄国十月革 命一百周年，有趣的是，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对十月革命的研究的大部分成 果都体现为列宁研究。 《今日马克思》杂志社第 62 期的主题就是“列宁” 。另外， 有多部以列宁或列宁思想为主题的著作出版，如马蒂厄·雷诺的《帝国与革命： 列宁与俄国穆斯林》A 、马塞尔·李普曼的《列宁》B 、吕西安·塞弗的《1917 年 《革命中的列宁》D 、尚塔 十月：对主流编年史的批判性阅读》C 、弗朗西·孔贝的 尔·德·克里塞努瓦的《列宁与农民》E 、让 – 玛丽 – 罗德里格·威朗诺夫的《布 《列宁的巴黎秘密》G 等。 尔什维克主义的哲学》F 、劳朗斯·卡替诺 – 克洛斯特的 A Matthieu Renault, L’empire de la révolution: Lénine et les musulmans de Russie , Editions Syllepse, 2017. B Marcel Liebman, Lénine, Editions Samsa, 2017. C Lucien Sève, Octobre 1917: Une lecture très critique de l’historiographie dominante , Les Editions sociales, 2017. D Francis Combes, Guillaume Roubaud-Quashie, Lénine dans la Révolution , Temps des ce- rises, 2017. E Chantal de Crisenoy, Lénine face aux moujiks , La Lenteur, 2017. F Jean-Marie-Rodrigue Villeneuve, La philosophie du bolchévisme , Editions Saint-Sébastien, 2017. G Laurence Catinot-Crost, Les Secrets parisiens de Lénine , Editions Sutton, 2017. 56 另外，关于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也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如路易·穆 帕拉·穆巴布拉的《黑格尔与马克思论历史的意义》A 、约拿堂·斯佩尔珀的 《马克思与劳动》C 、克劳 《卡尔·马克思：一个 19 世纪的人》B 、康迪·马劳的 德·莫里拉的《马克思：劳动力概念的形成》D 、让·罗博兰的《马克思和他的 影子》E 、斯塔蒂·库维拉基斯的《哲学家与革命：从康德到马克思》F 等。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之外，2017 年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马克思 主义生态学研究、劳动问题研究、后殖民主义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方面 都形成了不少有分量的成果。 下面我们将从“马克思与劳动问题研究” 、 “列宁思想研究” 、 “西方马克 思主义研究” 、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 、 “后殖民主义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等 五个方面进行概述。 一、马克思与劳动问题研究 马克·胡尼亚迪在题为《马克思思想中的劳动：视角主义的伦理学》G 的 文章中，试图从马克思思想的方法论入手，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与一种“视角 主义的伦理学”联系在一起。在胡尼亚迪看来，贯穿马克思一生思想的方法论 原则，可被称为“代词的视角主义” ，其要点在于，每一种对于现实的视角都 与一种特定现实的领域相对应，或者说，每一种视角都建构起自身的客观性领 域。胡尼亚迪对马克思 1843—1844 年关于劳动的一则读书笔记进行了分析， 认为马克思在其中就体现出了明确的“代词的视角主义”：从第一人称即“我” 的视角来看，劳动被视为既能带来生命的愉悦又能在创造对象的过程中确认自 我的活动；从第二人称即“你”的角度看，劳动体现为“我”的劳动对于他人 A Louis Mpala Mbabula, Hegel et Marx face au sens de l’histoire , Edilivre, 2017. B Jonathan Sperber, Karl Marx, homme du XIXe siècle , Piranha，2017. C Kanté Malao, Marx et le travail , Edilivre, 2017. D Claude Morilhat, Marx: la formation du concept de force du travail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he-Comté. E Jean Robelin, Marx et son ombre , Univ Européenne，2017. F Stathis Kouvélakis, Philosophie et révolution: De kant à Marx , La Fabrique Editions, 2017. G Mark Hunyadi,“Le travail chez Marx: l’éthique du perspectivisme” , Les Temps Modernes , 2017/5, No. 696, pp.64-78. 57 （ “你” ）的需求的满足；从第三人称即“他”的角度看，在“我”通过劳动满足“你” 的需求过程中，我的劳动与人性或人的 “类” 建立起联系，因而超出了 “你—我” 关系；最终，由于每一个“我”都通过“人”的劳动而建立起上述关系，因而 真正的“我们”就通过劳动而诞生，也就是说，通过“我”的劳动而创造出“人 类关系” 。这样， “劳动”就成为沟通“你” 、 “我” 、 “他”的关键性环节。正是 基于这种对于劳动的理解，马克思才观察到“经济性的劳动”或分裂的劳动不 以人的自身实现为目标，而是以资本的增长为目标，并且无助于“我—你”关 系的建立，而只是服从于劳动分工，因而结构性地束缚着能够统一各种人称的 真正的人的劳动的发展。对于马克思来说，所有的交换经济都以两种抽象作为 基础：一种抽象是使用价值被抽象为交换价值；另一种抽象是具体劳动被抽象 为抽象劳动。如果说具体劳动是第一人称的劳动，那么抽象劳动就是第三人称 的劳动，二者事实上本来就是同一种劳动，但却在不同的视角下被视为彼此分 裂的：前者强调劳动的主观性方面，而后者则强调劳动的客观性方面。在资本 主义条件下抽象劳动占据了统治地位，就意味着“他”而不是“我”占据地位， 因此一种匿名的力量控制了劳动者的主体力量，迫使后者不断参与逐渐消灭主 体力量自身的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控制通过技术手段的革新而越来越加 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在道德上应受谴责并应被改变，与其说是因为它 侵犯了人的尊严和完整性，毋宁说是由于那个匿名的“他”采取了令人蔑视的 行径，不断“偷”走原本属于“我”的东西。而在胡尼亚迪看来，我们应当从 这一点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一生思考的基本思路和倾向：不能仅仅令一种人称视 角压抑或阻碍其他人称视角，而应兼顾多个人称视角下的发展，而其中最为关 键的就是“他”与“我”的统一，而这就是“个人的全面发展” 。 理查·索贝尔在《劳动可否在资本主义中被把握？ 》A 一文中，就普殊同 （Moishe Postone）关于资本主义和劳动的关系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探讨。索贝尔 着重分析普殊同的一个观点，即马克思不是从劳动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批 判，而是对资本主义下的劳动进行批判。索贝尔高度评价了普殊同试图在结构 主义和现象学之间寻找重新解释马克思的道路的理论尝试，认为普殊同建立了 一种将阿尔都塞与黑格尔结合在一起的具有原创性的结构主义，而其目标是将 A Richard Sobel,“Le travail est-il soluble dans le capitalism? Apports et limites de l’interprétation de Marx par Moishe Postone” , Revue économique, 2017/6（Vol.68） , pp.1103-1134. 58 主体化理论和朝向社会变革和从资本主义下获得解放的行动理论联系在一起。 20 世纪的思想家们对于马克思的解读，要么是从广义的现象学的路径展开的， 也即通过对于社会—历史世界的分析，揭示人类主体所具有的建构性和创造性 的力量或实践；要么是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展开的，也即在对于社会—历史世界 的分析中，对赋予人类主体以某种认识论地位的制度、结构和系统予以揭示。 不过索贝尔认为，普殊同在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进行黑格尔式改造的过程 中，继承了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式的理解，也即把马克思成 熟时期的作品（主要就是《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与其青年时 期的作品对立起来，这样，普殊同就和阿尔都塞一样，事实上面临着如何理解 “劳动”的问题。如果说阿尔都塞由于没有读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而孤 立地研究《资本论》的话，那么普殊同就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 视野来研究《资本论》并进而关注“劳动”问题并在劳动视角下进行资本主义 批判的。普殊同将劳动视为内在于人类社会的一个超历史的维度，他并不认为 劳动在资本主义结构下被“异化” ，而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是资本主 义及其认知形式的内在的和建构性的结构。但在索贝尔看来，普殊同的这一工 作有着内在矛盾，这就是， “劳动”一方面作为一种超历史的结构性要素存在， 另一方面又是主体性活动的具体体现。尽管普殊同试图以“辩证法”的方式解 决这一矛盾，但最终仍是过多地显示出其黑格尔主义的特征，也即在某种意义 上引入了决定论。索贝尔认为，如果我们不将马克思的著作割裂开来，就会看 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主体化的根本推动力并不是劳动，而是人类自由 活动的推进和全面发展。这样，按照索贝尔的看法，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我们 更应关注的其实是“劳动力”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当然包含着“为资本而劳动” 的维度，但同时也包含着“活劳动”的维度，与前一个维度所呈现的劳动力不 得不被纳入资本增值的逻辑不同的是，后一个维度体现了人类行动的创造、合 作和自我确证方面。因此，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被当作商品买卖，但也 正是在劳动力中隐含着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的“自由”维度，并从而体现了主体 的真正的活动性，因而是思考人类解放问题的重要着手点。 皮埃尔·罗德里戈在其文章《马克思与技术》A 一文中，探讨了马克思思 想中的技术与劳动的关系问题。罗德里戈不赞同科斯塔斯·阿克塞罗斯（KosA Pierre Rodrigo,“Marx et la technique” , Philosophie , 2017/2（No. 133） , pp.37-51. 59 tas Axelos）在其著作《马克思：技术的思考者》A 中对马克思思想中的技术问 题的分析，认为马克思所关注的根本问题中并没有一般所谓的“技术”问题， 如果我们要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寻找与“技术”关系最密切的问题的话，那就是 “机器体系”问题。罗德里戈强调，机器体系问题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技 艺” （tekhné ）问题，因而也不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技术”问题，而是与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相联系的问题，而马克思的这一批判的出发点正在于对劳 动的本质的探讨。按照罗德里戈的看法，马克思对于劳动的思考是以“两种生 产”的统一即“物的生产”和“人自身的自主性生产”的统一基础之上的，这 种统一是一种“一般本体论” 。马克思的理论目标，在于探讨人在其中具体地 证实自身为类存在物也即与自己的类本身以及与类有关的所有事物具有根本性 的实践关系的实践活动，因此与其称马克思为“技术的思考者” ，不如称之为 “非异化的生产性劳动的思考者” 。但在马克思那里，如果脱离了对于具体的历 史与经济现实的探讨，这种“本体论”是无法实现的。为了理解这一问题，罗 德里戈要求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视为具有内在联系的 两个文本，也即把二者都视为以“异化劳动”向“自主的生产性实践”转变的 可能性为思考方向，而《资本论》由于实现了本体论、历史和经济的统一，而 真正回答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提出的这个问题。 《资本论》基本内 容就是从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换等层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结 构化”方式的“历史起源”进行不断的追问，而其采用的根本方式是“形式分 析” 。马克思的“形式分析”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于“社会劳动分工”的分析。 “社会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方式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形式” ，古典政治经济学 将之作为给定的前提，但马克思则要探寻其历史起源。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劳 动分工意味着一项复杂的任务被有计划、有步骤地分配给不同的劳动者，这种 分工与“技术”没有关系；而社会劳动分工的历史起源，则在于“工场手工业 的劳动分工” ，这种分工尽管已经建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但仍保留有 未被资本主义生产完全抹煞的与“工艺” （métier）本质相关的内容，也即“主 体活动的形式” 。而资本主义大工业中的“机器体系”与这种“工艺”要素相 对立，要将后者的以“实践的灵巧”为基本内容的“技术基础”转变为只服务 于财产私有者的科学化和理论化的分析性知识。但马克思最终将通过整部《资 A Kostas Axelos, Marx penseur de la technique , Paris, UGE/Minuit, 1961. 60 本论》 表明，异化劳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劳动分工将为自身的扬弃提供条件， 因此，马克思用唯物论的方式论证了黑格尔试图说明的问题。 伊夫·施瓦茨在其文章《劳动、 “遗产规划”和另一种社会》A 中，探讨 了建立一种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变化相适应的劳动哲学的可能性。在施瓦茨 看来，不确定性是任何劳动行为的本质性要素，因此在劳动中就内在包含着改 进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而不仅仅是效率的提高。特别 是，劳动的改进总有可能不按照那些脱离实际的劳动体验或过程并往往被某些 切断工人的需求和潜力的框架所限制的所谓“专家”的预期来实现。在当代资 本主义社会，由于整体性的经济世界发生变化以及与之相伴随而来的法律、政 治和文化结构的变化， “另一种社会”的可能性看起来越来越渺茫，但施瓦茨 认为，走向“另一种社会”的可能性正内在于生产活动之中。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 保尔·吉利贝尔和史蒂芬·阿贝尔在文章《马克思主义，环境研究与全 球性进路：从新理论视野来看》B 中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理论意义。在 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长期以来人们都没有关注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中 的生态学思想。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十分丰富，比如在《资本 论》中，马克思就曾说过：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 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们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真正注意到生态问题。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 、 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 Connor）和保罗·柏格特（Paul Burkett）等思想家 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不仅通过将阶级和经济矛盾层面的“社会 关系”引入对于生态问题的思考中而对盛行一时的生态主义之过于强调规范性 以及内在包含的生态中心论的倾向起到了纠偏作用，并且清楚地表明，对于当 代工业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环境主义批判是完全可以和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的。 不过，这些工作的局限性在于，它们没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紧密结 A Yves Schwartz,“Travail, ‘projets-héritages’ , alternatives” , Actuel Marx, No. 61, PUF, 2017, pp.140-152. B Paul Guillibert et Stéphane Haber,“Marxisme,études environnementales , approches globales: de nouveaux horizons théoriques” , Actuel Marx , No. 61, PUF, 2017, pp.13-23. 61 合或进行对话，也常常游离于一种重要的社会学原则之外。在当前社会科学领 域一系列与生态问题密切相联的新学科如环境社会学、环境经济学、环境史、 探讨人类集体与自然界的关系的人类学等依次涌现出来之后，马克思主义生态 学也在经历着一次富有意义的转折。在这里有三个基本问题值得关注：第一是 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和经济变化的前提的物质资料；第二是体现了世界变化并 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劳动；第三是被理解为在对自然的占有和剥削中发展了各 种关系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对于这三者的思考，都无法不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思 想资源。而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对于当代社会理论来说仍然是一种重要的 思想资源。受到实用主义影响的政治生态学，以及探讨人类集体与自然存在的 关系问题的人类学，都会走上一条将人类和非人类事物之间的关系相对化或二 元化的道路。这种道路的前提就是将属于人的领域和只与生物的规定性有关的 属于自然的领域区分开，从而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视为与各种符号和文化建构 交织在一起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工作则显然与这种立场形成互补。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关注长时段范围的关系，关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上的依赖和 互相依赖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语境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根本上 或本质上说并不是一种智力关系或符号关系（尽管智力关系或符号关系本身在 此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因此，社会关系总是内在地蕴含着人类与环境的具 体的历史关系，而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首先建构起来的是物质关系。这样，马克 思主义生态学就为重新审视当代社会科学比如政治生态学的核心概念提供了广 阔的理论视野。 雅颂·摩尔在题为《资本限度内的自然（以及相反） 》A 的文章中强调了资 本主义对自然的影响。摩尔认为，布罗代尔和华勒斯坦所开启的对于资本主义 现代性的长时段考察，不论对于历史研究还是社会理论来说，都仍然是一个富 有成果并实际上也是具有根本性的考察路线，这种考察能够让我们看到，资本 主义推动了对于自然资源的全球性贪婪。对于劳动的剥削与对于自然的占有是 相伴偕行的，在两种情况下，所耗费的东西（不论是自然还是低成本劳动）都 没有按照其价值给予回报。当前的环境危机体现了这种隐蔽的趋势所带来的悲 惨的但却是可以理解的结果。从 16 世纪开始，在资本主义体制内部就存在着 A Jason W. Moore,“La nature dans les limites du capital（et vice Versa） ” , Actuel Marx , No. 61, PUF, 2017, pp.24-46. 62 一种现代形式下的，也即以科学和符号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对于自然的再造。尽 管人类往往无法相信自然是可以独立于人类而存在的，但人类长期以来一直认 为“外部自然”才是真正能被称为自然的东西，甚至人们的许多信念的界限也 常被归于外部自然。对于人类来讲，现实是困难的和复杂的，但同时也是希望 的源泉。在资本主义文明的界限上，包含着许多生物物理学的事实，但这种界 限不能被归于这些事实。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界限同时也构成了组织自然的特殊 方式的边界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将面对的则是维持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方式以 及与此相伴随的人类与自己建立关系的方式发生改变的可能性。我们常被警告 说人类文明有坍塌的可能性，但事实上，我们不应当对那种使得处于自己体系 之内的三分之一的人口营养不良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坍塌感到恐惧。从目前的资 本主义发展态势来看，现代性是无法按照目前的形势得以延续的，因为资本主 义的新陈代谢是在一个只会将自身得以存在的资源耗尽的开放体系中实现的。 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关系越来越表现为各种“前线”：斗争形势不断在变化， 而前线也不断在推移。自然和人类都作为“准整体”被纳入资本主义的新陈代 谢中，服务于雇佣劳动的生产。资本积累的“前线斗争”使得那些虽处于资本 循环之外、然而是资本主义力量所及的事物为资本的无限积累支付成本。资本 主义文明的巨大秘密和巨大成功都在于，它没有偿还自己所欠的债务。自然是 有限的，资本主义能够从新型的工人阶级、森林、水、石油和煤炭以及其他资 源中榨取的附加劳动的量是有限的，但是资本却被推动着走向无限。资本主义 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而当这种历史背景改变时，这 种关系也不可能维持不变。这样，正是资本积累的前线斗争，使得资本论将最 终有可能清偿自己的债务，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边境将被关闭，自然作为廉 价市场的历史将被终结。 安德拉·马尔姆在其文章《自然与社会：一种朝向新境况的旧二元论》A 中提出，应当回到自然和社会的二元论的理论立场。面对当前的生态危机，在 当下探讨“社会的东西”和“自然的东西”的相互作用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中， 一种反二元论立场经常被引入和强调，比如在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 以及比较靠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如雅颂·摩尔，都认为事实上并不存在自然 A Andreas Malm, “Nature et société: un ancient dualism pour une situation nouvelle” , Actuel Marx , No. 61, PUF, 2017, pp.47-63. 63 与社会的分离。在他们看来，二者的交叠和彼此渗透，使得我们事实上在许多 关系的研究中无法对它们进行明确的区分。从这一视角来看，资本主义自身就 体现为一种不仅管理自然而且使自然存在或给予自由以现实性的方式。但如果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审视这一问题，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批判若要担负起对全 球性危机进行认识和反思的责任的话，就应当承认，自然秩序是一种明确的前 提，而它的断裂，或至少是危险的变化，是由我们的非理性的实践所引起的。 “自然”在我们面前存在，同时也不依赖于我们而再生产自身。只有正视这一 点并将其作为我们审视当代生态危机的出发点，我们才能得到中肯的结论。马 尔姆接受凯特·索珀（Kate Soper）为“自然”所下的定义，即自然是独立于 人类活动的物质结构和物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自然不是任何形式的人类创造 的产物） ，这些结构和过程的因果性力量是全部人类实践的必要条件并决定了 其可能采取的形式；而关于“社会” ，马尔姆所接受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 学批判大纲》中的定义，即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的，而是表示各相互关系的总 和。在马尔姆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哲学立场是社会和自然的 “性质二元论” ，按照这种二元论，即便社会与自然都由同样的质料构成，二者 在性质上也应当被明确区分。马尔姆反对“混合主义”混淆自然和社会的界限 的做法，认为我们越是遭遇到更多的环境恶化的问题，越是应当对各种统一体 中的不同角色进行区分。我们只有在一场环境灾难中区分出不同的要素所起的 不同作用，才能有效地分析灾难形成的原因和过程，才能清楚地把握社会性质 与自然性质是如何发生相互影响的。而混合主义的先入之见则将使我们忽视许 多重要的问题，比如，人类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越是深刻地改变自然，自然就 越是反过来影响人类生活；社会关系在越多的方面影响自然关系，自然关系也 就反过来在更多的方面影响社会关系。在这个环境不断恶化的世界里，自然以 幽灵的方式出现在人类社会中，因为是人类将它引入的，它出场并咆哮，但报 复人类的却并不是自然，而是伪装成自然的历史性本身。 艾鲁瓦·劳朗在《在法国承认环境不平等与正义》A 一文中探讨了环境不 平等问题。在劳朗看来，当环境危机无可置疑地成为一种集体性甚至全球性问 题时，社会不平等问题不容辩驳地被提了出来。这就使我们必须思考如下具 A Éloi Larurent: “Reconnaître, en France, l’inégalité et la justice environnementales” , Ac- tuel Marx , No. 61, PUF, 2017, pp.64-78. 64 有根本性的或重要意义的问题：谁应当为什么而负责，以及对谁而言有什么结 果？实际上，在环境危机面前，人类并不平等，人们所承担的责任和脆弱的程 度也并不平等。在当代各种试图将环境问题社会化的思想中，社会生态学的研 究进路尤其包含了关于社会问题与环境问题的相互关系的思考。它证明了社会 逻辑如何在环境恶化和环境危机中起了关键的决定性作用，并且探讨了由人类 环境恶化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劳朗试图在这一研究进路的框架下，从法国所面 对的实际情况出发，澄清环境不平等的概念，并衡量其在经验上的适用性。在 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不平等和环境不平等是互相缠绕的，而环境对健康 的影响的复杂性又被环境的和社会的不平等的这种复杂关系所放大。因此，我 们有必要将“环境”这一概念加以扩展，以将家庭和职业等要素容纳进来。这 样，我们在评价与环境有关的不平等问题时，就应考虑到多种可能性，而不能 仅仅根据某种固定的标准来加以考量。另外，在环境不平等问题上，还要避免 “责任”和“受害者”的二元主义倾向，也即不能仅仅将个人和环境的关系理 解为要么是主动选择、要么是被迫接受的关系，因为这样的理解会对大量的环 境不平等的事实视而不见，因为在许多环境问题中人既是主动选择的一方，同 时又是受害的一方。还有，环境不平等还与区域不平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因为 一方面，许多环境不平等问题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社会政治不平等的空间体 现；另一方面，事实上存在的环境不平等在各区域性社会政治生活中获得解决 的方式和效果的差异将反过来造成新的环境不平等。最后，在公共权力部门应 对环境变化的时候，公共政策和应对措施本身也会在不同个体间造成环境不 平等，或加剧环境不平等。由此可见，在环境危机越来越加剧的今天，环境 不平等问题以及广义的环境正义问题必须与人类社会的危机联系在一起加以 审视，事实上，人类所面临的并不是两个危机，而是一个危机，即“社会— 环境危机” 。 拉兹米克·科绍扬在其文章《自然灾难的金融化：保险、金融与环境变 化》A 中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然灾难被“金融化”的方式。科绍扬认为， 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自然已经成为一种“积累策略”的对象。在最近几十年里， 统治阶级设计了一系列金融产品以适应环境危机，比如碳排放市场、生物多样 A Razmig Keucheyan,“Financiariser les catastrophes naturelles: assurance, finance et changement climatique” , Actuel Marx , No. 61, PUF, 2017, pp.79-94. 65 性资产银行，等等。科绍扬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框架下，分析了这些金融产 品得以出现的条件，并特别分析了通过发行灾难债券而使自然灾难金融化的方 式，从而反思当代国家在面对灾难时究竟起到了怎样的“最后保障”作用从而 有效管理自然事件。生态主义者们普遍设定，统治阶级在面对环境危机时是被 动的，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短线逻辑也注定会使得国家在管理气候变化问题上无 能为力；而科绍扬则认为，这样的看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无 论是保险和金融的现实发展，还是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理论分析，都已经证明 了一点，即统治阶级事实上花费了许多精力琢磨如何解决环境变化问题，只不 过所提出的解决方案都是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而不是符合大众阶级的利益。 这些方案的特点是其长时段性，它们被设计、被实验，然后被推广或放弃。尽 管在今天金融方面的变化是高度频繁的，但自然的金融化却是稳定的，即它只 是一种具有长期性的“政治” ，而这种政治与另一种政治即大众阶级的政治是 对立的。大众阶级的政治要求国家内在地具有人类立场，斩断自身与金融逻辑 的联系，将保险纳入民主监督的轨道。 三、列宁思想研究 让—努马·杜冈日和塞尔日·沃里克在题为《列宁主义的世纪》A 的文章 中回顾了列宁主义在 20 世纪的历程。两位作者回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起源以及在苏、法等国的多重路向，重点考察了列宁著作的传播历程，并探 讨了一个经常会以意识形态方式加以考察的问题，即《列宁全集》的编纂过程 及这一文献在 20 世纪的法国如何被多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所利用的问题。 “列 宁主义”这个词在列宁去世以后出现，确切地说，在 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在苏 联的政治生活中。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的官方宣传中逐渐将列宁主义和 马克思主义放在一起，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杜冈日和沃里克从方法论层 面接受沃尔夫拉姆·阿多尔菲（Wolfram Adolphi）的观点，对“马克思列宁主 “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一个与 义”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区分。 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名词，更多强调的是通过革命斗争将 A Jean-Numa Ducange et Serge Wolikow,“Le siècle du léninisme” , Actuel Marx , No. 62, PUF, 2017, pp.12-25. 66 人类从困苦中解救出来，以及“保卫社会主义政党” 。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斯 大林从列宁的著作中所抽取出并成为“斯大林主义”的主要内容的思想。斯大 林发现，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事实上是异质性的：从 1918 年 起，列宁为临时性的国家资本主义进行辩护，这与他在《国家与革命》中关于 国家的乌托邦式构想相去甚远，而 1921 年春，列宁又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后实 行“新经济政策” 。在每个阶段列宁都会为自己观点的正当性进行论证。这样， 人们在列宁的思想中可以找到服务于不同目的的内容。为了便于宣传，斯大林 对“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进行了简化和综合，其结果就是列宁 的思想面貌被单一化了。这样，列宁主义就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列宁 主义” 。不过自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先前被理解为一个统一而连贯的整 体的列宁主义开始展开其不同的面相。1956 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之 后，斯大林主义受到质疑，而由于斯大林主义将自己和列宁主义紧紧联系在一 起，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列宁主义总体上仍被按照斯大林主义的面目被理解。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一些法国思想家在诠释马克思的思想时重新注意到列 宁的那些未能进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构中的作品。除了阿尔都塞和加洛 蒂（Roger Garaudy）的作品常涉及对于列宁思想的新理解之外，克里斯汀·布 切—格鲁克斯曼（Christine Buci—Glucksmann）在思考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 时以及吕西安·塞弗（Lucien Sève）在思考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关系问题时都将 列宁的相关思想作为一个重要的对话方或参照对象。与此同时，1957 年出版 的《列宁全集》第四版，特别是 1957 年至 1970 年出版的 39 卷法文版《列宁 全集》 ，有力推动了法国思想界对于列宁思想的重新审视。1968 年的五月风暴 催生出无数极左团体，在这些团体中有许多都以“回到列宁”为口号来反对被 认为已经过时的苏联体制。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尽管“回到列宁”作为 一种思想运动已经结束，但列宁思想的多元性依然不断成为法国思想家们的灵 感来源。 拉尔斯·李在《 “向德国人看齐！ ” ：列宁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中的根》A 的文 章中分析了列宁的政党思想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践之间的关系。在 19 世纪 末，德国社会民主党率先开启了一种新型政党模式，将新型群众动员技术 （ “持 A Lars T. Lih,“ ‘Regardez les allemends!’ : les raciness de Lénine dans la social-démocratie européenne” , Actuel Marx , No. 62, PUF, 2017, pp.26-45. 67 久的运动” 、 “新式的文化”以及一个涉及广泛的党的出版机构）与清晰界定的 革命目标结合在一起。俄国社会民主党倾心于这一模式，但他们认识到自己缺 少一个根本性前提，这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动员所需要的必要的政治自 由。他们被迫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模式加以修改以适应俄国不如人意的现实。 列宁的《怎么办？ 》与其说是一个理论上的突破，不如说是对通过经验中的尝 试和错误而发现的道路的概括，而列宁在此所提出的实践上的建议，则指向下 一个阶段，即一个具有有力领导核心的全国性的党。在《怎么办？ 》中，列宁 事实上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模式与英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模式进行了对比。当列 宁将“社会民主政治”与“工会政治”区分开的时候，他就将德国社会民主党 的运动模式与英国的“工联主义”运动模式对立起来了。德国是一个工人阶级 建立起独立的社会主义政党并使之成为趋向于掌握工人生活中的全部示威游行 的国家，而在英国这个国家，工人阶级建立起有力量并且也有效力的工会组 织，是为了保护工人的某些特殊利益并同时获得某种政治上的独立地位，但拒 绝接受引入社会主义这样的历史任务。列宁所心仪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模 式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持久性的运动” ，即连续性的示威和集会，尽管当 时俄国并不存在这种斗争方式得以存在的政治条件，但这仍然是包括列宁在内 的流亡海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理想，因此在《怎么办？ 》中列宁还是试图 探讨在俄国的集权主义背景下进行“持久性运动”的可能性，但重点在于将之 运用于这一社会中的有可能采用这种形式的方面，这就与通过暗杀等极端方式 要求强行改变社会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列宁所设想的方案一方面与工人阶 级的斗争紧密相联，另一方面也着眼于保护参与斗争的工人的安全。为了将这 两个方面有效地统一在一起，在列宁的思想中就出现了一个与“密谋” （Kon，其实就是列宁为在当时俄国 spiratsia clandestine）有关的维度。所谓“密谋” 的专制条件下引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模式所涉及的革命党的组织形式。而“密 谋”的方向和目标，则不仅是建立一个定期召开大会、有中央领导集体和官方 报刊的全国性的社会民主党，更是为无产阶级能够享有政治自由而斗争，因此 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应当承担起以“自己的方式”引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的任务，而这也就是在俄国既有的现实情况下实现社会和政治实现最大限度的 改变。尽管后来列宁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认为后者越 来越走向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从而在 1918 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一 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 ，并且在 1914 年以后列宁也对考茨基等曾深刻影响过 68 自己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家持批评态度，但列宁在 1905 年之前对德国社 会民主党的模式进行的思考中所确立的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却在列宁 一生的政治实践中得以贯彻。 理查·穆兰在题为《列宁政治思想的俄国资源》A 一文中试图重新理解列 宁政治思想的思想源头。人们一般认为，列宁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受考茨基以及 1891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艾尔福特会议的影响。而穆兰则强调，列宁这方面的 思想更多地受到俄国先前存在的社会主义运动所发展出来的思想的影响，特别 是受到普列汉诺夫 19 世纪 80 年代思想的影响。面对俄国的独特现实，如完全 缺乏政治自由，工业无产阶级人数相比庞大的农业人口数量过少，农村存在农 奴制以及小农集体占有土地的传统等，普列汉诺夫在政治方面提出了富有原创 性的思想，将这些现实与阶级斗争以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联系在一 起。在穆兰看来，列宁接受了普列汉诺夫的大部分思想，即便这些思想甚至普 列汉诺夫本人都未能坚持。在 19 世纪 90 年代列宁成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的 时候，他就关注并接受了普列汉诺夫对于当时俄国情况的判断，即随着市场被 引入农业领域，在农村公社中出现了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一个贫困的俄国无产 阶级出现了，这个阶级的成员被迫放弃村社的小块土地而成为受剥削的工人。 列宁进一步认为，俄国农村出现的这种情况是由多种情况造成的，并且存在着 显著的地区差异。尤其是，列宁顺着普列汉诺夫的思路研究俄国农村问题时， 发现了一个介于贵族和贫民之间的农村中间阶层的存在。而此时列宁关于农民 的政治地位的思想，则是与普列汉诺夫相一致的。列宁赞同普列汉诺夫的看 法，认为俄国革命最起码在最初阶段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而在这种背景下， 农民运动的目标就是废除在先前的解放运动中残留的加诸农民的封建遗产，尤 其是那些不仅逼迫农民为土地而偿付货币更使自己失去自由的赎回土地的契 约。不过普列汉诺夫在 19 世纪 80 年代末对俄国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等问题的看 法发生了变化，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进入终结，因而俄国的资产阶级革 命应当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样就没有必要再为俄国 农民阶级制订一种资本主义革命的方案。普列汉诺夫的这一思想变化在 19 世 纪 90 年代末俄国社会民主党对待土地资产阶级的暧昧态度上体现出来。但列 A Richard Mullin,“Les sources russes de la pensée politique de Lénine” , Actuel Marx, No. 62, PUF, 2017, pp.46-64. 69 宁仍然坚持普列汉诺夫早期关于俄国革命的最初阶段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看法。 在列宁那里，俄国革命首先要完成的目标是清除农村社会的封建残余并达到政 治民主，而这一目标将通过工农联盟将土地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在推翻沙 皇的专制统治并建立自由宪政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对抗反革命势力而实现。正是 从这一问题开始，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的差异性越来越大，直至二者在 1905 年至 1907 年的俄国革命、1914 年的俄国是否应参加“一战”以及 1917 年布尔什维克是否应当夺权政权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持对立立场。 安托尼·奈格里在其文章《列宁思想在七十年代意大利的冒险》A 中提出 了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列宁在意大利工人运动中的作用？奈格里分析了在意大 利工人运动中曾出现过的列宁主义的不同版本，包括“工人主义”和“自治主 义”等，认为在这些思潮中，对于列宁主义的忠诚并不是作为一种不变的和纯 粹的标记，而是作为一种不断更新自身并与新的生产形式和后福特主义时代的 劳动的变化相适应的先驱性信念而存在的。在奈格里看来，要对 20 世纪 70 年 代意大利工人运动与列宁思想的关系予以恰当把握，应当注意列宁思想的三个 重要方面：首先，列宁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其关于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理 论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列宁对于组织革命政党的思想与其对于工厂的分析是 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其次，列宁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判断是，工人阶级的独立 性将导致资本主义发展的中断，而这一趋势将颠覆无产阶级的技术构成和工 人阶级的政治构成之间的关系；最后，列宁关于革命政党的思想，根本上说是 指向共产主义革命的。奈格里认为，正是列宁的这些思想，在 20 世纪 70 年代 的意大利工人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意大利工人运动在接受列宁思想 时，所处的历史条件与列宁主义取得胜利的时代相比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 化：一个变化是，工人大众在 60 年代就已经完全实现了稳定化；而另一个变化 “社会工人”在混 则是，从 70 年代开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重建的过程中， 乱的阶级斗争中诞生，而“一般智力”也得到快速发展。奈格里强调， “技术 构成” 和 “政治构成” 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在列宁思想中是决定性的。在列宁那里， 大众的组织和先锋队的组织（前者是苏维埃，后者则是党）尽管在各自的政治 行动中展现自己的功能，但二者并未截然分开，也就是说，技术构成与政治构 A Antonio Negri,“L’enjeu Lénine dans l’Italie des années 1970” , No. 62, PUF, 2017, pp.81-95. 70 成彼此交织，都在政治斗争中形成，都以一种群体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且都 对抗资本主义对于生存条件的毁灭。在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对抗资本的斗争 走向深入， “组织”问题被提了出来，而以列宁的方式探讨“先锋队”的出现 及其新形象的问题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这些斗争中，同时还出现了对于 “一般智力” 、 “大众智识” （intellectualité de masse）以及金融抽象中的异化的 社会智力（intelligence sociale aliénée）等问题的探讨，而这些探讨又与新型的 生命政治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列宁的思想在很大程度是在新的基础 上被重新引入的。20 世纪 70 年代在意大利工人运动内部曾出现过“自治主义” 与意大利共产党关于工人阶级构成问题的争论，以及新兴的无产阶级力量与意 大利共产党之间的争论。在前面这场争论中，自治主义强调， “社会工人”的 出现，实际上就意味着“第二社会”的出现，这一力量不能被理解为传统的或 狭义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为后者带有一种区隔性；而在后面这场争论中， 意大利共产党认为党外运动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有效的政治力量。事实上，在狭 义的工人阶级和意大利共产党之外的新型群众运动在行动中展现了其斗争的彻 底性以及将大众与先锋队组织在一起的能力。 马蒂厄·雷诺在其文章《从俄国殖民地到黑人美洲以及相反：列宁和兰斯 顿·休斯》A 中认为，列宁关于民族自决以及反殖民斗争的思想是非常有名的， 但相比之下，他早期对于沙俄在扩张过程中的“国际殖民”的评论不太受人关 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作品中“被压迫民族”是缺席的，取而代之的是对 于俄国农奴与美洲奴隶的共同命运的交互式分析。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受到 欧洲帝国主义压迫的亚洲以及非洲人民的体验与将自身理解为在内部进行殖民 的美国黑人的体验的共同性问题。兰斯顿·休斯对其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的苏 联之行所做的叙述，为重新审视 1917 年十月革命之后“有色人种”的解放问 题及其界限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弗雷德里克·蒙费朗在其文章《发生与复杂性：卢卡奇的两个本体论》中 A Mathieu Renault, “Des colonies russes à l’Amérique noire…et retour. Lénine et Langston Hughes” , Actuel Marx , No. 62, PUF, 2017, pp.65-80. 71 认为，应当将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理解为一部呈现了建构一种马克思 主义的社会本体论过程中的内在困难的著作。卢卡奇探索了两种不同的本体论 视角，这两种视角体现了对于社会现象进行经济决定论式解释的不同路向： “发 生”的视角是通过“实践”的方式被表述的，根据这一表述，劳动被视为社会 联系的基础；而“过程”的视角则是通过“整体”的方式而被表述的，根据这 一表述，生产只是社会诸领域中的一个。这两种本体论的共存构成了卢卡奇文 本中的内在张力，并在一种以解放为导向的历史哲学中体现出来。 马尔科·迪·马吉奥在题为《 “对霸权的误解”：葛兰西与法国共产党 （1953—1983） 》的文章中提出一个问题：法国共产党人真的对葛兰西的著作感 兴趣吗？文章分析了法共接受葛兰西的几个阶段，认为法共对于葛兰西的理论 事实上理解得十分偏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葛兰西无法在正统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中占据中心地位。但与此同时，一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却多次认真审 视了葛兰西的思想，以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 让·罗波兰、法比奥·弗洛西尼和奥默尔·穆萨利用一组文章向已经去 世的安德雷·托塞尔（André Tosel）致敬 A 。三位作者提醒我们记住托塞尔在 哲学工作和政治参与等方面所做的重要努力。托塞尔关于斯宾诺莎的著作，特 别是其关于神学政治问题的探讨，以及他在新近兴起的对于葛兰西的研究中所 做的工作，以及他对于建立群众联合问题的重新探讨，特别是对于全球化时代 中随着资本的“流动”而来的共同体和同一性不断被割裂的情况下跨民族的联 合和解放斗争问题的思考，都是这个时代的重要思想成果。 米夏埃尔·克莱特科在其文章《回到被忽视的传统：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与 政治经济学》B 中，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进行了评述。奥地利马克 思主义是 19 世纪 90 年代至 20 世纪 40 年代欧洲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最多产也最 有创造力的思想流派之一，不仅在政治理论方法上有许多建树，而且在政治经 济学研究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作者在奥地利和欧洲的思想史的大背景下阐述 A Jean Robelin, Fabio Frosini, Omer Moussaly,“Hommages à André Tosel” , Actuel Marx , No. 62, PUF, 2017, pp.170-181. B Michael R. Krätke,“Retour sur une tradition méconnue: austro-marxisme et économie politique（Ⅰ） ” , Actuel Marx , No. 60, PUF, 2016, pp.121-138；Michael R. Krätke,“Retour sur une tradition méconnue: austro-marxisme et économie politique（Ⅱ） ” , Actuel Marx , No. 61, PUF, 2017, pp.124-139. 72 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这一学派结合那 个时代欧洲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进展，按照自己的信念，实质性地推动了政治 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们发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 存在若干突出的和未解决的问题，并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奥托·鲍威尔（Otto 、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 、卡尔·伦纳（Karl Renner）在 Bauer） 这些方面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奥托·鲍威尔在国家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的 观点，并关注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而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研究也是对资本主义 金融化的趋势所进行的最早的系统化研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试图解 释 20 世纪初发生在资本主义系统的转变，特别是诸如 1929 年大萧条这样的资 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和影响，这些工作在今天依然能给人们带来许多启示。 雅克·比岱在《被召询的主体：超越阿尔都塞和巴特勒》A 一文中试图在 对阿尔都塞的阅读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召询”理论。比岱认为，根据阿尔 都塞的“召询”理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主体形式”：主体通过服从而承 担了自己的罪责。通过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实现的这一“语言转向” ，阿尔都塞 将社会结构与话语联系在一起。但“社会关系”何以能够进行“召询”？这里 涉及哪些罪责？ “召询”理论并未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与阿尔都塞的“自上 而下”的“不对称视野”相比，比岱试图借助其“元结构理论”来分析这些问 题。比岱提出 “含混的” 召询概念，这一概念试图说明的是，有权力者和人民— 多众都要求共同的东西，这就是 “自由和平等！ ” 。这里包含着一种现代的分野。 这样现代社会就内在具有自我批判的原则。这个社会的罪责不是通过违法，而 是通过守法而体现出来的。这一假定是全部解放话语的基础。 五、后殖民主义批判与马克思主义 科尔雅·林德内在其文章《后殖民理论与马克思的幽灵：论威维克·契博 的马克思主义》B 中对威维克·契博的著作《后殖民主义与资本的幽灵》进行 了评述。林德内认为，契博的这部著作或许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后殖民 A Jacques Bidet, “Le sujet interpellé: au-delà d’Althusser et de Butler” , Actuel Marx , No. 61, PUF, 2017, pp.184-202. B Kolja Lindner,“Théorie postcoloniale et le spectre de Marx: à propos du marxisme de Vivek Chibber” , Actuel Marx , No. 62, PUF, 2017, pp.110-123. 73 研究所做的最为有力的批判。不过马克思甚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似乎都比 契博所承认的更加具有矛盾性。尽管契博的批判有着坚实的基础，但上述矛盾 却又为后殖民主义批判提供了合法的起点。这就要求有一种更充分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领域的概念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失误之处的修正，而这就意味着马克思 主义的自我批判和多元化。 利维奥·博尼在题为《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分析之间的（后）殖民状况》A 的文章中对奥克塔夫·马诺尼（Octave Mannoni）和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思想关系进行了分析。博尼认为，马诺尼 1950 年出版的著作《殖民 化的心理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和弗洛伊德主义的殖民状况分 析相遇而形成的重要成果。该著是在始于 1947 年的马达加斯加反抗法国殖民统 治的斗争开展过程中写作的。在马诺尼看来，殖民状况是一个持续而漫长的现 象，其范围超出殖民时代。马诺尼的观点与法农在 1952 年著作《黑皮肤，白面 具》中的观点是对立的，但博尼试图展现马诺尼和法农之间的复杂和彼此影响 的思想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马诺尼的著作事实上证实了法农关于殖民状况 的分析。而反过来说，也正是法农的思想引导马诺尼走上了心理分析的道路。 拉那比尔·萨马达尔在其文章《对当代资本积累的后殖民批判》B 中，探 讨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后殖民主义体制及其形式，以及这种体制作为“消极革 命”的力量对国家产生影响的方式。文章分析了以后殖民状况为方向的社会转 型的辩证意义，并借用桑德罗·麦扎德拉（Sandro Mezzadra）和布莱特·内尔 森（Brett Neilson）的“作为方法的边界”的思想，通过将资本主义流通重塑 空间时所出现的各种分割和贯通方法结合在一起，对后殖民资本主义所产生的 各种空间重组的特征进行了探讨，同时强调了后殖民化过程中所包含的生命政 治意蕴。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A Livio Boni,“La condition（post）coloniale de l’accumulation contemporaine du capital ：de l’entre-deux-guerres à 1950” , Actuel Marx, No. 59, PUF, 2016, pp.68-80; Livio Boni,“La condition（post）coloniale de l’accumulation contemporaine du capital： l’apport d’Octave Mannonl” , Actuel Marx , No. 61, PUF, 2017, pp.153-167. B Ranabir Samaddar,“Une critique postcoloniale de l’accumulation contemporaine du capital” , Actuel Marx, No. 61, PUF, 2017, pp.168-183. 74 意大利 李凯旋 2017 年，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纪念十月革命 100 周年和葛兰西逝世 80 周年而展开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意大利涌现出了不少 反思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反思左翼理论现状的作品。本年度报告将对其中颇具 深度和分量的成果，进行充分展现。 一、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大众化的历史与现实 米兰理工大学伽罗法罗（Francesco Garofaro）为“21 世纪马克思”网站撰文， 以《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内容演变的视角，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意大 利大众化的历史与现实，及其所体现出的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 运动的盛衰史。 A 伽罗法罗对 11 个版本的序言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包括恩格 斯、拉布里奥拉、陶里亚蒂、霍布斯鲍姆、洛苏尔多和贝尔蒂诺蒂的序言。此 外，对意大利右翼组织出版的序言也进行了介绍和批判。 A Francesco Galofaro, Le prefazioni del Manifesto. Colpo d’occhio sullo sviluppo del marx- ismo in Italia http://www.marx21.it/index.php/storia-teoria-e-scienza/marxismo/26797le-prefazioni-del-manifesto-colpo-docchio-sullo-sviluppo-del-marxismo-in-italia, last accessed on 18 January, 2018. 75 无政府主义者皮耶特罗·高里（Pietro Gori）是第一个为意大利文版《共 产党宣言》作序的人。高里把社会主义运动描述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阶级 斗争是无产阶级对等级森严下权利不平等的报复；第二阶段，在《共产党宣言》 的指引下，现代社会主义将成为普世性的，资产阶级暴政结束后，不再有新的 暴政。显然，高里把《共产党宣言》勾勒成了带有革命浪漫主义动力的福音书。 在他看来，一旦无产阶级掌握了《共产党宣言》中的科学工具，就没有必要继 续学习，只要毫不犹豫地直接采取行动就可以了。 1893 年，在图拉蒂（Turati）的邀请下，恩格斯为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 言》作了序。这一版是由意大利社会党的理论党刊出版社“社会批评办公室” 组织出版的。该版本的翻译是完整的，由备受克罗齐称赞的诗人庞佩欧·贝提 妮（Pompeo Bettini）完成。恩格斯在序言中简单回顾了 1848 年欧洲革命。恩 格斯认为，在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这场工人阶级的革命为建立民族国家和 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打下了基础。在恩格斯看来，年轻的意大利与德国相似，国 家统一与工人的国际联合一样重要。1848 年革命背景中，尚无国家统一与国 际联合这两大要素。在此后的 45 年中，资产阶级发展工业，同时，无产阶级 日益壮大。恩格斯认为，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在中世纪最早发展了 资本主义。中世纪的终结和资本主义新纪元的开启，是以一位伟大人物为标志 的。这个人物就是诗人但丁。恩格斯希望能够再度诞生一位像但丁那样开启新 时代的诗人，以反映无产者的时代呼声。 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是那个年代真正推动人们认识马克思并革 新社会主义理论的人。他是罗马大学历史哲学系教授，曾在 19 世纪八九十年 代开设关于《共产党宣言》的课程。为法国期刊《社会发展》 （Devenir Social） 撰写的《纪念共产主义者宣言》一文，在 1901 年成为拉布里奥拉翻译版的《共 产党宣言》的序言。拉布里奥拉序言的核心主题在于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他指 出，被描述为具有抽象理性的实证主义，通过孔德的跨阶级改良主义和斯宾塞 带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稀释了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原本特 质。从历史线性发展和决定论的视角——这从无产阶级夺权角度有其自身的含 义，拉布里奥拉反对对历史与主观性关系的原本解读。一方面，历史进程围绕 着我们并通过我们完成。因此，我们的意志被社会进程战胜，并屈从于后者。 从这个立场来看，拉布里奥拉似乎是反对决定论的。另一方面，相对于历史进 程，我们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原因也是结果、是终点也是过程。这个理 76 论，最终由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在反思党的作用时完成——反对实证主义机制， 是创造历史的主体。 拉布里奥拉也是第一个对《共产党宣言》进行总结并质疑其科学性的人， 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学说的预言而非时间顺序特征。或者说，马克 思不像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那样提供具体的时间，而是描述了社会的 形态，就像植物学家描述树叶一样。在树叶上，已经包含了可能的发展。这种 观点令人想到了歌德的自然主义。拉布里奥拉不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 主义运动的共产主义批判。基于理论层面的共产主义批判的目的，是为运动 提供历史的解读与武器。 《共产党宣言》的历史观在当时那个时代是非常超前 的，就像拉布里奥拉所言，它是在历史方向尚未超越古典世界的时候创作出来 的。他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总是经历两个阶段，尽管节奏不同：第一阶 段，由小资产阶级、下等阶层、本能革命派所倡导的农业社会主义；第二个阶 段是更真实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这也许是对意大利的希望，拉布里奥拉总是 指出，诞生在热那亚的社会党主要是由资产阶级构成的。最后，拉布里奥拉认 为马克思主义是对古典经济学的完善。经典价值理论构成了其核心。拉布里奥 拉认为，马克思之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否认了价值理论，因为他们意识到利 润率下降的规律是直接通向马克思主义的。 20 世纪初至 1925 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后一般会总附上重要文件：如 1918 年版附上了在世界大战期间举办的社会主义者国际会议——齐美尔瓦尔 德会议和科尔塔尔会议的决议。其中，列宁所支持的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内 战的立场，被一种普遍且抽象的和平主义观所压制。1925 年，意大利的共产 党的出版社再版了《共产党宣言》 ，仍是拉布里奥拉的译本。通过这种方式， 拉布里奥拉的“共产主义批判”与新生的共产党之间，建立了思想的延续性。 同年，意大利进入法西斯的独裁阶段， 《共产党宣言》再版因此而中断。 《共产党宣言》 的文章，此后， 《重生》 的特刊 A 刊发了陶里亚蒂关于 1948 年 被多次刊发并成为多个《共产党宣言》版本的序言。 B 陶里亚蒂的序言是刚刚 A 该期特刊的名称为《1848 年：文论与证据集》 。文论中收入了卡涅塔（F.Cagnetta）的 《共产党宣言的意大利文译本》和梅佐蒙蒂（E. Cantimori Mezzomonti）的《共产党 宣言的起源》 。 B 遗憾的是， 1973 年版《共产党宣言》的编者奇亚拉蒙特（Gerardo Chiaramonte）指出， 陶里亚蒂序言是不完整的。 77 走出战争和地下状态的意共的马克思主义遗产和主张。陶里亚蒂将自身与拉 布里奥拉相联系，赞赏其对自己和葛兰西的思想训练产生了具有影响的辩证的 反实证主义观。陶里亚蒂认为，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和新形式的社会主义国家 的出现， 《共产党宣言》因其科学预言的实现，而变得现实起来。陶里亚蒂对政 治学说概念的科学性的最初观点是：值得注意的，不是理论的发现预测的能力， 而是它改造现实的能力。在陶里亚蒂和葛兰西的作品中，主体在历史变革中的 伟大作用得到了承认， “君王”在现代性中化身为了政党。这种观点再次远离 实证主义决定论，即历史的必然规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和胜 利。而陶里亚蒂和葛兰西在 20 世纪最初 10 年间已经完全超越了这种决定论。A 在陶里亚蒂看来，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宣言》成为自为阶级，赋予其 他社会主义流派（基督教的、贵族的、资产阶级的……）以行动纲领和理论批 判。陶里亚蒂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些非现实要素也进行了反思，认为最好要 警惕这样一种思维，即任何可能的历史发展都已经被革命即将来临的思想和理 论所预言。 《共产党宣言》的革命性意义是通过 1848 年的历史背景来解释的， 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通常更加谨慎。在这些字里行间，可以读出陶里亚蒂的信 念：阶级和相应政党之间的“运动之战” ，在北约阵营内，已经转化为了“立 场之战” 。 B 此外，陶里亚蒂认为《共产党宣言》是不完整的，列宁通过帝国 主义理论和革命党理论完善了它。陶里亚蒂的总结总体是积极的，下层阶级获 得的权力扩大了，反资产阶级的阵线也拉长了；帝国主义也丧失了其威信。尽 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灾难以及当时群众面临极其困难的条件，陶里亚蒂仍 然部分地感受到了历史性胜利的喜悦， 《共产党宣言》则可以提升人们的乐观 情绪，以及对未来的信心。 赞盖里（Zangheri）为 1983 年版《共产党宣言》作的序，与陶里亚蒂的 序言形成了鲜明对比。从重构《共产党宣言》的历史框架以及史学分析的角度 来看，它是落后和无趣的。同其他右派一样，赞盖里将马克思视为一个预言 家，并在自由主义标准下，将其视为暴力革命和专制国家之父。不过，赞盖里 认为马克思还有为民主和普选权而斗争的一面。赞盖里的序言是对抛弃了宗教 与政治信仰，支持阶级合作机制的自由主义者的颂扬。赞盖里代表了这个时代 A 参见 Palmiro Togliatti, Scritti su Gramsci , Roma: Editori Riuniti, 2013。 B 参见 Palmiro Togliatti, La guerra di posizione in Italia: epistolario 1944-1964 , Torino: Einaudi, 2014。 78 西方左翼的共同感觉：里根和撒切尔的自由主义获胜了，即使经济增长保持在 最低水平时也是如此。社会民主主义本身也进入了危机状态：基于干预经济、 公共债务和通过公共服务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国家形式陷入了危机。苏联解体的 结局，使得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意识形态机制以及参照模式，都发生了偏 移。1989 年，社民党采用了所谓的“后物质主义”的柏林纲领，其中不仅有 20 世纪 80 年代环境运动的主题，还突出了个人自由的价值观念。 1998 年，是《共产党宣言》出版 150 周年。与 50 年前所不同的是，此 时的工人运动陷入了极度衰弱的状态。因此，罗莎娜·洛桑达（Rossana Ros“为什么 150 年后，在西方的被剥削阶级，尽管富于创新性 sanda）撰文质询， 的斗争经验，身处此前不为人知的通讯网络中，却不联合，不组织，不考虑团 结，不考虑如何能够成为一个统一的跨国主体” ？这激发了 20 世纪末期主要马 克思主义者的争论。这一年， 《共产党宣言》的再版量，成倍增长。 1998 年，贝卢斯科尼传媒意图垄断对每个时期经典政治读物的解读。他 们邀请曾经受过马克思主义哲学训练并加入过意大利社会党，最终在 20 世纪 ，为《共产党 90 年代放弃马克思主义加入右翼阵营的科莱蒂（Lucio Colletti） 宣言》作了序。科莱蒂在序言中，依然将马克思视为科学家而非预言家。这个 论断，出现在了 1998 年所有版本中，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出版的 《共产党宣言》 。 这是 M. 韦伯等社会学家以及熊彼特和凯恩斯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眼中的马克 思。另外，作为先知的马克思是黑格尔式的。在科莱蒂看来，邪恶根源在于黑 格尔认为历史有其终点，而这个终点只能是平等，没有阶级，没有私有财产的 社会。科莱蒂的观点与赞盖里接近，但右派承认了马克思作为科学家和经济学 家的积极作用，而同时期的左派，渴望在城市中证明自己，完全拒绝了自己的 遗产。 桑归内蒂（Sanguineti）是意大利当代著名的诗人、文学家，为另一家不 知名出版社再版的《共产党宣言》作了序。桑归内蒂指出，在 20 世纪 90 年 代，一种通过否定阶级斗争而否定无产阶级存在的意识形态得到了肯定，而无 产阶级现在很乐意将自己投射到资产阶级的理想中来忘记自身的挫败感。无产 阶级终结的论点在最激进的左派中和后工人主义的语境中扩散，最终甚至被重 建共产党总书记法乌斯托·贝尔蒂诺蒂（Fausto Bertinotti）采纳。桑归内蒂认 为唯物论中有预言与宗教要素，不反对本雅明（Benjamin）将马克思的思想归 之于希伯来根源。然而，马克思作品中的唯物论，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神 79 学，而非反过来：马克思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科学理论，而不是一种伪宗教。 《共 产党宣言》预言的恰当性和现实性恰恰在于资本主义成功的世界性扩张、全球 化和全球市场之中。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所造成的灾 难有可能在全球层面再现。在桑归内蒂看来，劳工运动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嵌含在资本主义的暴力转型中。但是，这没有导致福特制生产模式的终 结；不仅如此，还扩张到了智力劳动范畴。在桑归内蒂看来，真正需要的是一 个新的“做什么” 。左翼衰落后，西方社会中只有教会最关注穷人。桑归内蒂 注意到，以富人与穷人的对立代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并非中立的： 前者不包含社会组织的含义，仅仅暗指现代性所带来的一种不幸，还预示着对 封建主义和神权政治的怀旧观。教会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反动的，不是进步的。 相反，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过去价值观的贬斥，始终是积极的。例如，传 统家庭价值观，使得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导致了对女性色情和卖淫的控制。因 此，现实中总有反动社会主义派别批判《共产党宣言》的力量在于为工人运动 抵制各种时尚、诱惑和伪科学理论提供工具。而 20 世纪 90 年代意大利重建共 产党的那些计划，不断地稀释成了贫乏却诗意的愿景，通过回顾遥远的未曾被 玷污的历史，转化为了类似衰退理论的经济建议。 1998 年，霍布斯鲍姆为意大利里佐利（Rizzoli）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党 宣言》作了序，这一版本至今仍被广泛阅读。他首先对《共产党宣言》的历史 及其贡献作了非常重要的科学重构；其次对《共产党宣言》中过时的内容进行 了评析，如 1848 年革命的失败、政治背景的改变、社会主义辩论的演进和政 治词语的变化；最后，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成熟所起到的作用：1848 年的主题不完全是经济的，还有历史的。资本主义经济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实 力，在于其发展的和社会转型的潜力。在霍布斯鲍姆看来，社会转型的长期影 响可以在现代性中发现。如果资产阶级对家庭的破坏是对 20 世纪 60 年代的最 好描述，那么，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则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主题。这否认了此前 的理论——世界南北分化是资本主义在历史与地理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尽管霍 布斯鲍姆没有直接阐明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是偏离了标准马克思主义理 论——这与陶里亚蒂的观点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但是，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真正 的逻辑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展现了理论的转变力量；而经济体系的崩溃 将历史带回已知的且危险的轨道。霍布斯鲍姆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预见 到社会主义社会和革命的到来。他们所作的真正预测，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无 80 产阶级在 20 世纪通过其革命的和改良的政治组织产生的历史影响，将与日俱 增。马克思的中心论点是，无产阶级在没有解放社会其他部分的情况下不能解 放自身。至于能否成功，当时没有说，现在也没有说过，马克思只是希望能够 成功。 《共产党宣言》远非政治上的决定论，它提出了战略、策略，预见了撤 退和失败的可能性。霍布斯鲍姆的序言在对陶里亚蒂对遥远未来的乐观主义的 质询以及在社会主义和野蛮之间的替代选择中结束。 ，由洛苏尔多 1999 年，拉特尔扎（Laterza）出版社再版了《共产党宣言》 （Domenico Losurdo）作序。这个版本影响广泛，其序言体现了很多现实的背 景要素。在自由主义高奏凯歌的时代，洛苏尔多重新提出了共产主义与自由主 义的对立，并阐明了其中的原因。 洛苏尔多通过对托克维尔、斯图亚特·密尔以及康斯坦特等自由主义经 典作家思想的引述，指出了自由主义国家的最基本特征——它是建立在一个非 常狭窄的人口基数上的，几十万人拥有掌控数百万群众的权力。自由主义者通 过将之与非政治领域严格挂钩，来解决激烈的冲突。洛苏尔多认为，马克思开 启了一场认识论革命，推动阶级矛盾回归到政治领域。当代自由主义思想与以 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一样，强调消极自由的重要性，或免于一切制约 的个体自由。柏林的消极自由是相对于国家的个体自由，从免受国家干预自行 决定私人事务，逐步延伸到个人财产，包括在其中建立专制秩序的工厂。这就 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制造等级制度的消极自由。自由主义者指责马克思的思想中 缺乏免受国家限制的自由。他们往往引证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认识论，来辨析国 家与权力，与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一样落后。 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的进步之处在于抓住了阶级斗争的社会维度。 关于《共产党宣言》的现实性，洛苏尔多认为其中提出的全球化值得关注。 这是一个在马克思的时代就开启的进程。与陶里亚蒂一样，洛苏尔多也认为第 一次全球化某种意义上是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完成的。马克思预见到了资本主 义力量作为一种经济模式，不仅能打破其他（殖民地的）社会模式，还能将自 身的模式强加于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没能看到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潜力，而列宁 预见到了。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没能指出全球化与战争之间的关联，而这在 今日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贝尔蒂诺蒂（Bertinotti）是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总书记，为 2005 年阿莱 格雷（Alegre）出版社再版的《共产党宣言》作了序。该序言在今天看来已经 81 远远脱离现实了：经济危机的爆发成为里根和撒切尔自由主义政治开放三十年 的分水岭。贝尔蒂诺蒂为马克思的思想在意大利不像在法国和美国的知识分子 中间那样流行而感到遗憾。右翼和落后的左翼都认为它已经过时。反新自由主 义世界秩序的年轻人与和平主义者，也都不读马克思的作品。然而，贝尔蒂诺 蒂却宣称，这些年轻人开始重写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品，并恢复 20 世纪工人 运动的遗产。当然，这在当时各种抗议运动高涨的背景下，是颇具说服力的。 但是，此后的历史很快表明，这严重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贝尔蒂诺蒂认为，如果工厂的生产形式延伸到整个社会，那么工人的作 用相对于临时工、自由职业者和失业者，就会丧失其中心性。工人阶级将会是 碎片化的，不再表现出泰勒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团结一致。伽罗法罗认为，贝尔 蒂诺蒂的这个观点没能抓住导致剥削的结构性要素，仅仅停留于现象本身。 贝尔蒂诺蒂也认为马克思是全球化的先知，惊讶于资本主义的力量。但 是，贝尔蒂诺蒂认为，这股力量在历史上并非线性的，因为帝国主义把地球分 为了南北两个世界——这个观点已经被霍布斯鲍姆所超越了。马克思主义认 为，资本主义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比此前封建社会进步。但是在贝尔蒂诺蒂看 来，发展的进步，不再契合于时代，带来的只有对环境的破坏、战争和灾难。 贝尔蒂诺蒂对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并不感兴趣，而是打断了传统，追求更新的 “时尚”：将马克思剥离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将之与列宁主义和葛兰西主义分 离。贝尔蒂诺蒂认为，左派的对手因此面临着重组阶级和构建能够成为反资本 主义和反自由主义替代品的“新主体”的目标。伽罗法罗认为贝尔蒂诺蒂是一 个异端马克思主义的神话学家，为其追随者所推崇，但是必然会带来完全无效 和无根的实践。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死亡与重生 本部分围绕洛苏尔多新著《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死亡、重生》A ，以及 相关书评的主要内容展开。 A Domenico Losurdo, Il Marxismo occidentale. Come nacque, come mor Ì, come pu Ò rinas- cere , Roma: Laterza, 2017. 82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死亡、重生》的主要内容 2017 年洛苏尔多出版了其最新力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何诞生，如何 死亡，如何能够重生》 ，以下简称《西方马克思主义》 。全书分为六章。第一 章的主题是“1914 年和 1917 年，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 1914 年 8 月，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17 年 10 月，是东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转折点。本章主要内容还包括东西方的 “货 币经济” ，反帝国主义战争与反殖民地战争之间的科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弥 赛亚信念；东西方对抗不平等的斗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方马克思主义之间 的不稳定界限；难以赢得相互认可的斗争。第二章的主题是“社会主义 VS 资 本主义还是反殖民主义 VS 殖民主义” 。这一章的内容包括从无产阶级革命到 反殖民革命；欧洲心脏的殖民问题与民族问题； “拿破仑战争”时代的社会主义 国家；丹尼尔森困境（Dilemma di Daniel
son）与两种马克思主义；早期与战 后三十年末期的两种马克思主义。第三章的主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反殖民 革命：缺席的碰撞” ，主要内容涉及博比奥—陶里亚蒂在比安富年的辩论，德 拉·沃尔普和科莱蒂的半个马克思； “工人主义”与第三世界主义的谴责；反人 文主义和反殖民主义之间的阿尔都塞；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的倒退与欧洲中心 主义的回归；布洛赫的自由主义变形与遗产；从反专制主义到亲殖民主义的霍 克海默；阿多尔诺的帝国普遍主义；谁不愿谈及殖民主义，应该在法西斯主义 和资本主义上也保持沉默；马尔库塞与对“帝国主义”的艰难再现；8 月 4 日 的“批判理论”和“具体的乌托邦” ；1968 年与大众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萨特的民粹反殖民主义与理想主义；在反殖民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蒂安帕 拉；卢卡奇的孤立状态。第四章的主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与死亡” ， 主要内容有“西方的光与安全”；阿伦特的崇拜与殖民主义—纳粹主义联系的 消除；第三帝国——从殖民主义的历史到疯狂的历史；被告席上的殖民主义或 其受害者；阿伦特——从第三世界到“西半球” ；福柯与从历史中被剥离的殖民 地人民；福柯和种族主义及生物政治的深奥历史；从福柯到阿甘本（通过莱维 纳斯）；奈格里、哈特与《帝国》的公开狂欢。第五章的主题是“西方马克思 主义的复兴抑或最后一次闪光” ，内容有齐泽克的反—反帝国主义；齐泽克对 反殖民革命的贬低及对毛泽东的妖魔化；哈维和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绝对化； 如果巴迪欧读过陶里亚蒂； “权力转化为爱” ， “批判理论” ， “融合团体” ，放弃 权力；从罗伯斯庇尔到列宁的反对“短语”的斗争；战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83 死亡证明。第六章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在西方重生” ，内容有马克 思与四大时代的未来；反对世界殖民主义奴隶制度的漫长斗争；两种不同的马 克思主义和两种不同的非永恒性；恢复与世界反殖民主义革命的关系；黑格尔 的教训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复兴；东方和西方：从基督教对马克思主义。 洛苏尔多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衰落，要归因于对 20 世纪历史真正的转 折点，即反殖民斗争的忽视上。 “一战”带来的巨大伤亡，让人们看到了资本 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恐怖性，以及推翻这种制度的迫切性。布尔什维克立即 采取了行动，十月革命被欧洲视为阻止了战争且对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产生了 巨大吸引力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推动亚洲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向独立的现代 国家转型。而在这一进程中，西方无产阶级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使命似乎消失 了。洛苏尔多在这一历史框架内，对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差异进行了分析。 ， 年轻的布洛赫将国家定义为“典型的强制性，异教徒和撒旦式的本质” 并且拒绝接受国家观念。在十月革命浪潮中，东方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 动形成了不同的立场——从殖民压迫中获得民族独立才是优先考虑的。洛苏尔 多一方面坚持西方帝国主义冲突的解决存在于私有经济和货币及其相关权力的 终结之中，另一方面则认为，东方贸易、货币经济代表着革命计划的生存与延 续（如中国共产党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在解放区所做的）；在西方，战争的 巨大破坏性使人担心技术进步的负面影响，而在东方，只有经济发展与科技进 步，民族国家才能赢得独立的基础，满足人民的需求。总之， “一战”的经验 使得欧洲开始想象一个“没有资本主义的未来” ，而东方欠发达国家在战胜资 本主义之前，要先发展生产力——这也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 观点。 洛苏尔多认为，不仅仅是历史和物质条件导致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差 异，还有文化传统。在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犹太基督教弥赛亚派的影响 增强，进而将对世界的改造视为从消极和罪恶中的救赎。而在东方，没有这些 弥赛亚意象，传统文化的差异性使得马克思的理论得到了更加务实的接受。但 是，这样一来，就涉及如何定位苏维埃俄国的问题了。因为很多布尔什维克领 导人都在西方流亡，包括列宁，在“一战”正酣、十月革命前夕，出版了《国 家与革命》 ，表现出了在国家消亡与清除殖民统治以建立独立民族国家间的摇 摆立场。不过，洛苏尔多坚持认为，列宁及其追随者都将殖民问题列为中心问 题。在夺权后，甚至期望革命向整个欧洲扩展，以实现前所未有之历史转型。 84 洛苏尔多也认为，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应该存在矛盾。因为，东方马克 思主义的主角是从殖民统治中争取独立自由的民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角是 拒绝为精英战争而服务的工人阶级。但事实上，从一开始，东西方马克思主义 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列宁后来对殖民地问题和民族独立问题也有了更为前瞻 性的思考，独立的弱小民族，也会一直处于大国的摆布之中。因为问题的关键 在于要超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在这里基 本就已经成型。科莱蒂嘲讽为欠发达国家谋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特隆蒂炫耀 自己从未跌入中国人的反世界秩序主义、包围城市和万里长征的陷阱。阿尔都 塞的反人道主义哲学对反殖民主义构成了全面威胁；霍克海默认为苏联是一个 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忽视了苏联在 1942 年对纳粹战争中的突出表现， 以及战后西方“文明国家”与苏联“专制国家”在越南殖民问题上的鲜明对比。 马尔库塞意识到了殖民问题的核心意义，但却怀疑越南人民取得的胜利及其社 会主义道路选择。福柯对殖民主义的剥离，阻碍了对资本主义的恰当解读，使 得其种族主义和生物政治的历史理论研究效力减弱。奈格里和哈特高调赞扬了 美国的革命与民主，却忽视了其真实含义——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对殖民地 人民而言，是反革命而非革命。齐泽克对殖民地人民的命运进行了抽象概括， 清除了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等概念范畴，仅仅对威权资本主义和 非威权资本主义作了区分，并将中国和民粹主义的拉美列入了前者。只有葛兰 西和卢卡奇超越了这些论调。葛兰西明白，对于西方主流文化来说，共产主义 就是一种对抗“白色超人”的傲慢和偏见的人文主义，而卢卡奇无论在《历史 与阶级意识》中还是在成熟的著作中都没有关注殖民地问题，只是在 1924 年 专门写给列宁的一本书中描述和分析了“受资本主义压迫和被剥削的民族的革 命作用” 。 此后，洛苏尔多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在西方重生的问题。东西方 马克思主义有着完全不同的时间特征：一个是正在实现的未来，一个是即将实 现或遥远的未来。走向共产主义的国家，在处理好现实关系的同时，已经在后 资本主义未来的门槛上停下了脚步。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资本主义未来密切相 关，还没有处理好自身弥赛亚式的乌托邦问题，应该学会在正在实现的未来与 遥远的未来之间搭建桥梁。就像在东方一样，社会主义的前途离不开反殖民革 命的全面实现，而在西方，社会主义通过反对造成社会两极分化以及军国主义 诱惑日盛的资本主义的斗争来实现。只有克服每一种教条主义态度，与自身的 85 时间特征相关联，开始哲学化而不是预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可以重生。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死亡、重生》的相关评述 《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死亡、重生》出版后，在意大利获得了很大反 响，多名左翼学者，其中还有马克思主义学者撰写了书评，就其中某些内容与 作者进行了商榷。佩特鲁贾尼（Stefano Petrucciani）在《宣言报》发表了一篇 题为《来自东方的革命》的书评 A 。他指出，在洛苏尔多看来，西方马克思主 义的最大局限性在于没能理解，从俄国吹向中国和第三世界的革命之风，为何 比在欧洲更猛烈。在开始探讨这一难题之前，有必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 出界定，即哪些理论属于这一范畴。第一个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 的是法国哲学家梅勒—庞蒂，在 1955 年的 《辩证法的历险》 中，将卢卡奇的 “西 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东方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比较，将其中一个指向辩证 法领域，另一个指向自然唯物论领域。但是，使得这一名词更为出名的是《新 左翼评论》的主编佩里·安德森。他在 1976 年推出了一本题为《西方马克思 主义探讨》的著作，并很快出版了意大利文版。而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 义始于两部伟大的作品——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卡尔·柯尔施的《马 克思主义与哲学》 ，聚焦于哲学独特的使用方式和阐释马克思的方式。此后， 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了精致的哲学主体，不再可指摘其粗糙或幼稚，但对列宁的 唯物论，依然可以提出批评。安德森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的萨特、列斐 伏尔、阿尔都塞等，意大利的德拉·沃尔普和科莱蒂，甚至安东尼奥·葛兰 西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它是 20 世纪的一种重要哲学经验，重要意义不亚 于“资产阶级”的本质主义、现象学、逻辑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等。应该在这 个意义上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何沉淀下来，还有多少潜力可以挖掘。而洛苏 尔多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阐述，即东西方革命命运的视角。为了证明西方 马克思主义是近视眼，大段引用了原文。佩特鲁贾尼认为，洛苏尔多没有从本 质上明白，共产主义运动真正的伟大历史结果是与反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 结合在一起的（中国、越南、古巴） ，并成为反殖民革命和 20 世纪历史转型的 关键推动力。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这一点并非是无视的。当然，西方马克思主 义从未放弃这一观念，即认为在这个世纪，最应该改变的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也这么认为） 。但是，如果说这与反殖民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命运毫无关 A Stefano Petrucciani, La rivoluzione venuta da Oriente, il Manifesto, 05 Maggio, 2017, p.16. 86 系，也不尽然。洛苏尔多对霍克海默、布洛赫和阿多尔诺以及克莱蒂等的批判 是正确的，但是，对齐泽克和阿兰·巴迪欧的批判，在佩特鲁贾尼看来，就过 度了。卢卡奇在 1924 年关于列宁的书中，就将反殖民主义作为其思想的中心， 尽管洛苏尔多将之批判为“民粹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反殖民主义。阿尔都塞认 真研究过东方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的思想，他是赋予了其过多的价值还是 将之妖魔化了？马尔库塞也是将反帝国主义斗争真正置于中心点的。洛苏尔多 本人也注意到马尔库塞认为“只有构建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赢得反帝国主义战 争的胜利。真正的症结在于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自由：在“西方马 克思主义者”看来，东方的革命实际上是不同于马克思头脑中的以及西马所仍 相信的自由的。对洛苏尔多而言，只有一种革命是现实的，历史上已经验证的 并获得胜利的——但是如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框架，要保持耐心。这个问题 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成为了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理论难题。 欧迪（Oscar Oddi）在《物的后果》上撰文介绍了洛苏尔多新作的内容， 并撰写了评论。 A 欧迪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者——卢卡奇与柯尔施， 所提出的绝非纯粹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解释现实以及改造现实的 问题。列宁也曾提出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运动的观点。但是，东西方革命 进程的内部，问题的症结不同，所选择的道路也不同。工人主义和后工人主义，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是在具体情境下产生的，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拥 有了其影响力。但是，西方底层阶级遭遇了失败，而资本主义体系并不容易被 修正，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修正，因而正在变得更加不公正和暴力。在整个西方， 马克思主义的真正问题在于局限于学术领域，完全或几乎完全脱离了任何剧烈 的社会运动，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背景，不能理解它所身处其中的现实。 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许可以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中获取复兴的活力。 ，在“21 世纪马克思”网 意大利共产党国际部主任贾尼（Fosco Gianni） 站上，也撰写了一篇题为《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意大利共产主义的危机》的评 论。 B 贾尼在对洛苏尔多新著的内容进行梳理后，对意大利共产党的历史进行 A Oscar Oddi, Domenico Losurdo, Il Marxismo occidentale. Come nacque, come morì, come può rinascere. Consecutio Rerum . Anno II, numero 3, pp.363-370. B Fosco Giannini, Sul marxismo occidentale e sulla crisi del comunismo in Italia, http://www. marx21.it/index.php/storia-teoria-e-scienza/marxismo/28156-sul-marxismo-occidentale-esulla-crisi-del-comunismo-in-italia, last accessed on 20 January, 2018. 87 了反思。贝林格与苏联的“决裂”不再令人费解，意大利共产党实质上是欧洲 的社会民主党，不能再对“十月革命的动力已耗尽”的论断的政治理论本质 进行搪塞了，这是功能性的和根本原则性的。其中“动力耗尽”的观点，意味 着意共不仅仅是与苏联的决裂，还是与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文化的决 裂。不能继续歪曲欧洲共产主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本质：它赋予了欧洲工人阶 级的所谓多余性以生命力，完全消解了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贵族”概念，也 消解了世界无产阶级斗争和反殖民地斗争的作用以及“伟大世界”的革命的、 共产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经验。把一切都收缩至欧洲，对意大利选择北约给予 了戏剧般的肯定。就像洛苏尔多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贝林格选择了北 约，即已经意味着意大利共产党走向了一条不归路——意味着意大利共产主义 走向了死亡。 特隆达（Aldo Tronta）为“21 世纪马克思”网站撰文，对洛苏尔多的新 作作出了述评。 A 特隆达认为，尽管困难重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在西方的复 兴并非绝无可能。与洛苏尔多冷峻的诊断一致，他认为有必要恢复所缺失的与 反殖民世界革命的关系，要意识到（新旧形式的）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之间 的冲突远未结束。这在国际舞台上依然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没有必要、尖锐 且深刻的批判，那么对超越资本主义的努力而言，是不完整的。但不幸的是， 这经常发生，尤其是那些致力于捍卫和巩固自由自主决定自己道路可能性的人 们而言。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可能重生，在理论上是超越了政治的，也是一种自 然而然的希望。洛苏尔多在书中提出了要重视并重现的三大原则。第一个是黑 格尔提出的，做哲学不是穿先知的衣服，要随时准备以纯洁却无法抵达的远 方之名从乏味的现实中撤离；做哲学意味着尽力用各种知识理解自身的这个时 代，同时要承受认识历史现实、历史矛盾和冲突之艰难。第二个是马克思提出 的，任何哲学家的思想都不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既要避免陷入洛苏尔多所说 的“无辜的诠释”陷阱，又要避免斥责与社会转型无关的斗争与运动。第三个 原则是列宁提出的，谁对这种革命，这种天堂般的世界充满期待，就应该明确 地了解到，它们都是想象的产物。总之，为了最终告别弥赛亚式和乌托邦式期 A Aldo Trotta, Per la rinascita del marxismo in Occidente. L’analisi di Domenico Losurdo, http://www.marx21.it/index.php/storia-teoria-e-scienza/marxismo/28013-per-la-rinascitadel-marxismo-in-occidente-lanalisi-di-domenico-losurdo, last accessed on 20 January, 2018. 88 待——它们已经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突出要素，也是非边缘部门的工人 运动政治主张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标志，重现这三种原则并展开一场富有灵魂与 活力的讨论，是非常迫切的。 三、葛兰西研究新动向 2017 年恰逢葛兰西逝世 80 周年，意大利举办了相关研讨会暨纪念活动。 其中最重要的活动，是由葛兰西基金会、国际葛兰西协会意大利分会以及百科 全书研究所，于 5 月 18 日至 20 日在罗马组织了一场题为“霸权与现代性：在 意大利与国际文化中的葛兰西思想”的大型国际研讨会。整个会议共分为五个 子议题，第一个子议题是“传记和作品：收获与希望” ，与会者发言题目有“新 狱中札记” “新闻与政治作品” 、 “通信” 、 “感情”与“生活” 、 ；第二个子议题是“意 大利文化中的实践哲学与霸权” ，与会者发言题目有“二十年之后的‘争议的 葛兰西’ ” 、 “实践哲学与科学语言的可转译性” 、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 、 “文 化历史与哲学历史中的葛兰西” 、 “超越反法西斯范式：葛兰西与对法西斯的阐 释” 、 “大众的国家与霸权：关于弗朗克·德·费里奇（Franco De Felice）对葛 兰西解释的注释” 、 “无差异的地域与权力的地域之间的市场与霸权” 、 “意大利 阶级关系的描述”；第三个子议题为“世界葛兰西研究：欧洲与美国” ，与会者 发言题目有“美国的文化研究” 、 “霸权与文学” 、 “调节学派与葛兰西在法国的 回归” 、 “二战后意大利人类学对葛兰西的解读” 、 “将人民转化为政治主体：在 蛊惑、人口学与民主之间的葛兰西、人类学与民粹主义” 、 “埃尔内斯托·拉克 劳（Ernesto Laclau）与霸权：从马克思主义到对话理论” 、 “阿尔都塞与普兰查 斯：霸权与美国”；第四个子议题是“世界葛兰西研究：亚洲与拉美” ，与会者 发言题目有“葛兰西在印度：资本主义霸权与次级政治” 、 “方向霸权与主导霸 权：葛兰西政治理论核心概念分析” 、 “葛兰西的遗产在阿根廷” 、 “附属性与进 、 “葛兰西透视镜 步性：对葛兰西被动革命概念的再解读” 、“美洲，拉丁美洲” 下的民粹主义” 、 “独裁后的巴西，基于葛兰西思想的反思”；第五个子的议题 是“葛兰西研究的新阵线” ，与会学者发言的题目有“美国的文化研究” 、 “从 国际主义到‘新型世界主义’ ” 、 “国际研究中的霸权与语言” 、 “国际关系研究 中的新葛兰西思想评析” 、 “霸权与性别研究” 、 “后霸权主义：一步向前两步后 退” 、 “葛兰西与英语世界”等。此外，葛兰西基金会主席彭斯教授在开幕式上 89 作了题为“葛兰西与俄国革命”的发言。 A 《今日葛兰西》 （Gramsci Oggi）电子杂志复刊 B ，在 2017 年第 2 期刊载了 意大利左翼学者最新的关于葛兰西思想的研究成果或新的思考，主题有“葛兰 西与霸权：社会转型的复杂性” 、 “当葛兰西遇到列宁与托洛茨基” 、 “葛兰西与 达尔文” 、 “美国主义与福特主义”等。赫贝尔在《葛兰西与霸权：社会转型的 复杂性》中指出， “霸权”这一概念，是葛兰西比同时代思想家更为出名、更 易于让人接受的“秘密”所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葛兰西的理论是关于西 方革命的理论，针对或多或少已经比较发达且面临复杂的转型问题的社会的理 论。从这个意义上讲，葛兰西思想与列宁思想一样，都是在 20 世纪对马克思 主义的发展。1920 年，葛兰西指出在十月革命中，有着“普遍意义上的经验” ， 工人阶级能够说服大众的大多数，表明彼此间利益的一致性，并成功建立起国 家。这就是一种“霸权行动” 。这种思想也表现在了对意大利革命的认识中， 葛兰西主张中北部的工业无产阶级与南部的农民阶级建立同盟，组建“工农联 合政府” 。工人阶级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任务，但在意识形态上和政 治行动中，要成为领导阶级。在这一过程中，意大利的工人阶级还要解决意大 利的南方问题与梵蒂冈问题。无产阶级的政党，则是一个拥有“霸权”的机构。 在其中，要“创造意识形态土壤，对意识与认知的方法进行改革” ，在持续的 高强度的争论中，形成集体认识和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在取得政权之前，要赢 得市民社会的文化霸权斗争。如今，意大利面临更为复杂的局势：意大利人与 移民，稳定就业与不稳定就业，而合作主义又使得工人阶级碎片化加重。因 此，今天的意大利左翼，深入研究和实践葛兰西的“霸权” “阵地战”等理论， 、 意义重大。 国际葛兰西协会意大利分会在 2017 年也推出了一篇颇具深度和分量的研 究成果——《另一个葛兰西？ 》C 。此文从四个角度对葛兰西及其思想进行了解 析，即历史、理论及其结构、文化、阶级与劳动——美国与福特主义。历史部 分分为两个主题，即历史学方法与伟大的隐喻——（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 A 参见葛兰西基金会网站公布的会议议程：https://www.fondazionegramsci.org/convegniseminari/egemonia-e-modernita/，last accessed on 12 January, 2018。 B 参见 http://www.gramscioggi.org/, last accessed on 12 January, 2018。 C Alberto Gianquinto, UN ALTRO GRAMSCI? http://www.igsitalia.org/magazzino-igs/testiprovvisorio/261-un-altro-gramsci,last accessed on 12 January, 2018. 90 和与本雅明的比较：寓言。在葛兰西论及重要的历史时期如宗教改革与文艺复 兴时，要对其所语焉不详的“历史”方法，进行思考。葛兰西在论述这段历史 时，常常与其他时空中的历史事实进行比较。就像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 对政党和启蒙知识分子的隐喻一样，葛兰西所创造并描述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 兴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必要的隐喻，用以理解新的政治文化和当代文明出现 的进程。隐喻不是寓言。葛兰西认为，他生活的时代还需要一场新的宗教和世 俗的改革，本雅明认为， “方法”才是哲学论点的系统表述。哲学的方法及其 主旨是寓言，而不是主体和真理的身份（真理是超验的） 。具体而言，寓言的 方法是“马赛克”的“构图”；马赛克就好像有句子，句号，引语的气息，其 余的都是构图。马克思主义应从内容（阶级斗争）而不是其方法和形式去理解。 但是，在葛兰西与本雅明“文化”的中心地带，都发现了宗教。在寓言中，它 是对真理的超越，会引起一阵恐慌的呼声，并产生一种弥赛亚的历史观；在比 喻中则相反，宗教是现在（在哲学和世界观的“延伸”范围内）的组成部分， 像国家和政党之间的不可分离，也是一种周期性政治“重组”的基础。 理论及其结构部分，分为三个主题，即意识形态与霸权，政党、社会、 国家，雅各宾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真实或虚假的观念体系，在其政治实体 中，总是一种超越其他意识形态的霸权主义意识形态，它被认为是由一个政党 组织或组织的哲学。根据循环论的“法则” ，推测性思想产生了政治意识形态， 因而产生了霸权：即使是国家从纯粹的经济合作阶段过渡到通过文化产生的 （积极同意的）霸权阶段，但它本身也具有与真正霸权解体的时刻相吻合的宗 教投机维度。葛兰西认为，政党不仅代表本阶层的利益，甚至有可能因为本阶 层的利益而反对整个民族的利益。政党建立并生存于社会之中，社会要求政党 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而政党的“智识”的作用在于超越自身的利益。对于雅 各宾主义与革命方面，葛兰西的论点可以视为对雅各宾主义可能的且必要的超 越，在霸权概念中的永久革命理论实践应被理解为国家力量理论的补充。文化 部分由民族与人民、科学、可译性与比较主义，与本雅明的比较等主题构成。 葛兰西赋予了人民与民族极大的政治和文化价值，提出了人民—民族或民族— 人民概念。民族—人民，是一种集体意志，是一种共同的意识。科学是一种世 界观，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哲学；它被实践哲学所接受，这种实践哲学（以这 种方式）高于它并且对它进行判断，将它与“常识”进行比较。 91 四、关于十月革命的讨论 “21 世纪马克思”网站刊载了系列纪念十月革命及探讨其意义的文章。其 中有洛苏尔多的《十月革命与民主》 、卡托内的《历史视域下的十月革命与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A 、贾凯的《革命之后：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活动》B 和萨米 尔·阿明的《1917 年 10 月：昨天与今天》的引言 C 等。 阿明在其新著的引言中指出，伟大的革命创造了历史，而保守的抵抗与 反革命只不过延缓了这一进程。法国大革命开创了现代政治和现代民主，俄国 革命开辟了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革命将从帝国主义压迫中获得解放与走 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结合了起来。这些革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的纲领深刻 反映它们那个时代的迫切需要。这也是为什么，它们会在发展中遭到现实的 抗拒，这些抗拒从本源上来说是落后的，是“热月的”和“复辟的” 。这些伟 大革命的抱负都表现在了它们的口号中，虽然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 爱” ，十月革命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毛主义的“全世界被压迫的 民族和人民，团结起来” ，并没有立刻转变为现实。但是，这些口号却号召了 人民继续为实现这些目标而斗争。因此，不可能通过对大革命的抽象化来理解 这个世界。纪念这些革命，意味着对它们的抱负进行重新评估——今天的乌托 邦，就是明天的现实，同时还要理解它们暂时的落后。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 者都拒绝这么做。他们只愿意相信，伟大的革命不过是不幸的事件，而参与革 命的人民，出于不切实际的热忱，走上了不归路，而非正常的历史道路。这些 人应该因过去犯下的罪行而遭到惩罚。保守主义者既不想实现人类的解放，消 除不平等，也认为这不可能。个体间与人民之间的不平等，劳动剥削与异化， A Andrea Catone, La Rivoluzione d’Ottobre e il Movimento Socialista Mondiale in una prospettiva storica http://www.marx21.it/index.php/storia-teoria-e-scienza/ marxismo/28464-la-rivoluzione-dottobre-e-il-movimento-socialista-mondiale-in-unaprospettiva-storica, last accessed on 12 January, 2018. B Vladimiro Giacché,Dopo la rivoluzione: i primi atti del potere sovietico, http://www. marx21.it/index.php/storia-teoria-e-scienza/marxismo/28192-dopo-la-rivoluzione-i-primiatti-del-potere-sovietico, last accessed on 12 January, 2018. C Samir Amin, Ottobre‘17: ieri e domani, http://www.marx21.it/index.php/storia-teoria-escienza/marxismo/28307-ottobre-17-ieri-e-domani,last accessed on 12 January, 2018. 92 对他们而言都是永远存在的。 在洛苏尔多看来，性别歧视、财富歧视、种族歧视，在 1917 年十月革命 前夕还无处不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带来的政治运动，赋予了每个个体选举与 被选举的政治权利。普选权确立下的现代民主，最终超越了这些歧视。有人认 为苏联与希特勒政权是相似的，这是一个荒谬的观点。尤其在种族歧视方面， 它们是完全对立的：前者在反种族歧视斗争的最前线，而后者致力于制度化、 强化这种歧视。 卡托内认为，十月革命最为深远的影响，是推动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重 新站了起来。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伟大功绩在于将西方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与殖 民地人民的反抗结合了起来。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这两大阵营真正地建立起 了联系。虽然苏东剧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重回资本主义轨道，但十月革命 最深远的历史影响是显著的，这主要表现在近代历史上被压迫民族的崛起—— 以中国为代表。为何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发生在了边缘国家，而没有发生 在核心帝国主义国家？卡托内认为，一方面由于资本的力量过于强大——如葛 兰西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以及阿尔都塞对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分析，另一方面由 于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 “二战” 后，苏联在反纳粹战争中的胜利， 鼓舞了法、意等西欧国家抵抗运动的蓬勃发展，共产党力量空前壮大，但是始 终没有出现革命的时机。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帝国主义链条遭 遇了严重削弱，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才真正有可能开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93 西班牙 贺 钦 2017 年，西班牙经济持续回暖，政府赤字和新增就业均大幅改善。始于 2015 年年底的议会纷争也随着 2016 年 6 月新议会的成立而尘埃落定，新任众议 长和参议长均来自西班牙传统政党——人民党。2017 年 10 月爆发的加泰罗尼亚 独立风波虽暂时平息，但仍为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前景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 近年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学界呈现出了年轻化和网络化等新特点，马 克思主义青年学者开始纷纷崭露头角，利用各类网络平台开展的马克思主义讨 论和教学也日益流行。2017 年，时值十月革命爆发一百周年，西班牙马克思 主义学界举办了丰富的论坛、研讨会、培训班及发布会等活动，而各类反思资 本主义危机、探寻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亦层出不穷。此 外，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学界还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和阶级理论等视角，对加泰罗 尼亚独立风波的历史成因及解决之道，进行了深入探讨与反思，而马克思主义 传统原本就较为深厚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也因此成为西班牙马克思主义最为活 跃的地区之一。 一、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学术活动 2017 年，西班牙共产党旗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联合西班牙各地左翼 94 党派、工会、文化基金会及教研机构等，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术交流和讨论 活动。 （一）马克思主义系列专题暑期班 “资本主义经济批判”课程班 1. 2017 年 2 月 2 日至 6 月 23 日，西班牙马德里大学经济学与企业管理系 和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将联合在马德里大学举办第七期 “资本主义经济批判（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及其在世界经济研究中的应用） ”继续 教育项目。 A 该项目由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应用经济系教授萨比尔·阿里萨巴 罗·蒙多罗（Xabier Arrizabalo Montoro）任教学主任。 该课程共分八个部分： （1）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基础，包括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基础、工人运动历史概论、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 （2）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导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资本的结构 与内涵； （3）后马克思时代的理论发展与论争，包括帝国主义论、苏联历史经 验与争论、批判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贸易与竞争力、货币与财 政学、不平等发展与依附； （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分析中 的应用，包括计量分析与统计数据的来源、国家统计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5）对当前世界经济的分析，包括从资本主义起源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经济 危机，当前世界经济概况（危机、调整与危机） ，生产力（人口与自然资源、 生产方式与技术进步） ，资本的国际化与集中（跨国公司） ，劳动力市场、剥削 与收入分配，国家干预与经济政策，帝国主义间的竞争、霸权与国际组织，国 际贸易趋势，货币与资本的国际流动，超国家一体化与民主，关于当前危机的 理论探讨； （6）不平等发展的案例研究，包括当前危机的爆发、发展、特点及 历史意义，美国与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拉丁美洲积累进程的特殊性，中国与其 他亚非国家，欧洲积累进程的特点，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发展及欧元危机； （7）西 班牙及欧盟案例研究，包括西班牙积累进程溯源与特征，西班牙经济（生产与 ； （8）课程总结。 国际融入、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 “ ‘四海一家’时代生态社会主义的替代选择”暑期班 2. 2017 年 9 月 6 日至 8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与西班 牙多家文化及学术机构，在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联合召开了“ ‘四海一家’ A www.institutomarxistadeeconomia.com. 95 时代生态社会主义的替代选择”讨论会。 A 与会者包括西班牙国立远程教育 大学（UNED）政治学教授路易斯·拉米罗（Luis Ramiro）和西班牙科尔多瓦 大学社会学教授、西班牙联合左翼选情分析负责人哈伊梅·阿哈（Jaime Aja） 。 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任艾迪·桑切兹（Eddy Sánchez）主持了会议。 主办方认为，根据罗马俱乐部 1972 年发布的报告，物质不可能在有限的 生物圈内实现无限增长；事实上，目前的物质增长已远远超过了极限，而我们 的社会经济生活和主流意识形态都是围绕相反的原则运行的。该课程由马德里 自治大学哲学系教授豪尔赫·里奇曼（Jorge Riechmann）负责。 “帝国主义的昨天与今天：殖民性、帝国主义性及其国际统治的新形式” 3. 暑期班 B 2017 年 7 月 17 日至 21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欧 洲左翼党（PIE）与马德里大学，在西班牙圣洛伦索—德埃尔埃斯科里亚尔举 办了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帝国主义的昨天与今天：殖民性、帝国主义性及其 国际统治的新形式”暑期班。 该培训由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及教授，围绕“帝国 主义的现状及国际统治形式的殖民性”进行讲授。课程负责人包括马德里自治 大学的赫里伯特·开罗（Heriberto Cairo）教授、爱德华多·桑切兹（Eduardo Sánchez）教授和苏珊娜·费尔南德兹（Susana Aguilar Fernández）教授。该课 程被评为 2017 年马德里大学十佳课程，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西 班牙学界影响力的回升与复兴。 “劳动力不稳定、阶级与权力：对不稳定的回答”暑期班 C 4. 2017 年 9 月 4 日至 7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与安达 卢西亚国际大学（UNI） ，在该大学安东尼奥·马查多校区联合举办了“劳动 力不稳定、阶级与权力：对不稳定的回答”暑期班，就西班牙工人阶级现状、 劳动力市场环境和阶级意识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家和革命家纪念活动 “21 世纪的马克思与《资本论》 ”座谈会 1. 》出版 150 周年，西班牙 2017 年 9 月 14 日，为纪念《资本论（第一版） A 参见 http://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79&buscador=1&id_seccion=&anio=2017。 B 参见 http://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59&buscador=1&id_seccion=&anio=2017。 C 参见 http://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64&buscador=1&id_seccion=&anio=2017。 96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和《工人世界》在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召开了“21 世纪的马克思与《资本论》 ”座谈会。 A 与会者包括编辑康斯坦丁诺·贝托洛（Constantino Bértolo） 、马德里大 学社会学教授马里奥·多明克兹（Mario Domínguez） 、马德里联合左翼发言 人索尔·桑切兹（Sol Sánchez） 、马德里大学经济学教授胡安·桑特罗（Juan Manuel Ramírez Cendrero）和“批判经济学”组织成员阿莱克斯·盖萨达（Alex 。来自文化、政治和学界的与会者，通过交流《资本论》相关文章、 Quesada） 观看视频等形式，对 《资本论》 及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工 人世界》对活动进行了报道。 “纪念格瓦拉逝世 50 周年”报告会 2. 《工人世界》 （Mundo 2017 年 10 月 9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政治部和 Obrero）编辑部在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召开了“纪念切·格瓦拉逝世 50 （Marcos 周年” 报告会。 B 马德里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系教授马尔克斯·罗特曼 Roitman）做了主题报告。 （三） “纪念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 40 周年”系列活动 2017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FIM）政治 部在西班牙共产党节（la Fiesta del PCE）期间，在马德里举行了纪念西班牙马 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 40 周年系列活动。活动的主要 C 纪念活动由马克思主义 研究会主任艾迪·桑切兹（Eddy Sánchez）主持。 2017 年 1 月 3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FIM）在马德里总部召开 了成立 40 周年总结会。与会者认为，研究会成立 40 年来，西班牙的国际国内 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势力不断扩张，而另一 方面，左翼和共产主义运动却遭遇了倒退和危机，所幸的是在南欧和拉丁美洲 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反帝国主义霸权的运动。作为西班牙共产党推进理论研 究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 40 年来，始终 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通过创办杂志、召开论坛、组织培训，不断扩 大地区影响，已成为西班牙工人阶级进行反霸权斗争、谋求时代变革的重要 工具。 A 参见 http://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67&buscador=1&id_seccion=&anio=2017。 B 参见 http://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72&buscador=1&id_seccion=&anio=2017。 C 参见 http://www.fiesta.pce.es/2017/wp-content/uploads/2017/09/2017_programa_Fiesta_PCE.pdf。 97 （四）纪念十月革命 100 周年系列活动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俄国革命”研讨会 1. 2017 年 2 月 2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与马德里大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所（Instituto marxista de economia） ，在马德里大学经济学 系联合举办了“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俄国革命”研讨会暨马德里大学“资本主 义批判分析”继续教育项目第九期开班仪式。 A 马德里大学“资本主义批判分析”继续教育项目主任教授哈维尔·蒙特 罗（Xabier Arrizabalo Montoto） ，就第九期项目“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及其在当 今世界经济分析中的应用”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讲解和动员。 2. 首届“十月革命日”活动 2017 年 4 月 19 日至 26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历史部、西班牙共 产主义青年联盟（UJCE）和“空间 2017 ：纪念苏联革命 100 周年”网站（Espacio 2017. Centenaro de la revolución soviética）B ，在马德里大学政治学与社会 学系联合举办了首届“十月革命”日活动。 C 马德里自治大学现当代史学教授费尔南多·赫尔南德兹·桑切兹（Fer、联合左翼媒体部秘书长克拉拉·阿隆索·吉门内 nando Hernández Sánchez） 兹（Clara Alonso Jiménez）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前主任、马德里大学政治理论 教授胡安·特里亚斯·韦哈拉诺（Juan Trías Vejarano）分别就“十月革命的历 史影响” 、 “妇女与革命”和“列宁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主题讲座。 3. 阿斯图里亚斯省“纪念十月革命 100 周年”系列活动 2017 年 10 月 25 日至 12 月 12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阿斯图里 亚斯省的米耶雷斯（Mieres）市和奥维耶多（Oviedo）市分别召开了“纪念十 月革命 100 周年”系列活动。 D 意大利乌尔比诺大学多门尼克·洛苏托（Domenico Losurdo）教授在米耶 雷斯的文化之家，做了题为“20 世纪的原罪”主题报告。在奥维耶多大学历 史楼召开了“苏联革命的历史意义”研讨会。活动期间，还举行了多场圆桌会 议和座谈会，推介了《我们的旗帜——苏联革命百年纪念》 （Nuestra Bandera A 参见 http://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43&buscador=1&id_seccion=&anio=2017。 B http://espacio2017.org/. C 参见 http://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54&buscador=1&id_seccion=&anio=2017。 D 参见 http://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73&buscador=1&id_seccion=&anio=2017。 98 “Centenaerio de la revoluxción soviética” ）特刊，召开了布尔什维克节、播放苏 联电影，举办“苏联（1917—1980）政治海报展” 。协办单位包括西班牙共产党、 联合左翼和西班牙工人委员会（CCOO）等。 “十月革命：从人民委员会到新经济政策”研讨会 4. 2017 年 11 月 7 日至 8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历史部与西班牙 加泰罗尼亚马克思主义研究协会（ACIM） ，在巴塞罗那联合召开了“十月革 命：从人民委员会到新经济政策”研讨会。 A 协办单位还有“西班牙马克思” 组织（ESPAIMARX） 、老鼹鼠出版社（El viejo topo）和加泰罗尼亚历史记 忆协会（Filroig Associació por la Memòria Histórica） 。会议围绕“苏维埃政 权” 、“布尔什维克”、“战时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等议题进行了深入 讨论。 5. 加那利群岛“纪念十月革命 100 周年”系列讲座 2017 年 11 月，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加那利群岛分会在大加那利岛 拉斯帕尔马斯市连续举办了四次“纪念十月革命 100 周年”系列讲座。 B 加 那利联合左翼 CPN 成员路易斯·罗兰索（Luis F. Aguirre Lorenzo） 、共产党 员及医生阿图罗·阿拉莫（Arturo Borges Álamo） 、历史学家奥古斯汀·坎特 罗（Agustín Millares Cantero）和音乐史学家达维达·阿亚拉（Dávida Paysar 《共产党宣言》 ” 、 “马列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活动” 、 “加 Ayala）分别就“ 那利群岛的工人运动史”和“音乐与苏联革命”进行了主题报告。 “十月革命：百年后的反思与讨论”报告会 6. 2017 年 11 月 9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历史部与西班牙塞维利亚大 学当代历史系，在塞维利亚大学联合召开了题为“十月革命：百年后的反思与 讨论”报告会，以纪念俄国十月革命 100 周年。 C 与会者包括《1917 十月革 命百年后》 （Akal，2017） D 主编胡安·安德拉德（Juan Andrade） E 和费尔南 A 参见 http://fim.org.es/media/2/2539.pdf。 B 参见 http://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74&buscador=1&id_seccion=&anio=2017。 C 参见 http://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77&buscador=1&id_seccion=&anio=2017。 D Juan Andrade, Fernando Hernández Sánchez（ed.） , 1917 La Revolución rusa cien años después, Reverso. Historia Crítica, AKAL, 2017. E 胡安·安德拉德（Juan Andrade） ，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大学史学教授，主要研究 领域有社会运动、左翼党及法西斯主义等，著有《转型中的西班牙共产党与西班牙 工人社会党》 （El PCE y el PSOE en la transición，2012） 。 99 多·赫尔南德兹·桑切兹（Fernando Hernández Sánchez）A 。此外西班牙赫罗纳 大学史学教授安赫尔·杜尔特（Ángel Duarte） 、塞维利亚大学当代历史系教授 阿贝托·卡里约（Alberto Carrillo）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埃莱娜·科尔特斯 （Elena Cortes）进行了发言。 主办方认为，十月革命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历史事件。1917 年布尔什维克 攻占冬宫，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从而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从乌托邦到现实的重 大转变。十月革命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扩大了劳动人民的斗争视野， 为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及政权组织提供了经验和启示。与此同时，十月革命也消 除了一些革命牺牲者、同情者的恐慌、误解和敌意。 《1917 十月革命百年后》一书分析了十月革命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始末及 其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十月革命后世界历史的演进及发 展，以及当今世界对十月革命的神化、回忆和纪念。该书从十月革命百年后的 现实视角，对十月革命及其所属的 20 世纪世界历史进行了多维解读与阐释。 （五）左翼政治和社会主义运动相关会议 “社群社会主义与玻利维亚的变革”讲座 1. 2017 年 9 月 19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与“南风” （Viento Sur）组织，在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联合召开了“社群社会主义与 玻利维亚的变革”讨论会。 B 会议邀请柏林自由大学哲学博士、玻利维亚圣马科斯市国立大学（la Universidad Mayor de San Marcos）社会学教授、前图帕克·卡塔里游击队（EGTK） 成员西维亚·德阿拉贡（Silvya de Alarcón）女士，就玻利维亚的变革进程、 埃沃·莫拉莱斯政府倡导的社群社会主义和玻利维亚的卡塔里斯塔马克思主义 （el marxismo katarista）进行了主题报告。马德里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丽亚·罗 伊斯（María Lois）进行了点评。 “西班牙及欧洲左翼选举趋势”讨论会 2. 2017 年 11 月 23 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济与社会部在西班牙马 A 费尔南多·赫尔南德兹·桑切兹（Fernando Hernández Sánchez） ，马德里自治大学史 学教授，著有《无党派共产主义者》 （Comunistas sin partido , 2007） 、 《共和国的坍塌》 、 《战争与革命：内战中的西班牙共产党》 （Guerra （El desplome de la República, 2009） o revolución. El PCE en la guerra civil , 2010）等。 B 参见 http://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68&buscador=1&id_seccion=&anio=2017。 100 克思主义研究会召开“西班牙及欧洲左翼选举趋势”讨论会。 A 与会者包括 西班牙国立远程教育大学（UNED）政治学教授路易斯·拉米罗和西班牙科尔 多瓦大学社会学教授、西班牙联合左翼选情分析负责人哈伊梅·阿哈。西班牙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任艾迪·桑切兹主持了会议。 二、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学术著作 2017 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学界围绕经典理论与时代热点，出版了一系 列重要著作。其中有关“西班牙民族问题”和“纪念十月革命 100 周年”的论 著尤为引人注目。 （一） 《马克思主义与西班牙民族问题》 （2017） B 《马克思主义与西班牙民族问题》一书，分析了阻碍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发 展的主要历史原因，从马克思主义角度阐发了西班牙民族问题的解决之道。作 者圣地亚哥·阿梅西亚 C 结合马克思恩格斯论西班牙问题的相关文献，论述了西 班牙思想传统与佛朗哥主义之间的历史关联。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入 西班牙的时间较晚，而西班牙思想界已深受佛朗哥主义的影响。该书还为旨在实 现国家统一的西班牙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面向未来的、可行的政治实践方案。 全书的主旨意在阐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西班牙左翼相当大一部分人 把西班牙的思想传统和佛朗哥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另一部分人又拒绝这样的历 史关联，甚至把捍卫西班牙的国家统一作为左派的实践纲领？作者认为，回答 这个问题需要对西班牙的历史与现实进行回顾与总结，尤其是要结合马克思主 义在 19 世纪后 30 年传入西班牙时遭受的历史冷遇来分析。不少西班牙左翼分 子拒绝西班牙的思想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的无效存在有关。西班牙在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方面的缺失，有着非常具体的历史原因，也正是这一历史局 A 参见 http://fim.org.es/actividad.php?id_actividad=979&buscador=1&id_seccion=&anio=2017。 B Santiago Armesilla, El marxismo y la cuestión nacional español, El Viejo Topo, Barcelona, 2018. C 圣地亚哥·阿梅西亚（Santiago Armesilla） ，1982 年生于马德里，政治学、经济学学 者，欧洲—地中海大学研究所（EMUI） 、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西班牙发展研 究网研究员，西班牙共产党党员，曾多次参加西班牙国内外的社会运动，与西班牙 国内外多个学术机构合作，著有《劳动、功利和真理》 （Santiago Armesilla, Trabajo, utilidad y verdad, Maia , 2015.）一书。 101 限性回答了为什么西班牙民族问题没有从左翼，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左翼得到解 决，而是最终转向了联邦主义、邦联主义、多元民族主义，甚至独立主义。这 些路径没有一个与马克思的国家和民族理论相关，与其后的恩格斯、列宁、斯 大林等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无关。 （二） 《西班牙：一项解放计划》 （2017） A 《西班牙：一项解放计划》一书认为，但凡历史上的重大危机，都是社会 重建的重要时期。该书分析了美国衰落背景下，新地缘政治时代面临的社会动 荡、冲突加剧、生态恶化及战争隐患等新挑战。 该书作者马诺罗·莫内里奥（Manolo Monereo）B 及艾克多·约卡（Héctor Illueca） C 认为，当前欧洲进程面临严重危机，西班牙也深陷难以预见的分离 主义考验。西班牙应在民主的基础上恢复主权、重建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 必须关照以下三个方面： （1）捍卫联邦制国家的主权，必须建立在其境内各民 族自由自愿联合的基础之上； （2）邦联制欧洲的建立，必须首先尊重各民族国 家的主权； （3）民主宪政主义的重建，必须通过有效机制以保障社会权利的实 现。作者主张在同一层面统一解决社会与民族问题，从而形成一个可以回应绝 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社会期望和需求的新政治方案。 该书前言的作者巴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认为，该书是教 导西班牙爱国者“爱国就是爱人民”的思想武器。 （三） 《改革还是断裂？对西班牙共产党 1973 至 1977 年政策的审思》 （2017）D 《改革还是断裂？对西班牙共产党 1973 至 1977 年政策的审思》一书，回 顾了西班牙共产党在佛朗哥时期及其后民主过渡时期的一些重要主张和实践， A Manolo Monereo, Héctor Illueca, España: Un proyecto de liberación, El Viejo Topo, Barce- lona, 2017. B 马诺罗·莫内里奥（Manolo Monereo） ，法学及政治学学士，西班牙联合左翼（IU） 和西班牙共产党党员。 C 艾克多·约卡（Héctor Illueca） ，法学博士，西班牙劳动与社会保障监察员，主要研 究领域为社会权利和公共政策领域，合著有《新自由主义风暴：反劳动的劳工改革》 （El huracán neoliberal: una reforma laboral contra el Trabajo , 2012） 、 《建筑业生产放权 与劳动风险的防范》 （Descentralización productiva y prevención de riesgos laborales en 。 las obras de construcción , 2015） D Enrique González de Andrés, ¿Reforma o ruptura? una aproximación crítica a las políticas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entre 1973 y 1977: programa, discurso y acción sociopolítica, El Viejo Topo, Barcelona, 2017. 102 对西班牙共产党发生历史裂变与分合的原因、经过及影响进行了深入剖析。 该书作者恩里克·贡萨雷斯·德安德烈（Enrique González de Andrés）A 认 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班牙共产党在结束佛朗哥独裁、推进民主过渡 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西班牙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充分体 现了“底层压力对民主制度重建的意义”这一跨学科研究领域的众多成果。为 了阐释这一现象，作者结合有关经济、社会及政治事件，试图从批判视角审思 民主过渡时期西班牙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及实践，从而揭示了西班牙共产党的历 史影响及发展方向。 （四） 《危机与革命 : 战争与俄国革命期间（1914—1921）的欧洲工 人运动》 （2017） B “西班牙马克思”组织 2017 年 3 月 3 日，加泰罗尼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Espai Marx） 、Fil Roig 和老鼹鼠出版社（El Viejo Topo）联合主办了“1917 年 。根据该研讨会论文结集出 二月革命与欧洲革命浪潮（1917—1921）研讨会” 版的《危机与革命：战争与俄国革命期间（1914—1921）的欧洲工人运动》一 书，通过回顾 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和欧洲革命浪潮 （1917—1921） 等历史事件， 揭示了俄国革命对 1914 至 1918 年间欧洲反帝国主义社会运动的重大历史影响。 该书写道，战争利用福特主义的新工业技术杀害了近 3000 万士兵和平民，这 一人道主义灾难引发了欧洲工人、农民及普通民众大规模的反战浪潮和反资本 主义运动，并由此诞生了新一波革命攻势下的苏维埃、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工 人委员会占领工厂和土地运动，革命大罢工（西班牙 1917 年） ，交战国大规模 社会动员等新一批革命组织与运动形式。 该书主编阿莱汉德罗·安德烈阿西·谢里（Alejandro Andreassi Cieri） C 在序言中写道，十月革命绝不是少数人的政变或阴谋，要想深入了解这一波革 A 恩里克·贡萨雷斯·德安德烈（Enrique González de Andrés） ，西班牙远程大学历史学 博士（UNED） 。主要研究方向为佛朗哥及民主过渡时期西班牙共产党的政策，尤其 是西班牙共产党关于西班牙工人阶级演化、20 世纪下半叶西班牙经济及政治转型的相 关政策，著有《佛朗哥时期（1939—1977）的经济发展》 （La economía franquista y su evolución（1939—1977） : los análisis económicos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2014） 。 B Alejandro Andreassi Cieri（coord.） , Crisis y revolución: el movimiento obrero europeo , El Viejo Topo, 2017. durante la guerra y la revolución rusa （1914-1921 ） C 阿莱汉德罗·安德烈阿西·谢里（Alejandro Andreassi Cieri，1948— ） ，巴塞罗那 自治大学现当代史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动及工人运动史和欧洲的法西斯主义。 103 命浪潮，必须把底层人民的抗争史和政治史统一起来；该书正是从这一视角出 发，综合考察了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英国及俄国等国的同期历史。A （五） 《十月革命中的妇女：开创性别平等立法的苏联 1918 年〈家庭 法〉 》 （2017） B 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决 心彻底扫除沙皇独裁统治下的社会不公，建立一个全民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中的妇女：开创性别平等立法的苏联 1918 年〈家庭法〉 》一书指出， 1918 年 9 月生效的苏联《婚姻、家庭和监护法典》及其后颁布的相关法律， 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保障妇女在父亲和丈夫面前的绝对平等 权。该法还规定，非婚生子女将不再经受贫困和私生子的污名。 该书作者马里纳·皮伯纳特·维拉（Marina Pibernat Vila） C 认为，社会 平等应首先消除性别不公，尤其是消除婚姻家庭关系中妇女长期遭受歧视的残 暴现实；倡导妇女平等和保护儿童是这一系列法律的主要原则；100 年后，苏 联 1918 年革命法典，依然值得倡导、研究和捍卫。 （六） 《谈谈今日的帝国主义》 （2018） D 《谈谈今日的帝国主义》一书汇集了古格列姆·卡切迪（Guglielmo Carchedi） E 、 霍安·塔法亚（Joan Tafalla） F 和拉蒙·弗朗戈萨（Ramon Franquesa） G 三位 A 参见 http://www.elviejotopo.com/libro/crisis-y-revolucion/。 B Marina Pibernat Vila, Mujeres De Octubre: El Codigo Sovietico De La Familia De 1918: La Primera Legislacion Para La Igualdad , El Viejo Topo, Barcelona, 2018. C 马里纳·皮伯纳特·维拉（Marina Pibernat Vila） ，1986 年出生于西班牙赫罗纳省， 女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西班牙左翼组织“西班牙共和国” （república.es）成员， 西班牙“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委员会成员。 D Guglielmo Carchedi, Joan Tafalla y Ramon Franquesa, Hablemos de Imperialismo hoy , El Viejo Topo, Barcelona, 2018. E 古格列姆·卡切迪（Guglielmo Carchedi） ，阿姆斯特丹大学经济与经济结构系高级研 究员，意大利图林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供职于纽约联合国总部，撰有《危机中的世 界》 （The World in Crisis ）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述。 F 霍安·塔法亚（Joan Tafalla） ，西班牙文化组织“西班牙马克思” （Espai Marx）成员，巴 塞罗那自治大学当代史专业博士。合著有《左翼的问题》 （La izquierda como problema, （Socialización, 2013）和《社会化、民主与自治——多元左翼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论争》 democracia, autogestion: Un debate marxista en los tiempos de la izquierda plural, 2004） 。 G 拉蒙·弗朗戈萨 （Ramon Franquesa）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21 世纪社会主义网” （Xarxa Socialisme 21）成员，巴塞罗那大学经济与企业系世界经济专业教授，曾任巴塞罗那 “脱欧会议”组委会成员。 104 学者，在巴塞罗那举行“帝国主义”相关讲座的部分发言稿。 作者认为今天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潜藏在“全球化”这个语汇之后。资 本主义生产模式是一种以增长为依存条件的、特殊的生产模式，只有不断扩张 才能保持稳定，而这种扩张在今天已表现出了明显的混乱和失序。此外，资本 主义增长红利并非在整个社会进行合理分配，其中绝大部分红利被资本家所攫 取。另一个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是，资本主义增长引发的生产过剩必须通过消 费来维持其利润率。因此，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规律在于不断地领土扩张，以 前通过侵略和殖民，而今天则采取了更加精明的机制。 三、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学术论文 2017 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学界出版了各类期刊论文，其中关于西班牙 历史及现实问题的讨论依然占据了各大期刊的重要版面，而“纪念十月革命 一百周年”也成为各期刊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 （一） 《社会经济指标》系列报告揭示西班牙劳工市场现状和挑战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发布了《社会经 济指标》之“西班牙劳工冲突月度报告” 、 “西班牙劳工市场年度报告” 、 “西班 牙劳工问题专题报告”及“西班牙青年劳工调查”等众多系列的 28 篇电子报告。 这些报告充分反映了西班牙工人阶级及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揭示了西 班牙劳工改革及劳动力市场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改善西班牙劳工现状的对 策建议。其中， 《危机中妇女劳动地位的不稳定及其好转》 、 《西班牙劳动力市 场的复苏与不稳定性》 、 《前进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复苏与资本主义剥 削》 、 《危机时期生产模式的演变与经济复苏》及《2017 年底西班牙阶级结构 分析》等文，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出发，分别就西班牙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 视、劳动不稳定性、资本主义剥削率的上升、生产模式的转型和阶级结构的变 化进行了深入剖析。 《危机中妇女劳动地位的不稳定及其好转》A 一文指出，西班牙劳动力市 场普遍存在薪酬领域的性别歧视，而政府认为不应干预劳动力市场的薪酬机 A José Daniel Lacalle, la Precariedad Laboral de las Mujeres en la Crisis y Su Recuperacion, Indicadores Socioeconómicos No. 169, Fundación de Investigaciones Marxistas, http://fim. org.es/media/2/2586.pdf, 2018. 105 制和集体谈判，这无异于将劳动力市场各方的谈判自由置于性别不平等问题 之上。 《西班牙劳动力市场的复苏与不稳定性》A 一文认为，目前市场危机中的 西班牙工人阶级仍无法获得相应的利益保障，其中约有 1550 万雇佣工人、150 万不稳定的自谋职业者、400 万失业者以及 1600 万非职业人口，许多从事非 正规经济的人口也包括在内。总之，以增加劳动者不稳定性为代价的经济复 苏，绝非劳工改革的出路，必将使工人阶级陷入更绝望的窘境。 《前进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复苏与资本主义剥削》B 一文指出，尽 管 2016 年西班牙首相宣称西班牙财富水平已恢复至 2008 年危机之前，但相关 数据显示，西班牙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却在明显下降，这表明 资本家的劳动剥削率正悄然上升。 《危机时期生产模式的演变与经济复苏》C 一文认为，2007 年当西班牙正 沉浸在经济和就业双增长的喜悦中时，西班牙生产模式的脆弱性和劳工不稳定 性却令人担忧，其后西班牙经济危机持续发酵，失业率急剧攀升。生产模式的 改变非一朝一夕所能，必须经历中长期的持续演变。要想克服前危机时期生产 模式的弊端，必须启动以高科技产业研发为引擎的再工业化进程，通过高新技 术的升级换代逐步消解危机的灾难性后果。 《2017 年底西班牙阶级结构分析》D 一文认为，作为中等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西班牙的阶级结构与其周边国家高度相似。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主导国际 格局以来，最重要的事实之一就是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分 工、性别、年龄及移民身份都成为影响工人阶级生存地位和状况的重要因素。 A José Daniel Lacalle, Recuperacion y Precarizacion en el Mercado Laboral Español, Indica- dores Socioeconómicos No. 161, Fundación de Investigaciones Marxistas, http://fim.org.es/ media/2/2535.pdf, 2017. B Javier Navascués, Economia Marxista de Andar por Casa: Recuperacion Economica y Explotacion Capitalista, Indicadores Socioeconómicos No. 158, Mundo Obrero, Fundación de Investigaciones Marxistas, http://fim.org.es/media/2/2509.pdf, 2017. C José Daniel Lacalle, la Evolución del Modelo Productivo en la Crisis y la Recuperación Económica, Indicadores Socioeconómicos No. 153, Fundación de Investigaciones Marxistas, http://fim.org.es/media/2/2468.pdf, 2017. D José Daniel Lacalle, Una Aproximacion a la Estructura de Clases en España a Finales de 2017, Indicadores Socioeconómicos No. 167, Fundación de Investigaciones Marxistas, http://fim.org.es/media/2/2574.pdf, 2017. 106 工人阶级各部的分化要求政党和工会更加关照现实，并适时调整阶级斗争的主 张和形式。 （二） 《我们的历史》杂志展开专题讨论 2017 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历史分部主办的电子杂志《我们的历 史》 （Nuestra Historia）共出版了两期，分别讨论了“西班牙自由之战和民主 复兴”A 和“十月革命一百周年”B 两个历史话题。除每期主题讨论外，杂志 还设有“我们的经典” 、 “我们的文献” 、 “阅读”及“专访”等特色栏目。 “西班牙自由之战和民主复兴”的编者认为，该主题讨论与西班牙过渡时 期的历史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问题，充分体现了西班牙反佛朗哥斗争的决定性历 史意义和为民主自由而战的社会运动的重大历史贡献。特辑围绕该主题推出的 重点文章包括《反佛朗哥运动的扩张阶段（1962—1976）：加泰罗尼亚统一社 会党（PSUC）的乡村活动与网络》 、 《安达卢西亚的西班牙共产党：动员与公 民社会的民主赋权》 、 《两次危机中的工人委员会》和《妇女的民主运动与共产 主义者：从反佛朗哥斗争到女权主义运动》 。此外，特辑还刊登了《危地马拉 革命时期的共产主义者和危地马拉的妇女新闻机构》 《工会运动的团结辩证法》 、 和《过渡时期的主角：激进左翼与社会动员》等文章。 “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专栏刊登的主要文章有《俄国革命一百周年：反 思与六篇文献的再思考》 、 《俄国 1917 ：思想、文化与情感的革命》 、 《列宁 、 《十月革命的国际影响：对苏联的支持与反对》 、 《工联主义、共和主义 2122》 和俄国革命高潮下领导权的调整：以加泰罗尼亚为例》 、 《俄国革命的变革与延 续》和《西班牙共产党对十月革命及其历史发展的看法：从去斯大林化到戈尔 巴乔夫经济改革》 。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A 参见 http://fim.org.es/media/2/2479.pdf。 B 参见 http://fim.org.es/media/2/2563.pdf。 107 英 国 鲁绍臣 在 2008 年以来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似乎快要走出困境之际，却迎来了马 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 170 周年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爆发 100 周年的纪念 之机。可以说，之前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已经较少从经济的危机、资本主义 的系统性崩溃、剩余价值的剥削等视角来纪念马克思的《资本论》了，而是以 更加学术、系统、体系、科学，特别是人的存在方式的视角，对《资本论》加 以研究和讨论，他们似乎要么只在纯学术的层面思考资本主义这一似乎具有铁 的自然历史规律的社会形式及其超越的可能性，要么以非马克思主义的左翼运 动的方式来进行着对资本主义的抵抗。 但是，随着《资本论》和十月革命纪念活动的展开，2017 年的英国马克 思主义学界应该说仍然在政治和现实影响力上显得十分活跃：英国工人党组织 的马克思主义节达到了 2500 人的空前规模； 《历史唯物主义》杂志举办了多场 纪念活动和学术年会，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话题进行了持续和深入的讨论；一 大批纪念《资本论》发表 150 周年的论著和文章也在 2017 年得以发表与出版， 比如阿尔都塞《读〈资本论〉 》的完全版得以翻译到英语世界，哈维的《 〈资本 论〉与经济理性的疯狂》也上市出版。而《今日阅读〈资本论〉 》则以马克思 的《资本论》与今日的政治斗争为主线展开，不一而足，甚至可以用如雨后春 笋般、令人眼花缭乱等词来形容这种活跃性。 108 为了突出主线、捕捉和彰显英国马克思主义学界 2017 年的问题意识与现 实洞察力，以便为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真实的思想资源，我在接下 来的报告中并没有面面俱到，而是以问题为导向，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来加以 呈现。内容主要围绕以下五个方面的主题来展开。 一、会议与活动概览 《资本论》 第 1 卷第一版发表 150 周年之际， 2017 年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会议， 大多与纪念《资本论》出版 150 周年有关。巧合的是，2017 年同样亦是苏联 十月革命爆发 100 周年。因此，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必然是个重大的主题。 英国《历史唯物主义》杂志的组织者认为，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所有的马 克思主义者都不得不重新思考葛兰西命题，即社会主义政治革命与《资本论》 的关系，因此，在纪念十月革命发生 100 周年和《资本论》发表 150 周年之际， 《历史唯物主义》2017 年 11 月 9—12 日年会的主题确定为“ 《资本论》与革命 的再思考” 。这样的主题，与会议组织者对《历史唯物主义》杂志年会的定调 有关，在他们看来， 《历史唯物主义》年会很难说是标准的学术会议，其更是 一个讨论与争辩，并进而发起集体规划的空间。换言之， 《历史唯物主义》的 年会是动真格的，不欢迎任何“客串”的现象。 就会议的主题而言，众所周知，葛兰西提出了“革命反对《资本论》 ”的 主张。而会议组织者则反过来问，难道今天革命的偃旗息鼓是因为研究和学习 《资本论》吗？即是不是可以说《资本论》反对革命？会议组织者和有诸多与 会学者指出，事实上，葛兰西之所以将十月革命称之为“反《资本论》的革命” ， 主要是为了反对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作机械化诠释，而并非《资本论》本身 是与革命政治实践相冲突的。对葛兰西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预言了可预 言的，但并没有预言特定的断裂，以及人类社会所应该采取的形式。会议主题 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性别与政治经济：往前看，往后看” 、 “马克思主义—女 性主义潮流” 、 “种族与资本”三个主题。 ，但《资本论》 具体来说，虽然与会学者并没有全部都只讨论《资本论》 毫无疑问仍然是这届年会的主要讨论对象，贝洛菲奥里（Riccardo Bellofiore） 在提交的论文中指出，虽然我们可以从多个侧面展开对《资本论》价值理论的 分析，并提出多重的诠释路径，但在他看来，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 109 根基的价值理论，并不只是一个理论，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不旨在指出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错误，更在于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对于马克思而言， 价值这一概念只有在货币体系的分析中才能获得有效性。在作者看来，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最为重要的贡献，是在对货币商品生产经济的分析中，探究了 劳动的剥削机制，以及这一机制走向危机的倾向性。在作者看来，马克思完成 了从价值的劳动理论（labour theory of value）向劳动的价值理论（value theory of labour）的转换。 像坎农（Bob James Cannon）等人则认为，有必要用规范性的政治理论来 夯实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建构部分。即有必要通过从对资本主义的科 学批判向规范性批判的转变，完成对马克思《资本论》价值理论的再辩护。马 乌（Søren Mau）则在“资本的先验权力：论价值和阶级”的发言中，认为先 验权力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大纲，另一次是在对 大纲的笔记本里，作者认为这一概念对于理解资本权力的特殊形式具有重要的 价值，即非人身的经济统治模型。其他与会学者还讨论了《资本论》总体性概 念的政治意蕴；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商品化：当代艺术中的政治审美等数百个 主题。 《历史唯物主义》杂志悉尼分会场的第六次年会 2017 年 12 月 7—8 日在悉 尼大学举办，主题是“ 《资本论》与对资本主义的反抗” ，摩尔（Jason W.Moore） 做了主题发言。与悉尼借助《历史唯物主义》杂志的年会来纪念《资本论》不同， 作为北美马克思主义左翼思想的研究重镇，加拿大约克大学也在 2017 年 5 月 24—26 日举办了马克思《资本论》出版 150 周年的纪念活动，会议主要围绕《资 本论》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 《资本论》的政治学理论；超越劳动与资本 的对立等主题展开，这次会议英语世界比较有影响力的左翼学者基本都到了， 也发表了很多新颖的思考与讨论。他们的结论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比他在 世时更有影响力，更具适用性和解释力。 具体来说，他们分别从社会学、政治理论、经济理论和哲学的视角对更 小的主题，比如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其批判、可替代的经济与社会模式、 《资 本论》的未完成性等视角展开讨论，为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转变 形式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比较值得介绍的是在《资本论》的政治理论一节， 约克大学的布凯里（Mauro Buccheri）介绍了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 本论》时期马克思整个人道主义思想的发展史；同样来自约克大学的科米奈尔 110 （George Comninel）则从商品拜物教的视角介绍了《资本论》中的政治理论； 来自英国的卡弗（Terrell Carver）则从述行理论、效仿和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介绍了重新阅读《资本论》的必要性。班奈尔吉（Himani Bannerji ） 、安德 森（Kevin Anderson）等人则从超越劳动与资本的单一视角出发，讨论了新自 由资本主义时代对妇女、殖民与种族主义的依赖。波斯顿（Moishe Postone） 则以“当代的危机与价值的时代错位”为题发表了看法；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则对比了马克思所在时代的资本主义与今日资本主义的不同；奥尔 曼（BertellOllman）则讨论了基于未完成性的《资本论》第 1 卷的新理解， 另外，作者认为被很多新马克思主义者视为理论珍宝的手稿，反过来在“核 心论点上是有缺陷的”；杰索普（Bob Jessop）则讨论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 政治哲学思考。 另一个非常学术的会议是 2017 年 6 月 24 日在伦敦大学学院由英国马克 思与哲学学会举办的第 14 次年会，这次年会的主题是“马克思与劳动概念” ， 会议发言的主题主要有作为劳动批判的批判理论；学术工作的特征；革命的老 师如何教学？马克思女性主义视角中的劳动常备军；马克思与劳动的双重本 性：资本主义批判的中心轴；劳动，一个合理的抽象？库尔兹对资本实体和马 克思先验劳动的解答；劳动和马克思方法的立场等。除此之外，他们还在 2017 年 2 月 25 日举办了题为“资本批判与劳动批判”的工作坊。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值得介绍的活动就是 2017 年 7 月上旬由英国工 人党组织的一年一度的马克思主义节。虽然学术性没有《历史唯物主义》杂志 年会和“马克思与哲学学会年会”的学术性强，但其规模很大，达到 2500 余 人参加，因此值得一提。其 2017 年的主题是“何以能够为社会主义而战” 。在 与会者看来，今日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不是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如何才能真 正为社会主义而战，有的与会者认为罢工运动使得新自由主义的盔甲上漏了一 个洞，这表明罢工对于建立一个全新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也有与会者提出，如 果没有组织性的政治运动，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真实未来。 二、阅读《资本论》文本：怎么读，如何纪念？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 1 卷第一版出版 150 周年之际，英国学界也有 诸多的论著介绍了解读《资本论》的最新思潮，以及阅读《资本论》的方法。 111 当然，在之前 100 周年之际，也曾经有个新马克思主义阅读学派兴起，在英国 也以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存在多年，但对其进行系统性的介绍，并且明 确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结合起来的，今年还是第一次。皮 茨（Frederick Harry Pitts）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解读马克思的新方法》A 是 主要的代表论著。他在书中批判性地介绍和比较了当前西方学术界解读马克思 《资本论》的两种主要思想流派：德国新马克思主义阅读和意大利工人自治主 义。这两大思想流派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解读均与传统马克思主义 的解读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差异，特别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核心范畴 的理解，可以说都是极其新颖或者根本不同的。 该书主要通过与他们中的重要代表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 、博内费 尔德（Werner Bonefeld）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等人进行对话和对照的方 式展开，进一步将当代学界对《资本论》的新解读与新思考呈现给读者。正如 以前的报告已经提及的那样，新马克思阅读学派在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 下，重新审视了《资本论》并激活了当代学界对《资本论》的阅读兴趣。在作 者看来，这一学派首先面对或者应对的挑战，是西方学派关于马克思的价值概 念无法衡量的问题。即所谓当今资本主义的劳动已经超越了可用时间来衡量的 时代，因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已然过时等对马克思的指责。另外，他们还要应 对技术和科学的变化，即“一般智力”的兴起，也使得依据时间作为价值衡量 标准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因此必须为马克思展开关于智力、非物质、劳动对象 的再诠释。 因此，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机械化的阅读路径，特别 是所谓剩余价值率下降的规律。作者试图通过新马克思主义阅读的方法，指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对于劳动、价值思考的独 特性及其核心方法。这个方法最为核心的地方不在于对内容的迷恋，而在于对 形式的关注，从而其主要已经不是一种经济学的理论，而是将社会与政治批判 寓于经济学的理论，或者说是“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因此， 新马克思主义阅读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传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他们接受了阿多诺等人对“票面思维” （ticket thinking）的批判。即不只 A Frederick Harry Pitts, Critiquing Capitalism Today: New Ways to Read Marx ,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112 是在集权主义国家中，在以自由和平等标榜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生活于其中的 人们仍然只能把资本主义的中介的价值和商品形式理解为难以超越的藩篱，并 且任何异议或批判都会被贴上“非理性的标签” 。 因此，从社会批判的视角来看，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并不能将 既定社会理解为一种暂时的、特定的社会形式，也不能理解这一作为存在前提 的社会形式从何而来。而上述思想主要都来源于阿多诺开创性的政治经济学笔 记，这也与传统学界的一般认知，即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从政治经济学批 判转向哲学与美学批判的说法大不相同，为阿多诺没有展开过政治经济学批判 的说法提供了驳斥的理由。 根据前面的介绍，我们发现，不管是新马克思主义阅读学派，还是意大 利的工人自治主义学派，都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将具体劳动与价值直接勾连起 来的做法。如果说传统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强调具体生活活动是价值的直接源泉 的话，新马克思主义和新辩证法学派则强调商品，或者说经过交换，并得到 交换确认后的劳动，才是价值的源泉，他们只愿意把价值与抽象劳动关联起 来，而交换中能超越物与劳动的特殊性，直接获得同一性存在的恰恰是作为价 值形式的货币。对他们来说，范畴概念不能脱离独特的社会关系形式而抽象地 存在，价值起源于商品与商品的相遇，劳动最后需要得到货币的确认。因此， 先验地确认直接生产活动中包涵了多少价值是荒唐的。在具体的资本主义社 会，货币将以一种霸权的方式，强制性地获得对人与人之间劳动关系的社会 表现形式。 因此，以货币为中介和载体的社会并不是真正自由和平等的社会，而是 不自由和强制性的社会。从这一点出发，他们确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 真正精神指向是社会批判，即马克思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主要是对社会关系本 身的批判，以及对与之相关的饥饿、暴力等的批判，而并不仅仅是对资本剥削 劳动者的批判。因此，通过作者对新马克思主义阅读学派的解读，我们发现马 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中，剥削剩余价值已然不再是重点，重点在于资本 主义的社会形式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尊重过劳动，其是一处贬低劳动、羞辱一 切不能与货币相交换的劳动的社会。 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科学研究和劳动生产是没有主体性 的，货币，特别是作为资本的货币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体，它强迫人们以货币为 准绳来进行思考并获得对世界和生命的客观态度，即以作为价值形式的货币为 113 标准来规训生活其中的劳动者。作者的结论是，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 人们来说，批判性思维，而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观念才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 式的希望，或者说真正能带给我们希望之所在。但总的说来，作者对于这一反 抗及其反抗结果的设想并不完全持乐观的态度。 除了著作之外，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发表 150 周年之际，也有关于 纪念《资本论》的论著的评论文章值得关注，它是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杂 志》在第 156 期上的《150 年后马克思的〈资本论〉 》A 一文，作者摩尔（Nick Moore）在文章开篇指出，据国际乐施会（Oxfam International）报道，全球最 富有的 8 个人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最穷的 36 亿人口所拥有的财富。而在 7 年前，也就是 2010 年，这个数字是 388 人。因此，和前述不同，摩尔认为 《资本论》的最大贡献是劳动价值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关于剥削的论述。资 本主义社会内部价值的生产与分配是马克思《资本论》论述的核心，马克 思通过对市场关系的揭示，展示了被其所遮蔽的剥削这一现代社会不平等 的起源，以及剥削的成果，剩余价值是如何被竞争性的资产阶级成员所瓜 分掉的。 然而，作者指出， 《资本论》第 1 卷比较难读，而且只有等到第 3 卷时， 才能比较明晰地知道剩余价值是如何被瓜分掉的，和强调价值形式的新马克 思主义阅读学派不同，摩尔赞赏库拉纳（Joseph Choonara）的《马克思的〈资 本论〉导读》B 一书不但强调要三卷一起读，还特别强调价值概念的重要性。 并且指出价值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实体（抽象劳动），量（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和必要的表现形式即货币，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概念是未经反思的 预设，对于马克思来说，货币在现代社会是一种非人的主体。作者也特别强 调，在处理价值概念时一定要小心，不要把价值与交换价值混淆起来，一旦 混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就将变成新李嘉图学派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误读。 作者指出，唯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剩余价值，以及其如何变成 了利润、利息与租金。但是第 1 卷最大的问题在于似乎是个体工人作为劳动者 的代表被个体资本家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剥削了，第 1 卷基本上未能提出总资 本和总剩余价值的概念。因此，非常重要的是，库拉纳特别强调了集体工人的 A Nick Moore, Marx’ s Capital at 150,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 156. B Joseph Choonara, A Reader’s Guide to Marx’s Capital, Bookmarks , 2017. 114 概念，以及剩余价值被所有的资产阶级成员所瓜分的事实。但马克思还是遭遇 到了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攻击，一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批评他无法解决转型问 题，二是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人批评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在作者看来，问题的 关键在于从总体和第 3 卷的视角来阅读第 1 卷。总之，在作者看来，理解资本 主义的最好方式就是阅读马克思自己所写的《资本论》 ，遗憾的是， 《资本论》 第 1 卷并不容易阅读，并且是一部并未完全完成的著作。并且提醒到，虽然马 克思在第 1 卷中已经讨论了剥削，但直到第 3 卷，剩余价值是如何被瓜分的才 真正得到论述，因此三卷本是个相互连接的整体，任何想来真正理解资本主义 运动史的人都必须阅读第 2 和第 3 卷。与此同时，他再次认为《资本论》并非 只是一部有关经济体系的著作，同时还提供了方法，一种理解世界，认同工人 阶级的价值。 史塔罗斯塔（Guido Starosta）的《商品拜物教在马克思〈资本论〉体系 辩证法中的地位与角色》A 一文，认为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是商品拜物教。在他 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商品拜物教的结构性体系辩证叙述，完成 了对《资本论》形式规定性的根本论述。而后世真正懂得这一方法的奠基之作， 一是鲁宾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二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 。因为只 有二者开创的传统，才把商品拜物教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的基石，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一传统对于正确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无产阶级的政 治行动来说意义深远，而不仅仅停留于认识资本主义的拜物教特征这一认识论 层面上。 据史塔罗斯塔介绍，肯恩（O’ Kane）曾经在博士论文 B 的认识论方面， 用类型学方法全面梳理过拜物教的含义，最为流行的观点是拜物教是一种错误 的意识，这一做法可追溯到正统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考茨基，以及当代 所谓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在早期阿尔都塞的概念中，商品拜物教是不 被讨论的，晚期的阿尔都塞则将拜物教视为遮蔽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体系的概念 与范畴；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拜物教则被视为一种物化体系；而对于 古典的人道主义传统来说，拜物教则是异化的明证，从此出发，可以反对阿尔 A Guido Starosta, The Role and Place of‘Commodity Fetishism’in Marx’ s Systematicdialectical Exposition in Capit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5（3）, 2017. B O’Kane,Chris（2013）Fetishism and social domination in Marx, Lukács, Adorno and Lefe- bvre . Doctoral thesis（PhD）, University of Sussex.UK. 115 都塞的所谓“认识论的断裂” 。对于这一点，在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的著作 中可以得到明晰的论述；但是，作为价值的拜物教，则是由价值形式学派或形 式分析传统而引发出来的，在这一方法中，商品拜物教被理解为非人身的客观 强制体系，将人的存在化约为其人格化的存在。 史塔罗斯塔据此认为，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来说，商品拜 物教更多指涉的是价值生产的客观体系，并构成了马克思系统辩证法的核心体 系，即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对象性体系及其核心的组成部分，因此所谓内在批判 的方法，就是要在资本主义物化关系的内部，在体系性的内部和商品拜物教的 重要性的前提下，去辩证地发现批判资本形式的实践与意识。应该说，这方面 的重要著作还有很多，比如桂丽（Bruno Gullì）的《大地之丰：关于主权与劳 动》A 的研究，穆里（Patrick Murray）的《财富的误测》B 等，他们都令人印象 深刻地分析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这种方案特别强调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不 是范畴本身的抽象关系，而是一种实践的抽象结果，其社会形式是价值和资本 的“阴影形式” （shadow forms） ，不一而足。 三、政治实践与运动中的《资本论》及其价值理论 众所周知，马克思强调历史发展过程的独立性与开放性，它不能被归结 于一种所有存在物都必须永远服从的思辨逻辑。应该说，不是从实证和经验， 而是从交换、流动和政治实践的视角来理解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在某种意义上 已经成为西方左翼学界的共识。比如哈维在他的著作《马克思、资本和经济 理性的疯狂》C 一书中，就首先将资本定义为流动中的价值（Capital as Value in ，他同样特别强调了马克思对于系统和整体性的认识，而不是古典政 Motion） 治经济学对于量、实体和静态的痴迷。因此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比较重视第 1 卷 不同，哈维反复强调第 2 卷和第 3 卷的重要性。同样，与传统马克思主义重视 价值的生产与被剥削不同，哈唯在该书中强调了反价值（Anti-Value）的重要 A Bruno Gullì, Earthly Plenitudes: A Study on Sovereignty and Labor ,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hiladelphia, 2016. B Patrick Murray, The Mismeasure of Wealth: Essays on Marx and Social For , Brill, Leiden and Boston, 2016. C David Harvey, Marx, Capital and the Madness of Economic Reason , Profile Books, 2017. 116 意义。换言之，今天政治斗争的场域不只是在生产领域中的价值创造与剥削和 反剥削的斗争，还包括大量拒绝价值化的，反抗将一切生命实践活动都纳入到 价值范畴的抵抗活动，从而激活了被长期忽视的大量抵制场域和非资本主义的 社会事实。 直面今天的政治斗争任务，将反抗实践纳入价值理论的范畴，以反价值 这一概念为线索，讨论被长期忽视的多个反抗场域，包括价值实现中的抵抗、 非生产性劳动的抵抗等。同时，对于英语学界反复强调的价值形式问题，哈维 也有所涉猎，并且指出，对于今日强大的货币与信用系统而言，价值及其生产 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也给价值理论在当代的适用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样， 哈维吸收了德勒兹等人的洞见，认为价值生产同时还是欲望、需求的生命生 产，因此，价值生产的领域并非是抽象而标准的，其同时还是文化、欲望，甚 至是等级制的。当然，哈维的核心点是强调资本主义整个生产系统坏的无限性 和经济人理性的疯狂性。在资本主义生产循环运动中，其所形成的并非是一个 良性的无限循环，因此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爆发危机，而这样的循环和无限是坏 的。经济理性的疯狂这一矛盾性的存在，也是使得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生产面临 重大的挑战与不稳定性的关键因素。 戴维斯（ Ann E. Davis）的《作为社会制度的金钱：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A 一书，很好地为读者梳理了自由主义将货币误读为简单商品交换结果的路径， 作者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货币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不是商品交换的自然结 果，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资本主义的全新视角与框架。通过权力将之作为 社会制度之后，货币才真正取代传统的社会关系模型，使得现代基于货币的 “分工”变得十分自然。货币这种抽象的致富欲才真正稳定而又安全地发展起 来，从而人们对金钱的渴求才变得更加迫切。应该说，从国家、权力和制度的 视角来追述货币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货币只有成为一项有权力作依托的社 会制度之后，其才真正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贝斯特（Beverley Best）在《透过棱镜看政治经济》B 一文中指出，当代 资本主义正日益转向拉弗蒂等人所称的“投机” （speculative）和“循环” （cirA Ann E. Davis ,Money as a Social Institution: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Routledge, 2017. B Beverley Best，Political Economy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Imagining Six Impossible Things about Finance before Breakfa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5（3）, 2017. 117 culatory）螺旋之中不能自拔。其代表着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积累的现代性 深刻的断裂，也意味着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批判显得有些多余。但在作者看 来，虽然金融资本主义改变了表象和剩余价值的实现形式，但是基于生产、流 通的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本质形式并未发生改变。马克思关于阶级、剥削和价 值形式的讨论与当代社会仍然有巨大的相关性，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金融资本 主义时代的社会统治模式是必要的进路。 作者进一步指出，过去的几十年，关于金融、信用体系在资本积累和财 富分配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受到有关学者的重视，然而，作者认为信用 体系并非当今的资本主义所独有，金融统治地位相对于生产和流通过程的日 益增强，甚至金融系统与生产和流通过程的日益分离，被定义为现代资本主 义的日益金融化和虚拟化。并用投机资本主义来指称这种非生产导向的形 态，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生产理论在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多余或过 时，或者说价值生产已经不是整个社会的主导性环节，因此，剥削的形式和 阶级的对抗等一系列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范畴概念就需要被更新或重新诠 释，以便于真正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范畴概念需要反映新的现实这一要 求。作者承认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但认为这种变化是现象和拜物教层面的 变化，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质性的变化。因此，马克思的阶级、剥削和价值形 式范畴仍然管用。 罗伯茨（John Michael Roberts）在《公共领域中的马克思商品理论概论》A 中指出，最近几年来，公共领域这一概念代表了市民社会的人们可以通过对一 系列有关他们权益的事项进行辩论和讨论的领域，并且逐步成为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然而，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未能在政治经济理论的架构 中将其正确地置于普遍的商品交换关系之下讨论。作者认为，公共领域是资本 主义社会特有的政治现象，即不同个体和组织就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争论和发 表异见的领域。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公共领域是同质和规范性的实体，即个 体可以远离他们的偏见，让渡他们的私利，以达成共识。从教育和调节性的视 角来看，公共领域是可以被培育和陶冶出来的，或者说公共领域是可以通过大 众传媒形塑出来的。再次，对于很多激进分子来说，公共领域是诸众的声音得 A John Michael Roberts, Outline of a Marxist Commodity Theory of the Public Sphere, His- torical Materialism , 25（1）, 2017. 118 以被聆听的一个绝佳机会。 然而，在罗伯茨看来，就如迪恩（JodiDean）所认为的那样，传播资本主 义与网络时代的自由民主政治存在巨大的局限性，网络媒介构造的世界往往和 真实的现实生活本身有着巨大的差异与距离，并形成了自身永无止境的循环， 因此所谓的公共领域往往构建出来的并不是自由主义者所说的“规范实体” ， 而是“幻象” 。其是如拜物教般虚假的现实，其显示的是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对 之无能为力的现实，并且其也帮助人们理解现代社会的所谓活动。因此，公共 领域的拜物教是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其可以从商 品形式中发现他的端倪，而不是自由主义所描述的那样，公共领域中呈现出来 的是自律和自由，其使得个体能够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对话与讨论之中，获得真 实的存在。 因此，以弗雷泽等为代表的后激进马克思主义针对性地提出了反公众的 概念（counterpublics） ，批评哈贝马斯等人对资产阶级理性讨论的过分理想 化，从而对公共领域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前提过于忽视。总而言之，在罗伯茨 看来，公共领域是普遍商品关系的某个侧面的拜物教领域，它是商品所有者 之间相互中介的结果，或者说，在他们开展公共领域的活动之前，他们已然 是商品的买者和卖者的关系了，即相互之间已然是相互独立的，只为了自己 利益而存在的原子个体关系了，他们是带着商品交换逻辑彼此进入到对话和 交流环节的。 因此，和将公共领域视为可超越权力关系，可置于社会分工之前的做法 不同，罗伯茨在该文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的概念，或者商品化的公共 领域的说法。这个公共领域是不可协调和还原的力量及利益相互中介的结果， 这个过程的结果不是同质和规范性的实体，而是原子个体的差异与纷争，同一 性的建构恰恰意味着差异的确立，这样的政治就意味着持续的对抗与冲突。结 果是多元主义和冲突性的霸权共识（conflictual consensus） ，而不是协商共识 。换言之，协商民主和公共领域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 （deliberative consensus） 是人们相互之间不把对方理解为敌人或竞争者，不同个体的理性对话才可能， 因此，自由主义和哈贝马斯的最大问题，在于忽视了公共领域的结构性条件。 总而言之，公共领域并不是超越结构的形而上的政治空间，而是现代资本主义 结构的拜物教结果。 119 四、认知、审美与抵抗策略 祖库福德（Mariano Zukerfeld）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知识：认知资本 主义导论》A 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常被批评为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知识 的作用，这不但表现在他的剥削理论中，同样也表现在他的劳动价值论中，自 治和后结构主义者又常常被批评为创造了美丽但空洞的概念，以至于无批判地 倒向了资本主义经济。但作者认为这些都是和各种对马克思的误读密切相关 的。在书中，作者通过对物质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交叉性分析，提出了认知唯物 主义（Cognitive Materialism）的概念。 甘德煞等人主编的《审美的马克思》B 一书中，诸多作者一致认为，审美 问题是马克思终生关心的重要问题。甘德煞在文中指出，不只是青年时期的马 克思关心审美问题，所谓的反人道主义的《资本论》中，马克思同样非常关注 审美问题，早期的马克思主要从规范性的非异化劳动的视角阐述了共产主义社 会中的美好状态，共产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就不只是对治理制度的调整与修正， 其更意味着主体性构建条件的根本转换。而《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关于审美 问题的讨论确实已经从纯粹的沉思和异化的存在转向了实践，从而真正激活了 解放的主体性。 甘德煞更进一步指出，如果从社会变迁的视角来理解审美，我们就能发 现马克思那里的第二种审美逻辑：它不再强调主体性，而是从更为广阔的革命 的社会过程和对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入手。辩证法的问题也进入了这种审 美逻辑之中，我们因此也就能理解《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带来的生产力大发展的赞美了。因此也不难理解，当马克思讨论资本主义从 形式从属向实质从属的转换时，也更多持一种赞美和欢迎的态度。在作者看 来，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对马克思来说是审美的，因为其为新的历史 样态提供了可能性与基础。 此外，甘德煞还认为马克思还存在第三重审美逻辑，即《路易 · 波拿巴 雾月十八日》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审美，其不但渗透于资产阶级革命之中，而且 A Mariano Zukerfeld, Knowledge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 tive Materialism ,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London, 2017. B Samir Gandesha & Johan Hartle（ed）, Aesthetic Marx, Bloomsbury , London, 2017. 120 渗透于对未来的诞生之中。它已然超越了既定的历史逻辑，而且创造了新的历 史逻辑，这里所体现的实践是一种革命的实践。 在施密特等人所编撰的《今日阅读〈资本论〉 》A 一书中认为，尽管《资本 论》写作的历史背景已大大不同于今日，但其仍然能够诠释今日资本主义的运 行规律与趋势。虽然该书的作者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但他们共同的信念是， 要讨论社会主义的革命与政治实践，就必须阅读和研究《资本论》 ，因此，他 们并不将《资本论》视为一本经济学著作，而是视为帮助社会主义理解政治斗 争的场域，区分同盟与敌人，战略性地回应当代的社会政治格局。即 《资本论》 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是如何生成的，以及社会主义战略是如何可能的。 对齐泽克来说，他认为马克思较少地参与现实的政治实践的根本原因，是他花 足够多的时间到大英博物馆中撰写《资本论》 ，但马克思是政治斗争的理论思 考者与研究者。 而在汤普森和史密斯关于认知资本主义的讨论中，先介绍了奈格里等人 关于认知资本主义的诠释，即主张认知资本主义时代价值的萃取已不再依靠劳 动时间，而是依靠信息与知识资本。他们因此主张今日工人阶级的劳动变成非 物质劳动，即一种“头脑的、情感的、交往或关系的，或与商品的信息与文化 内容有关系”的劳动，他们也据此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概念对于 当代的资本主义而言不再相关，或者至少需要做新的诠释。但汤普森等人不同 意认知资本主义的说法，指出这些理论家并不真正明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中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未能提供资本在当下是如何规训劳动者的新的分 析，同样也不能真正理解价值形式的主宰性，因此奈格里并不能真正理解当代 阶级斗争的本质，以及马克思《资本论》中从价值形式出发才能加以理解的关 于剩余价值的深刻内涵。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该书名为《今日阅读 〈资本论〉 》 ，但其并不是关于《资本论》的教科书式导读，而是研究性论著。 与从价值、剩余价值入手思考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不同，提·巴塔查 里亚（Tithi Bhattacharya）主编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重绘阶级，重思压迫》B 认为社会再生产领域，才是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和剥削的非常重要的 领域，只有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活动（ production）与社会再生产（social reA Ingo Schmidt and Carlo Fanelli（eds）, Reading Capital Today , Pluto, London, 2017. p.224. B Tithi Bhattacharya（ed）,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Remapping Class, Recentering Op- pression , Pluto Press, London, 2017. 121 production）活动联系起来进行总体考虑，才能真正明白资本的利润来源和受压 迫、受剥削的群体是谁，即今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不但要洞察到生产商品的劳 动和劳动者，更需要揭示那些被古典经济学家用解析的方法隐藏、并被政策制 定者所否认的劳动，特别是家庭中的妇女家务劳动。 提·巴塔查里亚希望通过社会再生产的研究，让原本被忽视了的性别歧 视、种族压迫等非生产劳动的剥削和压迫，能和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的剥削一 道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重视。提·巴塔查里亚通过研究后指认，马克思的 《资本论》已经暗示性地指出了社会再生产与生产活动本身的联系与差异，但 遗憾的是，马克思本人未能予以详细阐发。戴维·麦克纳利（David McNally） 同样在书中指出，我们应当使用交汇性理论（intersectionality theory）对马克 思的剩余价值剥削理论与种族化和性别化的关系进行交融式互动研究，而不是 与在资本主义劳动及与之相关的再生产领域的劳动进行对抗和排斥。此外，文 集中还收录了来自如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 、萨拉·穆罕德斯（SalarMo、艾玛·迪特尔曼（Emma Teitelman） 、苏珊·弗格森（Susan Ferguson） 、 handesi） 卡门·泰普·霍普金斯（Carmeen Temple Hopkins） 、萨拉弗·萨丽塔·奥兰 （SerapSaritas Oran）以及阿伦·西尔斯（Alan Sears）等重要作家的文章。 五、国家、霸权与激进政治的面向与未来 博内费尔德（Werner Bonefeld ）在《强国家与自由经济》A 一书中指出， 人们常常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定义为政府权力弱化的全球资本主义金融 化趋势，从而将新自由主义理解为古典放任自由（laissez-faire）主义的再度复 兴，似乎竞争性的市场只能通过政府的弱化来得以加强。但与之不同，博内费 尔德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奠基于强政府之中的政治事业。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作 者否定了将国家和经济二元划分的传统做法，即所谓经济的独立性和国家的干 预，因此，今日之政治既是经济的，更是在国家层面展开的。博内费尔德为读 者呈现了主权的逻辑，以及自由主义及其发展的真实逻辑，即其所需要的政治 形式，还有目前的资本主义秩序所意味着的危机与灾难。 A Werner Bonefeld, The Strong State and the Free Economy ,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London and New York, 2017. 122 博内费尔德在书中明确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真正范型是奥尔多式的秩 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 ，或者说秩序自由主义主张国家的根本任务就在 于制定市场的政策以确保竞争性的经济制度以反对民主化的过程。博内费尔德 通过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自发性和放任自流的教义，特别是放任自流的自由主 义无法解决大众的无产阶级化和整个社会的危机问题，因此竞争性的市场要求 强势的政府和政治秩序。与自由经济相应的恰恰是政治秩序。因此，他非常强 调国家权力对于确保经济自由的关键性作用，而这样的国家是非议会民主制， 而是一种决定论式的威权国家，对新自由主义者来说，大众民主对于自由经济 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国家的独立性使得根据被治理者的利益而展开的治理成了 悖论。 与此同时，和议会自由主义不同，奥尔多自由主义为施密特的“例外状 态” （state of exception）辩护，对他们来说，民主国家导致一种纯粹数量的国 家，以至于国家不能真正区分谁是自由的敌人，谁是自由的朋友。从这个角度 来说，国家是独立于市场和社会，并保护着自由经济免受大众无产阶级冲击的 存在。它不但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同样反对民主的自我管理的原则。因 此反对民主的大多数主义，即自由必须得到国家的保护，从而才能获得持续的 竞争秩序。和强调客观的、规律一样的、自然的经济竞争属性的古典自由主义 经济思潮不同，奥尔多自由主义坚持自由经济是政治建构的结果，而不是个体 互动建构的结果。完全竞争是一个经济范畴，更是个社会范畴。自由主义经济 过度强调了责任、个体性、自决的道德价值。就具体的情况而言，博内费尔德 认为所谓撒切尔主义就是“自由市场加强势政府” 。 佩里 · 安德森（Perry Anderson ）1976 年的时候在《新左派评论》上发 表过著名的《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二律背反》一文，在 2017 年时被整理成书 重新发表，作为其姊妹篇，安德森在 2017 年新写了一本《这个 H 词：霸权的 诸次突变》A 一书予以发表。在安德森看来，以 H 开头的词有很多，比如 H 弹 （hydrogen bomb，氢弹） ，但该书讲的主要是 hegemony 的 H，即通常所说的 领导权与霸权。就如先前的诸多著作所阐明的那样，安德森在该书中梳理了 hegemony 的各种语义及流变。特别是在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文明中的变化、 及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以及葛兰西如何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继承和重 A Perry Anderson, The H-Word: The Peripeteia of Hegemony , Verso, New York, 2017. 123 新阐发了这一重要的概念。 但对于安德森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德国保守主义法学家海因里希·特里 佩尔（Heinrich Triepel）关于霸权的重要思考。安德森希望多多重视中国传统 中王霸不分的传统。即强制（coercion）与合意（consent）的一体化。这一概 念史的考察是丰富多彩的历史论著的一般呈现，一定会让读者收获良多。不 过，最为重要的倒不是概念史的梳理，而是对当代现实的判断。对于当前流行 的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争，安德森认为可能会出现一个没有单一霸权国的霸 权体系（hegemonic system）：在这个体系里，多边关系呈现出一种交融式的自 我平衡稳态，因此不再需要一个维持霸权秩序的最高统治者。这一想法倒不是 安德森首先提出的，在乔万尼·阿瑞吉《漫长的二十世纪》一书中就已经设想 了这样的可能性。但安德森对于多边主义的持续稳定性持保留态度。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全球思想界的影响力日盛，在英国同样如此， 他的《身体的使用》A 一书在英国学界同样大受欢迎，该书主要思考的问题是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在遭到卢卡奇拒斥，以及苏联政权倒台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政 治理论会是怎样的？特别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被福柯的生命政治的 批判所增补，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被替换成了施密特对政治神学的 批判之后，国际工人阶级的运动被替换成了激进的无政府主体等之后，我们如 何还能思考抵抗与批判。 应该说，该书最大的特征，是阿甘本在《神圣人》系列经典的后马克思 主义转向之后的再思考。 《身体的使用》一开始分析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主权与奴隶的辩证法，进一步分析马克思所讨论 的工资奴隶及其生物技术逻辑的变种。进而批判了西方的形而上学自始以来就 制造了灵魂与身体、本质与存在、公共与私人的分离。在该书中，阿甘本进一 步分析了奈格里曾经谈及的宪制权和制宪权，进而讨论了在当代技术资本主义 国家中身体的主权使用，同时筹划了对主权权力的无政府主义抵抗。可以看出， 其对现代政治的理解是非自由主义的，而是施密特关于绝对主义国家的解释 范畴。 同样一贯批判后马克思主义的迪恩 （Jodi Dean ） 在 《群众与政党》B 中认为， A Giorgio Agamben,The Use of Bodies , 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 2016. B Jodi Dean, Crowds and Party , Verso, London & New York, 2016. 124 虽然承认奈格里等人对主权政治分析的深入性，但却对 2008 年以来的各种抵 抗、占领和骚乱、示威持批评的立场。在他看来，虽然这些运动已经突破了个 体和自由主义的左翼政治藩篱，显示了强大的集体性的力量，但这些运动并不 会带来真正的社会转型，因为社会转型的唯一前提是共产主义政党的带领。 “没 有党，就不会有记忆、学习和应对”资本主义的犯罪，也并不会真实明白人民 的需要。唯有政党能够通过群众完成与资本主义的断裂，从而真正形成集体中 的政治主体。 换言之，唯有政党才能完成移情关系的转移并正确地看待自己，而这恰 恰是今日左翼政治最为根本的问题，对他来说，任何不愿意讨论政党的人都没 有资格讨论政治转型。群众虽然有力量来完成与日常政治的断裂，但对于转型 来说，群众的断裂必须变成跟随主体的政治化运动，而主体就是共产党，从政 党的视角来反观自身，群众才能认清自身的政治理想与利益，或者说政党是唯 一能够让人们形成集体而非自由主义个体眼光的组织。政党能够使得群众的政 治意识敏锐起来，变成他们原先所不是的状态，对于反资本主义而言，唯有政 党能够带领我们离开资本主义，进入到共产主义的新世界。因此，迪恩对于微 观政治、身份政治和无政府主义等是非常不屑一顾的。原因在于后者所强调的 不过是奇异性的、新奇性的，或者当下性的意识。 哈特与奈格里合作撰写著作似乎已经成了固定的模式，但他们关于组织 的思考，仍然是强调灵活性临时性。英国剑桥出版社 2017 年出版的《集会》A 一书，就试图回应最近几年因齐泽克和遇恩的鼓吹而日益复兴的所谓“政党 拜物教” 。哈特和奈格里试图要超越主权与固定架构的政治，致力于诸众的共 同性及其反权力的机制，他们对现代社会的主权构架，即官僚理性、私有财产 和政治主权是排斥的，甚至主张要将其完全撕碎。对他们来说，真正激进的左 翼和具有稳定框架的国家治理不可能同时存在，左翼需要的是一个“新王子” ， 而不是已然陈旧腐烂的“王子” ，因此，不是一个领导人或者一场运动，而是 具有共同性的奇异性集体。 该书主要从运动的策略、非主权机构的发明、差异化的夺权、取回固定 资本、诸众的事业等方面来展开。他们试图在社会生活的内部来奠定政治规划 的事业、探索多元的合作本体论、非财产的共同性、对国家的摧毁、生产权力 A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Assembl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ew York, 2017. 125 的主体等等。因此，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民间政治，其结果无论如何都不可能 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权力结构，其能获得的，最多只会是技术性的社会霸权， 其所生产的运动，更多的是民粹主义的运动，因此不可能真正攫取国家和市民 社会的霸权。 换言之，这是一种战术性而非战略性的政治，领导权是特定议题的反射 性回应，一旦特定的局势发生了变化，领导权和领导者就必须取消，对他们来 说，政党必将异化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并重复卢梭关于公意这一有缺陷的遗 产。总之， 《集会》 一书提供了反抗全球资本的各种潜在路径及其斗争的新模型， 重思了领导权的问题，并强调一种新的情感本体论和主体性的社会必然性，社 会罢工成了抵抗资本的最为主要的途径。 在麦克洛克林（Daniel Mcloughlin）等编撰的《阿甘本与激进政治》A 一 书中，阿甘本的激进哲学毫无疑问早已在英语世界得到重视，不过，从经济与 国家治理的视角入手的研究著作倒是少见，而由麦克洛克林等人编撰的《阿 甘本与激进政治》一书，更为重视阿甘本的《王国与荣耀》及《最高的贫困》 ， 并将其激进政治哲学的思考放置到当下的政治斗争之中。不过，作为系列著作 的另一本， 《身体的使用》倒是出版于该书的诸多文章之后，这也意味着该书 所掌握的材料并不完整。比如阿甘本的“生命的形式”这一概念，就没有得到 充分的讨论。 但是该书仍然是任何一位想要深入了解阿甘本的《王国与荣耀》 、 《最高 的贫困》这两本书的必要读物。不过该书对阿甘本的总的判断是，阿甘本并未 真的完全超出本雅明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宗教的批判框架，即现代货币是自我 指涉和纯信用的。因此资本主义是纯粹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该书的其他文章 还讨论了阿甘本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关系、福柯对阿甘本的影响等。 但他们认为阿甘本拒绝通过革命重建任何政治秩序的主张，使得阿甘本的任何 政治都是非政治的，因为治理、经济、法律或权利本身都是政治秩序的内在机 制，或者说，阿甘本的政治是超越政治的美学。 马克思的《资本论》常常被理解为一本经济学著作，但在其 150 周年 的纪念著作中，却有越来越多的论著认为其更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罗伯茨 A Daniel Mcloughlin（ed）, Agamben and Radical Politic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Edinburgh, 2017. 126 （William Clare Roberts）的《马克思的地狱： 〈资本论〉的政治理论》更是直接 指出这一点，在他看来， “马克思的《资本论》必须被恢复为一本政治理论著作， 这不仅仅是因为其写作的特定政治背景，更在于他对现代世界的持续挑战以及 追寻真正自由的努力。 ”A 但该书在运用但丁的范式来研究《资本论》时，却只 重点关注了第 1 卷，对于第 2、3 卷则缺乏深入的研究，作者的理由是只有第 1 卷是马克思自己准备和修订出版的。另一个引起学界争论的点，就是其试图颠 覆更具黑格尔传统的阅读路径，在他看来， “体系辩证法”诠释路径的根本局限 性在于未能将历史分析整合于内。罗伯特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无人身的统治 体系，但对于这一点，不管是海因里希还是波斯顿均早已指出。不过，他指出 海因里希的逻辑是商品形式的逻辑，而波斯顿则着重强调抽象的社会结构。相 反，他认为自己的优点在于，仍然将这套无人身的体系理解为人对人的统治与 剥削的体系，但这个剥削和统治是通过中介的、非直接的和非人身的方式完 成的。 六、结论 虽然 2017 年英国马克思主义热闹非凡，但总的来说，还是在希望中透露 出了对现实苦难和无力取代资本主义的无可奈何，只是诸多的英国马克思主义 者不承认这一点，而齐泽克这个学术界的摇滚巨星则往往口无遮拦、笔无禁 区，他的《无望的勇气：危险行动的年谱》B 引起了诸多的非议，但也道出了 实情：我们要正视当代资本主义在现实可预期的将来还不会崩溃和被社会主义 所替代，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的这—当前的境况是彻底绝望的，然而面对全球资 本主义的痼疾，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是深入的，是能起到改变和激励作用 的，从这点来说，事情本身已经起了真正的改变。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A William Clare Roberts, Marx’s Inferno: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Capital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17. p.1. B SlavojŽižek, The Courage of Hopelessness: Chronicles of a Year of Acting Dangerously, Allen Lane, 2017. 127 澳大利亚 * 孙秀丽 R. 博尔 由于文化历史的特殊性，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 研究有其独特内涵，并带有强烈的本土特征。就内容而言，它大致可以分成以 下特殊类型：深受英国传统影响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聚集资本主义分析的 政治经济学研究；关注澳大利亚本土问题的政治批判研究；以及关注“执政的 社会主义”的历史哲学研究等方面。除了这些最主要的分组之外，澳大利亚马 克思主义分析的其他路径也在继续发展。这些研究焦点一般存在于某所特定大 学或者独立组织之中，而且，许多碎片化的左派政党也出版了自己的刊物。 总体而言，许多老一代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仍然受到托洛茨基主 义的影响。这一奇怪区分也是欧洲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其中托洛茨基被认为是 某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斯大林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 的“偏离” 。接下来我们会更加细致地讨论这一趋势，其中需要指出的是，在 今天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那里这一看法正在发生改变，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 的研究范式和假设。下面确认的几条路径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点。 * 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一般科研项目规划基金（20171140021）阶段性成果。 128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与哲学研究 澳大利亚哲学家一直有对马克思主义不是很感兴趣的传统，但我们发现 在澳大利亚有不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需要指出的是，在澳大利亚各大学 中，一个普遍的模式是每个系拥有一到两个代表性的独立研究领域或研究路 径。历史系和历史学院在人文社科中一般大于其他专业或学院，这是因为历史 在澳大利亚的民族思想论争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为了理解澳大利亚的国家现状，我们应该如何去讲述过去的历史？它是 带有“西方”价值的欧洲殖民的故事？还是关于世界上最古老的、并在最近遭 受严重殖民破坏的连续文化的解释？抑或它是一种有关东南亚与更早期的马六 甲和中国联接的交往叙事？所有这些组成部分都很重要，而且它们以一种复杂 的方式相互影响，但是如何强调和评价它们则产生不同的历史叙事。在这一背 景下，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墨尔本大学 的斯图亚特·麦金泰尔（Stuart Macintyre）就指出，澳大利亚共产党对理解澳 大利亚的政治和社会历史而言很重要 A 。另一位以前也在墨尔本大学工作的维 尔蒂·斯伯格曼（Verity Burgmann） ，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劳动历史和社会反 抗运动方面的研究，并著有《21 世纪的全球化和劳动》 （2016） 。其他学者则 更加关注全球史，尽管他们探究的主要是澳大利亚在世界中的角色。还有一些 学者研究俄国革命以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比如悉尼大学的格雷厄姆·吉尔 （Graeme Gill）教授和纽卡斯尔大学的罗杰·马克威克（Roger Markwick）教授。 吉尔教授在许多方面有着洞见性的研究，例如，他探究关于斯大林、苏联共产 党的解体以及后共产主义的政治，并于最近出版新著《苏联政治的集体领导》 （2018） 。马克威克则研究苏联历史学的本质，以及女性尤其是伟大的卫国战争 期间在红军中所具有的重要角色。 回到哲学以及纽卡斯尔大学，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澳大利亚的哲学系一 般很小，而且历史上一直存在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两种哲学路径之间的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就留有很小的空间给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悉尼大学的瓦尔·萨 A 参见 Macintyre, Stuart. The Reds: The Communist Party in Australia from Origins to Ille- gality . St Leonards: Allen and Unwin，1998。 129 奇汀（Wal Suchting，1931—1997）是一个例外，萨奇汀是澳大利亚著名的马 克思主义学者，他深受阿尔都塞思想的影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 （逻辑）哲学的关系，代表作有《马克思与哲学》 （1986） 、 《重构马克思主义》 （1933）等。尤金·卡门卡（Eugene Kamenka，1928—1994）也推进了澳大利 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究。1937 年，他作为纳粹集中营的难民与父母来到澳 大利亚，后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求学。随着博士论文《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 （1969）的出版，他推进了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理论的探究，试图建立马 克思所忽略的规范伦理学观念。另外，他还强调将“自由联合”作为马克思革 命规划的基础以及马克思思想的核心价值。虽然卡门卡没有为自由联合体观念 提供一个可行的基础，但在 20 世纪 70—90 年代，促进了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 哲学相关问题的探讨。另外还有萨奇汀的学生、属于学派成员的伊安·亨特 （Ian Hunt） ，他是澳大利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性著作有《分析的和辩 。亨特通过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加以辩护，对历史唯 证的马克思主义》A （1993） 物主义和资本批判进行了重新阐释，并探究当代西方工人阶级革命的可能性。 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澳大利亚学术研究中仍处边缘，纽卡斯尔大 学的情况也是如此。因而，在正式的制度结构之外，必需建构一种独特的马克 思主义研究路径。 以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为例，有许多要素为这种独特路 径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性。首先，该大学坐落在一个传统的工人聚集区，并拥有 一个主要港口、矿山、工业以及左翼贸易联盟，这一事实提供了一个更容易接 受左翼政治的环境（在这些方面，澳大利亚共产党一直具有很强的影响）；其 次，该学校具有 50 多年的历史，它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澳大利亚的 繁荣时期，所以它不受国家或联邦首都城市中古老大学的期待和限制，从而 具有探究替代性路径和观念的空间；第三， 一系列不同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的影响，能够使得马克思主义网络得以发展。这一网络包括历史学家、教育学 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哲学家等；而且，无论是在拉美、苏联、中东或 者东亚，他们每个人在世界的不同地方都提供了独特的社会主义研究路径。例 如，汤姆·格里菲斯 （Tom Griffiths） 继续推动拉美社会主义政府下的教育实践， A 参见［澳］伊安·亨特： 《分析的和辩证的马克思主义》 ，徐长福、刘宇等译，重庆出 版社 2010 年版。 130 评估政策、实践或者成果，从而致力于改进这些路径，并编辑出版了《社会主 义教育的逻辑：参与危机、不安全和不确定性》 （2013） 《为了社会主义的教育： 、 历史、现在和未来的视角》 （2016）；同样，无论在教育还是在解放本质方面， 萨拉·莫塔（Sara Motta）都提供了有关拉美社会主义偏重社会学角度的分析， 她的研究接近于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交叉，并新近出版《阈限 主体：编织（我们的）解放》 （2018）一书；更重要的是，他们关注“执政的社 会主义”问题，即探究一个社会主义政府试图在复杂而且有时充满敌意的世界 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历史学家罗杰·马克威克（Roger Markwick） 和 E.C. 伦·卡尔多纳（Euridice Sharon—Cardona）比较关注苏联历史，但他 们的著作同样也包括上述方面的研究。 最后，罗兰·博尔（Roland Boer）的著作则采用更加哲学的方法。鉴于 西欧文化深受宗教的影响，博尔的著作最开始处理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宗教 的复杂交织性问题。他的“天国批判和世俗批判”系列五部著作于 2014 年获 得艾萨克和塔玛拉德国纪念奖，到目前为止是第二位获得该奖项的澳大利亚学 者。后来，他的著作开始关注列宁和斯大林，并仍然在哲学和宗教的交叉方面 进行研究，但这一研究敞开了执政的社会主义的整体领域。列宁，尤其斯大林 的著作在十月革命后出现，那时布尔什维克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漫长和复杂 的过程。这一思考使得罗兰·博尔关注中国的境况，并准备研究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不同方面，以及继续展开“执政的社会主义”研究项目。这一项目包含 纽卡斯尔大学的其他合作者以及中国的一些主要研究人员，该项目主要考察诸 如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政治政党尤其共产党的角色、教育政策 和实践、伦理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关系新形式。 此外，澳大利亚还有一批学者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关于中国 的 研 究， 早期作出重要贡献的是格里菲斯大学退休教授尼克·奈特（Nick 。奈特的研究关注的是中国早期从瞿秋白到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 Knight） 究状况。他出版了关于毛泽东 1937 年“辩证唯物主义”讲座文本的批判性评价， 并结合《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文章进行分析。这一里程碑式的著作成为对这 些著作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在《分析的和辩证的马克思主义》 （1993）一书中，澳 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的伊安·亨特也专题讨论了毛泽东的矛盾理论，关注中国马 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此外，澳大利亚有着诸多中国研究机构，例如，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墨尔本亚洲语言与社会研 131 究所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成为澳大利亚学者关注的方面之一。 二、文化马克思主义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许多澳洲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深受欧洲，尤 其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的影响。其中，威廉斯及其学生伊格尔顿在 澳洲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另一思想来源还有布 达佩斯学派。20 世纪 70 年代卢卡奇去世后，受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东欧新 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赫勒和费赫尔夫妇、马尔库什（György Márkus）夫妇移 居澳大利亚，并在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拉筹伯大学等地任教，他们的思想 也在澳大利亚得以传播。以其为代表的布达佩斯学派从“复兴马克思主义”这 一理论主题出发，围绕现代性危机进行全方位的批判，其中对文化研究的关注 影响了一批澳大利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们秉承布达佩斯学派传统，以澳 大利亚本土经验为参照，注重在文化生活层面对社会进行反思和批判。 首先，一些学术杂志的出现可以看出这一研究的侧重，其中《论纲十一 ）就是首要例子 A 。20 条》 （Thesis Eleven ，又称《批判理论和历史社会学杂志》 世纪 80 年代， 《论纲十一条》在拉筹伯大学创立。 《论纲十一条》重点关注文 化研究和文学，同时也扩展性地包括社会学和人类学。此外，从反思和批判现 代性出发，该杂志也出版地域性理论、调查、批判、争论阐释，以及与当今世 界有关的问题，鼓励文化分析和现代性替代方案研究。例如 2016 年 4 月期杂 志以“批判的政治与政治的批判”为主题，深入讨论和反思现代性问题。该杂 志也重点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变化及其传统，包含原初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 思主义。从新近发表的文章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到这一研究侧重。例如，2014 年 12 月期以“赫勒：哲学组曲”为题，包括“论赫勒的美学纬度——从‘复 活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范式” 、 “在存在与文化之间——论赫勒” 等一系列围绕赫勒哲学思想的纪念文章；2018 年 2 月期以“悖论、冲突、辩证 、 “作为‘真诚进步’ 法和和解”为主题，其中包括“文化悖论与现代性批判” 的乌托邦” 、 “作为社会行动的恶”等文章，讨论有关马尔库什、阿多尔诺等西 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 A 参见：https://thesiseleven.com/。 132 其次，鉴于该杂志最初的成功及国际关注，它导致了拉筹伯大学（文化） 研究中心的建立。2001 年，拉筹伯大学创立了“论纲十一条文化社会学中心” ，2007 年改为“论纲十一条批 （The Thesis Eleven Centre for Cultural Sociology ） 判研究中心” 。该中心声称“批判理论是主要的资源和传统，但文化社会学是 关于我们正在以及将要做什么的更加宽泛的描述” ，旨在促进世界范围内社会 和政治理论的发展和应用。这一文化关注也意味着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逐渐 出现在澳大利亚大学的文学系和语言系中。例如，早期的突破出现在悉尼大学 的法语系，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米亨·莫里斯（Meaghan Morris）和保罗·巴 顿（Paul Patton）开始了具有影响力的工作，其中，莫里斯是首位以“翻译福 柯理论和支持法国理论”A 著称的澳大利亚人。莫里斯与巴顿合作编辑《福柯： 权力、真理和策略》 （1979）等著作，他们的研究融合法国后结构主义（福柯 和德里达）的早期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分析。伴随福柯、德里达、利奥 塔、伊利格瑞等思想家著作的翻译和介绍，20 世纪 60 年代左右，法国思想在 澳大利亚学界得以传播。之后，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越来越带有文化政治的维 度，借以讨论权力压迫、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问题。 另外一个例子是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的文学比较中心，后来 改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在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莫纳什大学一直是澳大利亚马克思主 tural Studies） 义研究和发展的主要阵地，其中，比较具有影响力的学者有： （1）从英国移民 到莫纳什的安德鲁·米尔纳（Andrew Milner） 。受威廉斯和伊格尔顿著作的影 响，米尔纳出版了涉及科幻小说、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的著作，例如， 《重新理 （2012）等。 解文化研究》 （2002） 《文学、文化和社会》 、 （2005） 《定位科幻小说》 、 在书中，米尔纳继承威廉斯及其后继者的遗产，追溯文化唯物主义在文学理论 和文化研究等方面的影响。同时，他也强调威廉斯与霍加特的区分，认为不能 将“文化主义”的标签轻易地贴在他们身上。米尔纳认为，威廉斯与英国的文 化主义传统之间的根本关联，就像巴迪欧和福柯之于法国的结构主义、哈贝马 斯之于德国批判理论的关系。因此，文化马克思主义最好被理解为一种积极 的“后文化主义” ，而不是文化主义。 （2）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著有《澳大 A Felski, R. & Sofia, Z.“Introduction to ‘Australian Feminism’ ” . Cultural Studies , 10 , 1996.p. 385. 133 利亚共产党简史》 （1969）的阿拉斯泰尔·戴维顿（Alastair Davidon） ，他比较 重要的贡献是将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思想介绍给澳大利亚学界，并担任《澳大 利亚左派评论》 （Australia Left Review ，1966—1993 年间由澳大利亚共产党出 版发行） 、 《干预》 （Intervention ，1971 年在墨尔本开始发行）以及《论纲十一 条》等澳大利亚主要左派杂志的编辑。 （3）鲍里斯·弗兰克尔（Boris Frankel） 的贡献则在于研究哈贝马斯的早期思想以及写作《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1978） 、 《超越国家？ 》 （1983）以及《后工业乌托邦》 （1987）等。跟戴维顿一 样，他也致力于澳大利亚学术与西方思想的联结。 （4）扎达尔·河内（Zawar Hanfi）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向澳大利亚学界翻译和介绍费尔巴哈、弗洛伊德、 马克思、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的思想。21 世纪中叶，莫纳什大学文化研 究中心关闭，这也暗示澳大利亚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阶段的逐渐没落。 第三，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本土特征，代表者有约翰·菲斯 克（John Fiske） ，米亨·莫里斯、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 、托比·米勒 （Toby Miller）等人。1983 年，菲斯克、特纳等人合力创办《澳大利亚文化研 ，他们致力于从日常生活实践出发， 究》 （Australi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 承认和挖掘澳大利亚大众文化的活力和重要性，并基于左翼立场批判性地考 察这些文化现象背后所蕴含的经济文化议题。在这方面，法国学者列斐伏尔、 德·赛托等的“日常生活实践”研究、伯明翰学派的“葛兰西转向” 、威廉斯 后期文本中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批判，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 初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德国后现代学者韦尔施主导的“日常生活审美 化”等成为其主要思想来源。例如科廷大学的约翰·菲斯克教授致力于研究大 众文化和大众传媒。在《电视文化》 （1987） 、 《理解大众文化》 （1989）等著作 中，菲斯克分析媒介作为一种“文本”所蕴含的不同意义层面和社会文化内涵。 另外，他还将后结构主义传统的符号学应用于媒介分析，并具体考察这些文化 内涵在社会中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其中涉及阶级、种族、性别等因素的复杂 交织。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随着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等文化研究机构的消失，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逐渐成为显学，并日渐成为“三 A 轴心”A 之一。这一方面源于英美文化研究，尤其是伯明翰学派思想的影响， 因而它带有某种程度的“英国性”；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也试图跳 A 参见徐德林： 《被屏／蔽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 ， 《国外文学》2012 年第 4 期。 134 出这一框架，建构属于自己的理论叙事和独特风格。约翰·辛克莱（John Sinclair）与吉姆·戴维森（Jim Davison）合著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等于伯明翰 加本土》 （1984）一书形象地揭示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这一复杂交织的特征。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马 克思主义研究“文化转向”中，可以确认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 20 世 纪 70 年代欧洲“左翼”的兴起， “文化转向”本身是对广泛的世界反殖民运动 的一个回应，同时也意味着欧洲殖民主义特殊阶段的终结 A ；二是西欧和北美共 产主义的革命可能性逐渐消失。与之更加密切相关的是苏联“背叛”了共产主 义运动，并且不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更不用说是共产主义。除了这些马克思主 义者利用的西方殖民主义理论框架，这一理解也属于占统治地位的托洛茨基理论 框架的一部分，其结果便是将马克思主义从政治和经济分析转向对文化的研究。 三、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经济学 然而，这一文化研究侧重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 研究者开始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特征也即政治经济学批判正在被忽略。 因而，他们抨击文化研究过于强调文化现象的重要性。在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 发展过程中，对文化的强调逐渐转向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注。 悉尼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发展是这一转变最明显的信号，这一历史可追 溯至几十年前：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与对数学、微观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机制 描述的新古典关注一致（那时可被视为学科的一种“美国化” ） ，悉尼大学管理 层尝试全面改革大学的经济学科 B ，这需要采取制度化的形式以拒斥这些发展。 最终 2007 年，悉尼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建立。这主要是因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已经真正失去势头 C 。第二年，该系从商学院转移到了艺术和社会科学学院。 那么，这一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否主要关注马克思主义？从该系网站上可 “市 以看到，它关注的核心是：经济现实并不“独立于社会和历史进程”而存在， A Fredric Jameson.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 London: Verso, 2008. pp. 483-515. B 参见 Weintraub, E. Roy. How Economics Became a Mathematical Science .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 C 参见 Schroeder, Susan, and Lynne Chester, eds. Challenging the Orthodoxy: Reflections on Frank Stilwell’s Contribu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 . Berlin: Springer, 2014。 135 场”不能与诸如“全球化变化”的社会环境要素分开， “经济活动、财富和机会” 如何进行集中， “自由市场视角”和“更广的社会关注”之间的“关系” ，以及 “经济增长与环境持续”之间的复杂关系等。此外，还提及能源、劳动、性别、 种族、公共政策以及人权等方面，但并未提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最终出 现在一个涉及研究专长的介绍中： “该研究规划被广泛地认为是参与以及致力 于非正统思想的发展，特别是有关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马克思 主义、发展经济学以及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该研究认为，不同的理论经常 是补充性的而非替代性的。我们的理论所了解的经验研究试图提供有关当代问 题和政策的批判性分析，并建构针对正统观点的替代性方案。 ”A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研究明显被掩盖在一系列其他研究路径之中。尽 管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路径被视为“补充性的而非替代性的” ，但总体研究不 应该被视为明确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它我们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提供了分析其他阐释路径的基本框架，所以他们倾向于用“非正统”来称呼 自己的研究路径。这一术语来自基督教传统，其中“正统”意味着“正确的教 义” ， “非正统”则意味着“异端学说” （这一词汇最开始来自古希腊） 。换句话 说，悉尼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系关注这样的经济理论，它不属于在其他地方占支 配地位的新古典路径，当然，马克思主义只是这些经济理论中的一种。 通过参考《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学杂志》 （The Journal of Australia Political ，可以获得有关政治经济学系研究侧重的其他视角。该杂志最先于 Economy ） 1977 年发刊，它主要关注的是促进“针对传统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替代方案， 并在澳大利亚语境中，挖掘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促进有关资本、劳动、生态和 国家之间相互影响的论争。 ”B 这一描述涉及一些很重要的点。首先，它为“传 统”经济学提供替代性方案（复数） 。这一点呼应前面提到的对“非正统”的自 我解释，并通过运用“正统”继续暗指基督教历史。在最近一期的杂志（第 80 期， 2017—2018 年夏季刊）中，它继续将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或简单经济学 称为“正经”经济学，并按内在要求自称“非正统”经济学。这一描述的第二 个特征是它探究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无论是澳大利亚的资本主义，还是世界其 他地方的资本主义抑或是全球资本主义，它仍然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主 A 参见 http://sydney.edu.au/arts/political_economy。 B 参见 http://australianpe.wixsite.com/japehome。 136 义的传统，集中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 当然，这一杂志以及政治经济学系不是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学理论关注的 唯一地方。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杂志，例如《劳动 （Australia 与工业》 （Labor and Industry ，格里菲斯大学）和《澳大利亚劳动公告》 Bulletin of Labor ，南澳大学、佛林德斯大学）等。此外，该领域比较有影响的 学者有： （1）写作《建构资本主义》 （1989）一书的安德鲁·威尔斯（Andrew 。在该书中，威尔斯探究了东澳的经济史，揭示了澳大利亚如何从 1788 Wells） 年的巨大和孤立的监狱发展成为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在这一过程中，他强 调土地政策、劳动市场以及政府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2）澳洲 国立大学的科斯马斯·特孛卡斯（Kosmas Tsokhas）教授，代表作有《市场、 货币与帝国：澳大利亚羊毛产业的政治经济学》 （1990） 、 《成为民族国家：澳大 利亚历史的文化认同、经济民族主义与性别》等书。在书中，他注重运用政治 经济学分析的视角探讨澳大利亚的现状和历史。 （3）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里 克·库恩 （Rick Kuhn） 。 《亨利克·格罗斯曼和马克思主义的复兴》 2007 年，他因 （2007）被授予艾萨克·多伊彻与塔马拉·多伊彻纪念奖（the Isaac and Tamara ，该奖项奖励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下最具创新意义的 Deutscher Memorial Prize） 著作。亨里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最初来自波兰，后来在东德的 莱比锡大学工作。他最开始是个经济史学家和统计学家，通过严重依赖数学公 式，他提出了运用积累理论和崩溃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的新角度。他认为，经济 崩溃趋向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本质，而不是从商品流通和交换的外表来 推断。库恩通过研究格罗斯曼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直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 主义分析。 回到《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学杂志》 ，一方面，我们或许会理解对资本主 义分析的强调是编辑的选择，同时，从一个“非正统”的视角来讲，当然也存 在很多可用的研究材料；另一方面，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关注同时也是马克思 后期著作的重要方面，这一点在《资本论》三卷本中可以看到，更不用提马克 思的其他相关文本。奇怪的是，该杂志很少有文章具体讨论马克思资本主义分 析的路径。不过有一个例外，在总第 70 期（2012—2013 年夏季刊）中，鉴于 最新发展，这一期关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那么，这一 杂志在 1977 年开始的时候是否更加关注马克思主义？经过仔细考察可以发现， 最初三期的文章甚至展现出更少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即使后面的文章也很少。 137 关于资本主义分析的关注存在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假设我们必须挑 战资本主义并试图改变它。那么，正如《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学杂志》总编、 悉尼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弗兰克·史迪威（Frank Stilwell）所讲的，该杂志“一 “一些斗争 直拥有一个公开的目的，即有助于进步的社会改变”A 。他注意到， 一直存在于大学校园里，这是因为学生和持不同看法的学者试图寻求主流经济 学教育的替代方案” ，但也有“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其他混合经济不稳定、社会 不平等以及生态不可持续的政治实践的更广范围的斗争。 ”在这方面，这种关 注本身即成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当然，这些斗争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们也 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很少有真正的替代方案。但在澳大利亚左翼学者那里，这 种探究和斗争一直持续。 四、马克思主义与政治批判 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另外一个特征跟不同的左翼政党和组织相关。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澳大利亚就是一个左翼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较快的国家。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西方左翼运动对澳大利亚左派具有深远影响，且在最初 引入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英国的《新左派评论》对澳大利亚学界来说也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左派中的大多数试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注，并 出版相关研究杂志，致力于寻求一个更好的社会。 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三个左翼组织和杂志。首先是澳大利亚共产党 。1920 及其出版的《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评论》B （Australian Marxist Review ） 年 10 月 30 日，澳大利亚左派和社会主义小组在悉尼召开会议，成立社会主义 政党，人数仅 26 名。 C 后来，社会主义政党经历几次分裂，并在苏东剧变的 冲击下解散。1996 年，它重建后改名为“澳大利亚共产党” （The Communist 。澳大利亚共产党是澳大利亚的社会主义组织，讨论受马克 Party of Australia） A 在关于杂志角色的反思中，编辑弗兰克·史迪威（Frank Stilwell）指出这些内容。参 见 http://australianpe.wixsite.com/japehome/single-post/2016/1/27/Food-for-Thought-TheJournal-of-Australian-Political-Economy。 B 参见 http://www.cpa.org.au/amr。 C 参见蔡声宁： 《马克思主义在澳大利亚》 ，载《社会主义研究》1985 年第 5 期。此文 是国内可查阅的关于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早介绍。 138 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著作影响的意识形态。该政党的理论在澳大利亚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者那里有其独特性，原因在于他们相信，通过革命从美帝国主义那 里获得国家独立是努力实现澳大利亚社会主义的首要步骤。另外，该政党强烈 关注马克思主义与澳大利亚语境的结合，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同 时，关注本国社会政治。 A 它声称，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工作包括消除贫困、社 会不正义、无家可归、种族主义和战争等，目的在于维护工人和原住民的权 利、促进澳大利亚的社会进步。 其次是社会主义替代（Socialist Alternative）及其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左 派评论》 （Marxist Left Review ）B 。社会主义替代是澳大利亚的一个革命社会主 义政党，成立于 1995 年。它倡导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致力于抵制人 们在工作、社区、校园等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剥削和非正义等。 第三是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 Alliance）及其出版的《联结：社会主义 （Lin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ist Renewal ）杂志 C 。社会 复兴国际条例》 主义联盟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极左翼政党，它声称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左派政党。 2001 年，澳大利亚民主社会主义观点、国际社会主义组织及其他六个社会主 义组织联合成立该党。该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反资本主义、生态社会主 义和环境保护主义。社会主义联盟参与澳大利亚的贸易、气候变化、教育等运 动，在难民权利、反种族主义以及公有制等方面，它持有极左立场。除了上述 三个组织和杂志之外，其他杂志也持续了很长时间。 D 可以看出，澳大利亚的 左派是非常碎片化的，包含一系列声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自身理解的小政党。 这一区分也延续了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旧有对立。如果一个杂志或一 个政党自称是“社会主义的” ，那么它们大多具有托洛茨基主义信念；而“共 产主义”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则暗示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承诺。 那么，这些杂志的学术标准是什么？他们就此并未达成共识。一些杂志， ，很明显是非学术的，但 诸如《联结》 （最初在澳大利亚但后来具有国际影响） 关注层面非常广泛。其他的杂志，尤其是《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评论》 ，则会 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munist_Party_of_Australia_（Marxist–Leninist） . B 参见 http://marxistleftreview.org/。 C 参见 http://links.org.au/。 D 其中包括国际社会主义出版的《社会主义评论》 （1990—1993） ，以及澳大利亚共产 党出版的《澳大利亚共产主义》 （1963—2001） 。 139 提供更加详细的理论分析。与更加学术的《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学杂志》一样， 所有这些杂志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将行动主义（activism）视为工作的 一个固有纬度，尽管根据各自的马克思主义路径，在如何理解行动主义上面有 所不同。换句话说，他们试图践行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改变世 界” 的要求。这一倾向也出现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定期会议中，尤其是每年的 “马 克思主义”会议，这是澳大利亚激进左派最大的年度会议，每次会吸引上千名 参会者。它由社会主义替代举办，也具有强烈的行动主义政治向度，而且在方 式上主要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例如 2018 年的会议主题是“混乱世界中的激进 观念” ，会议特别围绕特朗普时代的反抗政治展开讨论。相比之下，澳大利亚 每年的“历史唯物主义”会议则更为学术、小型，而且常常以分析资本主义为 主导。 就内容而言，在一篇探究马克思主义与澳大利亚关联的文章 A 中，澳大 利亚著名社会学家、科廷大学教授皮特·贝尔哈兹 B （Peter Beilharz）指出， 作为一系列政治论争和西方文化合理的知识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 身体现现代社会的批判和解放旨趣。因而，应该关注马克思主义对澳大利亚激 进学术的影响，其中包括社会学、文化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批判和 激进运动等。 在社会学领域，受马克思主义的启发，澳大利亚许多社会学学者关注 阶级分析问题，例如斯图尔德·克莱格（Stewart Clegg） 、杰夫·道（Geoff Dow）以及波罗·伯瑞汉姆（Paul Boreham）等人出版了大量相关著作。而且， 在历史上，澳大利亚共产党［理论家 E.W. 坎贝尔（E.W.Campbell） ］ 、左派理 论家布莱恩·菲茨帕特里克（Brian Fitzpatrick） 、工人教育协会等对澳大利亚 社会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澳大利亚学者还批判文化帝国主义， 在文化领域存在反对全球化文化的浪潮。例如贝尔哈兹认为，在澳大利亚，资 本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正展现出强大和持久性，通过抓住 人们的想象力，其在股票交易、生产技术重组的跌宕中可以轻易地存活；透过 消费能力，可以看出人们受到控制的程度，而后现代文化与市场的融合即是这 A Peter Beilharz, Australian Radical Scholarship in the Wake of Marxism, Political Theory ,2,1-9. Newsletter （1990） B 皮特·贝尔哈兹（Peter Beilharz） ，澳大利亚著名社会学家： 《论纲十一条》创办人之 一，在文化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工人运动发展历史等领域有很高造诣。 140 一程度展现的最好信号。因此，他指责来自美国电影、电视、音乐等的文化渗 透，认为这一方面引起民族反抗，另一方面又导致对美国大众文化的乐观认 同。在潜在的层面上，这种全球化文化导致了对澳大利亚本土传统和价值的外 在冲击，也使得以实行多元文化政策著称的澳大利亚面临“认同焦虑” 。近年 来，由于移民国家的复杂性以及多元文化的发展，认同政治也越来越受澳大利 亚左翼学者关注，其中涉及原著居民、少数群裔、难民等的权利和自治问题。 在澳大利亚的左翼思想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即女性主义。伴随国际女 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比较具有影响 的有“女性主义官僚运动”和“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等运动。1973 年，澳 大利亚工党政府迫于“妇女选举团”的压力任命一位总理妇女顾问， “女权主 义官僚运动”随即展开。在学院领域，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借鉴福柯思想，试图 将对现实权力的批判与实际的国家政策联系起来。另外，随着伊利格瑞、克里 斯蒂娃等法国后结构女性主义思想的传播， “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集女性主 义修辞、拉康心理分析与巴特符号学为一体，综合法国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 和本土特征，代表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澳大利亚的女性主义发展特点 A 。1985 年夏天，阿德莱德大学的妇女研究中心创办了著名的 《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研究》 （Australian Feminist Studies ）杂志，旨在认识女性主义之间以及女性主义学术 内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之后，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综合本土资源和国际资源， 提供关于思考澳大利亚文化批判和性别解放的独特方式。 目前澳大利亚多所大学设有性别研究中心。例如悉尼大学的性别与文化 研究中心 B ，莫纳什大学的女性和性别研究中心 C 等。其中比较著名的女性主 义学者有米亨·莫里斯、莫瑞亚·盖腾斯（Moria Gatens） 、伊丽莎白·格罗 斯（Elizabeth Grosz） 、雷温·康奈尔（Raewyn Connell）等人。现代澳大利亚 女性主义关注更加广泛的领域。2017 年 6 月 7 日到 10 日，国际女哲学家学会 第 16 届研讨会在莫纳什大学召开，会议主题为“女性与哲学：历史、价值与 知识” ，大会回顾女性在哲学中的历史贡献和现代贡献，并纪念在女性主义理 论和哲学发展过程中女性哲学家的思想贡献，在女性主义伦理学、美学、政治 学以及认识论等方面探究全球化时代的性别正义。除了知识探究之外，澳大利 A 参见徐德林： 《被屏／蔽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 ， 《国外文学》2012 年第 4 期。 B 参见 https://sydney.edu.au/arts/gender_cultural_studies/undergrad/gender.shtml。 C 参见 https://arts.monash.edu/social-sciences/womens-and-gender-studies/。 141 亚女性主义学者还对公共政策进行干预，致力于社会的性别平等和解放。 在社会批判领域，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各种危机，澳大利亚左翼学者致力 于社会的批判性诊断和分析，以促进社会正义和进步。在这方面，左翼学者及 研究机构不仅诉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还凭借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法 兰克福批判理论等思想资源。例如，2014 年创办的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的社 会正义研究中心，负责人是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教授尼科拉斯·科普赖迪斯 （Nikolas Kompridis） 。科普赖迪斯曾师从哈贝马斯，他的研究涉及法兰克福学 派批判理论、浪漫主义和政治美学等领域。其代表性的思想是“反思性呈现” （Reflective disclosure）和“接受性” （Receptivity）理论，科普赖迪斯试图挖掘 批判理论的美学和乌托邦解放的纬度，并著有《批判与呈现：批判理论的过去 和未来》 （2006） 、 《政治理论的美学转向》 （2014）等书。自 2015 年开始，社 会正义研究中心每年 5 月举办“社会批判理论悉尼流派”论坛，并邀请在社会 批判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国内国际学者。该论坛历时两周，深入讨论国内外社会 政治议题，旨在更广泛的范围和意义上促进有关社会正义的跨学科研究。例如 “性别、种族和后殖民批判” 、 “宗 、 2015 年论坛包括“新自由主义、批判与抵抗” 教、世俗化和民主” 、 “移民、边界和安全”等研讨主题；2016 年会议邀请加拿 大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并扩展讨论基于澳大利亚本土的“去殖民化／跨 国际女性主义” 、 “暴力、创伤与和平” 、 “本土认同政治和主权”以及“国家间 的难民”等问题。 由此可见，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对澳大利亚左派来说，仍然面临许 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贝尔尼·塔夫特（Bernie Taft） 所指出的， “与西方同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在我们（即澳大利亚）的理 论界还缺乏对资本主义发展方向以及左翼当前危机状况的严肃分析。关于现存 制度的可能的替代形式，以及如何使之成为现实并且应该从上个世纪吸取哪 些经验教训，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理论研究。 ”A 除了无法给出充分的理论阐释之 外，澳大利亚的左翼运动也是混乱且分散的，对现实政治的参与程度有限。这 除了历史原因之外，还跟澳大利亚的社会变化和现实状况有关，在此不再详细 展开。 综上所述， “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并非一个统一和系统的流派，它具有 A 朱毅： 《澳大利亚左翼面临的现实问题》 ， 《国外理论动态》2003 年第 2 期。 142 边缘化、碎片化、跨学科等特点，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和应用上带有强烈的 本土特征。虽然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澳大利亚处于边缘位置，但也成为当今澳大 利亚左翼进行社会分析和社会批判的思想来源之一。澳大利亚学者一方面将马 克思主义与其他研究领域相互结合，扩展性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它涵盖文 化、历史、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扩大学术交往的范围和领域， 致力于不同语境和内容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融合，从而形成对当前资本主义 社会的整体性认识和批判，虽然这种批判是碎片化的；另一方面，围绕本土语 境，澳大利亚左翼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试图为现实实践提出各种 有助于社会进步的替代性改革策略。 目前，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介绍已经很多，但对澳大利 亚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译介很少。对其进行探究有助于我们拓展对世界马克思主 义研究状况的了解，并从理论和实践维度启发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遗产和批 判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 143 美 国 贺 羡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反全球化浪潮，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对外奉行单 边主义，对内压制少数族裔，给全球的进步社会运动造成沉重打击。美国国内政 治不稳定要素持续增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 对后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社会组织以及劳工运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A 一、马克思著作研究 《资本论》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其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 巅峰之作，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17 年是 《资本论》 第 1 卷出版 150 周年， 数位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发表了纪念文章，加拿大约克大学举办了“150 年后的 马克思《资本论》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替代”国际学术会议（详见第四部分） 。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教授布鲁斯·柯蒂斯（Bruce Curtis）在《大陆思想和 理论》杂志 2017 年第 1 期发表《 〈资本论〉150 周年：马克思、曼德尔和方法 论的思考》B 。该文是为了纪念《资本论》第 1 卷发表 150 周年，它讨论了马克 A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CKS031）成果。 B Bruce Curtis:“A Sesquicentennial of Capital : Marx, Mandel and Methodological Musings” , in Continental Thought ＆ Theory , 2017（1） . 144 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模型，他去世后由恩格斯编辑的著作进一步阐释了这 个模型。模型：劳动价值理论，其中生产创造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总量是通 过出售商品（包含剩余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而不是根据租金和利息分 配的。这个模型没有对资本主义作出明确的预断。在预断方面，作者转向了曼 德尔。曼德尔的《后期资本主义》把帝国主义描述为寻求暴利。一部分是将生 产率更高的公司渗透进新的部门（从而在部门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和降低利 润率） ，另一部分是围绕着矿产和土地的寻租。这表明，原始积累是一个持续 的过程。这当然不是马克思在货币资本循环中提出的已完结的过程。M—C… P…C’—M′在何种程度上包含了所有形式的收益创造和分配，以及剩余价 值的创造？重大金融危机在何种程度上使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成为必要，进而 挑战《资本论》的模型和方法论，例如， （1）金融化； （2）原始积累； （3）阶 级和意识。作者提出，为了增强《资本论》的革命性，马克思主义需要从哲学 转向社会科学。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劳伦斯·克劳斯（Laurence Krause）在《激进政治经 济学评论》杂志 2017 年第 4 期发表《马克思论 19 世纪的金本位制》A 。该文指 出，在《资本论》第 3 卷第 5 部分，马克思分析了 19 世纪中叶英国的货币和 信贷系统之间的关系。克劳斯认为这种关系导致了 1847、1857、1867 年危机 的复杂形式，以及应对这些危机的英国银行的矛盾角色和效力。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的大卫·克里丝詹森 – 古拉尔（David Kristjanson— Gural）在《重思马克思主义》2017 年第 4 期发表《马克思的需求、价值和价格： 对比共时和历时的路径》B ，该文考察了两种研究路径，并提出综合马克思“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历时方法。在理解价值与价格关系方面，一种简 单再生产的商品模型被用来对比共时和历时的单一系统，这个模型说明了从一 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总需求的变化影响了价值与交换价值的规定。共时路径 正确地说明，现阶段生产和交换决定价值与交换价值；历时路径正确地提出， 有必要说明来自于先前时期的价值量级，并把两个时期的价值转换理论化。采 用马克思提出的历时方法，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可以根据需求水平变化持续 A Laurence Krause:“Marx on the Mid-nineteenth-Century Gold Standard” , in Review of .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 2017（4） B David Kristjanson-Gural:“Demand, Values, and Prices in Marx: Contrasting Simultaneous and Temporal Approaches” , in Rethinking Marxism, 2017（4） . 145 地被模式化。 美国欧克顿社区学院的彼得·胡迪斯（Peter Hudis）在《社会主义研究》 杂志 2017 年第 1 期发表《马克思的当代重思：回应保罗·凯洛格和伊恩·安 格斯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概念的评论》A 。该文认为，保罗·凯洛格（Paul Kellogg）和伊恩·安格斯（Ian Angus）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概念》的 精彩评论推进了关于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讨论。胡迪斯认为，凯洛格抓住了其 思想的核心：历史唯物主义如果缺失了人类主体是不可想象的，解决资本主义 的客观矛盾的钥匙存在于劳动者的主观活动中。这意味着，如果不解决特定的 主体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成立的。那些所谓的“客观主义者”把主体性掩 盖在结构的虚拟自我运动之下，带上了斯大林主义的阴霾。但是那些强调自发 性和自我活动的人，如果不考虑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那么他们在多大程度上 是严肃对待主体问题的呢？反叛主体的活动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关键，那么“革 命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是否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新的官僚体系或统治阶级？如 果现世中没有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行方案，那么自由是否能够真正实现？ ”仍然 有许多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乌托邦，胡迪斯从两个方面进行反驳。虽然马克 思没有讨论未来社会的具体细节，但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讨论，因为斯大 林主义失败了，如何有效地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行动成为时代主题。在马克思 批判资本主义方面，胡迪斯更强调价值形式而不是价值的量。马克思把那些强 调价值的定量测定的人称为“社会主义的”新李嘉图主义者。胡迪斯认为，马 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把握住马克思价值批判的激进意 义，因为他们更强调价值的量。 美国独立学者雷迪斯·胡果（Hugo Radice）在《资本与阶级》杂志 2017 年第 3 期发表了《彼得·胡斯迪：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概念》B 。他提出，对 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的关系始终是《共产党宣言》中对 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明确否定。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目的肯定不是摒弃对 其他社会秩序的讨论，而是说这种讨论需要基于对资本主义彻底的、令人信 服的分析。因此，文森特·盖根（Vincent Geoghegan）在其《乌托邦主义与 A Peter Hudis:“Rethinking Marx for Today: A Response to Paul Kellogg’ s and Ian Angus’ s Reviews of Marx’ s Concept of the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 in Socialist Studies, 2017 （1） . B Hugo Radice:“Peter Hudis: Marx’s Concept of the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 in Capital . & Class , 2017（3） 146 马克思主义》 （1987）中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尊重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而且 赞同他们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他提供了一个广泛的、简明的、可读的历史 记录，描述了从第二国际开始乌托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持续接触，包 括莫里斯、布洛赫、马尔库塞、巴罗和戈尔兹的文稿。该文所讨论的书籍为 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独特视角。彼得·胡斯迪认为，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 人们可以勾勒出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它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相一致。因此，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概念是一种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时间进程。 在这个进程之初，读者首先看到一份关于最近哲学文献的大篇幅介绍，细致 区分了（集中于资本逻辑的） “客观主义”分析与（集中于资本历史的） “主 观主义”分析。胡斯迪自己显然倾向于一种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方法，尤其是 对邓亚耶夫斯卡娅、托尼史密斯和奥尔曼。然而，对于任何不熟悉这些争论 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章节，读者可能更喜欢跳过第 9—36 页，再回头 读它们。接下来的四章讨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资本论》手稿、 《政治经济学 批判》和《资本论》第 1 卷到第 3 卷，以及马克思的晚期著作，特别是有关 巴黎公社和《哥达纲领》的章节。胡斯迪显然反对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 的“认识论断裂” 。每一章都描述了替代方案中的新元素，它们来自于马克思 对资本论的理论解读，以及对 19 世纪中期历史剧变的实证检验。这些章节的 论点是精心构建和阐述的典范，并详细引用了马克思自己的文本；最后用一个 简短的结论进行了总结，有力地证明了当今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需要一种明 确的超验方法，即一种将批判和替代结合在一起的方法。胡果随后介绍了一 名社会学家露丝·莱维塔斯（Ruth Levitas） ，她已经成为乌托邦发展史的主要 研究者，著有批判当做资本主义的《乌托邦的概念》 （1990） 、 《包容性社会？ 社会排斥与新劳动》 （1998） 。她的著作《作为一种方法的乌托邦》的主旨是“想 象的社会重构” ，要求在现有社会秩序及其多重问题的范围内，彻底消除作为 一门学科的社会学的局限。 二、纪念《资本论》出版 150 周年国际学术会议 为纪念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出版 150 周年，2017 年 5 月 24 日至 26 日，由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理事会和约克大学主办、约克大学马克思学 院承办的“150 年后的马克思《资本论》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替代”国际学术 147 会议在约克大学举行。A 此次会议由加拿大约克大学马塞罗·默斯托 （Marcello Musto）教授独立组织，汇集了包括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 、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stein） 、约翰·B. 福斯特（John. B. Foster） 、凯文·安德森（Kevin B. Anderson） 、 one） 鲍勃·雅索普（Bob Jessop） 、伯尔特·奥尔曼（Bertell Ollman） 、理查德·沃 尔夫（Richard Wolff） 、乔治·科米奈尔（George Comninel）等来自 10 个国家 20 余所大学的 20 多位国际著名学者。 此次会议共分为四大主题，即《资本论》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接受、 《资 本论》的多维向度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 《资本论》的革命意蕴与资本主义的 替代性选择、 《资本论》的未完成性与当代书写。 （一） 《资本论》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接受 来自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米歇尔·克莱特科（Michael Kraetke）教授、英 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巴巴克·阿米尼（Babak Mamini）博士、美国西北大学的 托马什·达布罗斯基（Tomash Dabrowski） 、芬兰坦佩雷大学的保拉·劳哈拉 （Paula Rauhala）博士、日本大阪市立大学的斋藤幸平（Kohei Saito）副教授和 韩国庆尚国立大学的丁声镇（Seongjin Jeong）教授分别就《资本论》在德国、英国、 美国、加拿大、波兰、北欧、日本和韩国的传播情况做了主题发言，其中最引 人注目的莫过于《资本论》在英语世界之外的传播情况。达布罗斯基博士介绍 了《资本论》在波兰的传播情况。他指出，在波兰， 《资本论》在全部出版之前 就已经广为人知，并且是引用率最高的著作之一。但 1950 年斯大林“肃清运 动”之后，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纷转移研究领域，大量原始资料遭到破坏， 这也是至今很难看到关于《资本论》在波兰的传播与研究状况的文章的原因。 默斯托教授指出，上述发言人是他和阿米尼博士主编的《马克思的〈资 本论〉 ：翻译、传播和接受的全球史》一书的部分作者。该书旨在全面展现《资 本论》在全世界 70 多种语言中的翻译和传播情况。为了保持《资本论》在不 同语言、政治语境和著作文献中的真实境况，每一章都是由相应的母语学者基 于第一手资料撰写而成。这一项目旨在展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在全球 范围内的接受、理解、遮蔽或扭曲情况。 A 会议内容主要参考了张福公： 《重新探索马克思〈资本论〉的当代意义——“150 年 后的马克思〈资本论〉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替代”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载《哲学分 析》2017 年第 6 期。在此表示感谢。 148 （二） 《资本论》的多维向度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 如何重新激活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潜力已 成为西方左翼学界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美国耶鲁 大学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教授说，随着 2008 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曾无数次被 宣告死亡的马克思主义再次全面复活。马克思继续向我们提供着极其丰富的分 析方法和政治洞见。但面对现实世界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既要严谨、批判地 阅读马克思，又要广泛汲取多元理论资源，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必将是不断分析 和实践的产物。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人们究竟需要哪一种马克思？沃勒斯坦的 答案是：必须放眼整个世界近现代史，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当代 意义。加拿大吉尔大学的 W. C. 罗伯茨（William C. Roberts）试图从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导引出一种批判政治理论。他指出，马克思从人类解放角度 对资本主义关系的批判是最具有政治意蕴的。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统治的秘密 就在于“商品的价值形式” 。因为价值的生产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 价值的实现则通过市场来完成，因此，市场中的每个人都身处一种不确定的、 强制的客观统治之中。虽然，美国芝加哥大学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正确指出这种“抽象统治结构”是资本主义下不自由的根基，但他既误认 了“抽象统治”的来源，也没有说明抽象统治与阶级统治的关系。实际上，以 商品交换—价值形式为基础的客观统治具有两种效应：一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 级都屈从于这种客观统治，因此，资本家对劳动的剥削是客观统治机制的必然 结果；二是这种客观统治强化了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劳动的阶级统治。因 此，资本主义中的阶级统治是内在于客观抽象统治之中的，因此，必须进行彻 底的社会革命才能真正实现人类解放。 普殊同同样围绕劳动价值论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内在机制及 其引发的当代危机，同时回应了罗伯茨的质疑。首先，他指认了马克思的政治 经济学批判对于重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方法论意义。他指出，马克思为 我们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方法。因此，资本主义首先应被理解为一 种历史的具体的社会生活形式和在全球性历史建构中形成的一种历史的、具体 的抽象统治形式，且其自身不断发生着深刻变化。然后，他基于劳动、时间、 价值概念剖析了资本主义抽象统治的实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中的劳动 构成了一种新的相互依存形式，即个人的劳动发挥着获得他人劳动产品的似客 体性手段的功能，这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社会中介形式。因此，资本主义中的 149 劳动具有两重性：一是物质形式的劳动，二是历史的、具体的社会中介活动。 与劳动直接相关的便是价值。马克思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前者由生产数量 决定，后者则是时间性的，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种时间具有两种维 度：一是牛顿时间（同质的物理时间） ，二是历史时间（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 单位时间变化意义上的内在时间） ，两者是辩证关联的。因此，资本主义的时 间是由特殊的社会中介形式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起来的内在时间，它构成了资本 主义的抽象统治结构。然而，价值在随时间动力向前发展的同时，也变得越来 越不合时宜，从而引发危机。最后，他分析了当前两种危机（环境恶化和劳动 社会的终结）的原因及其可能出路。他指出，价值的时间维度构成了一种以生 产率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资本对物质财富的疯狂追求加速了对原材料和能 源的损耗，进而加速了对自然的破坏。也就是说，资本在追求无限积累的过程 中忽视了自然的有限性。同样地，资本推动的社会知识的快速积累促使科技在 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促使创造价值的劳动本身趋于消失，最终 导致无产阶级劳动变得不合时宜。而对于当代社会的未来出路，普殊同教授不 赞同罗伯茨的观点，而认为马克思更倾向于一种基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张力的 可能性，即资本本身会产生出未来社会的要素，但它又迫使人们面对越来越严 酷的抉择：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状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俄勒冈大学约翰·B. 福斯特教授深 入剖析了马克思的代谢断裂理论、生态学价值形式分析、剥夺和不平等生态交 换理论的当代意义。他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建构了一种生态政治经济学 批判，标志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的顶点。首先，自 19 世纪 50 年 代开始， “新陈代谢”概念构成了马克思研究自然与社会之辩证关系的核心范 畴。受 R. 丹尼尔斯（Roland Daniels）和 J. V. 李比希等人的影响，马克思明确 区分了自然代谢和社会代谢，前者将自然过程看作一个整体，后者则代表着 充满种种断裂的人类生产过程，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正是这种代谢断裂的根 源。其次，马克思基于生态学价值形式分析指认了代谢断裂的实质，即资本主 义的价值形成过程在本质上是对自然物质之使用价值的破坏，从而产生了更严 重的生态危机和社会代价。最后，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对生态资源的 剥夺而建构了一种不平等生态交换理论。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以对劳 动和自然的剥夺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就是对农民和土地的系统剥夺， 而全球性殖民扩张和奴隶制则是这一逻辑的延展。而且，这种剥夺不同于占用 150 和剥削，因为基于资本逻辑的剥夺是一种掠夺经济：一方面，资本将自然视作 无偿的馈赠，从而对自然造成严重浪费，在长远意义上威胁着劳动力价值的再 生产；另一方面，资本在全球自然资源掠夺中产生了一种不平等生态交换，譬 如，爱尔兰的肥料出口给英国却只得到微薄回报便是一个典型例子。生态学马 克思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一种全新的马克思生态唯物论和社会主义，建构一 种以实质性平等和可持续生态为基础的社会。 约克大学莫罗·布凯里（Mauro Buccheri）教授主张重新激活马克思的人 本主义精神以超越资本主义的深渊。他巧妙地将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比作西西 弗斯推动的“巨石” ，强调人类解放的第一步就是反抗这种必然性。马克思人 本主义的核心正是源自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论的自由意志。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经 历了《博士论文》的直观人本主义、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历史人本主 义、 《共产党宣言》的革命人本主义和《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科学剖析与批判， 为我们冲破当代资本主义的深渊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 此外，与该议题相关的论文还有约克大学乔治·科米奈尔教授的《关于 资本的政治理论：商品拜物教》 ，列奥·潘尼奇（Leo Panitch）教授的《超越 资本的挑战》和英国兰卡斯特大学鲍勃·雅索普教授的《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 的分析》 。 （三） 《资本论》的革命意蕴与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选择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重新发掘和拓展马克思《资本论》中的 革命要素和未来构想、重构超越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批 判的最终旨归。这也是本次会议讨论最热烈的主题之一。过去， 《资本论》通 常被视为一部纯理论的经济学著作。但实际上， 《资本论》中蕴含着丰富的革 命要素。法国巴黎第十大学荣誉教授艾蒂安·巴里巴尔借助阿尔都塞的“症候 阅读法”深入探讨了马克思的“剥夺者被剥夺”一语背后的原初语境和多重革 命策略。他指出， 《资本论》是将科学历史理论与阶级斗争实践相融合的典范， 在“剥夺者被剥夺”这一警语中隐含了四种不同的革命策略：第一种是“剥夺 者被剥夺”的标准方案，即当资本主义积累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 会化达到了同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的地步，无产阶级就将敲响资本主义的丧 钟。这种基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暴力革命策略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因为 从德文原文来看， “剥夺者被剥夺（die Expropriateurs werden exproriiert） ”中 的核心词皆来自法文词“expropriateur”和“expropriieren” （与之相近的法文 151 词还有“exploiteurs” ， “usurpateurs”和“accapareurs” ） 。这些词汇正是法国大 革命期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用语，代表着暴力的政治诉求。第二种是将 资本主义金融机制革命化的策略。在《资本论》第 3 卷中，通过对信贷机制的 研究，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在自身内部提供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真实工 具，货币和劳动的社会化提供了克服私有制的新途径。第三种是马基雅维利式 的“无限社会战争”策略，这是马克思在“工作日”这一章中设想的一种阶级 斗争方案，即通过无预定目标的社会变革和劳动立法来争取无产阶级的权益。 第四种是基于“总体性从属”的虚无主义策略。马克思通过研究劳动对资本的 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认识到资本主义不仅控制了直接生产过程，而且统治了 生命和日常生活的再生产过程。这种“总体性从属”使无产阶级斗争变得无 力，预示了一种虚无主义的图景：资本的伪极权主义生命政治学成为现代社会 的标准。不过，马克思压抑了这种观念，转而积极地探寻另外几种政治革命策 略。他最后强调，尽管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充满开放性和矛盾性，但其中的 诸多问题模式为我们应对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趋势提供了重要启示。 同样地，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凯文·安德森教授基于《资本论》第 1 卷 特别是法文版，从种族、民族、殖民主义等多个角度剖析了马克思的五种革命 观念：第一种是工人阶级暴动对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否定。虽 然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英国为原型，但他并没有提到工人的民族性和其他 阶级，因此这一观念具有较高的抽象性。第二种是爱尔兰的农业革命所引发的 英国工人革命，它动摇了英国工人和外来工人的族群化虚假意识。第三种是以 美国内战期间种族化的资本主义为代表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第四种是实行农村 公社制度的非资本主义农业社会对资本主义侵蚀的抵抗。第五种是以巴黎公社 为代表的废除现代集权制国家的革命。总之，马克思对革命问题的思考是立足 于劳资关系的多线性和历史性视阈，而绝非一种还原论式的思考。 美国新学院理查德·沃尔夫教授认为，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和 分配结构对传统阶级概念的超越为建构新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可行性方案。具 体来说，在马克思之前，存在两种阶级划分标准：财产和权力，并以财产或权 力的重新分配作为社会革命的目标。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一种新的 划分标准，即剩余的生产与分配。在马克思看来，在物质生产中同时发生着劳 动过程和阶级过程，以此为基础的社会阶级结构就是关于剩余的生产与分配的 社会组织。私有制社会在本质上是以剩余为基础的剥削性阶级结构，而资本主 152 义社会只是这种剥削结构的延续，因此，剩余的生产与分配矛盾构成了资本主 义不平等的根源。作为资本主义之反题，21 世纪的新社会主义就是要在资本 主义内部建构一种工人合作社，让所有工人平等参与生产，民主商议生产分配 问题，只有基于生产过程中的民主平等才能建立真正的政治民主制。而这绝不 是一种空想，自 2008 年经济危机以来，这种合作式经济形式已再次回归，成 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和非资本主义企业建构的主导性原则。无独有偶，意大利 比萨大学阿方索·M. 拉科诺（Alfonso Maurizio Iacono）教授也关注到马克思 对于合作及其矛盾的分析。他指出，马克思深受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社会动 物”观念的影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 “孤立的个人” 之间的合作只是以私利为基础的非团结性合作，社会与个人在本质上仍然是对 立的。在《资本论》第 1 卷中，马克思通过对工人协作关系的考察和对亚里士 多德的“社会动物”和富兰克林的“制造工具的动物”的改造认识到，以社会 组织和生产能力为基础的合作能力决定了个人的社会性，而个人能力正是通过 这种合作关系发挥出来的。同时，马克思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合作组织 中的个人能力解放与权力专制统治构成一对矛盾，这种强制性合作关系已成为 剥削个人能力的系统性机制。另外，资本的全球化布展使得合作矛盾的另一维 度凸显出来，即全球性合作生产在形式上提高了个人工作的弹性和流动性，但 在实质上则加深了个人的工作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是一种更隐秘的奴役和统 治。对此，我们需要重建马克思所倡导的那种非强制的共享性合作关系。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西方左翼阵营中一支非常活跃的流派，一 直致力于通过重塑女性在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中的主体地位来探寻新的革命 路径，并以此来拓展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与革命架构。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希 玛妮·班内基（Himani Bannerji）教授对女性在马克思分析中的缺失做了批判 性解读。她指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将无产阶级塑造为以男性形象 出现的社会革命主体和政治代理人，而女性却只被看作再生产主体。到了《资 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将社会空间划分为生产与社会再生产进一步将女性的社 会革命主体地位从生产方式总体中抹除。这既是对女性在生产方式总体中不在 场之在场的强调，也是对女性的政治性在场的否定，从而将女性编码为一种肉 体和情感的滋养。这种男性化的革命思路是狭隘的，阻碍了社会总体的革命 化。不过，马克思的历史总体性方法为建构一种真正的革命政治学和社会总体 结构提供了方法论支撑。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的西尔维娅·菲德里西（Silvia 153 Federici）教授基于 19 世纪英美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重构过程，重新思考了马 克思的劳动力再生产理论。她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雇佣工业劳动看 作资本积累的支柱，并认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是雇佣工人通过自我再生产实现 的，而这恰恰忽视了非雇佣劳动对于劳动力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作 用。具体来说，马克思忽视了以下几个重要方面：由女性主导的家务劳动的重 要性；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种植园的奴隶劳动所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大大降低了 欧洲工业劳动力的再生产费用；在劳动力的代际再生产问题上，马克思只将生 殖看作一种自然活动，而忽视了女性的贡献和自主权；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 纲》中，马克思曾将劳动（过程）的终结看作资本主义生产的关键要素，这是 因为马克思忽视了生殖劳动的重要作用，而以情感为纽带的生殖劳动是无法被 机械化的。因此，若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的反资本主义事业，就 要重新审视一切生产与再生产要素的潜在革命力量。英国赫特福德郡大学的乌 苏拉·胡斯（Ursula Huws）教授指出，数字劳动对资本积累方式和阶级结构 的影响为重塑女性的社会主体地位提供了新契机。她指出，虽然数字劳动还不 是社会生产的支柱，但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数字劳动已经渗透进社会生 活的各个层面，从而对资本主义积累（剥削）方式、劳动形式、阶级结构以及 女性的社会地位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数字劳动扩展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实现 方式，比如网络公司的在线广告收益就是一种新的积累形式。其次，数字劳动 改变了传统劳动分类标准，创造了新型劳动形式。数字劳动冲击了马克思对生 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仍然是把握新型劳动形 式的根本原则。基于数字劳动的无偿再生产劳动主要有四种形式：一是数字情 感劳动，即借助网络和社交平台进行的情感活动和社交活动，这些非物质活动 为商业广告提供了中介和对象；二是“消费劳动” ，即消费者在网购后进行的 评价和推荐等在线活动无偿地促进了商品销售；三是创造性劳动，包括无偿艺 术劳动（如发布博客、照片等）和公益“免费劳动” （如无偿软件开发等）；四 是无偿实习劳动或“志愿”劳动，即雇主以教育或培训的名义无偿剥削潜在工 人。今天女性在从事家务劳动时往往会涉及数字情感劳动、 “消费劳动” 、无偿 艺术劳动等，从而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参与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这就为 我们重新定位女性在资本主义总生产中的主体地位提供了现实基础。 此外，丁声镇教授以“马克思论全球化”为题阐述了马克思对全球化或 世界市场问题的研究过程，强调马克思的“不平衡但相互联系的发展”理论、 154 国际价值理论以及“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危机—世界革命”总体策略对于重新 思考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加 里·蒂普尔（Gary Teeple）教授以“马克思论工资”为题阐述了马克思对工资 意识形态的揭露过程，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供了一种超 越工资的可能性前景，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机器逐渐代替劳动，价值趋 向于无，最终将实现劳资关系的终结。 （四） 《资本论》的未完成性与当代书写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第二部分的全部出版， 从文献和学理层面来考察马克思《资本论》的未完成性以发掘继续书写《资本 论》 的理论质点已成为不少学者热衷的研究路径。这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亮点。 作为 MEGA2 编辑参与者之一，莱特科教授从文献学角度详细分析了马克 思《资本论》的未完成之处及其原因。他指出， 《资本论》在许多重要方面都 是未完成的，即便是第 1 卷也是如此。譬如，第 1 卷中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 只是分析的起点，实际上关于它们的阐述贯穿了整个《资本论》三卷，且仍有 诸多问题尚未解决。就价值理论而言，价值在形成过程和实现过程中都是变化 不居的，这就要求在随机动态的过程中研究价值问题，尽管马克思已想到动态 价值理论的诸要素，但由于当时还不具备合适的分析工具和现实条件，因此他 还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就货币理论而言，马克思对货币问题的研究从未间断和 结束。在 1867 年之前，马克思就做过四次研究，经过 《资本论》 第 1 卷，在 《资 本论》第 2、3 卷中又做了更多修改。譬如，货币流通与一般物品流通的差别， 受信贷关系支配的货币流通与货币市场、金融市场的差别等问题在马克思那里 都未完整阐明，因此， 《资本论》中不存在系统的现代资本主义货币理论。另 外，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价值形成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等都存在诸多缺陷。而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二：一是马克思晚年研究领域广泛，又投入到政治活动 中，使他没有足够精力开展研究工作；二是马克思意识到自己面临的问题是不 断变化的，因而很多问题是无法完成的。最后他强调，指认《资本论》的未完 成性并不是否定《资本论》的伟大贡献，而是要以严肃的学术态度重新发现《资 本论》 的理论空场，以期在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中续写马克思的未竟之业。 美国纽约大学伯尔特·奥尔曼教授从辩证法角度概述了《资本论》的未 完成性。他指出，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导言”都还浸润着辩证法的光辉， 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就弱化了辩证法的意蕴，而到了《资本论》 155 中似乎放弃了辩证法而完全采用实证方法。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 没有完全抛弃辩证法，而是相对之前的手稿来说较少地运用了辩证法。而要理 解这一点，就必须把握马克思辩证法的四个重要方面：一是内在关系哲学；二 是抽象的三种模式，即范围的抽象、角度的抽象和概括层次的抽象（包括五个 层面：人类状况、阶级历史、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当下与当地） ；三是辩 证范畴；四是“变形” （metamorphosis） 。从这四个方面来看， 《资本论》的确 含有辩证法的要素，但还远远不够。因为，对于异化、商品拜物教、一般智力 等重要问题的研究需要更多的辩证法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彼得洛·巴索（Pietro Basso）教授认为，马克思在《资 本论》中以商品为起点的逻辑方法在今天已经不适用了。如果今天重写《资本 论》 ，应该以体现历史方法的“原始积累”为开端，这是因为： （1）马克思对 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性批判有助于剖析资本全球化的当代过程、内在矛盾和指 导当代微观实践方向； （2）马克思对于扩大再生产和社会总资本等问题的阐述 有助于反思当今的资本集中和政府债务体系等现象。 最后，默斯托教授总结道：面对当代世界的深刻变化，我们重读《资本论》 的工作还任重而道远。他强调，此次会议将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因为它既 是我们过去潜心研究的思想交汇，又是我们未来砥砺前行的崭新起点。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沿袭跨学科的批判和反思传统，从不同角度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极右翼势力抬头的当下，积极介入社会现实，参与进步的社会 运动，他们的研究成果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启示。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保 罗·沃伦（Paul Warren）在《共和国》杂志 2017 年第 4 期发表《卡尔·马克 思和威尔特·张伯伦，或者运气的平等主义、剥削和走向资本主义的纯粹路 径》A ，该文着重说明运气平等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相容的，因为后者考 虑到走向资本主义的“纯粹路径”的可能性。它探讨了纯粹路径的本质和结 构。沃伦认为，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能够满足走向资本主义讨论的纯粹路径的 A Paul Warren:“Karl Marx and Wilt Chamberlain, or: Luck Egalitarianism, Exploitation, and the Clean Path to Capitalism Argument” , in Res Publica , 2017（4） . 156 挑战，因此运气平等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是不相容的，前者可以解释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剥削是不公平的。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环境学院哲学系的格雷戈里·麦克尔森（Gregory M. Mikkelson）在《人类生态学》杂志 2017 年第 1 期发表《环境价值、人类本质 和经济民主》A 。该文提出，最近社会科学研究表明，公众与最富有的少数人相 比，其行为更符合伦理，而且具有更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然而，后者控制并 主导着经济。这说明将少数人的权力赋予多数人会产生一种更好的生态环境。 该文阐释了“经济民主”的含义，它是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它把权力从富有 的股东转向普通公民和工人。该文对比了经济民主的基本理论与一些思想家的 “可持续资本主义”的理论，以及关于经济民主的其他生态学论证，它们建基 于经济稳定性和自我利益，而不是伦理行为本身。 《重思马克思主义》在 2017 年第 3 期发表了评论伊丽莎白·雷米（Elizabeth 《20 世纪阶级、性别和美国家庭农场》的系列文章。美国西蒙斯学院 Ramey） 卡罗尔·碧维纳（Carole Biewener）的《关于 20 世纪阶级、性别和美国家庭 农场的思考》B 反思了《20 世纪阶级、性别和美国家庭农场》的一些主要观点。 通过记录古代农民的自我剥削和对农民妻子、孩子的封建剥削，雷米反对简单 地把“家庭农场”当作“工业化农业”进步的替代品。她对家庭农场动力的阶 级分析有助于说明女性无薪的家务劳动的程度和意义，也有助于说明家庭关 系的本质。雷米还提供了一个关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阶级的复杂政治经济动态 分析。美国密歇根大学苏珊·贝吉隆（Suzanne Bergeron）的《混合阶级动力、 性别和家庭经济：论 20 世纪的阶级、性别和美国家庭农场》C ，认为《20 世纪 阶级、性别和美国家庭农场》是研究家庭经济和美国家庭农场的重要著作。它 通过研究家庭农场的混合本质深化了对家庭的阶级分析路径。美国蒙特克莱尔 州立大学的威廉·沃勒（William Waller）的《从原始的制度主义视角反思阶 A Gregory M. Mikkelson:“Environmental Values, Human Nature, and Economic Democ- racy” , in Human Ecology, 2017（1） . B Carole Biewener:“Reflections on Class, Gender, and the American Family Farm in the , in Rethinking Marxism , 2017（3） . 20th Century” C Suzanne Bergeron:“Hybrid Class Dynamics, Gender, and the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A Review of Class, Gender, and the American Family Farm in the 20th Century” , in . Rethinking Marxism , 2017（3） 157 级、性别和 20 世纪美国家庭农场》A ，从原始制度主义的视角探讨了雷米的著 作，特别是在研究土地使用权、家庭结构、家庭农场的竞争特征、政府的农业 计划效果、阶级分析问题等方面。 雷米在《重思马克思主义》同一期发表《阶级、性别、政治和当今的美 国家庭农场》B 作为回应。她首先探讨了女性在现代农业中的作用，包括最近 美国女性农民在数量上的增长。其次，她质疑了替代性食品倡议的性别动力。 最后，她讨论了中西部家庭农场消亡的政治影响。该文阐述了研究家庭农场的 阶级和性别动力，以及其他食品和农业机制的重要性。 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的泰森·刘易斯（Tyson E. Lewis）在《重思马 克思主义》杂志 2017 年第 2 期发表《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遭遇：阿尔都塞、质 询和研讨会》C 。该文重新解读了阿尔都塞基于其基本教育问题“质询”的著 作。阿尔都塞在他的著作中有三处讨论了教育问题：以学校为主题的著名论文 《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 、以大学和教育功能为主题的著名论文和一个有关工会 的主题更加模糊的参考文献。它们都讨论了质询问题，但这三篇文章都无法把 阿尔都塞自己作为教育逻辑的研讨班实践真正理论化，这个实践导致了师生合 作阅读《资本论》 。总之，制度性的国家机构质询了个体，工会提供了一个反 质询，研讨班是一种无质询的形式，必须被理解成阿尔都塞后期作品的教育无 意识。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贝弗莉·贝斯特（Beverley Best）在《历史唯物主义》 杂志 2017 年第 3 期发表《透过镜子看政治经济：早餐前关于金融的六件不可 能事件》D 。利普玛和李、布莱恩和拉弗蒂认为，当代“投机”资本主义或“循 环”资本主义代表了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积累形态的深层断裂，马克思对价值 形式的批判现在是多余的了。贝斯特认为尽管金融化的外表改变，社会统治的 本质特征在金融化构建中的资本主义生产积累过程中展现出来，而不是更早期 A William Waller:“Reflections on Class, Gender, and the American Family Farm in the 20th Century from an Original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 , in Rethinking Marxism , 2017（3） . B Elizabeth Ramey:“Class, Gender,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Family Farm Today” , in Re- . thinking Marxism , 2017（3） C Tyson E. Lewis:“A Marxist Education of the Encounter: Althusser, Interpellation, and the Seminar” , in Rethinking Marxism , 2017（2） . D Beverley Best:“Political Economy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Imagining Six Impossible Things about Finance before Breakfast” ,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2017（3） . 158 的资本运动的延续。这样，阶级、剥削、价值形式等马克思传统范畴在金融化 时代对社会统治模式仍然具有分析效力。 美国劳洛施大学的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在《历史唯物主义》杂 志 2017 年第 3 期发表《列宁研究：方法与组织》A 。当代不断增长的危机和斗 争使列宁研究大火，这项研究有助于当代活动家发展革命策略、组织和斗争。 在这一研究领域，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 、塔玛斯·克劳兹（Tamás Krausz）和阿兰·桑德罗（Alan Shandro）的研究值得注意，他们关注所谓“列 宁主义”的方法论内核。他们都把列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考茨基等著名 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区别。结果，凸显了列宁在早期共产国际中的作用，提出了 与未来斗争（特别是组织问题）有关的革命边界。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马塞洛·霍夫曼（Marcelo Hoffman）在《历史唯物 主义》杂志 2017 年第 2 期发表《阿兰·巴迪欧、毛派调查和政党形式》B 。法 国关于毛主义的学术兴趣在某种程度上复兴了。毫不奇怪，毛派的调查实践在 近年来获得颇多关注。这些关注被包含而不是被遮蔽在更广阔的历史和注释事 业中。该文试图通过关注对法国农民的毛主义的最长的、最详细的调查，突破 法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联盟的巴迪欧基金会出版的 《贫困农民》 （1976）中提到的限制。这本书生动地展示了与调查实践有关的困难和局限性。 因此，它为这一实践提供了一个更有批判性的分析。这本书也以新的眼光将对 巴迪欧的考察转向了“无政党的政治” 。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的马卡尔·梅尔克尼安（Markar Melkonian） 在 《历史唯物主义》 杂志 2017 年第 2 期上发表 《普通思维的悖论：对常识的回顾： 索菲娅·罗森菲尔德的政治史》C 。该文指出，不管常识是什么，它除了在实践 上不证自明之外还有其他含义。在《常识：一部政治史》中，罗森菲尔德描述 了前现代的常识，把它的根源追溯到革命时代大西洋两岸几个城市的教授、出 版商和小册子作者等小团体之间的辩论。从 18 世纪起，崛起的中产阶级的拥 A Paul Le Blanc:“Lenin Studies: Method and Organisation” ,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17 （3） . B Marcelo Hoffman:“Alain Badiou, the Maoist Investigation, and the Party-Form” , in His. torical Materialism , 2017（2） C Markar Melkonian:“Paradoxes of Plain Thinking: A Review of Common Sense: A Political History by Sophia Rosenfeld” ,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2017（2） . 159 护者和敌对者把常识渲染成非强制管制的“低调器具” ，通过压制“人民”反 对毋庸置疑的真理，来促进或抵制“人民主权” 。20 世纪初遭受打击之后，常 识经历了复苏和重建，用来兜售各种商品和政策。罗森菲尔德描述了常识在现 代民粹主义现象中所起的作用，她质疑了汉娜·阿伦特关于“真正的民主制造 常识”的主张。同时，她确证和补充了安东尼奥·葛兰西关于“健全的见识” 和政治的论述。 美国奥克兰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 《批判社会学》副主编格雷厄姆·卡萨 诺（Graham Cassano）在《重思马克思主义》杂志 2017 年第 3 期发表《一种 新型公众的科学对象：理论和方法的思考》A 。理查德·麦金太尔（Richard Mc、凯伦·米勒（Karen Miller）和凯莉·海（Kellie Hay）阐释了《一种新 Intyre） 型公众：新政电影的社区、团结和政治经济，1935—1948》的科学对象，该文 即是对他们的回应。在电影文化作品研究方面，作者既没有提出一种观众反应 的意义理论，也没有提出导演个人意愿和电影技巧的观念。电影本身就具有意 图，但这些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电影制作者和想象中的观众制造的有意识 和无意识意义的组合。在这个意义上，每一部电影都带着语境及其起源的印 记。作者的方法不是一种破解观众反应的方法，更不用说是对历史事件的因果 解释，而是旨在从一定程度上衡量这些事件留在作品上的印象。 美国圣地亚哥大学朱莉安娜·马克西姆（Juliana Maxim）在《重思马克 思主义》杂志 2017 年第 1 期发表《构建集体：社会主义现代主义的古典理论， 罗马尼亚，1958 年前后》B 。该文考察了 1958 年前后社会主义罗马尼亚出现的 特定原始主义修辞和社会主义架构话语中的现代化议程之间的矛盾。为了寻找 各种媒体和结构中的古老原则，该文具体讲述了两个案例：布加勒斯特的露天 农村村庄的建筑博物馆和 H. H. 斯塔尔的人种史学著作中的原始公社观念的复 兴。这篇文章显示了如何在原始主义思考语境下理解社会主义新住房的现代主 义建筑区。该文认为与快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相伴的是，原始中内在的、寻求 集体的、相容的实践。 美国休斯敦大学的阿列克谢·格罗比夫（Alexey Golubev）在《重思马克 A Graham Cassano:“The Scientific Object of A New Kind Of Public: Reflections on Theory and Method” , in Rethinking Marxism, 2017（3） . B Juliana Maxim:“Building the Collective: Theories of the Archaic in Socialist Modernism, Romania circa 1958” , in Rethinking Marxism , 2017（1） . 160 思主义》杂志 2017 年第 1 期发表《 “美妙的森林之歌”：建筑遗产和探寻俄罗 斯北部的历史真实性》A 。该文探讨了“二战”后俄罗斯北部的建筑保护运动， 提出地方建筑是理解俄罗斯的国家历史的关键。苏联建筑的保护主义者怀着浪 漫的国家主义观念，他们把俄罗斯北部的地方建筑当作一种审美系统，完全 实现了木材作为建筑材料的表达潜力。此外，苏联的保护主义者把这个系统 与解决俄罗斯北部存在的社会冲突联系起来，这些冲突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沙 皇的压迫。虽然苏联的建筑保护主义者广泛采用了莫伊塞·金兹伯格（Moisei Ginzburg）和阿列克谢·加恩（Aleksei Gan）等马克思主义建筑师的概念，但 他们僵化了早期苏联的建筑理论的社会变革计划。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谢尔盖·乌夏金（Serguei A. Oushakine）在《重思马 克思主义》杂志 2017 年第 1 期发表《社会主义浪漫主义及其生活戏剧》B 。该 文介绍了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Sotzromantizm）观念，用来反思和批判 20 世 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的现实社会主义。大型的历史规划依赖对空间的浪漫重构， 生成各种身份、社会共同体、精神价值及其与过去的联系，它与社会主义社会 的理性主义经典有根本区别。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提供了一个立场，以挑战描 绘后期社会主义社会的教条，实用主义的犬儒和有利于政权的白痴同时存在于 这个社会。这个概念使人们把注意力转向使个体和集体参与社会主义的观念、 制度、空间、对象和身份。 美国西密歇根大学的埃琳娜·盖朴娃（Elena Gapova）在《重思马克思主义》 杂志 2017 年第 1 期发表《 “白翼下的土地” ：社会主义白俄罗斯的浪漫景观》C 。 该文探讨了典型的社会主义苏联白俄罗斯变成浪漫的、神圣的“城堡之地”的 想象转换。20 世纪弗拉基米尔·克拉克维奇（Uladzimir Karatkevich）等知识 分子提出了浪漫景观，通过生成一个与社会主义共和国平行的空间，改变了土 地的含义，使其成为维持生命意义的理智和道德追求之地。这种浪漫的转变指 示了苏联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显示出了新式精英（知识分子和文人） ，他们试 A Alexey Golubev:“ ‘A Wonderful Song of Wood’ : Heritage Architecture and the Search for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in North Russia” , in Rethinking Marxism , 2017（1） . B Serguei A. Oushakine:“Sotzromantizm and Its Theaters of Life” , in Rethinking Marxism , . 2017（1） C Elena Gapova:“ ‘The Land under the White Wings’ : The Romantic Landscaping of Socialist Belarus” , in Rethinking Marxism , 2017（1） . 161 图挑战共产主义政党的人类生存规划。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见证了新的国家空 间和景观观念的出现，它们使非社会主义的历史意识合法化：觉醒的个体，而 不是劳动阶级，正成为历史的主体和承载历史使命的行动者。 四、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学术著作 （一） 《劳特利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手册》 （2017） 编者：大卫·布伦南（David M. Brennan） ，美国兰开斯特大学；大卫·克 里丝詹森 – 古拉尔（David Kristjanson—Gural）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凯瑟 琳·德慕（Catherine P. Mulder） ，美国约翰·杰伊学院；埃里克·奥尔森（Erik ，美国罗格斯大学。 K. Olsen） 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特点是严重不平等、无法为公众提供稳定或充分的就 业机会。事实证明，主流经济学在解决这些系统性问题上没有什么帮助，这使 得学者另寻出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是这种替代性选择。近几十年来，经济 学理论长足进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出现在公共话语 中。这本书囊括了多个国家的顶尖学者的 37 篇原创论文，他们在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的不同领域各有专长。该书论域广泛，涵盖价值理论、劳动过程、积 累、危机、社会主义等人们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概念，而且还涉及与马克思 经典相去较远的女性主义、生态学、国际移民和认识论等。广泛的论域反映了 马克思经济社会理论的发展，同时包含了当代学界的历史和前沿。该书对马克 思经济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入讨论。 （二） 《作为社会制度的货币：资本主义制度发展》 （2017） 作者：安·戴维斯（Ann E. Davis） ，美国玛丽斯特学院。在这本书中，戴 维斯通过对货币史的研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资本主义全新的视角与框 架，即把货币解释为一种社会制度。货币通常被看作有价值的对象，其价值来 自于使用者的认可。它作为市场“无形的手”的主要工具把不同的机构联系起 来。货币把家庭与公司、工人与产品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样就使得“分工”变 得十分自然，并且对于人们来说，货币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把货币理解为社 会制度这一问题要追溯到中世纪时期，戴维斯在该书中描绘了货币的演变过 程，并阐述了其对公司和国家模式的变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时，对于长途 商人、银行家和管理生产活动的职业经理人来说，货币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也起 162 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 《白宫中的特朗普：悲剧与闹剧》 （2017） 作者：约翰·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 ， 《每月评论》杂志主编，美 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福斯特在该书中使用了其他学者从未用过的分析 方法：他把特朗普和这一届美国政府置于整个历史背景中来研究。他指出，特 朗普只是经济体系停滞不前的终点，美国的自由—民主光辉开始淡化。在民主 的表象之下，福斯特看到了独裁统治，包括降低工资、反科学、否认气候变 化、垂死的公共教育体系、扩大监狱和军队规模等一系列反常现象。他认为这 一切都是由一个虚伪的民族主义者所推动的，这种民粹主义在几百年的历史发 展中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福斯特没有下结论，而是认为他的分析吹 响了反击的号角：抗议、民众需求、联盟都是每个人需要的。在缺乏反资本主 义的激进政治斗争中，社会变革是不可能的。福斯特也强调，即使现在，人们 仍然有可能阻止对地球的亵渎，结束无休止的战争，团结全球受压迫的人，但 是处于温水中的人们能否做到，让人深感忧虑。 （四） 《资本主义的转型：马克思主义视角》 （2017） 作者：赛义德·拉纳玛（Saeed Rahnema） ，加拿大约克大学。该书通过与 世界各地的杰出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进行对话，探讨了社会主义左派改革主义 和革命主义策略受挫的原因。在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议程方面，受访者认为 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由于其固有的矛盾，因此是不可持续的。后资本主义的 社会秩序是不可避免的、可以实现的。尽管观点各异，但所有受访者都通过参 与各种社会团体呼吁彻底的社会变革，这些社会团体在推翻资本主义的过程中 起到关键作用。 （五） 《为陷入困境中的左派定位：构建当下的政治话语》 （2017） 作者：戈登·哈克（Gordon Hak） ，加拿大温哥华岛大学。该书在当代哲 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左派的个体、社会、国家、经济关 系和历史变革观念。从叙述角度来看，该书涉及许多具有争议的左派理论，比 如社会民主、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并且讨论了它们之间的 关系。它不仅区别了左派与自由资本主义和其他进步运动（比如反对种族主义 和不平等的运动） ，而且它把当代的左派视为历史传统与未来愿景相互交织的 产物。 163 （六） 《帕尔格雷夫批判理论手册》 （2017） 作者：迈克尔·汤普森（Michael J. Thompson） ，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 该书是第一本从哲学、政治、社会学、心理学和历史角度探讨批判理论的著 作。它不仅强调批判理论的历史和哲学根源，而且强调它的当代主题、发展趋 势和未来应用。它阐述了塑造批判理论传统的特定研究领域，如批判社会心理 学、美学、文化批判、交往行为和工具理性批判。它的目的在于从多元的跨学 科角度阐释批判理论的范式，说明其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贡献。 五、左翼论坛：抵抗 2017 年 6 月 2—4 日， 一 年 一 度 的 左 翼 论 坛 仍 旧 在 纽 约 城 市 大 学 的 约 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召开，该学院的宗旨是“为正义而教育” 。来自全球的 左翼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行动团体代表、左翼刊物编辑等在一周时间里， 可选择参加大约 400 场专题讨论、工作坊、艺术活动等。这次论坛的主题是 “抵抗” 。一股强有力的抵制力量正在美国崛起，街道上充满了自发抗议的人们 反对特朗普政权，这预示着美国进入了国内动乱时代，这在过去几十年从未发 生过。抗议者的直接目标是新总统和他所领导的反动政权，但它也有潜力超越 特朗普，去解决催生他的体制问题。最重要的是，刚刚萌芽的抵抗正在思考权 力、战略和战术问题。与会者发现抗议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和令人迷惑的 冲击，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为构建正义和解放运动、推动根本性的 变革敞开大门。 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在白宫的办公室里，高度组织化的种族主义和厌女主 义占了上风；共和党人已经开始行动，准备完成他们最终解体公共部门和福利 国家的梦想；一位威权型美国总统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找到志同道合的“暴徒” ， 以达成协议，将最后一批资源和利润从我们这个深陷危机的星球上抽走。可悲 的是，特朗普在制度上最强大的对手是那些渴望回到与苏联冷战的辉煌时期的 人，更不用提军火制造商、承包商和新闻机构了，因为对他们来说，战争和冲 突仍然是最赚钱的行当。其他的对手是民主党，即使他们没有完全忘记那段民 粹主义历史，以确保提名是最不受欢迎的、最军国主义的财阀候选人，而不是 一个受欢迎的社会主义者，毫无疑问，后者将计就计。 不消说，这些制度化力量都不支持劳动、集体所有、种族自由或生态修 164 复。当竞争对手在为一个残破体系的最后财富而斗争的时候，美国左翼必须找 到自己的优势，并在这种不稳定的新形势下培育自己的力量。在过去几年里， 抗议运动正在兴起，美国长达几十年的右倾趋势被遏制。人口两极分化，双方 比以往都激进。就左翼而言，直接的行动，特别是毅然决然的勇士们的行动获 得了广泛支持。一位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者与白宫仅有一步之遥。美国的年轻人 更喜欢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黑人生命运动组织建立了一个种族联盟，反 对警察的暴行和国家许可的种族谋杀。因为这个政权推行厚颜无耻的权力和利 润政策，数以百万曾经温顺的中间派和自由主义者正被其激进化，甚至在报道 国内外的反工人政策和军国主义政策时，都没有提及“自由市场”或“民主” 等意识形态表述。 旧的“合理的、负责的”剥削制度已经瓦解。这意味着，这是一个极有 可能产生真正激进主义的时代。尽管如此，左翼力量仍未成熟，没有大规模的 动员组织，也没有探索能够凝聚力量、取得胜利的策略。目前他们的任务是帮 助组织、培养和塑造正在席卷全美的原生抵抗力量，并在它觉醒时做好规划。 人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学到了什么？在民主党内部工作的策略是什么，显 不是组建一个新的政党来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今天的民众，特别是国际劳工 组织在哪里？社会身份是否塑造了工人的日常生活，阻碍了阶级组织的发展， 或者它们是否指向最激进的组织方式？当发生大规模的权力争斗时，左翼运动 的优势是什么？左翼如何参与到强有力的国际劳工组织中来，这既是工人权力 的关键，也是当今众多地区反移民权利的解药。最重要的是如何构建下述三 种结构：形成一种左翼常识的激进文化干预、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最重要的 是，通过大规模整合的罢工使生产和再生产停止运转的经济能力。这是 2017 年左翼论坛的主旨。左翼论坛的力量一直是它在许多方面对众多群体的普世包 容，以及进行多方面的斗争。他们将通力合作、共同努力、求同存异，组建国 际的、多种族的、非性别化的工人阶级力量。本次论坛是美国左翼规模最大的 一次集会，他们一起讨论、规划、制定战略、推进，把历史的、分析的、理论 的、策略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这是有史以来美国左翼最艰巨的任务。 为此，左翼论坛围绕着如何组织抵抗这个实质性问题展开。它要求每个 分会场都提交自己的会议提纲，包含一系列步骤，最后落脚在组织人们策划、 分享和展望的小组会议或者更为非正式的联谊会上。今年的论坛是有史以来最 重要的，因为它有数千人之众且是无宗派的，它将形成广泛的左翼联合战线。 165 现在左翼已经别无选择，他们只能联合起来捍卫那些来之不易的权利和自由， 从工会到民权再到堕胎。左翼必须将仅具有象征意义的抗议活动，转变为切实 有效的抵抗。他们需要从体制中打开缺口，也需要认真考虑在美国创建一个新 的政党。同时，左翼也应该致力于更广泛的变革 （把一个基于异化的、抽象的、 剥削的系统转变为一个基于人类自由和可能性的系统） ，它是左翼的根本目标。 大会发言者包括美国政治活动家奥斯卡·洛佩兹·里维拉（Oscar Lopez ，他在 2015 年的美洲国家首脑峰会上被誉为“美洲的曼德拉” ，他是 Rivera） 美国历史上被关押时间最长的政治犯，也是波多黎各和美国殖民关系史上被 关押时间最久的政治犯；前黑豹党成员塞古·奥廷加（Sekou Odinga） ，他现在 是社会活动家、演说家，在美国各地的大学发表过演讲，内容包括政治监禁、 大规模监禁、黑人解放斗争等；美国艺术家和作家莫利·克莱伯艾坡（Molly ，她在 2013 年举办了个人展览——“贝壳游戏” （一系列关于 2011 Crabapple） 年革命的大型绘画作品） ，由此她被称为“艺术可以突破镀金画廊”的象征； 巴勒斯坦裔美国民权活动家、种族平等主义者琳达·萨索尔（Linda Sarsour） ， 她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 500 位穆斯林之一；资深媒体人格伦·福特（Glen ，他在广播、印刷和网络新闻方面有超过四十五年的从业经验，是黑人 Ford） 左翼新闻、评论和分析周刊《黑人议程报告》 （Black Agenda Report）的执行编辑； 著名战地记者杰里米·斯卡希尔（Jeremy Scahill） ，他是电影《肮脏战争》的制 片人和编剧，并获得奥斯卡奖提名；此外，还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活动家辛 西娅·阿鲁萨（Cinzia Arruzza） ，她是 3 月 8 日国际女性罢工的组织者之一；记 者、作家罗·考夫曼、美国印第安人运动的创始者之一麦当娜·桑德尔·霍克 （Madonna Thunder Hawk）；气候和食品正义活动家南希·罗默（Nancy Romer）； 草根组织纽约伯尼团队的创始者塔夏·范·奥肯（Tascha Van Auken） 。 论坛的主要议题如下： 1. 女性主义。社会活动家、社区组织者和基层领导人表示要继续反对毗 邻印第安人保留地的达科塔通道。根据特朗普的命令，美国陆军工程部将批准 能源传输公司完成最后一段管道铺设。它还终止了奥巴马在任时实施的环境 评估。这次会议将解答下述问题：抗议是否能够引发社会的彻底变革？女性似 乎站在斗争的最前沿，那么她们是否正在崛起并成为社会斗争的领导者？在 2017 年 1 月的女性游行中，世界各地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3 月 8 日， 来自 30 个国家的女性参加罢工；5 月的大罢工正是在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 166 是否是未来的征兆呢？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抵抗吗？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我 们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抵抗运动，将目标类似的运动整合起来，并最 终形成一个新社会？特朗普大选成功后的女性游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总统 大选被特朗普的极端性别歧视和希拉里的狭隘的精英女性主义毁了，那么是否 存在一种新的女性主义，它既可以联接所有受压迫的少数派，又把阶级政治的 物质观念作为其基础呢？ “避难城市” 。在特朗普竞选期间，北美流行起了“避难城市” ，但是这 2. 种城市到底是什么还很模糊，它在捍卫民权和社会权、实施激进改革中的作用 也不明确。那么， “避难城市”运动到底导致空洞的世界主义，还是引向更激 进的正义？这是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3. 超越资本主义。当今经济体系面临的问题、挑战和对立比过去 70 年的 任何时候都多。现在，数百万人都认为资本主义是引起各种社会运动的问题或 危机的主因。资本主义的受害者、批评家和社会运动走向联合。如何将该联盟 发展成一支改变现状的主要政治力量，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4. 深海私有化和地方抵抗。深海矿藏是海洋经济剥削的重要对象，南半 球的海洋国家被当作试验场，然而，生态、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危险仍是一个未 知数。面对这些风险，当地人正发起反抗，要求在未制定出合适的社会和生态 标准以前，应当停止这种开采。 此外，2017 年 11 月 3—5 日，左翼论坛和“洛杉矶进步人士”组织在洛 杉矶贸易科技公司联合举办了“左翼海岸论坛” ，作为左翼论坛的分论坛。该 论坛的主旨是为洛杉矶及周边的左翼人士提供交流和学习的平台，以便抵抗体 制的压迫。随着残酷的种族主义、反移民、反女性、反劳工意识形态占据了国 家政治话语，西海岸的活动人士和组织者恰好需要一个新的平台，他们迫切希 望与这一反动潮流进行斗争。左翼海岸论坛以纽约左翼论坛为模版，聚焦正在 兴起的民粹主义，认为可以通过占领运动、 “立岩”运动（Standing Rock） 、 “黑 命贵”等，形成一场持续运动来创建一个种族和经济公正的世界，美国人经常 谈及这样的世界，却很少付诸行动。在这次论坛上，与会者会参加街头抗议、 网上请愿活动和“纵向思考” （siloed thinking） ，以这些方式建立一个强有力的 统一战线，以恢复所有受到威胁的权利和自由。其主要议题如下： 一是讨论工人 / 业主合作社的价值，以及广泛建立这种合作社的左派计 划。纽约的民主制度在 16 个月的时间里致力于把人们团结在一起。抵抗组织 167 坚信他们比资本主义做得更好，致力于建立一种基于工人 / 业主合作企业上的 团结经济。纽约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和社会活动丰富的充满活力的社区，由于货 币和权力的大量集中，很难进行系统的经济和政治变革。但是在过去的 10 年 里，已经有 50 多名工人 / 业主合作企业成立，受到多方支持和资助，支持者 相信他们正在为纽约市新的政治经济添砖加瓦。这些左翼反资本主义议程都应 该得到支持。与此相关的是“劳工运动和工人合作社” 。在 20 世纪初，一些贸 易联盟在美国建立了许多工人合作社。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两个运动 分道扬镳了。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它们又一次开始合流了。与此相关的是 “沃森维尔罐头工人罢工：历史、教训和当前的影响” 。三十年前，在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摧毁了国内冷冻食品行业之前，加州的沃森维尔是“世界冷冻食品之 都” 。1985 年 9 月，这个镇子最大的工厂的老板试图破坏墨西哥工人的工会， 一千多名工人被迫罢工。这些女性几乎没有罢工经验，她们的工会也处于瘫痪 状态，但她们还是组织起来了，坚持了 18 个月，迫使工厂老板破产，并且在 5 天后从新厂长那里获得了一份合约。这个小组讨论了沃森维尔罢工的戏剧性 胜利及其启示。 二是非暴力抵抗：在圣地赢得和平。民粹主义在世界上，尤其是在圣地和 美国兴起，应该把各方力量联合起来。多年来笼罩着圣地的严酷的种族主义、 种族清洗意识形态，现在已经掌控了美国的政治话语。这个小组的重点是鼓励 社会活动人士聚在一起，组织更多的非暴力抵抗活动（包括街头示威） ，以推 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平。这个想法受到了近期圣地爆发的非暴力活动的鼓 舞，特别是陈克萨清真寺和巴勒斯坦绝食抗议等。 三是气候变化的革命计划和运动：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灾 难降临到人类头上。让数以万计的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由气候变化和其他社 会运动（如黑命贵、争取 15 美元、反抗伊斯兰恐惧症和性别压迫、性别暴力 等）引发的游行和组织并不是革命性的群众运动。这个工作坊的目的是，将各 种兴起的社会运动联合起来，以抵御危在旦夕的气候变化灾难。左派该如何提 出一种革命性的变革计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预防和适应气候灾害，以及帮 助最容易受到气候灾难冲击的有色人种社群和工人做好准备。工作坊将讨论如 何积极主动地反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破坏新奥尔良、纽约、休斯顿和波多黎 各等地的“气候灾害重建社区” 。虽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人士出色地分 析了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但是仍然缺乏向那些在气候变化中受到冲击最大且 168 最无辜的人们学习的革命性计划，他们将带领人们走向社会主义。这个革命计 划必须首先在我们的社区、工作场所、学校、社会组织中进行，并询问他们认 为需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它们。它必须包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开采化石燃 料的具体方案，并改善那些受害者的生活。具体例子包括： （1）大量增加免费 的公共交通，在制造业中创造成千上万个新岗位：电力 / 太阳能公共汽车、火 车、运输工人、建筑。 （2）大力增加铁路、火车、车站，包括改善和应对酷热 和洪水的一切基础设施。如果基础设施足够，火车是最重要的疏散方式。 （3）在 美国修建数千英里的交通分离的高架自行车道，并重新普及自行车。 （4）美国 每座建筑的能源审计和改造，将减少 30％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也能在每座城 市和制造业中创造数千个新的就业机会。 （5）建造收集、利用太阳能的民主社 区。 （6）禁止所有私营能源，使其公有。 （7）停止对工业化农业的任何补贴， （8）设立环境基础设施评估，并改造 并把资金转向小型农村农场和城市农场。 所有气候灾害（比如热浪、洪水）的高危社区，评估的标准不仅基于地理位置， 而且包括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儿童的比重等。 （9）增加安全的、新的、零能 源的公共住房和绿色空间，以缓解和适应热浪和洪水，绿色空间则种植粮食和 本地植物。 （10）重建和大规模扩建具备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卫生应急人员 的社区，雇佣上万人在社区中工作。 （11）与古巴及其他国家合作，它们具有 世界上最好的气候灾难预案。 （12）逐步在每个家庭、学校、公共建筑中配备 气候灾难工具，增加 1％的企业税，来负担这部分费用。尽管在气候变化问题 上，人们正在输掉这场战争，但局势还是可以扭转的。尽管可再生能源在这一 年中显著增加，但化石燃料的开采、燃烧和使用仍然是能源主力。左派的方式 必须与所有大型绿色环保组织和资本主义的绿色清洗不同，后者使得大多数人 相信人们可以在不改变现有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在不终结资本主义的情况下 对抗气候变化。它们认为，只要是一辆电动汽车，就可以 81％的时间在驾驶， 可以建造数千米的公路。只要是“节能”的，就可以建造超大的房子，继续购 买不必要的商品。但是改变资本主义“利润高于一切” ，用一种全新的、源自 底层的、信奉“生活好，而不是生活得更好”的新社会取代资本主义就是不行。 左翼的绿色方案必须与此不同。 四是战略问题：为生活必需品而战是反法西斯斗争。只有在现状良好的 情况下，抵抗才有意义。群众运动和革命者开始考虑战略问题了。左派世世代 代都在“反击” 。面对日益强大的法西斯运动和牢固的警察国家，如何才能捍 169 卫自己的阵地呢？这个小组鼓励对这些关键问题进行更广泛的讨论。 5. 左派计划。信仰团体必须在为正义、和平和守护地球的斗争中扮演什 么角色呢？推动和支撑左派的信念是什么呢？左派该如何合作呢？理查德·沃 尔夫（Richard D、Wolff）为当今的美国左派提出了一个计划。现在美国深受 不稳定和不平等的困扰，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破败不堪。数百万人对两党制的 信任已经不复存在。稳定和平等是否能够实现都不确定，更别提适当的解决方 案了。现在正处于这样的历史时刻，一种新的左派解决方案，也就是真正的系 统性变革是可行的。 6. 选举人团：它应该留下来还是应该走？该小组将探究选举人团的起源， 它是如何运作的，以及美国人为什么继续用它来选举总统。作家、独立制片人 莉莎·伊莱恩·斯科特（Lisa Elaine Scott）展示她的纪录片《过时的民主：21 世纪的公民课》中的数据和剪辑。这个演讲的目的是让观众的参与度最大化。 7. 与叙利亚和伊朗的进步人士团结起来。该小组介绍了叙利亚和伊朗的 进步人士（包括女权主义者、劳工活动家、人权活动家、政治犯、库尔德活动 家） ，他们反对阿萨德政权和伊朗政权的威权主义，以及宗教原教旨主义、帝 国主义和战争。小组讨论了美国左派支援其斗争的方式。 8. 由抵抗到竞选：进步人士如何建立进步同盟来赢得胜利。成千上万的 激进分子在竞选州和地方官员，他们受到桑德斯或吉尔·斯坦（Jill Stein）总 统竞选活动，以及里士满、加州市长盖尔·麦克劳林（Gayle McLaughlin） 和西雅图市议员卡萨马·萨布希（Kshama Sawant）的鼓舞。里士满进步联 盟（RPA）通过选举无公司背景的代表，成功地将政治决策权交到人民手 中。RPA 经常与其他地方团体和跨党派结盟，动员人民支持进步的政策和候 选人。与此相关的是“选举制度：问题及其解决” 。该小组讨论了有关美国选 举制度的安全性及其解决办法。它对此问题的历史进行了阐述，提出了选举 安全危机的解决办法。除此之外还有“成立人民民主工人党” ，该小组认为， 美国工人、被压迫的人们和民主力量必须成立代表其利益的政治组织和政 党，来对抗统治阶级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动员和发展草根运 动。发言者有克洛伊·奥斯默（Chloe Osmer） ，她是一位劳工和移民权利活动 家，已经有 15 年之久。她曾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许多行业组织过工会活动，包 括建筑业、服务业和制造业。她的工作包括关注工人健康和安全、移民和劳工 社区联盟。奥斯默是一名普通的工会成员，同时也是罢工行动委员会的主席。 170 她目前担任洛杉矶劳工联合会的行动主管，她还曾在全国劳联—产联（AFL— CIO）担任组织者，在清洁洗车运动、加州劳工联合会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劳动中心工作过。 9. 废除货币保释：此举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教育让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废除 加州的保释金制度，重点关注保释产业的低效率和掠夺性。与会者可以了 解到美国有色人种的犯罪史。他们会对保释制度及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有更好的了解。最后，小组讨论了与会者投入到废除保释金制度的斗争中的 途径。 10. 大规模监禁的真正代价：该小组在讨论大规模监禁时，引入了神学角 度（以人为本的政治经济学和虔诚的神学紧密交织在一起） ，讨论不局限于利 用宗教团体的社会正义资本。它深入探讨了经济问题，例如，2017 年在“自 由的”洛杉矶如何才能启动一个 35 亿美元的监狱扩建项目。在“自由的”加 州，如何在没有假释情况下，仍然有可能终身监禁罪犯，甚至这些罪犯不是主 谋，而是被诱骗犯罪。 “罪犯再造”行业实际上需要多高累犯率才能盈利。 11. 校园反法西斯网络：以团结对抗法西斯。这个工作坊介绍了校园反法 西斯网络的工作，它汇集了美国校园内的教职人员、学生、员工和社区成员， 以阻止法西斯分子对高等教育的攻势。特朗普的当选给美国各地的法西斯和白 人种族主义团体壮了胆，他们招募队伍，恐吓校园社区；利用“言论自由”为 全国数百个大学的学生和教师的恐怖和恐吓活动做辩护，这些活动大多资金充 足、发展迅速。工作坊的参与者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并说明大学里极右“言论 自由”事件的重要背景，这是对许多神话、虚假叙述和操纵谎言的一种反驳， 它们都是“右翼”试图压制异议，并使法西斯主义在美国主流社会中变成常态 时所惯用的。左派可以寄希望于大规模动员和广泛的联盟来对抗这些右翼力 量。尽管左派在许多问题上抱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但他们在关键问题上团结一 致，都致力于阻止法西斯在大学里扎根。左派还可以推动在校园里提供政治空 间，以供教学、阅读小组、讲习班和战略会议之用，讨论法西斯主义的历史， 以及如何与之斗争。此工作坊的目的是在美国各地建立分会，并在国家层面协 调各种反法西斯力量。与此相关的是“自我组织与革命：革命者之间的对话” 。 自我组织是左派的共同话题，即使在不同的革命潮流中也是如此。除此之外， 还有“电影放映：多数选票斗争” 。在美国，偏见是由种族主义、厌女症、性 别歧视和仇外心理造成的。特朗普作为总统候选人的言论和行动，以及目前的 171 政策，助长了美国的不宽容氛围。影片主要介绍了移民、拉美裔、穆斯林、黑 人、女性和跨性别者面临的新一轮斗争。这部影片由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国家 多元化委员会、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和黑人生命事务委员会联合 出品。 “为正义而战的家庭联 12. 在特朗普时代的为正义而战的家庭联盟运动： 盟” （Families United 4 Justice）是美国受到警察暴力侵害的家庭组建的前线群 体。2014 年 10 月初，警察暴行受害者的侄女辛西娅·豪威尔（Cynthia Howell）呼吁对在纽约警察暴力事件中失去亲人的人聚在一起，组成一个团体。这 些受害者的亲友需要相互支持，分享资源，创造一个更加正义的社会，并使 侵害得到赔偿。2014 年该组织举办了三次会议，受害者的家庭聚在一起，分 享他们的故事，奠定了 FU4J 的基础。在第二次会议之后，这些家庭介入民 主化进程，并取名为“为正义而战的家庭联盟” 。随后，社区艺术家与该组 织合作，在当年 10 月 22 日的美国国庆游行中为他们的亲人创作肖像，以反 抗警察的暴行。现在，已经有近 50 个家庭加入该组织，他们希望将来可以进 行自我组织，而不是由政治领袖领导他们或代替他们发声。这个组织的活动包 括：推动集体正义、收集和整理个人故事和案例、开展有效的社会媒体宣传活 动，支持其他需要帮助的家庭、从现有的社区结构中寻找支持，并整合可持续 的自我照料方案。参与者会融入一个更大的家庭和支持者网络，规划他们的个 人或集体愿景，对反警察暴力运动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这个小组对那些直接受 到警察暴力影响的人及其亲友、社区活动者和社会正义组织者开放。康涅狄格 学院的宗教研究和美国研究教授大卫·基姆安·金（David Kyuman Kim）的 演讲“一种由爱推动的政治：重拾进步主义的希望和核心”提出，在特朗普 时代的混乱和恶意中，进步运动正迫切需要希望和灵感的源泉。与其陷入绝 望，不如扪心自问：一种由激进的爱情驱动的政治，将如何改变人们对自己、 人民、国家和世界的想象？对于把同情和慷慨而不是追逐权力作为政治核心 价值观的进步人士来说，未来有何种可能呢？激进的爱将如何重新定义进步 政治的核心呢？与此相关的是“特朗普时代的审查和言论自由” 。基于历史 背景和语境，该小组提出保护和扩大第一修正案的策略，抵制对自由言论的 审查。 13. 直面对有色人群的攻击：在这个小组讨论和展示中，参与者了解到在 反抗针对有色人群的攻击中，社区如何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探讨了以种 172 族为基础的暴力，揭露了主流媒体的犯罪化，以及允许这种暴力代际相传的国 家。他们还讨论了当前的运动，以及分析社会正义活动家和社会正义组织如何 增强对国家暴力所施加的影响。这个小组的主持人是“爱而非流血联盟” 、为 正义而斗争家庭联盟、美国人权网络联合创始人、奥斯卡·格兰特的叔叔克普 斯·约翰逊，他也被叫做博比叔叔。2009 年，他的侄子被巴特的一名警察杀 害，其后创立了两家社会正义组织，即奥斯卡资助基金会和“爱而非流血联 盟” ，站在了美国消除国家暴力阵线的最前沿。 14. 黑人斗争—阶级斗争：该小组讨论社会主义理论和斗争如何成为黑人 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主持人是蒂芙妮·华莱士（Tiffany Wallace） ，她是社会主 义残障人士权利和革命斗争、女性运动和“占领运动”的领导者，在英格尔伍 德和洛杉矶与中产阶级进行斗争。发言者之一是奥罗费米·塔伊沃（Olufemi ，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和教授政治哲学和元伦理学。他是一个 Taiwo） 由非裔美国研究生发起的公共会议的组织者，该会议的目的是寻找从白人至 上、异教体制、资本主义、移民殖民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结构性暴力中解放出 来的方法。他在讨论中介绍了下院的基本收入。最近他在写一篇论文“为什么 一切都要花钱” ，来分析和评论马克思的《资本论》 。 15. 全面抵抗：社会正义运动的跨国团结。跟以往任何时候相比，在应对 人类生存危机和机构的系统性变革方面，国际合作都变得更为重要。现在，监 视和威权主义、无休止的战争、环境破坏和恶性经济战略不断侵扰着这个世 界。这些问题是全球性的，人类不能仅依靠地方和国家层面的行动，而是要采 取全球行动来对抗它们。国际运动、合作和团结是为了支持那些在战争地区或 独裁国家的人，他们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无法进行抵抗，国际合作可以跟 他们分享资讯和策略，进行有效的抵制和撤资运动，支持由气候变化和战争导 致的大规模移民，想方设法阻止军队和军火商进行无休止的战争，改变以精英 为主导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由于许多西方非政府组织 采用了家长制的模式或者更糟糕的做法，南北合作的名声已经被败坏了。因 此，国际合作需要确保采用适当的、非等级的方式，尊重那些处于危机中心地 带的人们，给他们提供建议和方向。 该小组的成员黛博拉·罗杰斯（Deborah S、Rogers）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社 会科学研究所主席，她在四个大洲生活过，与多种文化建立了联系。她主导了 一项非营利的技术信息项目长达 14 年，为社区、部落和公民社会团体提供公 173 共利益研究、基层政治组织和战略法律干预，后者面临着对美国北部平原的发 展和环境的抉择。在她将关注点从环境政策转向社会和经济问题之后，罗杰斯 在印度松岭印第安人保留地的一所部落学院任教，并在南达科塔州开展了一项 健康差异研究项目，为三个拉科塔保护区提供服务。自 2011 年起，她在联合 国全球环境变化（德国）国际人类维度计划工作了一年之后，通过呼吁平等的 倡议，推动了地方和全球积极分子的合作，形成了一个活跃的全球社会活动网 络，以克服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不平等。罗杰斯指出，美国的左派活动家 往往不愿意参与国际政治合作，要么缺乏知识，要么缺乏时间，要么是拒绝西 方非政府组织的家长式作风。同时，她指出在这个危险的时代，国际运动、合 作和团结是绝对必要的，并举出了这方面最好的和最差的例子。 另一成员尤格·恩沃克吉（Ugo Nwokeji）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非洲历 史与非裔美国人研究院副教授。他在历史、政治经济和能源政策等学科有着广 泛的研究兴趣，目前正在担任国际劳工组织（ILO）委托的出版物《非洲劳工 通史》的顾问和科学委员。他也是《比夫拉湾的奴隶贸易和文化》一书的作者， 该书于 2011 年获得了由非洲研究协会颁发的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图书奖。 他指出，当今西方左翼激进主义的自给自足倾向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这个日 益全球化的时代，边界已经缩小了，跨国主义已经在人们的思想中扎了根。这 些倾向与作为早期国际人道主义运动基础的普遍主义是对立的，左翼活动家在 国际运动中的弱势助长了国家暴力和恐怖主义，他们屈从于人权活动者，后者 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描述世界各地的冲突，并由此塑造新的国际联盟、扩大自 己的网络。 另一成员郑智元（Jiwon Chung）是斯塔尔国王学院艺术、媒体和社会公 正的访问助理教授，凯洛斯剧院合唱团的艺术总监；他是一位结合艺术、媒 体、教育和政治活动的跨学科学者，致力于通过跨国行动和团结来改变结构性 暴力和纠正历史暴行。他是受压迫者戏剧的实践者，是种族融合、受压迫者戏 剧和批判性表演艺术的先驱。他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全面的团结和抵抗是什么 样子的？受压迫的人如何协调和合作来达到生存、抵抗、实现正义和变革的目 的呢？团结一致的策略、战略、联盟和协同效应是什么样子的？他从地缘政治 斗争的角度探讨了这些问题。 （We Choose） 16. 关于公共教育的批判性对话：激动人心的“我们选择” 运动来到洛杉矶了。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中，本地社区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应该 174 控制他们所在社区的教育方式。这个运动颠覆了选择学校的幻觉，推动了学校 的进步。这个小组的主席是凯伦·沃尔夫，她创建了 PSconnect，通过家长和 公众参与把公立学校和洛杉矶的西部社区联结起来。在基层的教育政治方面， 她作为一名民选代表，在当地的学校治理委员会担任威尼斯社区委员会教育委 员会的联合主席。在新领导层的带领下，这个不知名的委员会将其工作重点转 向了为市政官员提供政策咨询。作为一名通信专业人士，沃尔夫是公立学校家 长的发言人，而且为教育和政治博客撰稿，如进步、城市观察、洛杉矶进步、 K12 新闻网、Badass 教师协会，以及具有影响力的教育历史学家戴安·拉维 奇的博客。 17. 在大学里设立反叛者活动奖金：大学的体制无论是在其内部还是外部， 通过疏离和剥削边缘群体，都加强了普遍的系统压迫。意识到这些破坏性的趋 势，反叛分子的活动奖学金重新利用、重新规划了大学的资源，用来团结受压 迫的社区和他们的变革性斗争。这个小组的参与者，作为反叛活动的学者，聚 集在一起，建立一个由不同的激进分子组成的集会，以便交流和合作。在这个 小组中，他们讨论并着力解决大学中存在的问题，引入激进的活动奖学金，探 讨大学机构的非殖民化尝试，并且报告他们的实验进度和结果。 18. 能源、资本主义和环境危机中的三个问题：当活动家们在深入分析、 制定战略、动员支持进步的社会变革时，许多人被周围发生的危机所吞噬。这 些危机包括气候变化、不断升级的全球冲突、疯狂的政治“闹剧” 、社会正义 的剧烈崩溃、持续的经济低迷、不断上涨的食品和住房成本等。该如何理解这 些导致灾难的现象？更不用说如何解决它们了。在本届会议上，汇聚风暴行动 网络的成员首先概述了他们的“全局”分析，分析了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交 叉。以能源、资本主义和环境（包括气候变化）的危机为核心，这个分析提供 了一个独特的系统框架，把所有的活动都展现出来了。然后，他们提出三个往 （1）资本主义对经济增长（包括 往被活动人士忽视的关键的、挑衅性的问题： 为了攫取利润对化石燃料生产的大力投资）的迫切要求是什么？在应对威胁地 球的不断加重的环境危机时，活动家起到何种作用？（2）这些紧迫的生态问 题在哪些方面需要重新定位“为了更多的人争取更多的”劳动力战略？这对 于那些认为所有社会变革运动的核心是如何组织工人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3）能源、资本主义和环境的危机是如何把“差异性” （性别、种族、阶级、 国籍等）问题置于地球资源争夺的核心？这对那些被边缘化的“他者”来说有 175 何影响？参与者对每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她即人民”：演讲者艾梅·艾莉森（Aimee Allison）提出，有色人种女 19. 性是进步运动的核心，她们是活动家、文化创造者、选民和下一代政治领袖。 “她”是人们想象中的一种人们还未曾见过的政治， “她”让人们重新构思民主， 因为有色人种女性成了美国所有女性和有色人种中的大多数。 20. 艺术与帝国主义：艺术和帝国主义破坏了两个伟大的资本主义假设： 艺术必然是好的，艺术创造经济。这个小组探究了当代艺术是否真的是“颠 覆性的” ，艺术机构的社会责任是什么，追溯艺术在维持全球价值链的超级剥 削中所扮演的经济角色，它质疑了当代艺术家及其机构在伦理、学理和经验 方面所持的观点。丹尼尔·斯波尔丁（Daniel Spaulding）在他的演讲“批判与 反叛：洛杉矶艺术政治”中提出， “激进艺术”概念是否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 幻觉？因为艺术与资本主义暴力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共通之处。像达达主义 那样的 20 世纪先锋或情境主义国际的经验是否可以表明当前的斗争是如何对 抗中产阶级化和流离失所的，特别是在布尔岗？阿奴拉·维克拉姆（Anuradha Vikram）探讨了艺术机构对社区和社会所负的责任。他还阐释了文化资本是如 何转移从洛杉矶和其他地方的有色人种社区中流出真实资本的！博物馆不仅仅 调控了国家的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把福利外包的复杂“影子国家”的一部分。 倪瓒·谢克德（Nizan Shaked）展示了后期资本主义如何塑造公民社会来增加 财富积累，勾勒出私人 / 公共非盈利伙伴关系如何通过“艺术洗钱”从离岸外 包和其他剥削形式中获得巨大利润。 21. 技术与革命的融合：技术和革命的融合是在美国和墨西哥举行的一系 列集会，与会者讨论了技术和革命的交叉点。这次是在美国举行的第 17 届会 议，完全由听众主导，没有组织委员会。 22. 克服对异议的强烈压制：该小组以洛杉矶对激进言论的压制为线索， 梳理了 20 世纪 20 年代至今的斗争策略，分享了对未来的构想。通过一部进步 文献《橘园与监狱》 ，参与者回顾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社会活动，它们推动制 订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言论自由的法律，并且讨论了历史进程和对异议的日益 成熟的压制，提出针对新情况和推进进步活动的策略。 23. 美国对以色列的制裁：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近一半的美国公众支持 对以色列的制裁，他们呼吁更新 1986 年的全面反种族隔离法案，目的是结束 以色列的种族隔离，而不是南非的种族隔离。几个趋势有助于这项任务的完 176 成：首先，以色列在建立种族隔离过程中，被迫向美国要求更多的政治和军事 支持。其次，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正在下降，它在该地区维持专制政权的 能力和意愿都有所减弱。再次，以色列日益与欧洲和美国的反移民和新法西斯 主义运动结盟，这与大多数美国人的价值观背道而驰。最后，以色列和沙特阿 拉伯、埃及违背美国的法律，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伤害平民。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实践研究基地、 现代化与文明发展基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177 俄罗斯 户晓坤 一、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 2017 年对于俄罗斯思想界而言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俄罗斯文化传统中 独特的弥赛亚意识与历史主义信念使其对于自身命运始终保有强烈的精神自 觉，纪念俄国革命胜利 100 周年、纪念《资本论》第 1 卷发表 150 周年作为具 有世纪跨度的时间节点，将对俄罗斯历史道路的自我反省提高至新的时代高度 并开展出对于当代挑战的积极回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经 过长期反思与学术化沉淀，在 21 世纪资本逻辑全球化的整体背景中呈现出回 归与复兴趋势，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进程质的飞跃、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 与国家转轨，对于这一独特民族国家而言，无疑是需要进行深刻反省的重大现 实领域，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未来的历史走向，自近代以来俄罗斯的历 史命运同样折射出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力量博弈与现实关系的整 体运动进程。 2017 年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正是基于上述意义开展出思想争论与理论 探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俄国革命问题上的立场争论与思想交 锋；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领域对俄国革命及其历史道路问题作出 178 了积极回应；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等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不同思想立场与 政策主张成为争论的焦点，从而引发出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 社会性质及其过渡方案的广泛讨论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东欧等国家社 会转型的比较研究；21 世纪资本逻辑全球化背景下边缘国家的道路抉择与现实 困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广泛争论。虽然历史巨轮不可逆转，但是学者们依然 将俄国能否避免激烈的社会革命而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现代化转型作为争议性 问题。 《抉择》作为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阵地，2017 年以纪念俄 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为核心主题发表了系列文章，将当代俄罗斯学界认同与 否定十月革命社会主义性质的立场冲突推向公共学术平台，开展出积极的理论 对话与思想交锋。由俄国革命性质的不同判断所进一步开展出来的，不仅有关 于十月革命作为二月革命的延续还是质变问题，而且直接关涉到苏联社会主义 模式本身所定向的社会历史阶段，以及如何超越资本逻辑建构社会主义的政治 经济体制问题。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等）关于向社会主义过 渡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特殊民族国家历史道路相结合、21 世纪后期资本主义 的非线性运动与社会主义的“替代性”等贯穿 21 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 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在由俄国革命当代阐释所引发的诸多争论中获得了丰 富的时代性内容，使特定社会历史展开的矛盾性与过程性得以具体化呈现并为 思想所把握，从而克服对于历史性事件简单化、抽象化的定论模式。 布兹加林、舒宾、斯莱温等当代俄罗斯左翼学者积极参与了关于俄国革 命之于俄罗斯以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讨论，在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 义学派”的积极推动下，对于俄国革命的百年忧思，以及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未来趋势的审视判断，形成了 2017 年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想格局和理 论关怀。在上述总体性视域中所形成的具体问题领域包括：如何基于百年时空 跨度评价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并将其积极转化为向社会主义过 渡的思想理论资源；如何澄清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 政治立场、思想方法及其本质差异；如何理解社会革命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 总体趋势；如何评估列宁和斯大林在俄国革命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作用； 如何分析导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突变性质以及社会历史发展非线性过程的累积 性矛盾及其转化、复杂性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等。П. 柯尔特加夫将目前俄罗斯 学界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创新阐释区分为三个领域：以布兹加林、科尔加诺夫以 179 及 В. Л. 伊诺采耶夫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领域； А. Б. 巴拉耶夫、Т. Б. 特卢卡契、 А. Д. 马伊塔夫，В. М. 梅茹耶夫、А. А. 克列卡耶夫、С. В. 维斯科诺夫、С. Н. 马列耶夫等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领域中的持续努力；Б. Ю. 科拉利佐夫、 В. Н. 舍甫琴科、Б. Ф. 斯莱文，О. Н. 斯莫林等学者所从事的政治学研究领域。 另外 С. Н. 马列耶夫、Д. А. 马伊塔耶夫 等学者在社会哲学中开展出从抽象到具 体的方法论研究。 A 2017 年出版的俄国革命系列著作包括 B.C. 瓦尔沙夫斯基《布尔什维克主 义的谱系》 、H.B. 乌斯特连洛夫《在革命的旗帜下：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 、 、Ю. 阿勒杰莫夫《俄国革命》 、B. 巴格达 B. 阿克从金《俄国知识分子和革命》 萨连《1917 年革命：俄国模式》 、B. 卢斯杰姆《拯救俄国的革命》 、В. 伊德兹 斯基 《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动力和本质》 、 《1917 年俄国革命：权力、 Ю. А. 彼特洛夫 社会、文化》 （第 1、2 卷） 、 《伟大的战争和二月革命（1914—1917） 》 （第 1、2、 3 卷）等；马克思、列宁思想研究著作包括 С.Н. 泽姆利亚诺伊《卢卡奇与西方 马克思主义》 、M. 米哈伊洛娃《没有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和俄国 文学批判（1890—1910） 》 、Д. 叶夫根耶维奇《列宁：革命后一百年》 、Е.А. 科 捷列涅茨《为列宁战斗：最新研究和讨论》 、A. 巴柳霍夫《列宁和克伦斯基》 、 、 《列宁和布尔 Н.В. 乌斯特连诺夫《在革命的旗帜下：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 什维克》 （第 1、2 卷）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研究著作包括 И. 戈拉耶夫《苏 维埃联盟和社会主义》 、 、 A. 科日夫尼科夫《俄罗斯爱国主义和苏维埃社会主义》 、 《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支持 Н.В. 米哈尔金《社会主义：昨天、今天和明天》 者和反对者眼中的俄国社会主义》等。 《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概论》一书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整个现 代社会科学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将其从公共生活中排除出去会导致真 正的方法论混乱。然而目前俄罗斯学生所接受的定性社会学教育已转向美国和 西欧，其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作为苏联教科书过时的、片面的、狭隘的，甚 至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该著作旨在从现代立场建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 论体系及其发展趋势，吸收西欧左翼的思想成就以及拉美知识分子的理论探 索，全书包括九章内容： “古典马克思主义” “东欧‘修正主义’ ； ” “1968 年革命； ； A П. Кондрашов Наброски к праксеологическому истолкованию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истории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17.№ 2. 180 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中的民主问题”； “什么是 苏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非正式马克思主义中的苏联经验分析”； “从阶 级到政党；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共产主义” ；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A 《世界社会主义：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唯一保障》一书旨在深入剖析马克思 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预测未能实现的现实根源，分析苏联解体和现实社会主义 崩溃的多重要素，并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思想基础进行严格批判，证明向世界社 会主义转型成为延续和发展世界文明的唯一保障。全书包括如下章节： “自由 主义模式——历史的终结还是社会的终结”； “从猿人到私有制社会”； “从私有 制社会到马克思的理论”； “谁更善于阅读马克思：无产者还是资产阶级”； “苏 联的历史”； “关于崩溃的原因”； “从智能到消费”； “世界社会主义还是世界大 灾难” ； “腐朽基础上的预测” ； “马克思主义的完成：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等。 B 《法兰克福学派与俄罗斯：德国理性主义与俄罗斯精神性传统综合的实验》 一书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寻求俄、德两种哲学精神传统的综合，将法兰克福学 派核心思想（哈贝马斯、霍耐特）应用于解释俄罗斯社会文化体系的现代性转 变，并提出了法兰克福思想对理解俄罗斯现代化战略的思想路径。 C 作者深入 研究了俄罗斯哲学独特的精神导向、以俄罗斯东正教文化和伦理价值观为基础 的国家观念等问题，认为季诺维也夫、洛特曼、帕纳林、洛谢夫等兼具德语和 俄语思想能力的学者将俄罗斯哲学传统介绍到欧洲和德国，在不同的哲学传统 中开展出对话，补充并重新思考德国哲学思想对于俄罗斯和欧洲的意义。通过 上述方式寻求在后危机时代全球化模式中意识形态的形成根据，并破坏现有的 “以美国为中心”全球化模式，作者试图提出新的全球化模式，将德国理性主 义和俄罗斯精神性传统综合为一个整体，即作为全球化发展的下一个质变阶段 如何辩证地消除现有的困境与危机，使欧洲和俄罗斯文明应对危机策略得到表 “当代俄罗斯社会自我理解的反思路径：伽达 达和证明。该著作包括如下章节： 默尔哲学解释学的经验”； “俄罗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克努特·汤姆 A Кагарлицкий Б.Ю. 《Марксизм: Введение в социальную и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теорию》 URSS. 2017. 320 с. Мягкая обложка. B Кремлёв С. 《Мировой социализм: 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гарантия сохран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URSS. 2017. Мягкая обложка. C Шачин С.В. 《Философия ФРАНКФУРТСКОЙ ШКОЛЫ и Россия: Опыт синтеза немецкого рационализма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сти》URSS. 2017. Мягкая обложка. 181 森和托尔斯泰的文本比较分析”； “寻找主体意义——公民社会的演进：海德格 尔思想作为获得自我理解的方法论”； “以德国‘商谈伦理’为棱镜研究暴力问 题的经验”； “关于现代俄罗斯国家观念争论中的东正教传统之深入反思”； “深 入反思东正教文化及其学者”； “宗教宽容的证明经验：康德与哈贝马斯的思想 及其与东正教哲学的综合” ； “重新理解正义观念：精神作为其自身的基础” ； “法 兰克福学派方法论运用于俄罗斯社会经济现实之哲学证明的经验”； “马克思的 异化思想及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理解”； “由马丁·海德格尔的方法论 探索北方认同”；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于北方日常生活的理解”； “以对话 哲学为基础研究新欧洲主体性危机” 。 《列宁为十月革命而斗争行动中的辩证法》一书以列宁（1917—1923）著 作为文本基础，涉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关于十月革命的准备与实施分 析、苏维埃政权与农民的关系、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与内战的胜利、新经济 政策的发展、列宁的辩证法理论等问题。该专著旨在澄清苏联社会主义经验中 的列宁遗产，包括如下章节： “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发展” 、 “列 宁为十月革命所做的斗争：战略与策略，理论与实践生活，逻辑与直觉的辩证 法” 、 “列宁在‘农村十月革命’与‘城市十月革命’ ” 、 “国家作为统治阶级（资 产阶级或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主要条件” 、 “列宁发展的新经济政策：辩证地 揭示其政治，社会阶级和具体的经济实质” 、 “俄罗斯转型的自然特征：苏联从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A 。 2017 年度再版了苏联哲学家科索拉波夫的《理智和心灵的思想》一书。 B 科索拉波夫是俄罗斯社会主义学会（RUCO）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其研究领域 涉及劳动力激励问题、需求理论、劳动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社会学和哲学视 域中的国际关系，组织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第 14—18 卷，并撰写序言。再 版了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亨利希·库诺夫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埃克施坦 恩共同完成的《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的阐释：剩余价值学说史》 。 C 再版 A Солопов Е.Ф. Борьба В.И. Ленина за Октябрьскую революцию: Диалектика в действииURSS. 2017.Мягкая обложка. B Косолапов Р.И. 《Идеи разума и сердца: Программный взгляд н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Изд.2.URSS. 2017. Мягкая обложка. C Кунов Г., Экштейн Г. 《Изложение IV тома «Капитала»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Теории прибавочной ценности》URSS. 2017. 72 с. Мягкая обложка. 182 了苏联经济学家 Е.С. 瓦尔加的著作，Е.С. 瓦尔加是最早获得世界认可的苏联 经济学家之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世界经济领域的专家，在世界资本主义 经济的主要趋势，包括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研究、全球经济条件下的农业问题、 货币理论等展开了深入研究。并第一次预测了 1929 — 1933 年全球经济危机在 爆发后将资本主义进入稳定阶段，不同于大多数学者对危机导致资本主义体系 崩溃的信念。他的著作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经济政策问题》 、 《稳定后衰退 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学》 。 《货币：和平时期的权力和战争时期的崩溃》主要涉 及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功能的研究，即作为交换媒介、建立市场关系、资 本主义压迫的工具、剥削、发动战争等；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马克思 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基础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的新的尖锐矛 盾； 《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调查》旨在分析当时的资本主义危机以及对 未来向深层转化的预测与分析。 A 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系 2017 年创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教育中心， 2017 年 5 月 20 日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举行了纪念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出 版 150 周年国际会议——“资本”——XXI ：哲学，方法论，理论。会议报告 显示如下共识：在《资本论》主要涉及的范围内资本主义保留了其一般特征： 商品和货币拜物教、社会不平等、人与劳动、社会以及自我活动的异化；马克 思主义作为关于人的存在的科学，以《资本论》为基础为我们这个时代最迫 切的现实问题提供了充满争议与论证充分的答案，包括俄罗斯现实的挑战；当 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些新方向在俄罗斯得到了充分发展，其中包括后苏联批 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俄罗斯联邦和国外得到了广泛认同。会议得到了莫斯 科国立大学经济学院、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抉择》 、 《政治经济学问题》 等机构支持，由来自俄罗斯、希腊、意大利、法国、德国和独联体国家等 150 《资本论》视 多名学者共同参与。本次会议包括研讨会“21 世纪政治经济学： 域下的方法与理论” ；圆桌会议“从《资本论》到现代性：社会经济矛盾及其解 决方案”； “ 《资本论》与后资本主义：假设与现实” 。2017 年 4 月 22—23 日召 开了全俄国际学术会议“俄国革命和现代世界” ；2017 年 2 月 2—3 日举办了国 A Варга Е.С. Начало общего кризиса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Кн.1: Деньги: их власть в мирное время и крах во время войны. Кн. 2: Кризис мирового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 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Кн. 3: Обзор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стран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капитализма. URSS. 2017. 304 с. Мягкая обложка. 183 际学术会议“1917 年伟大的俄国革命及俄国、白俄罗斯、欧洲和世界人民的命 运” ； “1917 年革命：一百周年” 。 2017 年 10 月 25—26 日举办了西伯利亚历史会议 二、马克思、列宁思想的当代阐释 （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研究 《马克思历史概念的实践阐释》一文旨在重建马克思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 论，即唯物史观的多要素分析方法，及“社会存在决定意识”代表了对社会历 史及其结构进行多重要素分析的基本原理。 A 孔德拉绍夫认为，在马克思的实 践观中，有三个重要方面需要加以区分：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是活动着的、特 定社会的个人，人类社会起源于劳动过程中人的自我生成；在实践结构中马克 思从未割裂物质和精神，因为在人的活动中两者总是辩证的总体；实践是具体 的历史辩证主客体关系和相互作用，实践活动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本质，任何社 会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是基本存在方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这个 基础上展开。 孔德拉绍夫试图在哲学史方面发展马克思实践观的总体性理论，正如葛 兰西正确地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为实践哲学，然而在苏联传统中主要关注的是实 践的物质（客观）方面。孔德拉绍夫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表述为： 人们实际的生活过程构成了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生活的 物质条件，因此“社会生活是实践的”；实践是人的活动；人的感性活动， “现 实的”活动，人的类本质；在共同活动的过程中复制和再现自己的存在，改变 环境的同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社会对象；旨在满足实现社会制度和结构增长的 “现实生活”；生命过程本身以具体的人的活动形式出现，其意识与物质活动交 织在一起；在这个实际生活过程中，受限于主体视界以及社会客观，个体处于 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在他们的现实中”由自身的实际活动产生了社会 关系的集合；其所代表的是与他们的生产相同的东西，与他们生产的产品和生 产方式相一致。 基于一个整体的社会生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创造、生产和再生产 A П. Кондрашов Наброски к праксеологическому истолкованию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истории.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7.№ 2. 184 其物质和精神存在，而物质生产是社会总体的基础，整个社会有机体逐渐形 成。在现实的生活过程中，人们以某种方式理解自己的存在，并逐渐形成公共 意识，这代表了整个社会存在作为复合体在人类心灵中的积极再现。马克思认 为实践是内在统一（总体性）的，在其“存在”和“意识”辩证结构的总体性 表现为个体的生命活动与心理活动形式。因此，马克思哲学中的社会意识相互 关系应该在这一动态的、现实的方面得到理解。马克思思想中既没有本体论 （如恩格斯晚期） ，也没有认识论中（如列宁的）与存在（物质）和意识（理想） 的对立，在实践活动中存在与意识的对立消解了。马克思必须回答这一问题： 如果实践（和人）是物质和精神活动的统一体，那么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在总体性实践的两个方面中哪一方面对于整个生命过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孔德拉绍夫将马克思对历史进程的分析分为三个发 展阶段：第一阶段，混合的总体性。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自然资源和生存 条件决定了物质生产本身，如游牧、狩猎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社会意识；第二 阶段，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分化。由于劳动分工的出现，社会存在和社会意 识开始以相对自主的形式存在，技术发展（即使在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时代）使 得人的存在独立于环境成为可能，导致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依赖性的逐渐削 弱，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自然条件、技术）决定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意识的内 容，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较小，这一阶段包括传统社会、早期的资本 主义社会、工业社会、信息（后工业）社会；第三阶段，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之间矛盾消除，形成新的融合。依循马克思的历史概念和方法论，布兹加林提 出了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新的定义，以晚期资本主义的“衰落”和“经济 必然王国”为特征、 “资本霸权的扩张与劳动人民社会创造力进步之间存在着 反比关系” ，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深入分析，同样的方法论科学地证实了马 克思关于未来人的发展及其基本力量、素质和能力，公平性将成为社会再生产 的最有效分工。 基于上述历史分析，孔德拉绍夫区分了关于人类历史的两种唯物论理解。 一方面，人们可以从狭义角度对历史进行唯物论的理解，即作为一种社会历史 理论，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这个概念只涵盖了人类社会史的一部分，即资本主 义。苏联解体后第二次“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经验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经 济如何完全决定社会关系以及整个精神文化、公众意识和个人意识。正是在资 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意识的直接确定可以通过社会物质存在来观察。苏联教条 185 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在于把这种只有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特征的核心模式推广到 整个人类历史上。然而，在非资本主义时代（以及在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各种 特定条件下）情况并非如此。因此，另一方面，可以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谈论唯 物论历史观，即作为整体的社会历史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物质生活的生产和 再生产（而不是物质生活本身）方式如何决定了整个现实生活过程的结构、内 容、机制和动态，包括社会意识。因为这个生命过程是物质和精神存在的辩证 统一（即使它在社会上是分裂的） ，那么在每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框架内最重要 的、支配性的驱动力要么是物质的（自然条件、技术、生产过程的组织） ，要 么是理想要素（科学、意识形态、宗教、热情）的实践要素以及它们的综合。 其中焦点在于研究实践的现实要素。在没有任何偶然性的情况下，物质生活在 各个时期的生产和再生产始终是现实的基础，这使对历史的实践理解成为研究 所有人类历史的充分理论工具。 马克思辩证地运用了多要素分析的方法来解释社会现象，同时揭示主导 的决定关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整体，所有领域（社会实践）都是统一的， 没有一个领先于另一个领域，经济实践仅在“最终分析”中决定整个社会历史 进程，经济是社会历史存在的基础，只是作为最根本的决定力量，然而在特定 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阶段非经济要素（政治、宗教、战争、科学伟人等）都可 能成为主导性力量。在每个社会中存在着主导结构和等级关系。经济因果性通 过支配结构间接运作，而不是直接影响上层建筑。个别实践在主导结构所确定 的范围内根据其差异逻辑开展自身。因此，上层建筑是“相对自治”的。一方 面，马克思认识到社会生活中存在必然性，它不是固定在“铁律”中，而是固 定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规律上。马克思研究社会生活的规律，同时又提出了警告： 社会过程与自然过程不同，可以显示其中一些行为的规律性，并证明这些要素 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而另一方面，在未来的社会中将出现 ，而是自觉 这样的条件，社会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不是劳动（作为强迫活动） 的人类活动，即对自由王国的需求， “劳动转化为人的自我实现” 。马克思的哲 学应该被视为复杂的社会历史实践理论，在这一框架中，物质和精神要素在本 体论上是平等的，历史动力在不同时代以不同力量出现，同时再现社会物质生 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方式。基于上述分析，柯尔特加夫将马克思的方法论定义为 积极有效的多要素论，当社会现象被各种要素解释时，这些要素在整个相互决 定的复杂系统中的特定历史阶段都是有效的。正是在上述意义上，阿尔都塞强烈 186 反对马克思“一元论”的解释，奥尔曼要求回归“被遗忘的要素论” 。在其个别 部分中存在着辩证统一性（整体性）的优势，并且在每个特定历史情况下的特定 要素将起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辩证法在社会学说中表现为结构复杂的整体。 马克思方法论的多元和多要素性是辩证法先行的，并不否认其基本的唯 物论本质，与布兹加林、科尔加诺夫在《全球资本》中所使用的方法非常相关。 在后期资本主义阶段，全球资本主义的社会有机体整体结构是非线性的和多维 性的，这使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更多关注经济要素的决定性和非经 济要素的主导性：以回归、退化、反革命等理论为基础，补充经典马克思主义 辩证法和社会研究方法论，主要以渐进发展为分析对象，深入分析现代社会中 支配性社会经济系统的起源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倒退，晚期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变 革属性；科学地证明转型国家的特点、社会时空的嵌入性质、各种社会制度的 碎片化存在；转型过程的特征不仅在于发展的多态性和非线性，而且对于“主 观要素”的实现具有强烈依赖性，即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文化素质、群众的 精神状态。晚期资本主义的性质使马克思主义对具体历史阶段的研究获得重要 意义，使日常生活处于整个社会复合体的基础之上，即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法律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等逐渐展开为日常生活；日常生活 反映、沉淀，并再现这些较高社会结构的特殊内容。在激进的变革时代现代马 克思主义研究需要开展出具体的历史方法，尤其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 性、多维性、多要素性、替代性和非线性的辩证法。 （二）列宁的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梅茹耶夫探讨了列宁政治实践，即如何将马克思思想与俄国革命实践相 结合。 A 农民的俄罗斯是落后的，而资产阶级的俄罗斯尚未出现，列宁通过马 克思的辩证法解决了当时俄国所面临的迫切任务，尤其是革命主体的确立，既 不是农民也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但是，为什么革命的无产阶级作为 成熟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果却出现在俄罗斯，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工人阶 级国家中？无产阶级专政是怎样的？列宁认为自己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者，并试图在没有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阶级的情况下寻求对马克思思想的创造性 发展，即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取而代之。列宁将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了独立的政 治力量，成为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在“阶级”与“政党”的结合中，列宁把政 A В. Межуев: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онтексте.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7.№ 2. 187 党放在第一位，从中看到了无产阶级从“阶级本身”转变为“自己的阶级”的 主要条件。 按照列宁的思想，党的任务是向工人群众“灌输革命意识” 。列宁主义者 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产生了严重分歧，导致其分裂为布尔什 维克和孟尔什维克。随着该国革命情绪的增长，列宁的更深刻的想法变得清 晰起来：把党的宣传者变成革命总部。列宁在革命中看到了一种特殊的职业活 动，即“职业革命者” ，在十月革命中列宁宣布布尔什维克是无产阶级的先锋 队，需要支持社会上最密集的人口层次，造成革命运动的群众幻想。为了证明 世界资本主义链条在其“薄弱环节”中出现革命性“突破”的可能性， “突破” 的工具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列宁主义是俄罗斯为获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而武装 夺取政权的版本。 马克思生活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即政治现实化的时代，其阶级斗争理论、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现实基础参照了欧洲的历史。在马克思生 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与恩格斯共同得出结论，即在民主秩序下工人不但可以通 过革命获得权力，而且可以通过参与民主选举以和平手段获得权力。民主已经 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可以用来实施社会主义改革，这个想法成为西方许多现 代社会民主党派的理论基础。暴力在反对暴政的斗争中是合理的，但是却无法 赢得民主，十月革命证实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 舒宾反对将列宁的政治实践与民主化进程对立起来的立场，认为苏联模 式的成功得益于布尔什维克所形成的最广泛联合与民间自治组织的发展。 A 布 尔什维克吸纳并引领各种左翼势力以及“外国”群众，建立共产主义政权 + 苏维埃社会的“共同体” ，这便是十月革命的“遗传密码”：布尔什维克的现代 化组合，即苏维埃社会主义理想与自我组织的人民政权。布尔什维主义不是宣 布自己的共产主义政权，而是宣布苏维埃政权，这便是十月革命并不一致的两 个面孔——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彼得格勒破坏管理核心，在当地群众的创造性实 践中形成工农活动的自组织实践。在 1917 年底苏维埃建设对于积极分子而言意 味着广泛民主，这是一种有限民主的形式。但与通常被称为“民主化”议会总统 制不同，苏联体系在 1917 年后期并非精英主义，它基于高度的垂直流动性，挖 掘来自社会底层干部的意见。然而，通过许多苏维埃积极分子集中讨论（包含少 A А. Шубин: Уроки 1917 года.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7.№ 1. 188 数非苏维埃积极分子） ，其并非是在效率方面作出决定的最佳方式。面对严峻的 社会挑战，在 1918 年春季列宁希望能够将基层积极分子和权力中心的创造性 结合起来，然而这种关系是很难实现的，区域和中心利益也进入了冲突。 三、 “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当代阐释 （一）后苏联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十月革命的内部论争 舍甫琴科认为关于十月革命性质的争论并不是发生在苏联解体之后，而 是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的第一步，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最激烈的意识 形态斗争就展现并持续开来。如果在改革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允许社会主义民 主革新的可能性，那么在改革后期则完全拒绝这个机会。自由主义者认为苏联 “现实社会主义”模式是不可改造的，所以不必“更新”它，而是完全放弃它， 逐渐走向“真正的资本主义” 。那些理论家早已拒绝承认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社 会主义性质，5 年后在公众意识中积累蓬勃的反共情绪，这自然导致了反革命、 反社会主义和反苏联的彻底变革。舍甫琴科指出，当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支 持者内部出现了分裂。在理论层面上，学者们依循不同路径独立坚持和捍卫马 克思主义。相当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转向社会民主主义立场。关于十月革 命与苏联社会主义的争论，最初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立场和范围内展开的，一方 面拒绝承认现实社会主义的存在，另一方面承认十月革命及其理想、目标，明 确拒绝接受斯大林在 20 年代末完成的改革。然而，另外一种倾向很快形成了， 即更加严格地评价布尔什维克及其所实现的十月革命，在根本上意味着自由主 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不同立场。舍甫琴科梳理了近年来俄罗斯学界关于十月 革命的相关立场、观点。 A 布兹加林在《1917 年革命：对 21 世纪的挑战》一书中提出了十月革命是 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他特别强调，在不完备基础上成功发展社会主义萌 芽的可能性，十月革命不能规约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难选择，社会 主义革命的前提并未建成，最终导致恢复旧的体系，或者形成新社会的突变外 观。按照科尔加诺夫的观点，十月革命仍然是同时展开的两次革命，但并不能 A В. Шевченко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 в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в период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и после него.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7.№ 1. 189 等同而论——凭借独特的工人阶级力量，第一次（早期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 外部形式有利于第二次（后来的资本主义革命）的发生。最终，在计划经济的 外壳下资本主义集团的潜在形成、官僚集团摆脱工人阶级的制约，不可避免 地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历史学家、政治学家 Р. 梅德韦杰夫的著作《1917 年俄 国革命：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与失败》代表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立场，即认为新 经济政策是向不切实际道路的撤退，导致俄罗斯共产党和苏俄走向灭亡。斯大 林在 20 年代后期放弃了新经济政策，其结果形成了效率低下、缺乏动力的极 权—国家社会主义模式。 Е.Г. 普利马克和 И.К. 潘京深入探讨了十月革命、从改革期间到现阶段苏 联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等问题，认为十月革命是对 1917 年“国家灾难”局势 的现实回应。但由于缺乏立即向社会主义转换的客观条件，继而便出现了苏联 共产党、国家严重落后状况与无产阶级先锋队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尖锐矛盾。 最终导致了历史的冲突。经济政策是十月革命卓有成效的延续，它开启了无产 阶级革命向现实道路的转化，即建设符合俄罗斯具体条件的现代开放社会以及 在农业国家均衡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可能性。问题在于，国家如何通过反封建的 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模板和进步标准的文明形态复兴，即 “为什么俄罗斯仍然处于虚构而非‘真实’的文明阶段” 。 И.К. 潘京在新书《俄国革命：观念，意识形态，政治实践》中发展了上述 思想。从政治权力转移到无产阶级政党手中来看，意味着在十月革命过程中社 会政治向量发生了彻底改变。而从社会经济方面来看，十月革命必须通过资产 阶级革命达到终点，几十年之内不会立即到来。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改造，甚至 在列宁对其形式的表述中，客观上成为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方式，与旧的、资产 阶级的方式不同。西欧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构现代工业社会，而俄罗斯则 是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通过赶超现代化创造向现代国家转化的经济、政治、 文化条件，形成了更强大的极权主义政权形式。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员形式 建构并确立了作为现代社会基础的工业体系，但其是否与它的社会政治制度相 适应？如果其既定政治秩序是极权主义，在 90 年代初俄国向资本主义的回归 实际上是历史必然。 基于上述观点，舍甫琴科指出，俄罗斯社会主义不能按照欧洲标准在社 会和政治实践中获得相同的具体化。但是欧洲社会主义，即后资本主义的社会 主义并非唯一模式。如果以资本主义成熟发展阶段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为标 190 准，在走向社会主义之初俄国并不具备必要的前提条件。然而，西方社会民主 主义越来越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伙伴，如今跨国金融资本已经成为世界上 最强大的权力，在西方国家，社会民主主义循序渐进地向社会主义进化的可能 性根本无法现实。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社会主义学会 （РУСО） 汇集了 Р.И. 科索拉波夫、 Ю.К. 普列特尼科夫、В.С. 采缅诺夫、В.В. 特鲁施科夫、Ф.Н. 科洛茨沃戈等知 名学者的思想，与欧洲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即捍卫十月革命的 必然性，承认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地位。俄罗斯社会主义学会（РУСО）在今 天仍然积极保护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更多关注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 发展。一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发展了世界体系分析方法。 Б.Ю. 加加利茨基是将世界体系分析方法运用于俄罗斯历史研究的第一位 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通过外部和内部原因的紧密结合，更加深刻地解 释了在帝国主义体系最薄弱的环节如何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民的社会 主义国家。在列宁看来，俄罗斯比任何其他西欧国家都具备创造另一种文明道 路的主要先决条件及其可能性。革命本身，转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政 府，是世界体系危机以及俄罗斯统治精英垮台的结果。 А.И. 弗勒索夫认为，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为俄罗斯政权建构了 充分的理论根据，即不断地对抗私有制，作为一个历史的断裂，十月革命（或 者说 1905—1933 年俄国革命）依循俄罗斯民族自身的历史发展逻辑完全是自 然的和连续的。表面上看，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和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使俄罗斯 远远疏离于欧洲。然而，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反抗专制制度，终结了俄罗斯的 暴乱，致使政府解体（在部分国家） ，反抗资本主义，而且这场革命是在法国 大革命的口号，即欧洲现代化的左翼方案之下实现的，它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结 果：十月革命使俄罗斯转向了超越欧洲的左翼化道路，并且转向了世界社会主 义体系，开启了大规模反抗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现代化道路。苏维埃国家的出 现阻止了世界金融资本对全球的征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从根本上 敌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因此，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只 会不断增加。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内部对十月革命的阐释是存在分歧的。承 认 1917 年十月革命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具有世界历史开端意义的学者， 通常被称为正统的共产党人，坚持并继续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涉及俄罗斯问 191 题，要特别关注其历史与文明的特征、十月革命的民族性和文化特殊性。毫无 疑问，十月革命仍然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苏俄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国家的 历史传统具有较强依赖性。这一问题的讨论开始于苏联改革结束时期，具体涉 及俄罗斯身份、俄罗斯心态、俄罗斯持续上千年的国家主义和俄罗斯历史—文 化洗礼的后果等问题。 （二）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 舒宾立足于沙皇俄国现代化改革与资本主义道路转向的内在困境与外部 矛盾，通过诸多历史细节以及关键性要素、内在趋势的矛盾分析，指出 1917 年两次俄国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对于俄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当代阐释与价值 评估恰恰源于百年跨度之间社会转型的相关性。 A 舒宾认为，工业现代化进程 中避免出现爆发式革命的前提在于，形成统治阶级中的精英改革派，不仅能够 展开渐进式、精细化改革，而且还能够克服统治阶层自身的狭隘性，英国、法 国等自由派精英们依靠渐进革命将资本主义发展权交给“资产阶级” 。社会革 命爆发的积累性矛盾早已在 20 世纪初俄国“从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化工业文 明过渡”中就开始酝酿，统治阶层的贵族官僚特性造成了与精英阶层之间的 冲突及其对改革的拒斥与抵制，即便俄国 1905—1907 年改革也是建立在维护 专制统治和土地占有制基础上的，并进一步成为俄罗斯现代化的障碍。因此， 1917 年革命的重要教训在于，如果政府不能够“化解”社会危机，那么爆发 式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第一， “劳工问题”已经在 1905 年被提上了工业现代化 议程；第二，战争加剧了城市地区的社会危机，城市仍然处于落后的、脱离社 会的边缘化地位，1905 年和 1917 年的革命始于城市，士兵参与到革命进程中。 工人阶级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形成了密切关系，不依赖于自由主义阶层而 准备独立行动，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没有战争，强大的革命组织也已经在 酝酿和形成之中，以不可逆转之势不断向内部深入。 舒宾同样主张二月革命向十月革命转化的历史必然性。由于俄国统治阶 层无法充分应对 1915 年至 1917 年初形势的挑战，随之而来的保守主义专制政 策导致了自由派与其分裂。二月革命（作为俄国大革命的初期阶段）成为下层 群体动乱、士兵起义和自由动乱的复合体。革命为自由派掌握权力开辟了道 路，同时意味着革命有机会超出自由主义的目标而继续深化。然而自由派既期 A А. Шубин: Уроки 1917 года.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7.№ 1. 192 望下层起义为政变创造条件，又无法对革命力量进行组织和控制，因此二月革 命作为以政治精英自由政变的革命形式，从一开始就获得了深刻的社会革命性 质与向内部持续展开的可能性。虽然自由派希望稳定局势从而将全部权力交给 临时政府，然而却低估了革命一经展开便不断释放的潜能，由于军队参与了下 层革命并受到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控制，这就使自由派建立资产阶级独裁政府的 意图无法实现。就此而言，建立一个广泛的社会自组织机构网络，特别是苏维 埃，成为 21 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切合现实的历史经验。 二月革命导致了“双重权力” ，即政府与苏维埃之间的权力分割与矛盾对 抗。自由派及其与之接近的温和社会主义者采取的扩大公民自由的措施几乎没 有进入社会生活，在与沙皇专制政权争夺权力时自由派赞成建立对议会负责的 政府，然而在临时政府上台后却剥夺了杜马的权力。当自由派的纲领无法满足 广大群众的革命情绪与土地诉求并且只能施加武力镇压时，反而削弱了自由主 义政变的取得胜利的可能。在城市地区社会危机加剧、农民获得土地需求强烈 的情况下，通过更为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变革方案对二月革命进行补充呼之欲 出，出现了将苏维埃转变为来来社会政治体系一部分甚至全部基础的可能性， 并表现出成为俄罗斯人民政治权力的强大革命潜力。二月革命后俄国的政治 立场及其道路选择表现为三种可能：右翼社会主义者，实际上代表联合政府利 益；从右派布尔什维克到左派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的中间派、 社会革命党中间派；左派激进分子，即布尔什维克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 道路。 在苏维埃的支持下全国各地出现了基层社会的自组织活动，数百个群众 组织转向自治。当临时政府正建立（或承诺） “民主”机构时，底层阶级已经 愿意服从苏维埃，从而稳定了革命的社会秩序。布尔什维克成为工人阶级运 动，以及激进的城市底层阶级，即农民和知识分子等边缘化群体的领导者，广 泛的联合与民众自治组织的动员，使布尔什维克领导核心获得了技术上的统治 力量，决定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在革命和内战中取得胜利后的战略。布尔什维克 在内战、镇压其他威权主义时没有遇到障碍。这不仅使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情绪 高涨，而且使跟随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情绪高涨。社会革命先锋队的激进运动反 对其他有影响力的政治（包括国家）力量，破坏了建设性社会变革的先决条件。 1917 年的教训是需要建立一个左前方，一方面依靠大多数人的支持，另一方 面排除破坏社会变革的政治障碍。布尔什维克代表了狭隘的社会政治谱系，但 193 苏维埃政权观念的普及使其并非依靠党派中心管理，而是依靠广泛的基层激进 运动，从而能够以最广泛的政治动员开启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社会。 舒宾认为，布尔什维克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看到克服战争和复兴经济的 出路，即获得俄国社会最有活力的一部分积极分子的支持，而并非依赖大多数 人，虽然其所建立的最广泛的联盟在社会态度和目标上是异质的，然而激进的 社会变革愿望将其联合起来。按照列宁的计划，必须摧毁障碍、创造民众基 础，即包括城市下层阶级（不一定是无产阶级）以及农民和知识分子，将更多 的俄罗斯人吸引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十月革命标志着俄国革命新的阶段的 开始，其特点是过渡到激进的社会变革在全俄范围内建立苏维埃政权。苏联模 式社会主义失去革命性的重要原因在于，走向集权主义并压制了民众的自治原 则，而后者恰恰是十月革命获得胜利的主要力量来源。苏联模式具有其必然性 和历史意义，十月革命激发了人们对未来的想象与创造能力，成为统治精英不 想或不能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社会冲突的象征，其精神核心是人道主义和人民民 主。这种对抗形成了苏联历史和文化的内容，并延续至今。当下俄罗斯的局势 与困境意味着苏维埃文明仍然活着。 （三）十月革命性质的当代评价 梅茹耶夫要求以俄罗斯现代性转型的长时段历史周期来定位十月革命。 从 1905 年以来的 12 年中俄国发生了三次革命，第一次革命以失败告终，而二 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不过是以 1905 年为开端的统一革命进程的后续阶段，十月 革命以更为激进的方式承接了二月革命，但却并未真正解决自身的任务，即实 现从专制政体到民主政体的过渡。 A 梅茹耶夫认为，向革命提出道德诘难是毫 无意义的，首先需要确定关于革命的总体态度，理解其历史展开的必然性和合 理性，革命暴力浪潮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革命的民众的 社会构成，就十月革命所依赖的革命主体而言，可以迅速摧毁旧秩序，却很难 用新秩序取而代之。俄国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迅速发展成为它的反 面——反资产阶级和反民主主义革命。在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里不可能以迅 速革命的方式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布尔什维克执政恰恰是俄罗斯传统非民主 性质的后果，由此而产生俄罗斯历史上的两个未解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农 民。大部分俄国农民生活在共同的父权制村庄的条件下，成为现代化国家甚至 A В. Межуев: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онтексте.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7.№ 2. 194 专制权力是阻碍。布尔什维克纯粹用俄国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即“战时共 产主义”政策，对农民的俄罗斯来说，正是通过压制抵抗来完成工业化的。第 二个问题是国家。以保持国家完整性为目标的苏联创建经验并没有实现民主， 所有核心功能都是由执政党承担的。 在十月革命前没有一个党派能够在这个农民的国家找到解决民主问题的 路径。只有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对实现这一目标采取了纯粹俄国式的办法， 即只有不在根本上触及这个农民国家，才有可能比任何民主改革得到更多的理 解和赞同。这一策略使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以及内战中击败对手，虽然被称为无 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但这一名称并不能说明其胜利的真正本质。布尔 什维克的政治体制并不是简单地恢复旧秩序，而是在缺乏自由的情况下走向极 权主义，革命暴力并不是争取民主胜利的最佳途径。它可能会变成更多的暴 力，这是十月革命所证明了的。 沃耶伊科夫则明确反对将二月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定性 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性观点。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只有当必要的物质条件成 熟时，才会出现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上只能发生在经济和文化高 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 20 世纪初俄国特殊的社会经济体系，十月革命 自身的实践任务是模糊而且矛盾的。A 虽然在苏联时期许多历史学家试图证明， 20 世纪初俄罗斯是一个资本主义获得平均发展水平的国家，存在着资本主义 制度，虽然其并未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沃耶伊科夫认为有必要区分工业化发 展与资本主义进程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两个过程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后者是 前者的结果，由此资本主义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应该落后于工业部门的发 展。在这种情况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俄罗斯只能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其目标主要是克服封建主义。因此，需要对苏联时期所界定的两次革命， 即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十月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出质疑。这些阶段可以按 时间顺序和历史进行区分，但在政治上或就其性质而言，1917 年两个阶段合 并为一次俄罗斯大革命。革命分裂为具有相反特征的两个方面，就理论而言， 从二月到十月的八个月时间里，俄罗斯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到为社会主义创造 必要经济条件的水平。在国外研究文献中已经确立了将 1917 年二月与十月解 读为统一俄国革命的传统，并且越来越多地打破了苏联所形成的定论，这意味 A М. Воейков: О характере Велик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7.№ 2. 195 着需要重新思考俄国革命的性质。如果有一次革命，那么其性质（本质）也是 必定是统一的。 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措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司徒卢威总结“资产阶级化” 劳动过程和“军事化”在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最深刻、最内在的矛盾。布尔什 维克不得不诉诸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由生产和劳动组织的资产阶 级原则所主宰的经济体系。这个阶段实质上是实现了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改革 的功能，整个俄国革命其目的和推动力量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原因在于：第 一，20 世纪初俄国无产阶级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根本没有必要谈论无产阶 级革命；第二，社会主义革命缺乏足够的物质和历史先决条件。总的来说，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缓慢，在绝大多数人口就业的经济的农业部门几乎完全没 有；第三，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短暂时期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第 四，革命只导致了封建社会的瓦解；第五，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于革命本质的 解释模糊；第六，革命后期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以一种奇特的形式）的统治。 因此，认识到俄国大革命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就必须认识到它的整 个资产阶级性质。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在一年内实现两个基本上不同的革命是 非常荒谬的。 布兹加林就俄国革命的性质讨论了三个问题，即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 命吗？是反资产阶级革命吗？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过渡吗？ A 由十月革命所开启 的对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即共产主义道路的现实探索，是一个不间断的、非线 性和不均匀过程，尽管过去十年出现一系列失败和退缩，但它仍在新世纪中继 续存在。苏维埃文化所形成的新的社会时空是一个世界进程的展开过程，不仅 包括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且其潜在力量渗透并影响着世界上的所有国家， 资本主义体系的社会化恰恰是革命的结果。然而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受到 来自于自由主义的挑战，沃耶伊科夫以俄国并未形成无产阶级否认十月革命的 社会主义性质，革命的主要任务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工业化、城市化、教育 等） 。斯莱文强调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发展了国有经济形式，形成了人的新 的生存方式、自我意识觉醒等。但是在布兹加林看来，仅仅证明革命本身以及 苏联体系中包含着新共产主义的真正萌芽，来反对以沃耶伊科夫为代表的立场 A А. Бузгалин Октябрь: оптимизм трагедии（к дискуссии о природе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7.№ 2. 196 是不够的。 布兹加林认为，证明十月革命真正内容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今天尤为重要。 根据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众所周知、已被证实的论点，社会革命的主要标准是大 众社会创造力的觉醒，其改变了社会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体系和权力的性质。 十月革命确实成为底层阶级创造力的结果和源泉，旨在消除资本和资本主义异 化关系，解放公共生活领域，开展出共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实践；在经济领域 中，不仅建立国有企业（列宁指的是过渡，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 ，也包括公 社、真正的合作社、长期的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核算和控制等；在政治上形成 了苏维埃与新的大众公共组织和运动；提倡新的社会参与方式，即所谓基层民 主；在公共生活和文化中消除文盲、技术、体育运动和艺术团体。 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以及政治体制的日益官僚化是苏联体系根深蒂固的矛 盾，通过社会创造力的激发解决了资本主义革命范围内（从电气化到群众基本 素养）的整体问题，并形成了后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即由新的行动者以 新方式（协会）和新活动（团结、集体）相互联系的新人（就其价值观和动机 而言）的创造活动。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十年实践中社会主义革命体现在： 底层阶级的创造活动唤醒了新的生活；音乐性和节日性的庆典；社会时间的加 速以及社会空间的压缩与开放。十月革命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化过程，显然具有 后资本主义性质。 布兹加林认为十月革命的成就在于以非资本主义的方式解决了早期资本 主义的问题，并形成了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巨大成就 体现在对于现实问题的破解方式上：在经济领域所实现的，与其说是资产阶级 工业化（主要面向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 ，不如说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生产方式， 广泛挖掘人的创造潜力的工业化成就，先进的科技革命（基础科学和教育）； 生产力的半突变的社会主义进步形式；面向全社会的普及高等文化教育（教养 和教育的统一）的进步，即一个半（突变）社会主义文化；超越资产阶级民主 提供了更为高级的基层民主或人民民主，真正体现了社会创造力。 布兹加林同样认为，拒绝以辩证法评估十月革命是不合理的，十月革命 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矛盾在于，如何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任务。因此最困 难的问题在于，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能否实现后资本主义的任务？十月革命与 斯大林的恐怖和勃列日涅夫的停滞相反，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和活动形式，人 类行为、价值观和生命力活力、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活动动机。苏联解体时 197 耗尽了十月革命所产生的社会创造活力，革命的真正辩证法在于：破坏和创造 的平衡是非常波动的。 布兹加林认为，回应十月革命性质的第二个问题在于，其是否反对“资 本”的革命？理论的关键在于如何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主要是劳 动与资本的正式和真正的从属关系理论。在革命性过渡创造性不足的条件下， 有可能“完成”新社会的先决条件。在物质基础不充分的情况下推进发展社会 主义的先决条件和要素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通过新的社会形式及其方法， 制定和实施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战略（在物质生产中建立发达的技术基础、确 保人口的合理消费水平）；第二，根据大众创造性活动领域的优先顺序，应对 新社会的挑战、满足大众需求，而不是模仿军国主义、金融投机和大众文化等 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优先发展教育、健康、文化、科学、娱乐等，通 过提高人的素质以及创造性活动水平推进新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形成；第三，通 过强大的社会创造力（ “热情” ） ，形成正式的解放性劳动关系，弥补物质和技 术条件不足；第四，文化优先发展构成了对物质和技术基础发展不足的补充； 第五，在混合经济制度框架内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阶段，是新的社会阶段尚未形 成条件下“旧”的社会经济组织的最发达形式；通过足够的社会力培养和创造 新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新旧形式的比例变化很大；第 六，基本民主形式（公民社会的社会主义）是实现上述所有过程的绝对必要 条件。 布兹加林认为，不幸的是苏联社会和政治条件不利于解决超出自身发展 能力的任务，没有解决技术发展和消费增长问题的非资本主义形式（仅仅部分 在教育、基础科学、文化领域有一定进步） 。在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革命力 量的使命和责任在于为以处于革命过程中的新社会形式提供的发展要素，然而 布尔什维克在政治政变后未能坚持上述“完成”革命先决条件的路线。由于社 会主义革命先决条件的“前提” ，即新社会诞生的基础不足而无法实现（或者 客观上不可能实现） ，它不可避免地退化为反革命，导致恢复到前一制度，或 导致新的社会突变。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倾向之后出现的“领先”突变， “过早” 地创建一个新社会，就俄罗斯帝国的资产阶级转变而言，更准确地说是 “滞后” 资本主义。后者的产生是因为资产阶级社会运动开始得较晚和缓慢，被统治阶 级人为地停滞，进行得不够激进，半改革主义的方法导致了“军事封建帝国主 义”专政。突变的错误在于，第一种情况下革命者过于敏捷而且过于激进，第 198 二种情况下革命者过于软弱，而犹豫不决。革命中的客观和主观的辩证法要复 杂得多。如果十月革命失败，整个世界将面临法西斯主义全面胜利的威胁。 布兹加林认为需要回答的第三个问题在于，一场革命是否能够和平并以 民主的方式发生？首先，十月革命实际上赢得了和平与民主，苏联社会主义摆 脱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与群众社会创造性实践之间的真正矛盾，革命 的真正基础是自下而上的大众需求，革命前夕工人和士兵代表的群众的要求比 布尔什维克本身更为激进，十月革命是苏维埃赢得和平与民主的历史。其次， 20 世纪展现了左翼在议会或总统选举中和平胜利的许多例子，然而必须区分 内容——作为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体系（社会秩序）的质变的革命——以及 这种变化的政治形式。 同时区分政治革命和政治变革也很重要。十月革命的 主要价值在于社会解放的强大冲动。 四、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当代反思 （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民主建构及其内在矛盾 舒宾将十月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归结为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广泛联盟以 及基层民主。然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展开及其所遭遇到的内外困境，使 其不得不开启另外一条自上而下的道路，即从企业集体化和广泛自治 （从下面） 或（和）整个经济社会化过渡到单一计划（从上面）经济运行的单一系统，然 而布尔什维克却无法实现两条路径的平衡与协调，如自组织、工业民主与中央 、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调控与直接管理 计划、集中管理。 A 即“顶层”与“底部” 之间的平衡、民主与监管的问题凸显出来。 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要求迅速实现整个行业的社会化，形式上民主 可以存在，但社会必须按照单一计划发展。社会的自发力量，即自下而上的运 动被认为是导致混乱的根源。但劳动人民的热情成为社会革命与经济发展的重 要资源，并且只有劳动人民的主体性被充分尊重，无论是在生产过程还是权力 组织中才能够转化为积极的推动力量。由此可见，民主从精英领域转移到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日常生活、社会化生产等方面的重要性。自组织和基层民主 （真正的民主）被证明是改变社会条件的人类力量来源。但是在舒宾看来，下 A А. Шубин: Уроки 1917 года.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7.№ 1. 199 层阶级的力量既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一切都取决于人民在社会 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能否使民主真正得以显现。 在舒宾看来，为了使新的社会主义体系避免陷入不可逆转的官僚化进程 中，应该形成一系列平衡：第一，国家机构的经济权力（尽可能窄，主要是仲 裁和投资）与其他经济行为体，如集体、合作社、私营企业家之间形成平衡。 第二，行政权力与工业民主机构之间（根据明确的程序选举产生，并有可能召 回成员）形成平衡，保障企业避免资本外逃的决策能力，保障每个社会团体的 利益及其功能的实现。第三，在生产者、消费者和居民利益之间形成平衡。以 消费者和居民的自我组织、国家对某些行业的必要垄断为前提。第四，工作群 众的利益与创造性少数群体如知识分子和专家之间利益的平衡。这两个层次对 于生产和社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能以大多数人的平均主义抑制少数人 的发展优势（在“大多数”的背后通常有官僚精英支持） 。第五，在地域和民 族之间实现平衡，旨在维护共同空间，由地区代表组成的机构共同形成国家层 面的决定，参与中央管理，通过民族文化自治将民族文化冲突降到最低程度。 上述平衡管关系原则上蕴含于苏联政治体制中，通过工人参与和控制行政管 理建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寻求中央政府机构与地区区域之间的权力分 配。然而，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却使上述平衡关系日趋断裂、瓦解并走向 对立。 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试图寻找平衡点，一方面通过全面集中化，使各级严 格从属于权力中心；另一方面厘清权力边界并寻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妥 协，既有利于自治管理，同时也抑制更广泛的群众抵抗。上述方向的努力既有 利于赢得战争，又可以部分实现工厂现代化，然而却没有使社会主义苏联真正 走上现代化道路，很快便拒绝采用平衡模式代之以完全集中的超级国家模式， 放弃了最初的社会平等与民主目标。20 年后，社会主义苏联形成了严格的官 僚等级制度，并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立，然而其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标 准。苏联工业化社会变体的高效率、官僚化的特点与资本主义变体相比具有其 优点和缺点。共产党领导人放弃平等、民主和自组织的社会主义原则，突击追 赶工业任务，十月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被国有工厂的严格管理框架所取代。但 与此同时，十月革命的理想得到了保存和支持。 苏联社会主义致力于共产主义的利他主义和没有阶级分化的社会、民主 和自我组织、社会保障和劳动者的充分权利。十月革命的形象仍然是苏联社会 200 主义文明最初原则的保证，成为统治精英不能通过和平手段治愈社会冲突而导 致自我终结的象征。由于极权主义框架和苏联社会主义传统的内在斗争构成了 苏联历史和文化的冲突性内容，而它的核心仍然是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但开 启于十月革命的苏联文明仍然具有生命力，对苏联人民来说，它是“为了人民 的和平” 、为了工人的工厂、为了苏维埃的权力、为了农民的利益，与 “权力— 自治，苏维埃”融合在一起。 布兹加林在《十月革命后的 100 年：市场和民主，平等和自由》一文中重 新指出了关于十月革命的迫切问题，即它开始的原因，以及在俄国现实条件下 结束的特点。这一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现象，是俄罗斯群众朝着进步和民 主的第一步，区别于现代的“颜色革命” ，目前商品市场“企业资本的拟仿和 竞争” 不仅破坏了许多中心和外围国家的民主，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民族主义、 保守主义和社会的普遍衰退，充满战争和全球冲突。 A （二）苏联解体的当代研究 舍甫琴科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原 因，认为正是戈尔巴乔夫将苏联共产党逐渐转变为社会民主党。他公开谈论与 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和解的必要性。阐明在后苏联社会思想领域中围绕十月革命 与苏联社会主义所展开的学术争论与意识形态斗争，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改革 以来所释放的多元化意识形态在各个阶层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动荡和混乱。 因此，仅仅说明被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想和观念主张是 有局限性的。显然，上述分裂在很大程度上依循具体的条件。在每一思想方向 上都凸显出独立的立场、细微的差异和转变。 B 就改革第一阶段而言，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仍是学术意义上 的争论，他们寄希望于苏联国家，许多后来的自由主义者是苏共党员。但是，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上述争论并非处于共同的理论界限之内，而是资产 阶级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立场冲突。在思想理论上直接对立的学 者们不可能展开富有成效的科学对话。因此，从改革的第一步开始，便展开了 持续至今的激烈思想斗争。戈尔巴乔夫纪念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报告《十月和 A А. Бузгалин Демократия. Свобода. Революция: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правому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у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7.№ 1. и неолиберализму есть!（уроки Февраля 1917-го） B В. Шевченко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 в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в период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и после него.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7.№ 1. 201 改革：革命在继续》表面上以传统马克思主义为核心，但令人警惕的是，其将 改革等同于社会的革命性变革（依循自身逻辑和发展阶段的漫长过程） 。革命 仍在继续，这是戈尔巴乔夫的立场，也是苏联共产党关于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 主义立场彻底转变的开始。将改革误解为一场真正的革命，其后果是惊人的， 意味着某些社会力量将通过改革重新获得和攫取这个国家的政权。 恰当地说，改革对苏联社会的破坏，并没能随之建构强有力的、目的明 确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改革过程以及 1991 年 8 月可耻的结果表明，其结局 并不取决于发起人的主观意图，客观上导致了苏维埃社会制度的瓦解，使国家 陷入混乱。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让渡”给了在这场混乱中积累政治力量的反 社会主义势力。1988—1991 年，戈尔巴乔夫经常转向列宁思想。在戈尔巴乔 夫及其追随者积极的、自觉的支持下，党内对苏联社会主义缺陷展开批判，继 而大量虚构和臆造事实，迅速转向抹黑以及彻底否定苏联时期的国家生活。直 到现在，这仍然是个谜：在改革过程中，公众意识的反共情绪经过五年时间的 积累和扩张，如何使忠诚于共产主义信念的布尔什维克党彻底转向反共产主 义、反社会主义和反苏联的极端。现实的社会主义失败后，苏联中央政治局、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雅科夫列夫（1985—1990）为推动改革力量的观念转变 制定了明确的方法论计划或“思想路线” 。1986—1991 年，公众形成了对十月 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的不同评价和态度。从改革开始，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再 是统一的意识形态，随着改革的深入，不同的思想观念处于彼此的对立和冲突 之中。 1986—1988 年，开展了“回到列宁”的广泛讨论，即恢复列宁关于社 会主义建设的计划。 “回到列宁”的口号被公众认同，而斯大林歪曲了列宁 的观点。直到改革结束，这仍然作为苏共的官方立场。当改革的设计师雅科 夫列夫试图将热情转向列宁的时候，局势严重恶化。一部分学者和政治家努 力捍卫十月革命理想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列宁主义思想，而另一部分则对 十月革命和列宁展开了更进一步的批判。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是戈尔 巴乔夫宣布公开性和自由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但是，坚决地向人们推行多 元化意识形态的目的不是为了探寻真理。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迅速 积累，抛弃了苏联历史时期积极有益的经验、十月革命的理想以及社会主义 成就。改革结束后，这种意识形态更具侵略性，1991 年 8 月成为俄罗斯总统 叶利钦的官方意识形态。 202 （三）斯大林主义批判 1988 年末至 1989 年初，哲学家 А.С. 齐普科发表了关于“斯大林主义的 起源”系列文章。他以社会民主主义抨击列宁，以道德说教抨击布尔什维克的 革命思想。А.С. 齐普科的文章“是完全反对和排斥苏联历史经验的开始” 。斯 拉文承认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但却强调斯大林是列宁革命和事业的掘墓 人。苏共 20 大的指导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将原生的社会主义扭曲为斯大林主义 理论与实践。几乎所有学者对斯大林一致持否定态度，认为他是反革命并创造 了极权主义。不过，斯拉文在这个问题上持温和立场。他认为，极权主义是政 体权力的特征，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带有双重性质，这场斗争具有两种 趋势：民主的和官僚的。 ”A 关于斯大林，斯拉文强调，苏联制度的基础仍然被 保存下来，不能无视苏联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数百万人的革命浪漫主义和 英雄主义。 随着全球化与俄罗斯环境的恶化，有关斯大林在苏联社会历史和生活中 作用的讨论再次开始。一些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试图在国家生活中阐明斯大 林的积极作用，甚至试图尽可能恢复对其个人崇拜。相反，其他人则表现出对 斯大林政策的罪恶、暴虐和非人道。还有一些人试图证明这种政策与马克思主 义本身的非人道主义特征以及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直接联系是合理的。上 述背景下 《抉择》 刊载了 С. Н. 马列耶夫的 《对斯大林主义的自由和民主的批评》 ， 目的是澄清这一政治现象的社会性质及其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列耶夫尖锐 地批判了 А. С. 齐普科的哲学和意识形态观点。多年来，А. С. 齐普科讲述了前 苏共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到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和宗教的演变，而今天这些演 变实际上是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即 А. С. 齐普科看似以真正的“共产主义 思想”批评“斯大林主义” ，然而在他的指导下，雅科夫列夫借助于列宁批判 斯大林，继而借助于各种“社会主义者”批判列宁，然后借助于自由派批判“社 会主义者” ，借助于俄罗斯宗教哲学颠覆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 《关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一文反对齐普科批判斯 大林主义的自由主义立场，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斯大林主义 起源的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以当时实际的社会生活状况为出发点理解斯大林 主义的根源，从纯粹的意识形态原因中分离出真正的现实基础。齐普科认为， A А.А. 索洛金： 《1917 年革命：对于 21 世纪的挑战》 ，莫斯科，2009 年，第 112 页。 203 从农民是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支持群体这一事实来看，斯大林主义是“父权制煽 动性意识形态的产物” ，当其社会基础出现问题时，不能仅仅由“斯大林”这 个符号来承担全部责任，农民灵魂中的二重性可能会在某些条件下成为悲剧。 齐普科否定农民进行革命的可能性，将斯大林主义的客观基础归结为主观要 素，试图将我们拖入人类潜意识的黑暗深处。正如格洛别夫所说， “斯大林主 义是基于神话的，但事实上，已经有了一个相反的反斯大林神话！斯大林被赋 予了恶魔的特征，他是绝对邪恶的化身，因为这是他的本性。试图找到斯大林 主义的客观先决条件有时被宣称是为了辩护。 ”对斯大林主义的客观解释的任 何企图都会引起敌意和混乱。事实上，他要解释和证明同样的事情。列宁很好 地解释了左翼极端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起源，但是否证明他为两者辩护呢？ 相反，当我们开始寻找斯大林主义的群众革命热情在“自私” 、 “思维结构”上 的根源时，却视而不见这一现象的真正原因。正如齐普科所认为的，如果人的 自私和愚蠢是无法根除的，那么斯大林主义是无法根治的。在齐普科看来，斯 大林主义的根源不是拥有特权的过度繁荣的官僚机构，而最重要的是农民的非 理性。如果没有与自由主义划清界限，那么在批判斯大林主义方向上就无法进 一步发展，就不可能巩固民主力量。 自由主义在方法论上拒绝客观的阶级分析方法、无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 证法。在对历史的理解中，自由主义第一次出现为进化论者，相信持续稳定的 进步。在确定历史演变导致了“渐进式的突破”和革命之后，自由主义者不再 相信自然的历史进程，并且陷入道德冲突。自由主义者对于历史“进步”感到 失望，善和历史规律是不相容的。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不仅带来了文明，而且 还产生了“恶之花” 、血腥战争、饥荒、疾病、侵略、蒙昧主义等。自由主义 者开始批判客观主义的历史原则。它是从抽象的善的原则的角度对历史展开道 德批判，并赋予历史以主观主义的道德说教。自由主义者犯下双重罪孽：他使 斯大林主义被洗白，并将责任置于革命工人运动之上。两者之间的“特征”完 全模糊。 革命实践首先是群众的自发解放运动，俄罗斯社会底层不可避免地将无 政府状态、过度暴力置于自发的革命运动中。齐普科没有区分斯大林主义和马 克思主义，而认为斯大林主义以某种方式保持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因此， 齐普科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其革命的辩证法，这个灵魂首先遭到 了阉割，作为革命思维逻辑的辩证法在“一般社会学理论”中被转化为抽象的教 204 条。如果我们想要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现象” ，那么我们就必须能够自我反思 和批判，道德化批判是一种纯粹自由主义的抽象空谈。自由主义批判斯大林主 义的理论与实践，其典型方法是将一般革命意识形态等同于斯大林主义。按照 齐普科的方法，批判斯大林主义者就必须拒绝相信自然的历史进程，拒绝资本 主义不可避免的崩溃以及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在理论和实际上，斯大林几乎从 未实行与中农合作的政策，拒绝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这里革命暴力针对富农，反革命转向暴力侵害中农和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人。 通过批评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主义的深刻目的在于转向欧洲类型 的官僚体制。简单的道德化并不能澄清事情的本质，反之亦然。 因此，拒绝斯 大林主义，但同样拒绝了自由主义。 五、晚期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危机与替代性选择 布兹加林认为，虽然俄国革命终结了俄罗斯绝对君主制统治，但却没有为 自由与民主构建稳固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反而使问题本身不断恶化。关于革 命作为实现社会发展质的飞跃问题的讨论也变得更加严峻，因此有必要再次 提出自由、民主、革命问题，从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中澄清革命的理论与 实践。 A 在布兹加林看来，革命、自由和民主在新自由主义中必然陷入僵局。按 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革命的出发点（区别于政治动荡）在于劳动人民 的社会力量发生了突变，导致社会经济体系及其政治意识形态形式的变革。因 此，社会革命总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运动，这条道路是辩证的否 定，即扬弃必然王国（异化关系）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真正人类历史的开端 恰恰是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结果。十月革命使我们向自由王国趋近，然而社会 解放和新的创造活动必然以破坏性的、摧毁性的方式为自身开辟道路，即社会 解放的非线性过程（在质、密度和广泛性的变化上相统一）可以被把握为社会 的解放程度。社会革命是客观矛盾的产物。晚期资本主义在“中心”和“边缘” 国家之间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问题，并成为对传统民主原则的挑战。普通公民 A А. Бузгалин Демократия. Свобода. Революция: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правому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у .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7. № 1. и неолиберализму есть!（уроки Февраля 1917-го） 205 和精英知识分子越来越怀疑民主的绝对价值，倾向于保守权力话语。因此有 必要找到一条出路，拒绝简化民主原则和自由民主的价值，而且使其可以 从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转变为现实的人民民主，从消极自由转变为人的社 会解放。 布兹加林认为，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不应该遗忘市场和资本构成了自由和 民主的基础。普通公民实现其政治权利的主要限制在于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在 政治形式上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然而政治参与过程中经济上的不平等是显而 易见的。因此，市场与资本依循既定体系的框架建构是巨大而坚固的、不可消 除的公民政治参与过程的不平等，隐藏在民主形式背后的资产阶级的真正力 量，即资本霸权。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延续至今，奥地利学派的 理论家所捍卫的基本立场：古典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竞争关系占主导地位，以 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不仅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形式，而且捍 卫财产占有者的政治权利。通过引入简单的机制，即在政治参与进程以财产资 格作为获得政治权利的最充分条件，大多数人仍然更加倾向于“市场经济”的 自我组织与平等化功能，政治进程的控制仍然在资本霸权的手中。资本所有者 保障现实的经济和政治权利、控制政治和意识形态机构，保障资本主义经济的 重要政治和法律前提，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古典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形 式上保障雇佣工人即劳动力商品所有者的平等权利。现存形式的民主权利和自 由发展不够充分，尤其对于替代资本霸权而言。然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形 成社会解放制度确立了形式的基础：言论自由可以形成和扩展左翼思想、世界 观、理论方法、教育等。 公共组织的自由活动旨在解决社会多元化所导致的互相排斥，从而捍卫 工薪阶层的利益、促进就业、薪酬、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文化发展等；政治 活动的自由为左翼政党组织参与议会活动提供了可能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 以实质性地参与政府活动；最高权力机构的选举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经济和 政治权力的内容等方面，都会带来和平变革的潜力。然而上述形式意义上的可 能性转化为现实面临着资本霸权的阻力，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的 所有基本制度都服从于这种霸权。但形式上的平等权利对于所有工人而言是开 放的，通过摆脱全面异化世界的社会解放运动以及工人的社会创造性活动对抗 资本霸权。因此，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在于，谁支配谁。他们支配我们，利用 资本的经济力量使所有的形式民主机构从属于自身利益；或者我们支配他们， 206 发展群众性和组织性，通过大多数人的社会创造性力量，在形式和现实上真正 支配资本。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了古典资本主义时代的力量对抗，资本是 形式主义平等的拥护者，但是真正的民主或人民民主，工人阶级作为大工业生 产的自由联合，只能通过强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工会、社会主义政党） 够维护其自身利益。 布兹加林进一步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莅临意味着市场与资本不再是自 由和民主的基础。资本主义的衰落阶段，20 世纪末全球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 转型极大地改变了市场的本质、资本积累方式以及政治机制。依循马克思主义 方法论把握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关系中的矛盾性转变，晚期资本主义的目的在于 优先发展媒介、军工企业和大众消费。一个世纪前列宁指出商品生产关系的主 要变化在于，大型高度集中的资本首先在当地获得调节和支配经济关系的能 力，使消费者及其分包商从属于自己的市场权力（政治经济学家称之为“不完 全规划” ） ，这导致了自由竞争被破坏但并未被取消。20 世纪末以来，这种破 坏已经演变成通过操纵企业垄断联盟实施对经济空间关系体系的控制；垄断资 本与国家的联合开始；近几十年来市场已经全面扩张，商业贸易的范围不仅包 括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还包括社会政治参与过程、教育、科学和文化、个人生 活及其空闲时间，上述被形式化的领域不仅服从于市场条件，而且服从于垄断 资本的力量；在市场中，距离商品满足需求的、真正的消费价值越来越远，确 证人类素质和技术进步的商品成为拟仿，被销售和购买使用价值的标志所取 代。就资本的性质而言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挥关键作用的 是垄断，其主要经济力量属于公司，它控制的不只是股权，而且是真正的所有 权。通过关键决策、人员控制、财务和信息流动、与国家机构沟通等，保证真 正的财产权利。上述实质性转变也影响了剥削关系，转为复杂系统，资本不仅 侵占了工业的剩余价值，而且还包括知识分子的剩余价值，即剥削创造性劳动 者，跨国垄断资本利用边缘和半边缘国家以虚拟金融资本剥削绝大多数社会成 员。同样重要的是，随着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对于资本在形式上的以及实质从 属关系上的发展，现代垄断资本再生出人的空闲时间对资本体系的从属关系体 系，并且试图将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学习和友谊、婚姻和家庭试图转变为价 值自我增值的过程。 一方面发展起来的是市场—资本主义体系巨大的社会化进程，20 世纪中 期以来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之社会民主改革构成该体系转型的重要因素。首 207 先，所有制关系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质变：社会民主主要是在分配 关系中进行干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一般社会问题，这些问 题降低了社会不平等水平并增加了社会保障） ，不涉及私有财产与权力关系， 两者都在垄断资本及隶属其下的最高国家官僚之下。这些变化（工人在财产 和管理中的部分参与，扩大公民社会组织的权力等）远没有分配关系的变化 深刻。第二，上述事态发展并非资本主义的高尚意图和非正式民主程序的结 果，而是劳动人民（主要是与左派知识分子结盟的工业无产阶级）以各种形 式进行艰苦斗争的结果。但另一方面，这种妥协的胜利与资产阶级民主化的先 进形式直接相关，在这种模式胜利的年代为积极发展工会和其他反霸权民间社 会、为激活左派知识分子和提高左派思想在公众意识中的影响开辟了道路（特 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和意大利） 。然而，社会民主主义改革只影响了资本 主义世界中少数的“中心”国家。第三，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上述成果逐 渐回归起点，由于垄断资本直接和间接的操纵性影响，主要民主机构开始积 极商业化和退化。 上述过程的结果导致在“中心”国家向社会不平等退化。社会和经济领 域中上述纯粹的非线性变化对于政治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取代资本所有者掌 握实际权力的民主，但确保相对平等和保护私人所有者的权利，因此对这些所 有者来说是理想的和必要的，在很多方面来说形成不同的政治机制。首先，即 使从形式的角度来看，今天的“民主”已经不再是公民（国家的所有者）的平 等权利和自由，而是一个政治市场；其次，这个市场，就像晚期资本主义条件 下的任何市场一样，只有自由竞争的出现才能区分这个市场。实际上，它们是 由生产“政治物品”的公司操纵的。因此，同样的机制在现代政治市场以及商 品、服务市场中运作，政治行为并非以公民的利益和政治偏好为指导，公民被 强加符合政治参与者利益的价值观和指导方针。形成了社会经济与垄断资本政 治意识形态霸权的整体系统。在古典资产阶级民主时代，年轻的资本主义的民 主政治需要政治自由和权利为资本的自由竞争提供政治保证，又要保护它免受 传统精英（君主国家、贵族）的特权地位。对于现代性而言，晚期（僵化）资 本主义不再需要古典资产阶级民主，它更像是一种标志，创造了它所代表的外 观形式，退化为拟仿的民主，在政治操纵机制有效的情况下（包括政治技术， 确保选民按照给定结果投票） ，积极的公民意志表达机制并不发挥作用，人民 的力量没有实现，民主的深层含义受到破坏。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特点是民 208 主发展与大规模政治生产之间存在反向关系。大众政治生产关系体系产生了大 众政治消费关系体系，政治意识形态市场拟仿的大众消费者成为商品和服务市 场消费者的补充，为垄断资本的全面霸权形成了大规模和稳定的社会经济及政 治意识形态基础。 这些民主拟仿的产生，再生和保护 21 世纪的政治自由主义。在现代资产 阶级社会中，即使从形式上来说，对于劳动人民民主也非常有限，晚期资本主 义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在于产生了需要操纵民主形式的市场和资本，其核 心内容是垄断资本的总霸权，而这是对“一般民主价值”的拟仿。对于操纵民 主的有效运作而言，需要在政治市场上保护民主形式、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民主 制度（游戏规则）和程序。因此，目前执政的自由民主党派和社会民主党派继 续以“一般民主价值观”和“人权”的标签来影响民众，在社会民主停滞（如 果没有瓦解）情况下运用保守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是非常有效的。 保守主义浪潮的反应强度与多数人社会地位恶化以及社会抗议的程度成 正比。保守主义具体的政治形式体现为：从温和的、 “文明的”民族主义（沙 文主义、国家化）到半法西斯主义，其不过是垄断资本依附于国家操纵政治过 程的管理工具之一。不幸的是政治实践并不总是与基本原则相一致，垄断资本 不得不在损失财产和权力威胁之间进行选择，后者需要与威权主义者分享政治 权力甚至直接进入法西斯主义状态。新世纪初的垄断资本克服资本过度累积内 部和外部资源耗尽的瓶颈，开始倾向于寻求社会经济问题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解 决方案，操纵拟仿民主，向右保守主义转变，导致或多或少的温和或僵化。主 要原因是全球资本的扩张与跨国资本的极限相冲突。2007—2009 年的金融和 经济危机，表明以创建虚拟金融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并非是无限的，但是回到社 会民主主义先前形式的局部改革是不可能的。俄罗斯与自由民主模式相去甚 远，民主化尝试演变成了 1990 年之后的社会经济危机，在这样的国家试图引 入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模式是愚蠢的行为。由于 20 世纪初俄罗斯帝国所形成 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社会经济关系被用以解决工业现代化问题，当前在无力发 展民主政治的前提之下，右翼保守势力甚至有可能将俄罗斯再次引入军事封建 帝国主义的反动僵局。 因此，俄罗斯无法向民主回溯，而必须转向公众权力的真正实现，公民 有组织的创造其社会生活形式，并拒绝回到后期资本主义半自由形式的僵局 中。在这一形式框架下，公民协会代替异化的正式机构（法律、程序、官员、 209 警察）体系。100 年前，由于二月革命胜利而开始建立苏维埃体系，通过十 月革命承担了建设新国家的责任，没有转向专政复辟而是转向了新的国家类 型，以社会创造性力量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但是由于苏联的政治意识形 态系统并未提供真正的自由思想，而以不适当的方法解决了大多数国家现代 化发展的难题，所以就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及其社会创造力、文化包容性而 言，苏联的“解冻”时期相较于后期资本主义更加积极地实现出来。该政治 体系的重要方面还在于，它解决了全国动员的任务，劳动人民群众创造历 史，资产阶级操纵的形式民主无法如此迅速地解决这些任务。抽象民主价值 观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捍卫者在根本上回避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矛盾。社会主 义与社会解放的支持者则需要积极面对社会主义的所有矛盾，向前推进，争 取更多的人的真正自由。 布兹加林进一步在政治领域中提出探索人类社会解放道路的改革（革命） 步骤：第一，充分肯定资产阶级民主以及早期政治自由的成就，其保证了消 极自由，即免于政治意识形态强制以及非经济要素的胁迫；第二，资产阶级 国家宪法（言论自由、集会等人权）的固定程序保证同样重要，并依赖于 使这些抽象原则得以实现的社会经济内容。保证社会最低限度（最低工资、 养老金、津贴）水平不低于该国最富裕公民平均收入的 10％—15％ ；对社 会最富有成员的个人收入税率至少提高 50％ ；保证公共部门的就业而不是 失业福利、免费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保健、文化产品，为实施社会政治 和文化创造性活动提供空间；第三，限制私有财产权以及资本的经济和政 治权力，在生态社会—人文主义框架下建立市场综合体系，其实施由民间 社会控制，建立一套关系系统以保证雇员参与各种所有制企业管理，强制 所有者承担使用其资源的社会责任，公共领域保障各种公有制形式的优先 发展；政治过程中限制使用金融手段及其资源，保障政治组织活动的最大 透明度，对公共和私人媒体的活动进行公共控制；第四，根据从议会制过 渡到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建立政府机构，特别是真正将民主选举产生的政 府代表纳入国家管理实际活动中，并以真正有效的群众组织和运动代表组建 立法机构。这些步骤不再是（但不能低于）发展后期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 民主要素的重大改革，只有在革命形势形成时，这些改革在资本主义框架内 才是可行的。 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没有本质区别，当这些自由民主的“外衣”最 210 终无力控制旧体制，解决现实危机的出路便从晚期资本主义这一经济—政治模 式中产生，走向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改革，而不是在落后保守反动方向上的倒 退。 对于未来人类社会的秩序而言，要么破坏形式民主和社会保护的最后要 素，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半法西斯主义）口号之下形成保守主义，即比先 前更加僵化的政治威权主义或垄断资本的经济—政治权力结构，要么社会主义 力量真正崛起。 在“中心”国家最有可能将改革付诸实践的并非社会民主党，而是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民主主义组织、生态人道主义联盟以及左翼运动组织和部分 工业无产阶级。俄罗斯的情况比“中心”国家更具争议性。首先，目前的发展 趋势是经济右派自由主义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生活的右倾保守主义相结合； 其次，五十年前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左翼反对派在政治意识形态 领域大多数成为保守派的支持者；最后，现实问题越来越挑战“白色”和“红色” 之间的对立，一方面，多年来经济停滞和社会不平等加剧，加剧了底层阶级生 活的危机；另一方面，官僚精英缺乏解决目前国家管理困境的能力。在俄罗斯 缺乏强大的左翼民主主义运动并非偶然。俄罗斯必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朝 向封建化方向逆转，同时在经济领域增加隐藏在寡头政权背后的市场原教旨主 义力量。在当前左派民主政治运动中的青年团体和创意阶层代表协会已开展出 新左派倡议，有可能形成建设性抗议的基础，左翼社会民主运动的组织化将转 变为建设性的反对派，如果上述趋势没有积极地开展出来，那么俄罗斯将面临 右倾保守专政的威胁。 六、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 斯巴列夫主要探讨了俄罗斯现代政治经济结构中工人阶级的分化、劳动 阶级的团结危机及其产生根源问题，进一步指出虽然有学者将工资差异化作为 决定性要素，但缺乏社会多元要素分析的视角。 A 现代工人在劳动的功能和内 容上是非常不同的，与福特制工厂体系中工人的同质化劳动相反，越来越区分 为依靠较高智力和教育水平的“先进”工人与从事原始体力劳动的低技能工人， A Э. Соболев Политэкономия труда: кризис солидарно сти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7. № 2. 211 即边缘化劳动群体。核心与边缘之间差异的扩大远远超过工人精英与中间阶层 之间的差异，意味着跨专业差异将阶级差异推向极致。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中 工人阶级也出现分裂，工人贵族的“资产阶级化”以及具有较低就业标准的“灵 活”工人削弱了工作团结，因此难以集体保护劳工权利。中产阶级概念在统计 学上是合适的，可以根据收入标准进行区分。然而要评估阶级与社会群体之间 的关系状态、发展趋势和性质，仅仅依靠收入标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要素在 于人们的自我认同，以及他们对自己是谁的看法。将自己归类为中产阶级通常 会形成某些特定观念，如消费、教育、休闲以及交往方式，因此以生活方式为 标准，工人阶级中的中产阶层又会形成层次区分。因此，整个工人阶级正处于 分裂、失去主体性的过程中。这个过程的趋势正在增强，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 俄罗斯的主流趋势。 西方和俄罗斯的现代工会正处于严重危机之中：首先，工会数量相对减 少。罢工作为劳工运动力量和团结的一个指标，随着经济增长的开始，几乎从 社会实践中消失。近年来，随着新一轮经济危机的爆发，罢工运动出现了一些 复兴。但是没有达到新的定性阶段，2012 年发生的莫斯科抗议活动并非劳动 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因为活动在企业之外，而团结的基础不仅建立在经济利益 的统一性中，政治偏好和态度的共识性也越来越重要，这种抗议活动有时会受 到异质社会力量和运动的影响。 社会学调查表明，工人对现有社会经济状况基本不满意，但尚未准备积 极争取自己的权利和经济利益。在俄罗斯，对劳动力领域社会经济地位恶化 的容忍度非常高。如果没有遭遇罢工或威胁的风险，收益可能会大幅下降。 即使薪水拖延也并不总是会导致罢工。罢工或威胁只有在不支付工资达到半 年以上才会产生。很难想象西方的工人会继续工作而没有得到任何工资。许 多学者认为，被动是长久以来俄罗斯民族心理的内在特征，但这不完全正 确。在 20 世纪初。俄罗斯是一个强大的罢工运动国家，而在今天不利于劳 工和工会运动的劳工形式占据俄罗斯劳动力的主流地位，罢工没有变成对雇 主的压力。 这场危机的一个重要症状是工会运动的分裂，只剩下很少或仅仅是形 式上的相互链接。从世界趋势来看，西方工会化的主要原因在于，适应刚性 阶级对抗和工业组织体系的工会不再符合新的条件。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正在 发生变化：第一，在技术变革的影响下，传统工业和群众劳工运动的基础被 212 削弱，工会数量的减少实际上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平行。工业工人阶级规模与 工会数量之间有着直接和密切的相关性。受社会压迫的“低等阶层”主要由 少数民族和外籍工人组成，落后以及分散状态剥夺了其独立的经济和政治权 力；第二，传统的就业模式模糊不清，生产工人数量的减少，同时发展起来 的是灵活的、非标准的就业形式，劳动个体化需要的是发达而灵活的个人合 同体系；第三，现代经济中，专门从事劳动外包的机构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具有较低就业标准的“灵活”工人削弱了工作团结，难以保护集体劳 工权利；第四，由于洲际壁垒的减弱和移民流量的增加，民族和宗教原因冲 突增强，而阶级冲突被削弱；第五，从社会对抗向商谈和伙伴关系转变，原 则上解决了劳动群众的贫困问题。工会在生产中的存在不再是必要的，法律 与各种国家和公共机构取代了工会。 在现代条件下无产阶级解体过程以及工人阶级数量的减少，导致了工人 运动被边缘化，成为次要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所谓历史使命问题早已不再 作为学术研究领域。无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的核心）是 20 世纪初的意识形态。从劳资对抗政策转向建设性合作这一普遍倾向与正统马 克思主义相抵触，即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矛盾只会激化，西方国家的 社会状况并非马克思、考茨基或托洛茨基所论证的，而是越来越倾向于伯恩 斯坦。西方体系通过各种形式和机制，包括社会伙伴关系灵活地适应不断变 化的具体情况，统一的社会结构日益分裂为众多日益自主和封闭的阶层和群 体。这一分裂的过程体现为西方学者所谓社会的个体化以及现代经济体系运 作的客观模式。 俄罗斯工会活动更多地转向官僚精英利益，而不是保护普通工人的利 益。工会运动的削弱产生了许多问题：劳动在国民财富的再分配中总处于劣 势；劳动生产领域的社会紧张局势加剧；在全国范围内劳动群体收入的整体 水平下降。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分裂为不同层次和专业群体。团结 危机最明显地体现在工人的抗议活动中。目前没有客观依据来重新评估劳动 阶级的力量，因此，将俄罗斯劳工运动转变为自治社会力量的可能性是不具 备现实基础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阶级斗争形式仍将十分薄弱。不能将 2012 年莫斯科街头集会和示威视为群众觉醒的性质：这一运动是发生在企业之外 的狂欢和游行；莫斯科的抗议活动伴随着政府的沉默；抗议活动的主导力量 是自由党和所谓的创造性阶级；这些抗议活动的诉求并不是经济性的，而是 213 政治性的，主要针对既定的权力制度。然而，这些集会强调了恢复工人阶级 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关系，以及更为普遍地提出了社会中下阶层之间的团结问 题。社会进步与群众分化为“强”和“弱”是分不开的。现代西方社会的社 会基础是大资本和中产阶级的联合，底层劳动者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然而上 述情况非常危险，充满了政治和社会经济的不稳定。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14 中东欧 赵司空 2017 年关于东欧左翼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四件事情值得关注：一是“十 月革命”胜利 100 周年，匈牙利的托马什·克劳斯（Tamás Krausz）教授撰文 纪念。二是关于难民危机的进一步讨论，左翼内部也有着观点分歧。三是左 翼的组织活动，以及左翼内部关于政党组织的不同观点。四是匈牙利欧尔班 （Viktor Orbán）政府决定从公园里移走卢卡奇雕塑和关闭卢卡奇档案馆，匈牙 利左翼呼吁国际社会发出抗议。除此之外，也有左翼学者分析了近年来的东欧 民粹主义现象。 一、纪念“十月革命”100 周年 2017 年是“十月革命”胜利 100 周年，但是这在东欧并不是一个被广为纪 念的日子，用托马什·克劳斯的话说，在东欧对“十月革命”最流行的解释是“政 变或暴动” ， 1989 年之后的权力精英和资产阶级甚至害怕纪念十月革命。 A 不过， 作为苏联史专家，克劳斯教授对于“十月革命”有着他自己的看法。 A Tamás Krausz,“One Hundred Years, One Hundred Messages” , in Monthly Review , online, （3）2017. 215 首先，通过对俄国历史的分析，克劳斯认为“十月革命”的发生有其历 史基础。他从推翻沙皇谈起，指出 1917 年动摇俄国君主制和俄国社会的体制 危机并不是突然爆发的。俄国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就专制体制和“俄国 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长达几年的热烈争论。1905 年， “特殊性” 浮出水面。那一年，无产阶级，尽管数量很少并且集中在城市，和数千万无地 农民用占领土地的运动向全世界宣告沙皇独裁政体是依赖于他们而生存的。不 论是残酷的恐怖，还是沙皇的“宪法” ，甚至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未完 成的土地改革都不能缓解独裁体制下的国内冲突和社会紧张，相反只能使事态 进一步恶化。20 世纪初，布尔什维克认为，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俄国不可能 有西方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公民民主，他们主张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应该寻求与无 地农民的“前现代”运动的“融合” 。孟什维克则主张与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 合作，主张全俄制宪会议（All Russian Constituent Assembly）而不是与“保守 农民”合作。而事实上， “十月革命”得到了不同阶层的支持，因为它以不同 的目的和手段迎合了不同阶层的需求。革命阵营中人数最多的阶层是公社农民 （Obshchina peasantry） ，他们更牢固地扎根于过去，是寻求土地再分配的“保 守的”革命力量，持有反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传统。另一个革命力量是军人，他 们要么是农民，要么是农民的后裔，但却是富有“旅行经验的” ，是一群仍然 武装着但却在等待被解除武装的士兵，他们的利益再次有效地被列宁和布尔什 维克所表达和代表。克劳斯说，这么多运动都能将这场革命当作他们自己的并 且在国内战争中支持它，这不是巧合。俄国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有文化的中产 阶级也站在革命一边或被它所吸引，直到国内战争时的困难将他们推向统治阶 级一边，最终导致成千上万的人移民到西欧和其他国家。当时工人和农民最直 “土地、面包和自由” ， 接关心的不是社会文化，而是那个时代的标语所表达的， “打倒资本主义，所有权力归苏维埃！ ”等。 其次， “十月革命”是列宁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克劳斯指出，俄 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被马克思本人在 1881 年给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 的信中所预言。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说，如果俄国革命不是孤立的，如 果西方劳动运动将摆脱资本主义秩序的束缚，那么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成功 就将得到保证。如果俄国革命是孤立的，那么根据最初的共产主义目标，那么 它就注定失败。在 1882 年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看 到了地方革命和世界革命之间的关联并抓住了俄国村社和俄国革命机会的重 216 要性。克劳斯引用了这段话， “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 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 吗？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 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 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 展的起点。 ”A 克劳斯说，这就是列宁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地方，不过俄 国革命没有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路线走。甚至在 1905 年革命之前，列 宁就意识到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俄国。列宁以马克思为基础，预见俄国革 命将成为整个欧洲革命的爆发点。到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普列汉诺夫和列 宁承认农村公社已经不可救药地对资本主义“妥协了” ，同时，西方又没有为 俄国革命提供可供追随的模式。列宁的“文明突破”的革命选择在“一战”中 找到了它最终的概念和理论模型。他在帝国主义阶段总结出了资本主义“不平 衡发展”的规律。在这个背景下，他将俄国称为“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 ， 将俄国打造成破坏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最佳和最容易的场所。他相信全球竞争 和资本积累的真正“受害者”将形成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抵抗”的基础， 将和反殖民的“民主的、民族独立运动”结成联盟。列宁以脱离西方中心主义， 甚至是当时左派主流观点的方式，寻找着全球抵抗的可能性。 再次，列宁不是暴动者， “十月革命”不是暴动。克劳斯指出，在“十月 革命”之前，列宁就将巴黎公社看作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的和自然的“先 驱” 。通过学习资产阶级国家的著作，列宁总结出，在俄国，大量的贫穷和剥 削使得不可能实践自由主义民主所提出的合法方案，因为贫穷和剥削阻碍了大 多数人参与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机会。国家与解放被解释为两个相左的概 念，它们的冲突只能通过革命来解决。列宁在此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即社 会主义的建立要取消国家概念，代之以共同体（community）概念，最后列宁 选择了法语的 communa 。创建社会主义公社被看作是革命的实质和目的。革 命同时是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行动。革命如何能够被看作是暴动呢？ “的 确，一场真正的革命和暴动是相互排斥的理念，因为后者是指统治阶级内部不 同派别之间为了权力的斗争。 ”B 克劳斯接着分析，1917 年的形势并不是自一 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1 页。 B Tamás Krausz,“One Hundred Years, One Hundred Messages” , in Monthly Review, online, （3）2017. 217 开始就明朗的，过了几年之后公民革命（civic revolution）是俄国革命（Russian Revolution）过程中的唯一插曲这一事实才变得清晰。因为没有民主的资产阶 级（democratic bourgeoisie） ，公民民主（civic democracy）是不可能的；而当 时并没有这个条件。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设 置的目标完全相反，不是国家，而是苏维埃自治很快就开始枯萎了。 最后， “十月革命”的遗产仍然有意义。克劳斯认为， “十月革命”的遗 产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它的“社会主义方面” ，这个“社会主义方面”持续存在 的最重要和最持久的证据便是苏联的人道主义文化，它从未隔断与 “十月革命” 的联系。这个方面对国际左派来说尤其重要，因为这些构成了左派批判苏联发 展、古拉格和官僚极权主义的扭曲体制的基础。从全球来看，俄国革命将下层 人民的欲望从乌托邦变为了现实：消灭文盲、失业和极端社会不平等；引进免 费教育和医疗；将妇女从中世纪压迫中解放出来等。这些基本的革命的人道主 义价值——社会解放、社会平等、建立在共同体基础上的经济——仍然捕获 着人们的想象。 “十月革命作为历史经历，作为社会转向一种共同体的方法论， 其存在超出了失败的国家社会主义实验” 。A 当然，克劳斯也承认，所有这些都不应该转移革命之后的巨大困境，列宁曾 经这样来描述：即便圣彼得大帝也用野蛮的手段清除野蛮的条件。那么有可能用 不野蛮的手段来清除野蛮的条件吗？克劳斯说，他没有答案。但他确信，新革命 的客观条件在全球体系的几个区域持续存在着，尽管是以不同的形式并处于不同 的成熟阶段，因此值得在其 100 周年时回顾 1917 年的世界—历史事件。 二、难民 / 移民问题讨论 波兰学者加文·雷（Gavin Rae）分析了公开地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斯 洛伐克左翼议员陆博什·布拉哈（L’ uboš Blaha）关于移民的观点，表示赞 同布拉哈争取工人权利的立场，但却批判他对待移民问题的保守主义态度。 加文·雷指出，布拉哈批评左翼接受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核心，允许 国际资本剥削劳动。左翼的这种新自由主义立场有利于中产阶级和城市知识分 A Tamás Krausz,“One Hundred Years, One Hundred Messages” , in Monthly Review , online, （3）2017. 218 子，他们享受着可以在全球自由旅行的特权，他们更愿意在他们最喜爱的咖啡 厅吃一块精致的蛋糕，然后出去与跨国资本作战。但与此同时，左翼却忽略了 那些不能参与到这种特权活动并被束缚在传统社区和本地的工人阶级社区。在 欧盟内，中东欧国家并没有被平等地纳入欧盟，而是通过去工业化的过程，以 及作为国际劳动分工的廉价劳动力供应者、西欧产品的消费者、外包和投机的 目的地被融入欧盟的。欧盟基金的流入和中东欧工人输出到西欧，尽管不充 分，但都是重要的财富再分配。因此保守主义右翼，例如匈牙利的欧尔班和波 兰的卡钦斯基（Kaczyński） ，以及这些国家的极右翼从这些不公正中获得政 治上的利益。加文·雷赞同布拉哈对左翼的批评，即大部分左翼都离开了为工 人权利而奋斗的战场。所谓的“新左翼”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至理名言， 将自己限制在所谓的文化事务和生活方式的政治上。这在中东欧左翼中也长期 存在，因为劳工运动、工会和“共产主义”的历史经验都被削弱了。如果中东 欧左翼要想重建自己，那么就必须将自己和工人阶级社区联结起来，为他们的 物质需求提供解决办法。 但是，在加文·雷看来，尽管布拉哈表面上对部分左翼提出了唯物论的 批判，但是他在移民问题上的观点却建立在非常理想主义的假设之上。首先， 加文·雷承认中东欧的工人在西欧受到的不平等对待和剥削，但是他坚持捍卫 劳动力而不仅是资本流动的权利，并认为紧缩和不能移民降低了生活水平和工 人权利。其次，加文·雷表示赞成与作为国际资本主义和战争受害者的难民团 结在一起，这些战争是被西方释放出来的。欧洲每个国家的左翼的义务就是敦 促自己的政府为难民提供尽可能的帮助，促使欧盟对其做出协调的和人道主义 的回应。再次，加文·雷指出，尽管布拉哈指责左翼将文化置于经济事务之 上，但是他自己却辩解保护斯洛伐克的文化和价值是完全自然的。而且，布拉 哈进而指出斯洛伐克想要容纳基督徒而非穆斯林难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 分享相似的文化价值观，他还说，伊斯兰在妇女权利等问题上有不同的文化价 值观，并且认为这种观点，即我们应该保护我们的价值观免受伊斯兰的威胁具 有所谓进步的色彩。简言之，加文·雷赞同布拉哈争取工人权利，却反对他对 难民所持的保守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以保护斯洛伐克的文化或价值观为借口， 这种辩解被加文·雷看作是布拉哈自己所反对的右翼的观点，而不是左翼的观 点。相反，在加文·雷看来，左翼就应该主张与难民的团结，敞开国门。加 文·雷强调，当中东欧人在西欧国家日益成为民族偏见的受害者的同时，他们 219 也从欧盟内敞开的国界中获益匪浅。中东欧国家应该成为反对右翼民族主义转 向的第一线，并且应该认识到他们也对难民危机负有责任。加文·雷说，资本 主义在国家和人民之间制造了分裂并在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繁荣 昌盛。 “文化”和“价值观”的幌子是为了遮盖经济体系的不平等。左翼一定 不能被宣称代表宽容和多元的新自由主义者所诱惑，也不能与自认为为工人阶 级的文化和价值观说话的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妥协。 A 的确，布拉哈反对指责斯洛伐克人具有伊斯兰恐惧症，他说，斯洛伐克 人害怕的是“不受控的移民” （unregulated migration） B ，他说大约 80％的斯洛 伐克人都反对难民摊派，并为申根国边界不受控感到担忧。他认为这种担忧是 理性的，是出于对不安全和真正风险的担忧，而不是植根于仇恨和排外的非理 性担忧。布拉哈说，西欧花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形成文化多元主义，急于求 “保护我们的文化和我们 成只会激起法西斯主义或右翼极端主义。他也认为， 的价值观是完全自然的事情。 ”C 布拉哈还指出，斯洛伐克人的一个基本争论就 是，难民本身并不想去斯洛伐克，如果强迫他们去斯洛伐克，这也违反了他们 的权利，制造了社会紧张，威胁到申根协定。斯洛伐克决定先容纳基督徒也往 往被误解，布拉哈认为总理菲佐（Fico）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即天主教斯洛 伐克更容易容纳基督徒而不是穆斯林，这不是因为文化战争，也不是因为宗教 偏见，而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布拉哈说，斯洛伐克的社会民主党比西欧的社会 民主党更加保守一些，因为它建立在更加保守一些的中欧价值观基础之上。而 且，来自国外的摊派使斯洛伐克社会感觉很不好，它可能损害亲欧洲的感情， 强化保守主义反应。 “政治一定也要考虑后果而不仅仅是空洞的姿态。 ”D 布拉 哈申明，他们反对强行摊派，但接受任何理性的办法以加强团结和人道主义。 他认为，帮助叙利亚人、非洲人和其他穷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将他们所有人 都转移到欧洲来，而是将欧洲标准带到他们居住的地方去，这应该是社会民主 A Gavin Rae,“Why the Lef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Must Support Refugees” , in Left- East , September 7, 2017. http://www.criticatac.ro/lefteast/support-refugees/#_edn2. B L’uboš Blaha,“In Defence of Slovak Social Democracy” , in Social Europe , 27 October, 2015. https://www.socialeurope.eu/in-defence-of-slovak-social-democracy. C L’uboš Blaha,“In Defence of Slovak Social Democracy” , in Social Europe , 27 October, 2015. https://www.socialeurope.eu/in-defence-of-slovak-social-democracy. D L’uboš Blaha,“In Defence of Slovak Social Democracy” , in Social Europe , 27 October, 2015. https://www.socialeurope.eu/in-defence-of-slovak-social-democracy. 220 主义者的现实规划。 由此可见，关于难民问题，东欧左翼内部也持有不同的观点。这些不同 的观点或者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或者建立在不同的现实政治考虑之 上。当不同的观点都认为应该保护工人自由流动的权利的时候，面对难民问题 则有的趋向保守，有的则趋向开放。 三、巴尔干左翼联盟与左翼组织 巴尔干左翼联盟（the League of the Balkan Left）是巴尔干地区进步左翼 力量的一个组织平台。根据斯洛文尼亚左翼组织“民主社会主义倡议” （The Initiative for Democratic Socialism，IDS）的创始人阿讷伊·科什卡（Anej Korsika）介绍，自南斯拉夫解体之后，新建立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甚 至共产党都宣称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the Yugoslav League of Communists）的真正继承者，但在科什卡看来他们都不是真正的继承者。在有些国家， 例如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这些政党已经变成了典型的西方式社会民主党； 在其他国家，例如米洛舍维奇时期的塞尔维亚，他们甚至拥有统治力量多年。 不过，科什卡说，米洛舍维奇和他的社会党完全不同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 盟；在还有的国家，这些政党过多且没有实际政权，因此被边缘化，对政治生 活没有什么影响。最终，起作用的是社会民主党阵营，它就像现在西方典型的 社会民主党一样运作。换句话说，它最终寻求的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方案。科什 卡认为，在前南斯拉夫国家最终只剩下了两大阵营，即自由主义的和保守主义 的，而它们并不完全不同，至少在经济政策上是这样的。科什卡这样来描述， “保守主义提倡‘真实的’和恰当的新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则试图提出‘带 有人的面孔的新自由主义’ 。 ”A 换言之，政治图景最终发展为资本的两面，它 们具有或多或少连续的共同利益和经济政策以获得权力。 因此，科什卡指出，这一地区进步的左翼力量在自我建构时面临着两方 面的任务，一方面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力量统治着这一地区的政治生态； 另一方面是进步左翼力量的组织形式的问题，即如何突破大学校园的斗争而变 A Anej Korsika,“Towards the League of the Balkan Left” , in transform!, 08 Mar, 2017. https://www.transform-network.net/en/publications/yearbook/overview/article/yearbook-2017/towards-the-league-of-the-balkan-left/. 221 成真正的普遍斗争。科什卡举例斯洛文尼亚组建了左翼联盟并在斯洛文尼亚 国民大会（Slovenian National Assembly）的 90 个议员中占有 6 个。其他的政 党也被创建了，例如克罗地亚的工人前线（Radni
ka Front）或马其顿的左翼 （Leica） 。在克罗地亚，许多进步的媒体倡议也被成功地实施，其中最主要的 就是区域门户网站 Bilten，它涵盖了整个巴尔干地区左翼批判视角的新闻。另 一个重要组织也在克罗地亚，它是工人倡议与民主平台（BRID） ，致力于与工 会的合作，在日常工人斗争中获得了许多具体经验。 基于这样的组织基础，科什卡提到，再次激活这一地区进步左翼力量的 努力是建立巴尔干左翼联盟，它旨在将巴尔干地区的进步运动、公民社会倡 议和政党联合起来。它的短期目标是建立一个交流平台为信息交换提供中介。 他说，巴尔干左翼联盟的历史还非常短暂，2015 年 10 月，在克罗地亚 Baška 召开的致力于区域合作事务的工作坊卢森堡基金会区域暑期班中第一次提出 这一理念。当时提出的为了进一步交流而设立一种代表机制获得了广泛支持， 接下来 2016 年 2 月在斯洛文尼亚的 Brežice 召开了小规模的代表会议。这次 会议致力于将 Baška 会议上通过的一般理念具体化，并且为参与代表的第一 次集会做组织上的准备。目前，大约有 16 个不同的组织参与到建立这个巴 尔干网络的活动中。每个组织至少有一位代表。有些是学生组织，例如斯洛 文尼亚的 Iskra、马其顿的 Mugra，其他的主要集中于媒体工作，例如克罗 地亚的 Bilten。也有的主要代表做工会和基层工人工作的，例如克罗地亚的 Brid。除此之外，塞尔维亚的左翼峰会（Left Summit）是许多不同组织的联 合，而斯洛文尼亚的民主社会主义倡议则是一个政党，联合左翼的成员并且 在斯洛文尼亚议会中占有席位。还有更加倾向于理论项目的代表，例如来自 “总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山的代表。 体来说，这些组织、重点和他们的发展状况反映了这一地区左翼力量的广泛 发展。 ”A 他们为更有力的区域合作和观点与经验交流提供了现实的起点。科 什卡说，建立起持续和可靠的交流之后，下一步的中期目标就是开展共同的 项目，进行合作与区域活动，例如反私有化的斗争、田野工作经验交流、运 动协调等。 A Anej Korsika,“Towards the League of the Balkan Left” , in transform!, 08 Mar, 2017. https://www.transform-network.net/en/publications/yearbook/overview/article/yearbook-2017/towards-the-league-of-the-balkan-left/. 222 巴 尔 干 地 区 的 左 翼 青 年 致 力 于 建 立 政 党、 组 建 巴 尔 干 左 翼 联 盟， 而 G.M. 托马什（G. M. Tamás）则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托马什赞同左 翼应该尝试用新的方法来影响资本主义国家权力。他说，尽管资本主义国家权 力已经变得太强大了，因为旧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了新的同盟，即社交媒体和各 种公民社会平台。但是， “逃避权力斗争而保持我们的理论纯粹性和我们的好 的良心不可行。 ”A 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议会体制的作用应该受到严肃的质 疑。他认为真正的左翼应该以严肃的方式重回政治，而不是建立微政党去获得 一千多的选票，尽管有时候左翼需要表明自己的立场，而建立政党的努力也 是值得尊重的，但这太耗精力而且也不值得这么做。那么，左翼应该怎么做？ 托马什说他想要一种“旧式的政治” （an old kind of politics）B 。换句话说便是， 尽管深入到最小的乡村去和农民讨论直接民主的价值很难、很枯燥，但这是不 可回避的途径。 “最基本的，如果你站在人民一边，你就应该首先和人民谈话， 然后为人民做些什么。 ”C 托马什还指出，在现在的新环境下，改良和革命的老问 题应该被再次讨论，而我们不应该忘记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阶级敌人并没有改变 很多。 由此可见，在关于组建政党参与议会选举这个问题上，左翼内部也有着 不同的观点。 四、反对移走卢卡奇雕塑和关闭卢卡奇档案馆 布达佩斯市政府继 2017 年决定从郊区 Szent István 公园移走卢卡奇雕塑之 后，D 又决定关闭卢卡奇档案馆。 E 卢卡奇档案馆位于多瑙河边的一幢老式公 寓里面，是由卢卡奇生前居住的房子改建而成的。由于房子在卢卡奇去世 A Lukáš Likavčan,“G. M. Tamás:‘We Must Return to Politics’ ” , in Political Critique , March 28, 2017. http://politicalcritique.org/opinion/2017/we-must-return-to-politics/. B Lukáš Likavčan,“G. M. Tamás:‘We Must Return to Politics’ ” , in Political Critique , March 28, 2017. http://politicalcritique.org/opinion/2017/we-must-return-to-politics/. C Lukáš Likavčan,“G. M. Tamás:‘We Must Return to Politics’ ” , in Political Critique , March 28, 2017. http://politicalcritique.org/opinion/2017/we-must-return-to-politics/. D http://hungarianfreepress.com/2017/02/16/hungary-is-removing-statue-of-philosophergyorgy-georg-lukacs-he-was-marxist-and-jewish/. Accessed on March 5, 2018. E https://monthlyreview.org/press/save-the-georg-lukacs-archive/. 223 后已经被政府收回，所以档案馆是从政府手中租借的这个地方。档案馆的 主要部分用以陈设卢卡奇的著作、研究卢卡奇思想的著作，以及一些手稿。 尽管匈牙利科学院院长说卢卡奇档案馆的文献将被安全地转移到匈牙利科 学院存放，A 但关闭档案馆的决定仍然在匈牙利及世界其他国家激起了强烈 的抗议。 东欧左翼网站 LeftEast 发表关于归还卢卡奇雕塑和重开卢卡奇档案馆的请 愿书，指出将卢卡奇雕塑移走的建议是由“更好的匈牙利运动” （Jobbik）提出， 而被由青民盟（Fidesz）控制的布达佩斯市议会所接受的，同时，匈牙利科学 院决定关闭卢卡奇档案馆，这一行为至少部分地阻止了卢卡奇相关研究在匈牙 利的再生，而档案馆的图书、手稿书信和文件将被放到匈牙利科学院，在可以 预见的未来这些资料将无法被更广大的公众所获取。 B G. M. 托马什回顾了卢卡奇的学术与政治生涯，指出在今天的匈牙利，卢 卡奇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 ，因为他曾经是共产主义领导人，是共产党的 支持者，是服务于卡达尔政权（Kádár régime）的宣传家。托马什说，西方人 只知道自由主义的反共产主义，这是由诸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 、汉 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以及前极 左翼人物，例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伊格纳齐奥·西隆（Ignazio 、阿瑟·凯斯勒（Arthur Koestler）的反法西斯主义流亡者所创造出来 Silone） 的。1968 年之后，这种反共产主义被东欧和中欧，以及俄国的异见者和地下 人权组织所借用。但西方相对较少知道的是“白卫军” （White Guard）类型的 反共产主义，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大陆流行，现在正在当代东欧和中 欧，包括匈牙利成功地再生。这种反共产主义倾向于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看 作是次等人（Untermensch）的暴动。对这些反共产主义者而言，共产主义不 是意味着太少的自由，而是意味着太多的自由，意味着平等的理念是反自然的 罪。托马什说，正是这些反共产主义者要毁灭卢卡奇的雕塑，要将卢卡奇档案 馆的藏物四散各地。托马什指出，卢卡奇档案馆由匈牙利科学院所有和管理， 但匈牙利科学院太胆小以至于关于这件事什么也没有做。并且，卢卡奇是犹太 A http://mta.hu/english/hungarian-academy-of-sciences-on-lukacs-archives-106301. B “Petition to Return the Lukács Statue and Reopen the Lukács Archives in Budapest” , in LeftEast, April 4, 2017. http://www.criticatac.ro/lefteast/petition-to-return-the-lukacsstatue-and-reopen-the-lukacs-archives-in-budapest/. 224 人，尽管当前的政权没有公开宣布它的反犹太主义，但是将卢卡奇雕塑移走是 其反犹动机的一部分。作为最伟大的现代人类诸革命的重要见证者的卢卡奇不 能被类似欧尔班的政权所容忍。 A LeftEast 发表的关于归还卢卡奇雕塑和重开卢卡奇档案馆的请愿书也指 出，将卢卡奇雕塑移走和关闭卢卡奇档案馆与极权主义的欧尔班政权的官方 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该请愿书指出，自 2010 年当权以来，欧尔班政权公开指 责自由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匈牙利国家而言是颠覆性的和有害 的，将卢卡奇描述为“共产主义的谋杀犯” （communist murderer）和犹太“全 球主义者” （globalist）知识分子，将他和他的理念描述为“与匈牙利精神不 相容的” （alien to the Hungarian spirit） 。这些说法形成了更广泛的“文化斗争” （Kulturkampf ） B ，这种文化斗争是从 1989 年体制变化之后开始形成的，但是 在欧尔班政权下被加速了，呈现为一种新的并且危险的形式，例如攻击与政府 利益不一致的独立的媒体机构、非政府组织，最近更是威胁要关闭中欧大学。 “似乎很明显的是，东欧准边缘化的（semi—peripherial）资本主义无法再通过 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来管理了。 ”C 这就是为什么欧尔班政权企图关闭所有不同 于它自己的其他选择，这种修正主义将匈牙利历史与当下隔绝开来，而请愿书 尤其强调，当下却是匈牙利公民最需要不同选择的时候。 上面所提及的关闭中欧大学的事件，是 2017 年 3 月 28 日，由青民盟政 府所支持的立法建议关闭中欧大学，针对此事件的抗议运动迅速蔓延。在抗议 声中，这个立法建议仍然在 4 月 10 日由总统亚诺什·阿戴尔（Janos Ader）正 式签署立法。在事件发生之初，G. M. 托马什以匈牙利语撰文发表于 hvg.hu D 。 托马什说，欧尔班及其圈子将关闭每一个独立的实体，不论它是什么。继对文 化机构的清洗之后，媒体保持中立或者腐败。托马什认为，高等教育机构的自 A G. M. Tamás,“ The Never-Ending Lukács Debate” , in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March 6, 2017.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the-never-ending-lukacs-debate/#! B “Petition to Return the Lukács Statue and Reopen the Lukács Archives in Budapest” , in LeftEast, April 4, 2017. http://www.criticatac.ro/lefteast/petition-to-return-the-lukacsstatue-and-reopen-the-lukacs-archives-in-budapest/. C “Petition to Return the Lukács Statue and Reopen the Lukács Archives in Budapest” , in LeftEast, April 4, 2017. http://www.criticatac.ro/lefteast/petition-to-return-the-lukacsstatue-and-reopen-the-lukacs-archives-in-budapest/. D G. M. Tamás,“A Soros-ügy” , in hvg.hu , April 4, 2017. http://hvg.hu/itthon/20170404_ tgm_sorosugy_ceu. 225 主性将是下一步受到打击的。 A 除了以上四点之外，波兰杂志《政治批判》 （Krytyka Polityczna ）的创始 人和负责人斯瓦沃密·斯拉克斯基（Sławomir Sierakowski）对东欧近年来凸 显的民粹主义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东欧的民粹主义不同于西方的民粹主 义。他指出，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特朗普当选给人的印象是，东欧式 的民粹主义正在覆盖西方，但是事实上，只有欧洲后共产主义的东方民粹主义 在常规选举中打败了传统政党。他说，东欧 15 国中，7 个国家的民粹主义政 党掌权，2 个加入了联合执政，3 个成为主要的反对力量。东欧的民粹主义在 重要的方面区别于西方的民粹主义。首先，东欧缺乏保护西方民主的制衡传 统。在美国，特朗普不能忽视他不喜欢的司法决定，或者简单地控制法院。但 是在波兰和匈牙利，领导人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这样做。其次，当西方民主已 经超出了对物质安全的关切而拥抱社会学家罗纳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post—materialist values）B 时，东欧政治组 hart）所说的“后唯物论的价值观” 织更容易在抽象的自由主义制度，例如言论自由或司法独立方面受到攻击。再 次，东欧的公民社会并不比西方的弱，但更加关注慈善、宗教和休闲等领域而 不是关注社会事务或政治。最后，东欧民粹主义的成功不仅植根于令人沮丧的 选民的经济关切，在西欧似乎是这样的，而且也植根于选民的如下需要，即围 绕一个领导人的话语而被组织起来。对大众阶级的选民而言，民粹主义满足了 他们对某种共同体的渴望。对中产阶级而言，领导人帮助他们在反对那些被污 蔑为下等人——不管是难民，堕落的精英还是法官——的过程中界定他们自己 的身份。现在，10 个东欧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稳稳地确保了至少 20％的选票， 其中波兰和匈牙利超过 40％。斯瓦沃密·斯拉克斯基问，如果波兰或匈牙利 的政治证明更加类似于俄罗斯而不是法国的政治，那么欧盟的边界过度扩张了 吗？这些国家可能属于俄罗斯而不是西欧吗？欧盟自身还能保存吗？他说希望 不是这样，但也没有简单的答案，只有东欧人自己能回答这些问题。 C A G. M. Tamás,“The Soros Affair” , in LeftEast , April 15, 2017. http://www.criticatac.ro/lefteast/the-soros-affair/. B Video transcript of Project Syndicate, 2017. http://politicalcritique.org/video/2018/understanding-populism-in-eastern-europe/. C Video transcript of Project Syndicate, 2017. http://politicalcritique.org/video/2018/understanding-populism-in-eastern-europe/. 226 可以预见，难民危机还将进一步加深欧洲的分裂，而左翼内部的分歧也 可能进一步扩大，是追求跨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是优先考虑本国内 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主张议会斗争还是直接动员底层民众，这都是左翼的分 歧点。而近年来在东欧兴起的右翼保守主义不仅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且反对自 由民主主义，例如匈牙利欧尔班政府一方面要求移走卢卡奇雕塑和关闭卢卡奇 档案馆，另一方面又要求关闭中欧大学这所由索罗斯（George Soros）的开放 社会基金于 1991 年创立的大学。托马斯教授肯定“十月革命”遗产的人道主 义现实意义，但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遗产应用于处理难民危机呢？ 难民危机重新激活了不同理论之间的争论，在保守主义日益兴起的同时，人们 也在寻找着不同的替代性选择，而马克思主义也将成为其中一种。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227 日 本 由 阳 菊地贤 2017 年，对于世界马克思主义学者（包括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 是颇为特殊的一年。这一年不仅是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出版 150 周年、列 宁《帝国主义论》问世 100 周年，也是日本现代《资本论》解读的奠基人宇野 弘藏逝世 40 周年。2017 年还是世界金融危机爆发 10 周年，以及以贸易保护 为竞选口号的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的第一年。那么，如何运用《资本论》 、 《帝 国主义论》和宇野经济学来反思和批判金融危机与美国的霸权政策，又如何根 据世界经济形势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丰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成为本 年度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集中思考的核心问题。 另外，2017 年度的研究成果呈现出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两个特点。首 先，他们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传承。这不仅表现在对《资本论》 、 《帝 国主义论》和宇野经济学关系细致分析上，还体现在他们善于总结马克思主 义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解读模式上，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 思路。其次，他们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实的阐释能力。研究不只为 了理解理论，更是为了反思现实问题才赋予理论以新的含义，因此他们尤其 擅长对经济和社会的实证分析。以上两个方面值得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 学习。 228 一、资本主义发展史与《资本论》解读 （一）内田弘： 《资本论》中的市民社会发展史 2017 年 9 月 16 日，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内田弘在武藏大学发表演 说，提出从各国近现代史比较的视角解读《资本论》 。 A 内田弘提出，宏观上 看，世界各国近现代史都可以划分为市民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也可以称为市 民革命史的三个阶段。传统理解认为市民社会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并且等同于资 本主义社会，但是在内田弘看来，这种理解方式只适用于第一次市民革命爆发 时期，却不适用于第二次市民革命和第三次市民革命。原因在于，第二次市民 革命和第三次市民革命的实质是市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市民限制资产阶 级的独裁权力并主张自身利益的实现。因此，各国近现代史就是三个阶段的市 民革命史，资本主义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变化。 内田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提到了第一次市民革命和 第二次市民革命，也预见到了第三次市民革命的到来。具体来说，第一次市民 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基础的资本原始积累国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英国 为例，详细阐述了资本原始积累理论。资本原始积累的最终阶段是产业革命， 资本原始积累国家推动产业革命的发展，由此产生了由劳动运动、民主主义运 动、女性解放运动组成的第二次市民革命。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不是 固定的结晶，而是不断变化的有机体，产业革命以后的英国一直在变化。其中 一个例证是英国曾开展以制度改革为目标的国民运动——英国社会科学振兴协 会（1857—1985 年） ，通过该协会的宗旨和行动可以看到英国后来成为“福祉 国家”的原型。马克思非常关注这个协会并且在《资本论》中引用了协会的年 度报告。内田弘认为，马克思搬到伦敦后目睹的万国博览会，展现的正是英国 第二次市民革命的成果。 《资本论》 是马克思以 19 世纪后期的英国为观察对象， 以第二次市民革命的主旨“资本—雇佣劳动”为主要内容而写成的。另外，第 三次市民革命的革命主题是解决女性、环境、少数人群、残障人群等面临的难 A 内田弘： 「比較近現代史から見た『資本論』 、 『資本論』刊行 150 年記念講演会より。 2017 年 9 月，唯物论研究会、经济理论研究会、经济学史学会和社会思想史学会联 合举办《资本论》150 周年研讨会，大会发言人包括内田弘、小幡道昭、建部正义、 平子友长等。 229 题，这一革命至今仍未完成。 《资本论》不仅涉及了女性与儿童劳动、资源环 境问题、劳动力的国际转移、金融资本的国际转移等方面，而且还关注收入差 距、流浪汉、智力缺陷人群等问题。 就此而言， 《资本论》讨论的问题不仅包含了第一次市民革命的原始积累 国家的确立和第二次市民革命的雇佣劳动者的现状及历史，而且还涵盖了第三 次市民革命的主题。 《资本论》的古典性可以从比较近现代市民革命史的视角 获得认识。 （二）小幡道昭： 《资本论》150 年解读史 东京大学理论经济学教授小幡道昭认为， 《资本论》并不是解释一切社会 的万能钥匙，它阐释的是特定历史环境下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那 么，要保持《资本论》的生命力，必须结合时代变化更新对《资本论》的理解。 小幡道昭以资本主义每 50 年的发展为节点，回顾了《资本论》150 年来的解 读演进史 A 。 1.《资本论》元年 马克思为什么没在生前发表《资本论》的第 2 卷和第 3 卷？小幡道昭的 理解是，已出版的《资本论》第 1 卷是一个完整系统，但它无法解释清楚当时 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出现的新变化，所以马克思一直思考新的解释体系。那么， 在第 1 卷发表初期，人们是如何理解《资本论》的呢？ 小幡道昭认为， 《资本论》第 1 卷问世之初，通常被认为包含了两个主题， 即前半册的榨取论和后半册的崩溃论。榨取论的核心是，把劳动力像一般商品 那样根据价值买卖，在资本的干涉下必然会形成剩余价值。具体来说，第 1 章 “商品和货币”讨论一般商品要根据价值进行买卖，第 2 章讨论劳动力要按照 价值进行买卖，第 3 章和第 4 章讨论资本家在市场上根据价值买入生产手段和 劳动力并卖出产品。不过，马克思没有评价榨取的是非问题。 后半册的崩溃论讨论的是剩余价值积累的极限状态。剩余价值不断积累 的关键是资本构成的持续高度化与资本规模的递增。资本构成的高度化很容易 理解，因为资本的劳动吸纳力会随着生产力的扩大而下降，进而引起产业预备 军的累积；资本规模的递增则较难把握，所以，必须回到《资本论》第 1 卷关 A 小幡道昭： 「資本主義の歴史的発展と『資本論』の読まれ方」 、 『資本論』刊行 150 年記念講演会より。 230 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不在于分工而在于合作的论述才可能理解。斯密认 为生产力的基础在于分工的深化，但是在《资本论》这里，资本优越于独立小 生产者的地方首先在于它能够利用把劳动者集中起来的集聚力，这意味着即便 处于相同的技术水准，大规模资本也能够在生产力的层面打败小规模资本，小 规模资本被淘汰以后，剩余价值的积累会实现资本的进一步集中。这样，资本 构成的不断高度化与资本规模的递增这两种要素造成了极少数大资本与绝大多 数失业者的对立。 对于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阅读《资本论》第 1 卷的读者来说，后来出版的 第 2、3 卷充其量只是第 1 卷“榨取论＋崩溃论”的补充。 小幡道昭还注意到，当时，不同语系的读者对《资本论》第 1 卷的关注 点也有所区别。总的来说，法语圈更关注榨取论，德语圈更关注崩溃论。在法 语系国家，主张以市场为媒介实现自由独立生产者的蒲鲁东思想非常有影响 力，具体言之，即废止金融货币采用纸质劳动证券，以此消灭依赖不等价交换 获得利润的大资本，进而实现自由平等的市场社会主义。这正是《资本论》前 半册的批判对象。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存在必然产生货币，保留商品废除货 币的想法是非常荒谬的。而德语圈读者更关心《资本论》后半册的崩溃论，因 为这里暗含了对德国工人运动首领拉萨尔思想的批判。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程 度不同，德国无法真正接受从英国、法国舶来的古典经济学，他们发展出了有 悖于英国的市场自由放任型经济学的、重视政策介入和制度引导的德式经济 学。而《资本论》的崩溃论认为，拉萨尔等人强调通过政府介入推进生产合作 组织的建立与完善，这无法改变资本伴随产业预备军的积累而不断集中的根本 问题。拉萨尔式的社会主义论与崩溃论的“碰撞”给当时的德国读者带来深刻 的印象。 2.《资本论》50 年 《资本论》问世 50 年以后，此时读者已不再限于第 1 卷的阅读，例如奥 地利经济学家希法亭与庞巴维克的价值论之争，就是围绕《资本论》第 3 卷的 生产价格展开的。但他们的争论始终围绕生产价格和劳动价值说的统一问题， 视野过于狭隘。此外， 《资本论》50 周年也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出版元年。 列宁在本书中从《资本论》的“生产集中化与垄断的出现”出发，批评希法亭 的《金融资本》对垄断体的形成重视程度不足，进而提出帝国主义不是可供选 择的选项，而是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必然运动，列强之间的不均衡发展必然 231 会导致重新划分殖民地的战争。列宁还批评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这一场 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虽然现在少有学者提及，但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影响。 小幡道昭总结说，当时的读者受到特殊的历史状况和意识形态环境的影 响，对《资本论》的解读是比较片面的。首先， 《资本论》三卷本在今天被普 遍理解为从商品出发、以资本积累过程为中介、从资本的竞争延伸到各阶级斗 争的完整体系；而当时的读者大体把《资本论》看成是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战争”之历史性与“社会主义是改革还是革命”之意识形态性的双 重规定。其次，马克思对 50 年后新的资本主义现实的预言留有一些余地，但 是列宁和亨法亭等人并没有读出这些空白。 3.《资本论》100 年 小幡道昭以日本读者为例，阐述《资本论》问世 100 年之后是被如何解 读的。他指出，日本人阅读《资本论》的主要特征是把《资本论》全三卷与《帝 国主义论》 、 《金融资本》等作品结合起来理解，这种解读方法肇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并在《资本论》出版百年之际达到鼎盛。 早在 20 世纪初，许多日本学者就已经批评日本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是 “帝 国主义” ，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说一经传入日本，立即作为批判帝国主义的原 理和方法论被人们所接受，其中，透过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来阅读《资本论》 是当时比较普遍的做法。在小幡道昭看来，这种做法造成对《资本论》的两种 相反的理解。其一， 《帝国主义论》妨碍了对《资本论》全三卷的整体理解。 由于 《帝国主义论》 讨论的是金融资本、垄断资本的必然性，主要是在 《资本论》 第 1 卷后半册的集中论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有一些人认为《资本论》第 1 卷就已经完结了。其二，还有一些人认为， 《帝国主义论》描述的是具体的统 计数据的“现象” ，而《资本论》是支配前者的抽象本质，也就是说，不是从 《资本论》发展到《帝国主义论》的历时角度理解资本论，而是从共时的“现象” 与“本质”的关系上阅读《资本论》 。小幡道昭还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包括《资 本论》的自由竞争阶段和《帝国主义论》的垄断资本和资本输出阶段，日本作 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经历自由竞争阶段直接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这 正是《资本论》与《帝国主义论》相结合的解读模式出现的根本原因。 “ 《资本论》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宇野弘藏延续了这种解读模式，他结束了 第 1 卷已经完结”的论调，把三卷《资本论》理解为从流通论、生产论和竞争 论三个维度阐释资本主义依照市场原则自主发展的经济原理，即纯粹资本主义 232 原理。然而，资本主义的自主性观点很难解释危机论和经济循环论。对此，宇 野弘藏的理解是，通过经济循环的动态过程反复消解劳动力商品化这一基本矛 盾，资本主义以这种方式具备了自主性。在此基础上，宇野弘藏引入了帝国主 义论。纯粹资本主义的自主性是理论层面的，它与现实中的帝国主义论并不矛 盾，也就是把原理论和阶段论剥离开理解资本主义。质言之，三卷本 《资本论》 阐明了资本主义的自主性原理，但同时也提示了资本主义从自由主义阶段衰落 至帝国主义阶段的发展阶段论。在宇野弘藏看来， 《资本论》只有结合《帝国 主义论》来阅读，才能澄清兼具落后性与先进性的日本资本主义之谜。宇野弘 藏就此成为日本解读《资本论》的领军人物。 4.《资本论》150 年 时至今日，日本学界对《资本论》的解读模式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 基本是在宇野弘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变化论。变化 论认同宇野派经济学的解读模式，承认其解读模式的核心是“纯粹化的体系” 以及资本主义的自主性；但是，宇野派解读的最大问题是在封闭的经济原理内 部说明资本主义的自主性，而没有把原理论与资本主义的自主性切割。举例 说，按照纯粹资本主义原理，资本主义是由商品经济关系构成的，是一个完全 不需要制度规定的金属货币世界，这样一来，就没必要限定资本主义的自主性 了；货币本就是金属货币，也便没必要把被纸币统治的现实视为不纯粹了。因 此，变化论提出，在坚持货币的基本原理以外，还要敞开金本位制、通货管理 制以及其他外在条件等缺口，使纯粹资本主义论在外力作用下发生变化，以此 进一步确立资本主义的自主性。 由于变化论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非封闭的多孔构成体，在此影响下，新 的《资本论》理解模式——多重起源说应运而生了。纯粹资本主义论从理论上 确立了由商品经济关系构成的单一资本主义关系，与其相呼应的阶段论又衍生 了资本主义单一起源说。也就是说，在宇野弘藏的阶段论那里，资本主义的发 展被简单理解成在英国发生、发展，又影响到德国、日本等后来资本主义国家 的没落过程。但是，多重起源说则认为，从大航海时代起，西方国家发展出了 庞大的商业圈，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产业在商业圈里不断交替，由此产 生多种起源模式。小幡道昭总结说，纯粹资本主义理论下的单一起源说无法解 释全球化格局，以变化论为理论基础的多重起源说对于重新阐释资本主义的发 展阶段是十分重要的。 233 二、 《资本论》与世界金融危机十周年 2017 年是世界金融危机爆发 10 周年 A 。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对十年来金 融政策和世界经济状况的审视、对资本主义存续可能的重新思考，成为日本马 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焦点之一。 中央大学名誉教授建部正义在《现代金融危机与〈资本论〉 》B 一文中指出， 、 “过剩资本”的现象，金融经济 1990 年以后，世界经济出现了“过剩货币” 操控实体经济的倾向越来越明显，金融泡沫愈加严重，2008 年的环球金融危 机便是这种经济形势下的必然产物。在分析和把握现代金融危机时， 《资本论》 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了启示： 首先， 《资本论》第 3 卷第 30—32 章“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的开头部分， 马克思提出考察信用制度的其中一个难题是真正货币资本的积累。 “它在什么 程度上是资本的现实积累的标志，即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标志，又在什么程度 上不是这种标志呢？资本的所谓过剩（plethora） ，一个始终只用于生息资本即 货币资本的用语，仅仅是表现产业生产过剩的一个特殊方式呢，还是除此以外 形成一种特殊的现象呢？ ”C 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的“过剩货币”或“过 剩资本” ，应该被理解成“表现产业生产过剩的一种方式”还是“与剩余生产 并列的一种特殊现象” ，是值得深思的。在建部正义看来， “过剩”的含义是指 资金和货币资本的过剩，即资金难以找到能够满足期待利润的新投资项目，以 及世界市场范围内货币资本积累速度普遍超过现实资本积累速度且很难再次转 化为现实资本； “过剩”的表现形式是基金、财团、保险公司、投资信托等机 构资金的过剩，并且大量货币资本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住房贷款等商品 市场上逡巡。就此而言，马克思提出的两种视角都不应该被忽视。 其次，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住房贷款等证券化商品，相当于《资本论》 第 3 卷“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一章中的“虚拟资本” ，因此《资本论》的相 关论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许多人认为金融衍生品也属于虚拟资本， A 2007 年 4 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申请破产保护，引发美国次贷危机，进 而掀起了全球金融海啸。 B 建部正义： 「現代の金融危機と『資本論』 」 、 『資本論』刊行 150 年記念講演会より。 C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39 页。 234 对此，建部正义认为，所谓虚拟的“资本”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投资的货币量 必须能够回流到原点并且必须能够保证定期收益。而金融衍生品并不具备上述 条件。 再次，银行或政府制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这个问题 马克思早就思考过了。 《资本论》第 3 卷指出，任意的银行立法只会加重货币 危机，但任何银行立法都不能消除危机， “这种强行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全部人 为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 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 进来，就可以医治好。 ”A 建部正义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在今天依然成立，只不 过，提供“缺少的资本”的不再是英格兰银行，而是政府。中央银行供给流动 性资金、政府供给资本性资金，两个部门各司其职。这种做法在今天的发达国 家已经普及化了。不论是中央银行还是政府，都只能在危机开始之后才能发挥 作用，它们只是缓和危机的手段，却无法阻止危机本身。 理论经济学家高田太久吉在经济理论学会年会的主题发言《2007—2010 年金融危机刻画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征》B 中指出，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浸透、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化进展、经济金融化 和金融证券化、信息通信技术（ICT）带来的企业经营模式的根本性转变，资 本主义发生了历史性、结构性的变化。2007—2010 年的经济危机即是以上各 种原因相互作用、不断累积的历史结果。环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 1970 年以 后全球范围内数次重大通货危机、泡沫崩溃和银行危机密切相关。这表明现 代资本主义矛盾不是直接的过剩投资和过剩生产的危机，而是金融系统风险 的不断累积。 因此，必须从金融化的角度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具体理由 如下： 首先，环球金融危机不是世界市场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是以美国金融中 心华尔街为震源的世界性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 集中的、猛烈的爆发和调整，主导国际金融市场的庞大金融机构在这场危机中 的连锁性崩溃以及政府对危机的介入，应当受到人们的重视。马克思认为危机 的表现形式是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货币危机包括“伴随过剩生产危机的货币 A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55 页。 B 高田太久吉： 『2007—2010 年金融恐慌が浮き彫りにした現代資本主義の歴史的特 ，http://conf.jspe.gr.jp/65/download/831/。 徴』 235 危机”和“独特的通货危机”两层含义。在高田看来，马克思的上述概念很难 解释清楚 2008 年的金融危机。现代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在结构和功能上发生 了重大改变，因此从金融化出发重新审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十分必要。 其次，过去 40 年间，银行危机、通货危机、泡沫崩溃等现象愈加常见， 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正常现象。另外， “负利率”的金融过度宽松政策近年来 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也就是说，相对于实体经济的稳定，现代金融经济 的不安定和不透明将导致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积累因速度放缓而产生的各种矛盾 集中地爆发出来。 最后，马克思认为，离开信用制度无法解释经济危机。马克思设想的信 用制度是以商业银行为中心的信用制度，即商业银行把游离于资本主义再生产 过程的存储货币集中起来，作为生息资本向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贷款。在这 里，商业银行的存款和贷款业务成为金融中介功能的中枢。但是，现代的复杂 金融体系已经和马克思的时代完全不同。商业银行的存款、贷款业务不再是信 用制度的枢纽，现代金融体系的最大特征是庞大且流动的证券市场的成立，以 及庞大且多样的虚拟资本的发行。主导这些虚拟资本市场的不是商业银行，而 是以证券的包销、贩卖、自己核算交易为主要业务的投资银行；投资银行的主 要客户也不是需要追加投资的产业企业，而是资产管理公司、投资信托等投资 机构。也就是说，由垄断企业、垄断银行所联系的金融资本已经无法正确把握 现代资本主义所主导的资本形式。 世界金融危机以后， “冷战结束标志历史的终结”论调受到越来越多人的 怀疑，资本主义的存续问题再次成为热门议题。那么，金融危机的结果会是资 本主义的衰落吗？ 有这样一种观点，既然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推动了金融化，那么经过这场 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会衰退，金融化也会被阻止。高田太久吉认为，这种观 点的实质是后凯恩斯主义，是把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对立起来的二元论理解方 式。现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成熟过程的历史结果，体现了 现代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本质矛盾。所以建立“民主的透明的”金融制度并不 能解决金融化的问题。经济泡沫和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消费和投资的低迷、 极端低息倾向的持续、收入差距异常扩大、特朗普政权的上台所反映出来的政 治矛盾与社会矛盾的激化、全球范围内宏观经济政策的低效率，这些金融化的 种种附生现象都表明了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历史性的衰退。 236 在高田太久吉看来，金融危机过后，新自由主义不会减弱更不会消失， 而是会以更加具有攻击性、更加野蛮的方式（例如特朗普政权和安倍政府）得 到加强。跨国集团会加强全球化战略和资本的集中，投资机构利息走低的竞争 更加激化、信息通信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削减劳动力从而引起全球范围内的 “贫民窟化” ，这些问题终将造成国际政治风险的积压和政治、社会的不安定因 素高涨。而政治和社会的不安定又会和全球贫富差距扩大、世界难民问题、地 球环境问题、法西斯威胁等其他因素一起，造成现代国际政治的进一步不透 明。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主义是迫于资本集团或自下而上的改革要 求，打开现在的闭塞和窘境，恢复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 的统一？还是资本主义已经穷尽返回安定发展轨迹的一切手段，无法恢复社会 的统一，资本主义制度必将在经历政治混乱和社会混乱以后走向终结？现代资 本主义正站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最重大的历史分岔口上，这已经在学界达成 了共识。总之，十年前的那场划时代性的重大危机，并没有给资本主义带来扩 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新条件，也没有带来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政府前所未有的干预也没能消除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这些都表明资本 主义的历史性极限并不遥远。 三、 《资本论》与《帝国主义论》的关系 宇野派经济学家新田滋在经济理论学会年会上，发表报告《循环的世界 资本主义体系和反复、回归的原理和阶段——纪念〈资本论〉150 周年、 〈帝 国主义论〉100 周年及宇野逝世 40 周年》A 。报告从宇野弘藏对《资本论》与《帝 国主义》的关系解读入手，回顾了宇野三阶段论如何在挫折与发展中保持对资 本主义现实的解释张力。 新田滋首先回溯了宇野弘藏的主要思想。宇野弘藏把《资本论》理解为纯粹 资本主义原理，为了解释《帝国主义论》中的垄断资本主义现象，他提出了著名 的三阶段论，即把《资本论》作为基本原理、把帝国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一个 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对世界资本主义特别是日本资本主义展开现状分析。 A 新田滋： 「循
する世界資本主義システムと反復 回帰する原理と段階——『資本 ，http://conf.jspe. 論』150 年と『帝国主義論』100 年、宇野没後 40 年に寄せて」 gr.jp/65/download/785/。 237 具体言之，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 、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和列 宁的《帝国主义论》的主题分别是在《资本论》问世 50 周年的节点上，针对 悖反于《资本论》原理的各种现象而提出的修正主义论争、保护关税论争和帝 国主义论争。围绕这些论争， 《资本论》的逻辑体系与《金融资本》 、 《帝国主 义论》在方法论上有着怎样的关联？希法亭和列宁把《金融资本》和《帝国主 义论》理解成《资本论》 “集中”原理的延长。宇野弘藏则认为，金融资本是 在重工业背景下，固定资本日趋庞大这一特殊的、具体的、历史的条件下出现 的，它不应该在《资本论》的逻辑延伸的意义上去言说，不论是金融资本还是 帝国主义，都是阶段论的对象而非原理论的对象。 受到 1929—1933 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以“第二次世界 大战”为契机，相继采取了国家干预市场的做法，垄断资本主义论也成为热门 议题。但是，1980 年以后，新自由主义的到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 崩溃以及全球化等历史事件的渐次展开，资本主义国家逐渐退出对市场的干 预。在这种背景下，金融资本迅速壮大，而生产资本的集中、集聚则越来越弱 化了。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伴随全球化竞争的加剧，各国进一步放松对金融 的管制，结果是古典的经济循环规律以反复的金融危机的形式复活了，资本主 义的劳动人口规律即经济循环控制相对过剩人口的反复排出规律也复活了。针 对上述资本主义的变化，新田滋总结说， 《资本论》在 20 世纪中叶之前曾渐渐 背离原理论的理解，但是 1980 年以后， 《资本论》的原理论却直接适用于分析 资本主义的状态和变化。 在这里，宇野弘藏的三阶段论遇到了困难。除了《资本论》原理论的适 用场合在“反复回归”以外， 《帝国主义论》 、 《金融资本》阶段论的适用场合 也在“反复回归” 。宇野弘藏提出三阶段论的历史前提是，本应是原理论抽象 前提的“纯粹化倾向”在 19 世纪以后发生了不可逆的“逆转” 。但是，20 世 。宇 纪 80 年代以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又发生了“再次逆转”甚至“再再次逆转” 野三阶段论的方法论基础岌岌可危。作为宇野弘藏的后继者们，必须对该困境 作出回应。 为了解决宇野三阶段论的理论困境，伊藤诚提出了“逆流”说。伊藤诚 把 1980 年以后的世界变化由“纯粹化倾向的逆转”再次逆转的现象，称为“逆 流的资本主义” 。按照伊藤诚的说法，宇野弘藏的三阶段论和铃木鸿一郎、岩 田弘的世界资本主义论以及“资本主义抵抗社会主义”的世界经济论的现状分 238 析共同构成了“逆流”局面的理论来源。 还有一种思路是，原理论不仅适用于解释 19 世纪中叶，分析者可以主观 上把它作为解释资本主义恰当的、抽象的根据。山口重克是该思路的代表人 物。他认为，金融资本阶段划分为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20 世纪 20 年代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 20 世纪后半段和冷战结束后等四个阶段。 30 年代、 原理论作为一切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所共通的、不变的一般性原因，应该从仅从 商品经济的角度解释诸种原因当中抽象出来。在新田滋看来，纯粹资本主义原 理论在山口重克这里同其他主观理论没有区别，是否选择纯粹资本主义原理论 完全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偏好，这种思路实质上已经和以“纯粹化倾向”为基础 的宇野三阶段论的方法论分道扬镳了。 2010 年以后，世界体系再次发生逆转，即由国家减少经济干预的新自由主义 又转变为保护主义、排外主义、霸权主义的新帝国主义时期。这意味着宇野弘藏 的三阶段论再次失去了解释效力。对此，新田滋提出了新的思路：原理论不仅仅 是《资本论》中的原理论所体现出的经济规律，从垄断到自由竞争、从国家介入 到自由放任等长期循环反复的现象，都可以归纳到原理论的经济规律范畴中去。 四、 《帝国主义论》的现实意义与当代世界格局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推行的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令世界各国感到不安。 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普遍态度是，美国已经走上了向“帝国主义”逆行的道 路，必须加以批判和遏制。 《帝国主义论》就是重要的理论武器。 神户女子学院教授石川康宏梳理了《帝国主义论》百年来的现实意义。 A 他首先指出，列宁写作《帝国主义论》出于两点考量。 （1）为了批判“保卫祖 国”战争论观点。列宁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本质是殖民地争夺战，没有任何 积极意义，由此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运动和理论的发展。 （2）为了澄清马克 思时期尚不鲜明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列宁的时代过去以后， 《帝国主义 论》也没有过时，它的当代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A 石川康宏： 「 『帝国主義論』の現代的意義を考える」 、 『経済』 （266） 、2017 年。2017 年 11 月，日本杂志《经济》刊发特集“ 《帝国主义论》100 周年” ，其中包括石川康 宏的这篇文章，以及山田博文的《现代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政制》 （山田博文： 『現代 の金融資本と金融寡
制』 ） 。 239 克服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论。资本主义总危机论指的是，帝国主义 阶段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成熟，资本 主义面临全面的危机。石川康宏认为，研究者们往往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与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论混淆起来，这是错误的。他指出总危机论的主要 特征包括： （1）认为俄国革命后的资本主义处于不断危机深化过程的机械理解 与资本主义发展论； （2）把社会变革片面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变革观； （3）认 为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加深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外 因论，以及苏联霸权主义的合理化论和跟随苏联的正当化论。列宁的《帝国主 义论》并不符合总危机论的观点。 （1） 《帝国主义论》写作于 1916 年，因此不 可能把俄国革命纳入到对帝国主义、独占资本主义的研究范畴中来。 （2）列宁 的垄断资本主义研究传承于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研究，属于资本主 义发展内因论。 （3）列宁的“走向灭亡的资本主义”论点不是在资本主义衰退 和解体时提出的， “灭亡”以发展、前进的“过渡”为特征。 （4）列宁重视社 会主义革命中关于革命主体的培养。 理解世界殖民地体制的崩溃与变形。石川康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包 括殖民地体制崩溃在内的世界重大政治变化着手，分析《帝国主义论》的当下 意义。2003 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实质是新殖民主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法国作为半个世纪前仅次于英国的殖民地大国，明确地对美国表示谴责和批 判。这是殖民地大国正在转变的典型事例。因此，为了阻止美国的殖民主义政 策和行动，有必要重提《帝国主义论》 。当今世界在原则上早已不承认殖民地 统治，因此现在已经超越了以重新分配殖民地为目的的“帝国主义时代” 。然 而，垄断资本主义的侵略本性仍在继续，以美国为首的个别国家出现了向帝国 主义政策倒退的倾向，因此需要加强舆论宣传抵抗这种倾向。日本共产党呼吁 要敢于面对美国的暴行，并提倡把政策上和行动上都暴露出侵略性的国家定性 为帝国主义国家，批判美国的侵略政策，这是非常正确的。也就是说，只有每 个国家调整政治的上层建筑层面，在行动和态度上保持一致，才有力量抗衡垄 断资本主义的侵略本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西广 A 则进一步指出，抵抗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 A 大西
： 「 『帝国主義論』と米中覇権交代」 、http://conf.jspe.gr.jp/65/download/359/。大 西广作为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还担任中日友好经济恳谈会顾问以及日本的现代中 国协会的理事。多年来对“中国道路”保持着浓厚兴趣。 240 性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其中尤其需要中国力量与之相抗衡。在他看来，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几乎同一时期，中国正式接任金砖国家主席国，两件事 的同时发生颇具意味，它标志着以中美为首的新兴国家与老牌发达国家之间的 对峙由暗暗较劲走向明处。大西广提出，并不是特朗普的上台将改变世界，而 是世界格局已然发生了变化，所以美国需要特朗普的上台。 多年来，美国一直依靠占优势地位的军事和金融手段压制新兴国家的挑 战，也就是说，或者对其他国家采取军事攻击，或者强行在全球范围内以“国 际协调”为借口达到保卫美元、巩固金融霸权的目的。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 的日本和德国都曾被迫降低利率，使国内资金大量流向美国。在大西广看来， 美国的做法反而会加速美国长久的衰落。因为制造业和农业是金融业和商业的 基础，而维护金融霸权的高利率政策必会造成美国制造业的疲软。正是由于全 球化和自由贸易主义对美国老牌制造业起到了破坏作用，铁锈地带 A 的美国人 才会选择呼吁贸易保护主义的特朗普。制造业一旦遭到破坏，金融霸权（军事 霸权）则难以持久。所以特朗普“回归制造业”是历史的必然。 在过去，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还未成熟，美国尚可在金融业与制造业方 面都占据优势地位；然而现在，美国为了保护衰落的制造业只能实行贸易保护 政策，而中国则成为守护全球自由贸易的代表国家。中国的 GDP 总量在 2010 年和日本持平，2017 年则达到日本的 3 倍，预计很快就会赶上美国；中国按购 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 在 2014 年已经超过美国。大西广认识到，尽管安倍政府 长期以来采取远中亲美的外交姿态，但是以贸易立国的日本在自由贸易问题上 绝对不会反对中国；能够引领世界的国家只能是经济强国，美国已经丧失了这 个条件，而中国则具备了引领的资格。 大西广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引领的世界将会好于（better）美国控制的 世界。原因在于，中国从不像美国那样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爆炸和暗杀活动，也 不曾放任以色列对中东国家施加的苦难，中国的做法是推动各国的基础设施建 设，并致力于通过大型国际会议解决争端。就对日本的态度而言，中国不像美 国那样在冲绳杀虐日本人，中国所主导的 PCEP 也不曾像 TPP 那样破坏日本 的农业，总之，中国将会带来比当下更好的国际秩序，中国代替美国是历史的 A “铁锈地带”喻指美国东北、中西和五大湖地区的传统工业州，代表美国制造业的心 脏地带。 241 进步，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作为见证这场“更好”的历史性转变的其他国家和 民众，大西广给出的建议是，要强化“中国取代美国”的意识并推动这种转 变，不仅要从正面角度进行支持，也要通过建议、批评的方式应援国际新秩序 的建立。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日本一桥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 242 越 南 潘金娥 周增亮 1911 年开始，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前往欧洲、美洲和非洲，为越南寻找 救国之路，最终把马克思主义带回越南，从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越南的创 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在越南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寻找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阶段；二是革新前按苏 联模式建设传统社会主义阶段；三是自 1986 年至今的革新与融入阶段。 A 进 入 21 世纪，越南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与各 种错误思潮做斗争，并积极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创新成果等，对马克 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初步形成了本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 果。越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来源于越南社会主义实践同时又反作用于 越南社会主义实践，对越南革新取得的成就发挥重要指导作用。然而，当前越 南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力量较为薄弱，理论创新成果不足，社会主义也面临不 少问题和挑战。 A 潘金娥等：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国际经济与启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120 页。 243 一、越南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回顾 （一）越南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相关机构和刊物 越南马克思主义研究相关机构包括三类：党校系统、科研系统和理论宣传 系统。此外，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则是党的理论研究的智囊机构，常设有秘 书处。 党校系统主要是指越共中央党校，即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以及中央党 校管辖的新闻宣传大学。1945 年越南独立后，越共中央成立了以胡志明名字 命名的“阮爱国中央党校” ，为越南党政干部培训马克思主义理论。直到 20 世 纪 80 年代之前，越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翻译和介绍为主，为此在越 共中央党校下设立了翻译、介绍和编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专门机构， 即“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研究院” 。在确立胡志明思想后，该院改名为“马克思 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研究院” 。近十多年来，基于译介经典作家著作的工作 已经完成，越共中央党校将相关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若干研究院所。其中， 胡志明与党的领袖研究院的主要职能包括：研究胡志明思想及其身世，越南将 之命名为“胡志明学” ；研究越共其他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为党的干部和各高校 政治课教员讲授胡志明思想，指导胡志明思想课程的教学等。政治经济学研究 所、哲学研究所、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分别把研究和传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其主要职能。目前，越共中央党 校（即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除了河内的总部外，还在中部、南部和北部地区 设有三个区域的分支机构，主要职能是培训当地的党政干部，并以短期培训班 为主。 越南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管辖的越南新闻宣传大学（Truong Dai Hoc Thong tin va Tuyen Truyen）是一个有别于中国党校和传媒大学建制的机构。其 职能包括政治思想理论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即：培训党政干部、培养思想政治 教育和媒体宣传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研究马克思主义，总结越南的 革新成果和思想动态等。该校主办的《政治理论》 （月刊）是越共中央机关刊 物之外最为重要的理论刊物。相比于其他高校，该校规模比较大，在校师生近 4 万人，且设有三个分支机构，除了在河内的中央党校内设有的总部外，还在 越南中部和南部设有分校区，行政关系隶属于越共中央党校，但相对独立。 244 科研系统主要包括几所机构。一是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原名为越南社 会科学人文中心、越南社会科学院） ，下设哲学研究所。该研究所设有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室，但目前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研人员多数已经退休， 年轻人很少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所的《哲学杂志》 （月刊）也是与马克思 主义理论相关的刊物。二是在越南军队和公安系统的科研机构和高校中，也有 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人。他们经常在越南《人民军队报》或党刊发 表研究成果，对西方和平演变、各种错误思潮等进行批判，在越南思想理论界 具有一定的地位。 理论宣传刊物系统主要包括：越共中央机关刊物为《共产主义》 （半月刊） 杂志和《越南共产主义电子报》 （即其官方网站） 《人民报》 ， （包括其网站）等。 其中， 《共产主义》杂志地位最高，刊登的是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主要学 者的重要理论文章。 《人民军队报》及其网站也是重要理论宣传阵地。 除了上面几类主要机构外，越南高校一般不设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和 科研机构，但开设越南共产党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教学 内容，包括越南国家大学等个别高校从事思想理论教育的教员参与了相关理论 研究工作，有少量作品发表。作为越共中央最高理论智囊机构，越共中央理论 委员会成立于 1992 年。越共中央理论理论委员会主席为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其他 20 多名成员分别来自党校、社科院、党刊、军队和高校系统的理论家。 现任主席为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阮春胜（2018 年 3 月当选） ，越共中央总书记 阮富仲、前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常务书记苏辉若、丁世兄、阮德平等曾担任该 机构主席。其运作方式为：在越共中央办公楼设秘书处负责日常事务处理（现 任秘书长阮曰通） ，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围绕党的重大理论决策工作进行讨论， 并承担党的代表大会的文件的起草和组织工作。 （二）越南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起步与发展 实际上，尽管越南领导人很早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逐渐开始传播 并用来指导越南的独立和统一，但范围仅限于党政高级干部的学习和教育。越 南理论界的研究工作直到革新后才逐渐开始。在 1986 年召开的越共六大上， 越南共产党提出“革新首先是思维的革新”的观点，由此启动了越南对马克思 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关理论重新认识和研究的新阶段，并经过不断发展，逐渐形 成具有本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观点。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随着苏东剧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世 245 界社会主义陷入严重的危机。在越南国内，不少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对 越南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越南的社会主义道路经受了 巨大考验。在 1991 年召开的越共七大上，越南坚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 通过了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 ，并首次正式提出了“胡志明 思想” 。为了统一国内各界的思想认识，1992 年 5 月，越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指 示，同时部长会议主席签署决定，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志明思想学科全 国通用教材中央指导编撰委员会，设立了“KX–10 号计划”研究项目，组织 全国范围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工作者和教员参与该项研究和调查工作。越共 中央指导委员会经过筛选，决定选取“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 、 “马克思 的剩余价值学说” 、 “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说” 、 “关于当今时代的一 些问题”这四个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对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进行 了分析和批判。1996 年， 《关于当代马列主义的若干问题》公开发行。 A 该成 果是越南编撰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志明思想学科全国通用教材的最基本指导方 针。该书阐述了越南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并且结合时代特点 和越南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越南处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观点。可以说， 该书是革新以来越南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奠基性成果，它标志着越南马克思 主义本土化研究和探索的开端。 进入 21 世纪，越共九大（2001 年）前后，越南相关部门就设立了多个国 家级课题，对越南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全面总结，为十大报告做准备。其中，由 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德平教授主编的国家级 1 号课题： 《关于社会主义 与越南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汇集了国内主要理论科研单位，包括越南社会 科学院、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越南国家政治学院、政治军事学院、政府部门 的高级政策咨询机构的主要学者，同时还有一些高级政府官员也参与了研究。 研究成果于 2003 年 6 月由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出版 B 。该著作反映了越共理论 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对越南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总 结，提出了对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建议。该书指出了现阶段越南走向社会 主义道路六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反映了越南共产党在越共十大前对“什么是越 南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越南社会主义”两个重大理论问题作出的解答， A ［越］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志明思想学科全国通用教材中央指导编撰委员会： 《关于当 代马列主义的若干问题》 ，赵玉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年版。 B ［越］阮德平： 《关于社会主义和越南的社会主义道路》 ，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 2003 年版。 246 也是越南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越南的实际，并通过总结实践而得到的符 合越南特点的理论成果。 2006 年越共十大召开前后，越南理论界对 20 年来的革新理论与实践进行 总结，以此为据提出越南未来的发展规划和方向。代表性著作有：越共政治局 委员、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苏辉若等主编的《1986—2005 年党的理论思 维革新过程回顾》A 。该书分别由越南国内研究政治、经济、文化、党建、外交 和军队建设等各方面的顶级专家撰写了相关内容，对越南 20 年来理论与实践 的革新成果进行了高度总结和概括。越共十一大前，越共中央采取同样的方 式，由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组织国内主要的理论家对过去五年和革新 25 年的 成果进行总结，为十一大报告的起草做准备。相关理论成果有越共中央理论委 《属 员会主编的 《当前形势下面临的理论与实践问题》B ，阮唯贵、阮必远主编的 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了人民的越南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论与实践》C ，范文 德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D 等。与十大前不同的是，十一大前越 南理论研究成果越来越多，成果内容开始更多地关注越南政治系统的革新，旨 在为越南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理论依据。 越共十一大（2011 年）前，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国家级课题， 准备研究形成越南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课题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越 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苏辉若主持。该研究成果建议把越南关于马克思主义和 社会主义的认识系列观点命名为“胡志明时代的发展主说” 。然而，由于理论 界对此名称的意见分歧较大，未能作为正式提法加以运用和推广。 2016 年 1 月，越共十二大召开。与此前几次党代会相似，越共中央提前 3 年就成立了文件起草小组，并安排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设立多个课题组，对 越南革新 30 年实践进行总结，为最终起草十二大政治报告提供依据。因此， 2015—2016 年，越南出版和刊发了多个相关成果。其中，主要代表作品有： （1）现任越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常务书记、原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丁世兄 A ［越］苏辉若等主编： 《1986—2005 年党的理论思维革新过程回顾》 （上、下册） ，越 南政治理论出版社 2005 年版。 B 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编： 《当前形势下面临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越南国家政治出 版社 2011 年版。 C ［越］阮唯贵、阮必远主编： 《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了人民的越南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理论与实践》 ，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 2008 年版。 D ［越］范文德等主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 ，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247 等主编、由越南主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撰写的《越南革新和发展 30 年》A ，对 越南革新 30 年来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全面评价了革新的国内外背景对党 的革新路线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分析了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工业化、 现代化、文化发展和人文建设、社会管理和发展、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对外路 线和政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革新的过程和发 展，并对未来五年到十年影响越南革新的要素以及越南发展的目标、观点、策 略等作出预测。 （2）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编的《批判各种错误观点，保卫越 南共产党的路线、纲领的思想根基》 。本书搜集了 24 篇文章，以充分有力的资 料和论据，从各个角度有力地批驳了歪曲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 想、歪曲越南共产党的纲领和路线的各种错误观点。 越南真理国家政治出版社（曾用名：真理出版社、国家政治出版社）2017 年出版了《共产主义》杂志副总编范必胜、编委阮灵啸合著的《当前越南跨越 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过渡》一书，明确了当前越南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向社 会主义过渡道路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中的这一核心问题。该书分五章，共 408 页，通过概括越南和世界上一些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 和实践，明确了一些新概念、新范畴，指出越南等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先决条件是要继承现代资本主义成就和发挥越南共产党的领 导作用。该研究成果的目的是为越共和国家制定过渡时期国家发展主张和政策 提供理论依据。 二、21 世纪越南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主要路径 从越南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在 21 世纪前的主要传播方式是 翻译介绍和宣介马克思主义，并由越共中央作为主要机构来组织全国科研人员 进行研究和发布成果，以统一全国的思想理论，并指导越南革新按社会主义方 向发展。 进入 21 世纪以来，越南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和创新主要通过以下四个路 径进行。 A ［越］丁世兄等主编： 《越南革新和发展 30 年》 ，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 2015 年版。 248 （一）通过对本国革新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不断深化和丰富对社会 主义的认识 从越共九大开始，越南通过科技部设立了多个国家级课题，发动全国理 论工作者对越南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全面总结，为撰写下一届党的代表大会的政 治报告做准备。其中，由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德平主持的国家级 1 号课 题《关于社会主义与越南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完成的专著，全面总结了越南 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以及越南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历程，并就越南社会 主义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提出了建议和主张 A 。实际上，这本书 的观点代表了越南共产党在越共十大前对“什么是越南的社会主义”和“怎样 建设越南的社会主义”两个问题的解答，是越南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越 南的实践，并通过总结实践而得到的符合越南特点的理论成果。 2006 年越共十大召开前，越共政治局委员、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苏 辉若主持了国家级项目，对 1986 年以来越南革新 20 年的历程进行回顾，旨 在为越共十大报告提供实践经验的总结。课题结项后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为 《1986—2005 年党的理论思维革新过程回顾》 （上、下册） B 。该书集中反映了 越南理论界对革新 20 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党建、外交和军队建设等方 面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2011 年越共十一大召开，此前从 2008 年初开始，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受 命召集全国理论研究力量，设立多项研究课题，让学者和各级干部对越南经济 社会的实践和理论进行总结，形成各个领域和地方的分报告后提交越共中央理 论委员会进行总结。之后由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提交一份总报告给越共中央 政治局和十一大文件起草小组，作为大会的政治报告和各项方针路线制定的 依据。 2016 年，越共十二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沿革了此前的做法。报告起草 小组对越南社会主义革新 30 年和过去五年以来的实践分别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提出了越南革新的五点经验，并对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越南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等理论做出新的阐释。越共十二大报告还重新归纳了越南社会主义 的特征、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越南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越南文化、 A ［越］阮德平： 《关于社会主义和越南的社会主义道路》 ，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 2003 年版。 B ［越］苏辉若等主编： 《1986—2005 年党的理论思维革新过程回顾》 （上、下册） ，越 南政治理论出版社 2005 年版。 249 外交、国防和安全、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提出新观点。 A （二）通过与错误思潮作斗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越南的革新始终伴随着与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而不断发展，并且往往与 中国出现的思潮密切相关。在中共十七大召开前，中国的理论界有人提出“只 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越南理论界也受到影响，再次讨论越南的“道 路选择”问题。针对此现象，原越共政治局委员、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 德平在《人民报》上发文指出： “尽管世界变了，但时代没有变。我们党、我 国人民和我们国家，依然坚持走时代之路——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时代就是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 ”B 阮德平的这篇文章在关键时刻为越南社 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方向定了调。越共十一大要对 1991 年通过的《社会主义过 渡时期的国家建设纲领》进行补充和修改，有人乘此机会再次攻击马克思关于 经济社会形态的理论和越南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越南理论界再次出现理论交 锋。越共中央党内阮富仲、苏辉若和阮德平等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顶住各种压力，最终继续保留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的名称， 只在其后加上了“2011 年补充和发展” 。新纲领继续强调当前越南依旧处于向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形势依然复杂。然而，值得注意的 是，十一大报告在表示越南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时，对坚持“经济体制以公有 制为主体”的意见分歧很大，最终采取大会表决的方式，结果因 65％的人反 对而未将这点写进报告。不过，也有不少人对“采取投票方式对理论观点进行 表决”的做法表示异议。 C 2016 年越共十二大召开前，越南理论界作理论准备的过程中，在越南思 想界再次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要求越南重新选择道路，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再适 合越南等论调再次响起。为此，越共中央机关杂志、军队杂志等刊登了多篇越 共中央理论家批驳错误和反动观点的文章。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副主席黎有义 在《要分辨敌对观点和那些与党的观点和路线不同的意见》一文中指出，与各 种错误和敌对观点作斗争是当前我党思想理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目的是要 A 参见潘金娥： 《从越共十二大看越南革新的走向》 ，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 年第 1 期。 B ［越］阮德平： 《继续坚定、创造性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谷源洋、潘金娥译： 《政治学 研究》2007 年第 4 期。 C 潘金娥： 《越南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路径与成果》 ，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 年第 5 期。 250 挫败敌对势力的阴谋和“和平演变”以及党内的“自我转化” ，巩固党内思想 的统一和社会的共识 A 。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副主席武文贤撰文《错误和敌对 观点的各种形态》 ，指出当前敌对势力攻击越南思想领域的途径有：攻击党的 思想基础，即攻击马列主义，说什么“马列主义是外来的，不适用于越南”； 否定胡志明思想，说什么“胡志明引进马列主义导致越南阶级斗争，造成兄弟 间互相残杀”；妄言胡志明是民族主义者， “是胡志明错误地把马列主义引进到 越南来” 。攻击党的路线，提出“越南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 会主义是错误的” ，主张在越南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学 习瑞典、芬兰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主张改良主义和和平过渡。否定工人阶级 的历史使命观点，认为工人阶级是那些没有学问的人，因此工人阶级的领导者 只会宣扬暴力和专制，没有能力领导当代科技发展的新社会。否定社会主义的 目标、理想、道路，抹黑社会主义，认为越南社会主义正彷徨在十字路口，迟 早要走向资本主义。否定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抹黑党的领导，以人权为借 口破坏国家安定团结等 B 。越共《共产主义》杂志在 2013 年底刊登了该社总编 辑武文福的文章，驳斥了“马列主义外来且来源于西方所以不再适合越南”的 错误观点。武文福指出，我们有充分的依据肯定：第一，马列学说具有强大的 生命力且拥有时代价值，因为这是科学和革命的学说。马列主义与胡志明思 想，已真正成为越南共产党领导越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保卫祖国的思想理论 基础和革命行动指南。第二，马列主义是科学而正确的学说，但也是特定历史 环境和时代条件的产物，所以不能针对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所有问题作出充 分、具体、细致的解答。因此，应将马列主义视为随着人类的知识、科学和实 践发展进程不断需要补充和发展的开放性学说。在运用这一学说的基本原理 时，务必基于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越南革命 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正是基于越南党和人民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同时 也为马列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C 。 A ［越］黎有义： 《要分辨敌对观点和那些与党的观点和路线不同的意见》 ， 《全民国防》 杂志，2013 年 12 月 13 日。 B ［ 越 ］ 武 文 贤： 《各种错误和敌对观点》 ， 越 南 信 息 网，2013 年 12 月 13 日。 http://www.vietnamplus.vn/nhan-dien-dau-tranh-voi-cac-loai-quan-diem-sai-trai-thudich/23492 ④ vnp。 C ［越］武文福： 《马列主义是否“外来且来源于西方的所以不再符合越南”?》 ， 《共产 主义》杂志 2014 年 1 月（第 855 期） 。 251 （三）通过国际交流和比较研究，借鉴他国经验以构建本国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 2000 年，中越两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分别在北京和河内举行了关于两 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研讨会，对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中越两国都派出政治局委员发表主旨报告，并且邀请了两国理论界的知名专 家参会，参会论文汇编成文集《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A 。从 2003 年开始， 中越两党每年轮流举行两党高层理论研讨会，分别就两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增 长模式、执政党建设、群众路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问题进行交流，截至 2015 年共举行了 11 届研讨会。越南非常重视中越研讨会的理论成果，每次 都把参会论文翻译出来刊登在杂志和网络上，并且把这种交流模式扩大到其他 国家，目前已经与古巴、老挝等国建立了类似的理论研讨机制。此外，理论界 还通过多种渠道与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就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进行 ，受到了 交流，例如中越两国社会科学院 2009 年创办“中越马克思主义论坛” 越南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该论坛从 2013 年起发展成为涵盖了中国、越南、 老挝、古巴和朝鲜等国学者参与的“社会主义国际论坛” ，每年轮流在相关国 家召开。这些交流，为越南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 启示。 （四）召开纪念国际共运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理论研讨会，深化和更 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 越共中央和下属的主要理论研究机构在本国和国际共运的重要时点，都 要举行相关理论研讨会，促进理论研究工作不断跟上时代步伐。例如，在胡志 明诞辰（1890 年）100 周年、 《共 110 周年和 120 周年，越南共产党建党 80 周年， 产党宣言》发表 160 周年和 170 周年等重大事件纪念时间，都举行大型国际研 讨会，邀请国内外学者对相关人物和理论进行探讨。 2017 年是十月革命爆发 100 周年，越南举行了多场纪念活动。2017 年 8 月 17 日，越共中央党校举办了“纪念俄国十月革命 100 周年与一个世纪的现 实社会主义：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中国、俄罗斯、 老挝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前来出席。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带 队参加了该研讨会并做了发言。2017 年 10 月 26 日，越共中央宣教部、中央 A 李慎明主编：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252 理论委员会、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和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在河内举办“俄国十 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成为现实 100 周年——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国家级学术研 讨会。2017 年 10 月 18 日，越南《共产杂志》 、 《人民军队报》和新闻宣传学 院举办“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和时代意义”研讨会。与会领导、专家、学者达 成共识：俄国十月革命是具有历史和国际意义的重大事件，革命的成果是各国 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从十月革命、从社会主义阵营建设事业、从苏东剧变以 及从当今社会主义改革、革新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和总结规律，都对科学社会主 义、各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发展道路十分有益，并将继续创造性地运用到各 国的现实环境中去。 越共中央 11 月 5 日在首都河内举行十月革命 100 周年纪念大会，越南党、 政现任和前任领导人以及曾经在苏联或俄罗斯留学和工作的越南人代表大约 “纪 3500 人参加。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说： 念俄国十月革命，让我们更清楚认识到这场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巨大价值和贡 献，更深刻认识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崩溃所带来血的教训，更坚定走党、胡 志明主席和越南人民选择的面向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革新道路。 ” 阮富仲说，在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越 南共产党正坚定、坚持稳步推进越南全面革新事业。三十多年来，越南取得 了巨大成就。这是在坚持、创新运用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基础上进行有原 则、活跃的革新过程所取得的结果，同时也是每个越南人深刻认识伟大的十 月革命对越南乃至世界革命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及现实价值的基础。此外，越 南国家主席陈大光撰写了纪念文章并发表在《共产主义》杂志上，强调十月 革命的时代意义和宝贵经验是具有持久价值的无价之宝，继续为越南革命和 人类进步注入活力。“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十月革命依然是社会主义力量的 象征。 ”A 2018 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和越共中央宣教部、 越南社科院等机构将于 5 月上旬举行主题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遗产与时代意 义”的国际研讨会，同时举行中、越、老社会主义国家联合主办的“第六届社 会主义国际论坛” ，将邀请 100 多名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前来交流和探讨， A 新华社北京 2018 年 11 月 8 日，记者马桂花、乐艳娜： 《越南、古巴纪念十月革命 ，http://news.163.com/17/1108/11/D2NE5EAC00018AOQ.html。 100 周年》 253 预计越共中央书记处领导将出席并发表讲话。 在纪念十月革命 100 周年和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背景下，越南学者发 表了多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表现在几 个方面：一是深入认识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学说。越南国防部社会人文军事 科学研究院阮德胜大校在《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科学性和革命性》A 中指出，1960 年 11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 81 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认为，自 俄国十月革命起，世界进入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该观点体 现了对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继承和创造性运用，是全部社会历史观念 中具有深刻科学性和革命性的学说，是科学分析社会发展运用过程的方法论 依据。二是深入认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越南革新的指导意义。越共中央理 论委员会委员、马列经典研究院原院长陈阮宣在《列宁新经济政策及其时代 意义》B 中指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重要理论遗产之一是 1921 年起 草的新经济政策。该政策在当前越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仍有巨大的时代意 义。革新 30 年来，越共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发展多 成分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根据自身具体条件积极主动融 入国际，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重要成就，越南在国际上的地位 日益提高。三是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理论来分析越南 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哲学研究院黎氏清霞在《马克思 关于经济与政治间关系的观点》和《解决好当前越南国家与市场间的关系》 两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对当前越南革新如何解决“政治革新与经 济革新不同步” C 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国家和市场之间始终存在辩证 关系。尽管依然存在市场多或少一点、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多一点或少一点 的争论，但国内外学者都已经认识到调节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 A ［越］阮德胜： 《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科学性和革命性》 ，载越南《共产主义》 杂志，2017 年。http://www.tapchicongsan.org.vn/Home/Nghiencuu-Traodoi/2017/46640/ Tinh-khoa-hoc-va-cach-mang-trong-hoc-thuyet-cua-C-Mac.aspx。 B ［越］陈阮宣： 《列宁新经济政策及其时代意义》 ，载越南《共产主义》杂志，2017 年。 http://www.tapchicongsan.org.vn/Home/Nghiencuu-Traodoi/2017/44521/Chinh-sach-Kinhte-moi-cua-VI-Lenin-va-y-nghia-thoi.aspx。 C ［越］黎氏清霞： 《马克思关于经济与政治间关系的观点》 ，载越南《共产主义》杂志， 2017 年。http://www.tapchicongsan.org.vn/Home/Nghiencuu-Traodoi/2017/45651/Quandiem-cua-C-Mac-ve-moi-quan-he-giua-kinh-te.aspx。 254 家对市场经济管理职能不可或缺，与此同时，发展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的 客观必然。 A 三、新世纪以来越南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理论成果 越南共产党在革新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更新了对社会主义和越南的社会主 义的发展阶段和特征的认识，并逐渐形成了关于建设越南经济、政治、文化、 外交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一系列观点。其中，有些理论相对成熟，但大多数依 然存在争议。 （一）继续充实和发展胡志明思想的内涵 在 1991 年召开的越共七大上，越南首次正式提出了 “胡志明思想” 。此后， 越南开始对胡志明思想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挖掘和充实。越共九大和十一大 对胡志明思想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充实。越南理论家双成认为： “胡志明思想是 一个宏大的体系，覆盖诸多领域，涉及众多学科。对它有多种分类方法，按照 从党的二大至今的传统分类法，可以把胡志明思想分为：胡志明思想、胡志明 道德、胡志明方法和胡志明风格。其中，胡志明思想包括涵盖胡志明的人文思 ”B 基于这样的观点，越南 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和文化思想等。 学者从政治、党建、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和军事等各个领域挖掘胡志明的论 点，并结合历史背景和实践加以论述和发展，从而逐渐发展成为胡志明在各 个领域的思想理论。双成认为： “胡志明思想、胡志明道德、胡志明方法和胡 志明风格构成了胡志明思想体系，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互为辩证关系。 ”据 越共理论家杨富协认为，胡志明曾经说过：孔子提倡修身，耶稣天主教提倡人 道、马克思的辩证哲学思想以及孙中山的民生思想，这些思想都有“爱民”的 成分，胡志明曾自称是这些人的学生。他认为，通过“爱民”这条线把几种思 想流派汇集在一起，从而建立“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为了人民”的越南社 会主义。据此，有人提出：胡志明思想应包含了以上各种思想成分，与此同时 A ［越］黎氏清霞在《解决好当前越南国家与市场间的关系》 ，载越南《共产主义》杂 志，2017 年。http://www.tapchicongsan.org.vn/Home/Nghiencuu-Traodoi/2017/45935/ Giai-quyet-moi-quan-he-giua-nha-nuoc-va-thi-truong-o.aspx。 B ［越］双成： 《胡志明思想的概念和体系》 ，越南《共产主义》杂志 1993 年第 1 期，转 引自谭志词译文， 《东南亚纵横》1995 年第 2 期。 255 也有部分人对此持反对意见，批评这是一种“汇集理论” 。 A 越共《共产主义》 杂志主编、越南理论家左玉晋认为： “胡志明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为一个社会 主义者，正是因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感悟，把握了时代的精神和发展趋 势，坚定地把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目标相结合。可以明确的是，胡志明思想 不仅仅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解决越南革命任务，而且还进一步 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能够解决国家在新的历史时代条件下在实践中出现 的新问题，是我们党和我们民族的无比宝贵的重大思想和理论成果。 ”B 越南共产党认为，胡志明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并不局限于马克思列 宁主义。越共十一大上通过的《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 （2011 年增补）指出， “胡志明思想是关于越南革命的基本问题的全面而深刻的系统 观点，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我国的具体条件的结果，它继 承和发展了我国民族的优良传统价值，吸收了人类文明的精华；它是我们党和 我国人民无比巨大而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照亮我国人民争取革命事业胜利的 道路。 ”越共十二大报告并未对胡志明思想进行论述，但强调越南共产党长期 把学习和践行“胡志明道德榜样”作为党风建设的主要内容。 目前，越南理论界继续对胡志明思想进行丰富，预计今后有可能以胡志 明思想为核心，构建一整套越南关于社会主义和越南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 体系。 （二）阐发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理论 越南共产党认为，当前时代依然是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从资本主 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越南共产党根据越南的情况和当今时代的特点，发 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尤其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 把当前越南的发展阶段定位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越南理论家遵循马克思历史唯物观，认为马克思所述的五种社会经济形 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每个国家民族可在时代和民族的历史条件 下跳过某一种形态，越南跨越了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 A 潘金娥： 《越南共产党的政治革新》 ：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 年第 4 期。 B ［越］左玉晋： 《在越南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坚持和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 想》 。http://www.baomoi.com/Kien-dinh-va-van-dung-sang-tao-chu-nghia-Mac--Lenin-tutuong-Ho-Chi-Minh-trong-thoi-ky-qua-do-len-chu-nghia-xa-hoi-o-nuoc-ta/122/5557436. epi. 256 态。 A 越共认为，当前越南为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在 越共九大，越共把本国的发展阶段定位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过 渡时期，即跨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占统治地位的阶段，从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不经过完全的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时期，就直接向社会主义 制度跨越。 针对那些认为越南过早地进入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想，原越共中央委 员、越南社会科学院原院长阮唯贵指出：要正确地认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的 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它是指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总体上 看，经过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目前正 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而非 指每一个国家都需要经历这些发展阶段；根据社会发展动力不平衡的规律，在 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一些国家不经过某个发展阶段，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 的封建主义直接就在奴隶制度中生长，而美国不经过封建主义社会阶段，越南 则没有经历奴隶社会阶段，也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因此，必须与那些攻击列宁的学说、攻击越南走社会主义道路过早而妄图实行 资本主义的思想坚决作斗争。 B （2011 2011 年 1 月，越共十一大通过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 年增补）再次明确指出： “我国正向社会主义过渡……当前阶段的一个显著特 点就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并存，既合作又斗争，为了国 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而进行剧烈的竞争。各国人民为了和平、民族独立、民主、 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斗争，尽管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挑战，但是将有新的发展。按 照历史进化的规律，人类一定会到达社会主义。 ”C 该纲领还明确了越南社会主 义过渡时期的任务和方向，即经济上要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经济成分、 多种组织经营方式和多种分配方式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文化上要建设 先进而富有民族特色，全面发展，多样化而统一，富有人文、民主、进步精神 A ［越］武文福： 《马列主义是否“外来且来源于西方的所以不再符合越南”？ 》 ，越南 《共产主义》杂志 2014 年 1 月（第 855 期） 。 B ［越］阮唯贵： 《经济社会形态学说的永恒价值》 ，载［越］范文德等主编： 《马克思主 义哲学与时代》 ，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33—337 页。 C 越南共产党：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0—71 页。 257 的越南文化；政治上要建设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保证民主能够在各级、 各部门的现实生活中得以体现。 A 越共十二大报告继续坚持越南处于向社会主 义过渡时期的观点。然而，越共并未明确越南何时完成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也 未明确是否“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结束就意味着进入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 主义第一阶段，只提出到 21 世纪中叶把越南建成现代化方向的工业化国家。 关于越南是否还应把当前发展阶段定位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至今依然是理 论界争论的一个问题。 《共产主义》杂志副总编范必胜认为，在跨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 期，在经济上，应该发展多种经济成分，调动资金、技术、管理等一切生产潜 能，提高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政治上，应该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保持政治稳 定。其中，越南已经承认了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要发展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 经济并取得了成功，但在国家、文化、社会等其他领域仍都强调社会主义性 质，如此造成了理论与实践脱节，难以协调和落实。因此，他建议：越南在过 渡时期应集中建设四大支柱：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定向的法治 国家、社会主义定向的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定向的民主社会。 B （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越南社会主义道路的再认识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越南长期以来探讨并将继续探讨的一个重大理论 问题。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最重要、最基本的质量特征就是比资本主义具 有更高的发展阶段、具有许多优越性的品质，如，更加富裕、更加公平、人民 更加幸福。 C 越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范文德教授说：革新前，胡志明在继承马 克思观点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实质提出了一些简明的解释： “例如，社会 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社会，物质越来越丰富，精神越来越好’； ‘所有的人都吃 饱、穿暖，生活幸福、自由’； ‘所有的人都能温饱、幸福和学习进步’； ‘每一 个人、每一个民族都越来越温饱，我们的子孙越来越幸福’； ‘劳动人民摆脱了 ‘社会主义就是如何 贫穷，从而使每个人都有了工作，享有温饱和幸福生活’； A 越南共产党：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 （2011 年增补） ，越南共产党电子报， 2011 年 3 月 4 日。 B ［越］范必胜、阮灵啸： 《当前越南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过渡》 ，越南真 理国家政治出版社 2017 年版。http://www.tapchicongsan.org.vn/Home/Thong-tin-lyluan/2017/46678/Qua-do-len-Chu-nghia-xa-hoi-bo-qua-che-do-tu.aspx。 C ［越］黎友层： 《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 ，载李慎明主编：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5 页。 258 使民富、国强’ 。 ”A 从越共六大、七大、九大、十大，越南共产党对于本国的社会主义的认 识越来越贴近现实。越共十一大最终将过渡时期的越南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概 括为八点： “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 明的社会；人民当家作主；建立了以现代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生产关 系的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制；建立了浓郁民族特色的先进的文化体制；人们生活温 饱、自由、幸福，并具备了全面发展的条件；全体越南各民族平等、团结、互 相尊重、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建立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属于人民、来自人民 和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世界各国人民建立了友好与合作关系。 ”B 越共十一大报告提出了建设越南社会主义的八个基本方向和需要处理好 的八大关系。八个基本方向是：第一，大力推进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使之与 发展知识经济、保护资源和环境相结合。第二，发展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 济。第三，建设先进的、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化；提高人口的素质，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实现社会的进步和公平。第四，保证国防牢固、国家安全以及社会秩 序的安定。第五，实行独立、自主、和平、友好、合作和发展的对外路线；主 动而积极地融入国际。第六，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实行民族大团结，加强和扩 大民族统一阵线。第七，建设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和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第八，建设廉洁、坚强的党。十一大报告指出，在落实上述基本方向 的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把握和解决好八大关系。包括：革新、稳定和发展之 间的关系；经济革新和政治革新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定向之间的 关系；生产力发展与建设和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 与文化发展、实现社会进步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与保卫社会主义 祖国之间的关系；独立、自主和融入国际之间的关系；党的领导、国家管理和 人民做主之间的关系。 C 在此基础上，越共十二大补充了一对新的关系，即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D 因此，我们可以把处理好上述九大种关系则可看成 A ［越］范文德： 《越南社会主义革新的理论创新》 ，潘金娥译，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 4 期。 B 越南共产党：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 （2011 年增补） ，越南共产党电子报， 2011 年 3 月 4 日。 C 越南共产党：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第 70 页。 D 潘金娥： 《越共十二大提出革新发展“九大关系” 》 ，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 年 3 月 31 日。 259 是目前越南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越共十一大通过的纲领中概况的越南社会主义特征，删 除了 1991 年纲领中提出的“把人们从压迫、剥削和不公中解放出来，各尽所 能，按劳分配”半句话，以及“主要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表述。很明 显，修改后的纲领更加淡化了传统社会主义特征中所强调的“公有制” 、 “按劳 分配”的基本特征，去掉“压迫” 、 “剥削”和“不公”等被认为不适合越南当 前实际的表述，从而使“越南的社会主义”更加脱离传统定义。 对于上述修改，越共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和黎 有义（原越共中央党校校长、新任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副主席）等理论家就认 为，应保留“主要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基础”然而有人认为：上述改动是十一 大取得的“突破性”胜利，这一改动将保证“从今往后，将再不会发生公有化 运动，因为不仅党的纲领不允许，并且持这种观念的人会越来越多” 。 A 十一 大报告和纲领编撰小组常务组长、原越共中央经济委员会常务副部长阮文邓在 谈到十一大的创新点和重要内容时，也指出： “十一大关于建设和完善生产关 系的重要主张和政策强调，在各种混合所有制形式中，要以股份制企业为主并 鼓励它们发展，目的是使这种经营组织形式在国民经济中得到推广，进而推动 生产经营和所有制的社会化。 ”B 由此可见，越共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观点， 已经从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主体”转变为“社会所有制” ，并逐渐提升 了私人经济的地位，越共十大提出“私人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越共十二 届五中全会决议，提出了要把私人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中的 重要动力的目标，要促进私人经济快速、持续增长。关于国有经济的主导作 用，越南不少理论家认为该废除这一点，或者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共产 主义》杂志副总编贰黎认为，主导作用应该被理解为对市场的引领作用和克服 市场的固有缺陷。如果说强调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就是维持国有经济的垄断地 位，那么这就在无形中背离了市场的本质，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C A 参见潘金娥： 《当前越南共产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 年 第 6 期。 B 参见越共电子报访谈记录： “十一大文件中的重要内容和创新”的在线访谈。http:// www.dangcongsan.vn/cpv/Modules/News/NewsDetail.aspx?co_id=30110&cn_id=453758。 C ［越］贰黎： 《当今越南大力发展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 《共产主义》 杂志，2017 年，http://www.tapchicongsan.org.vn/Home/Nghiencuu-Traodoi/2017/44490/ Phat-trien-manh-me-va-khong-ngung-hoan-thien-nen-kinh-te.aspx。 260 （四）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理论认识 越南经济体制革新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所谓社 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越南共产党领导下的按照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的市场经济体制。 在 2001 年召开的越共九大上，越共明确提出了“越南跨越资本主义制度， 但可以接受和继承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类文明成果，包括一定程度上的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不让其占有统治地位”的观点，并正式提出了“社 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概念，即“社会主义定向的、由国家管理的、按市 场机制运行的商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 。越共十大上把建立社 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本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继 2008 年 3 月，越共十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决议： 续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决议》 。决议提出： “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的 成果，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高度发展，但是它本身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要 把市场经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现代市场经济是建设社会职能的手段， 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标的手段。 A 至此，越南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和市场 经济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充分肯定了市场经济的地位和 作用。 越共十一大报告继续强调：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推动 经济结构重组、改变增长方式、稳定宏观经济的重要前提，是未来十年的“三 个战略突破”之一。至越共十一大，越南对本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体制 的理论认识更加丰富。在此基础上，越共十二大对越南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 经济给出了明确的定性。越共十二大政治报告提出： “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 场经济是完全和同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经济体制，同时保证社会主义的 方向与国家的每个发展阶段相符合。它是现代且融入国际的市场经济体制，在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管理下、由越南共产党领导，旨在实现‘民富、国强、民 主、公平、文明’的目标；具有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符的进步的生产关系；它 有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经济成分，其中国家经济占主导地位，私人经济是经 济的重要动力；各种经济成分的主体是平等的，按照法律进行合作和竞争；市 A 越共中央宣教部： 《十届六中全会决议研究资料》 ，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68—69 页。 261 场在有效调配资源方面发挥主要作用，是解放生产力的主要动力；国家的资源 要根据战略、规划和计划并按照市场机制进行分配。国家发挥定向、建设和完 善经济体制的作用，创造平等、透明和良好的竞争环境；通过使用国家资源、 各种工具和政策来定向调节经济，推动生产经营和环境保护；在发展的每一个 过程和每一项政策中，都要落实社会进步和公平。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 人民的当家作主的作用。 ”A 以上表述已经明确概括了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 的相关基本问题。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的定向性，体现在五个方面：有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的管理、由越南共产党领导、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人民当家 作主的作用、确定了适当的生产关系以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在发展的每一 个过程和每一项政策中都要落实社会进步和公平等。 B （五）越南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观点 越南的政治革新与经济革新同时启动于越共六大。1994 年越共中央七届 中期会议上，会议文件第一次正式使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概念，提 出： “继续建设并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即属于人民、来自人民、为了 人民，用法律来管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国家。 ”C 经过 20 年的摸索，在 2006 年召开的越共十大上，越南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越南政治 系统革新的目标和方向，表明越南致力于探索出本国政治革新的独特思路。在 2011 年新通过的过渡时期纲领的增补中，对越南国家的性质和内涵再做明确 表述： “我们国家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了人民的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国家所有权力属于人民，其基础是在越南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 级、农民阶级联盟和知识分子队伍。国家权力是统一的，国家在行使立法、行 法和司法权时，有分工、配合和监督。国家颁布法律，并通过法律来组织和管 理社会，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D 2016 年 1 月召开的十二大报告中援引越 南 2013 年新版宪法表述： “越南社会主义国家是属于人民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报告强调，继续建设和完善在党的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 A 越南共产党： 《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02—105 页。 B 潘金娥： 《越共十二大提出革新发展“九大关系” 》 ，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 年 3 月 31 日。 C ［越］冯友富、阮文邓、阮曰通主编： 《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的术语解 读》 ，国家政治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28 页。 D 越南共产党：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 （2011 年增补） 。 262 治国家是政治系统革新的重心。 A 所谓“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简单地说就是“法律至上的社会主义国家” ， 旨在通过建立一整套完备的法律制度，把越南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纳入 法律框架内，实际做到“党通过宪法和法律来领导国家和社会” 。越南理论家 冯友富、阮文邓、阮曰通在他们主编的越共十二大文件术语解读一书中指出：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种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是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联盟的基础上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而建立起来的属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 国家。在越南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每个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越南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逐渐形成过程中，具有以下特征：国家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了人 民；国家的所有的权力属于人民，其基础是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的 联盟；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承认法律的至高无上地位，法律支配国家和社会，国 家不能在法律之上或者法律之外颁布法律；国家的权力是统一的，国家在行使 立法、行法和司法权时，有分工、配合和监督；越南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工 人阶级的本质，同时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民族性；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经济基 础是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政治基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基础 是民族大团结，并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保证彻底的 社会主义民主，而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具有决定意义。国会是人民 最高的代表机构、是国家权力的最高代表机构，决定国家重大事项，并且是最 高的监督机构，尤其是对国家资源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政府执行对国家的 各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安全和外交等任务进行统一管理。司法 机关的中心是法院系统，要按照‘独立地进行审判、会审、判决，并且只遵循 于法律’的原则活动；人民法院集体判决并且按多数来决定；当事人和被告的 权利得到保障。 ”B 越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范文德认为，法治国家要被视为一个 政治系统的环境和组织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要包括一个民主社会的要求、原 则和组织运行方法等的体系。 C A 越南共产党： 《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75 页。 B ［越］冯友富、阮文邓、阮曰通主编： 《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的术语解 读》 ，国家政治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29—231 页。 C ［越］范文德著，潘金娥、周增亮编译： 《革新 30 年来越南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权国 家的认识》 ， 《党政研究》2018 年第 1 期。 263 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越南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越南共产 党在“民主”与“集中”之间找到的一个新的契合点。建立越南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主要内容就是把越南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权力用法律框架来加以 约束，从而实现“法治”而非“人治” 。目前，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 还不完善，尤其是如何处理党的领导和国家的管理方面，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 中都还存在问题，越南学界至今也还在争论中。 A 除了上述几方面的理论观点外，越南共产党还提出“建设富有浓郁越南 民族特色的文化” 、 “建设团结共识的社会”等观点，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方面 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如“防止党员干部的自我演变和自我转化”等。 从总体上看，越南理论研究较为活跃，各种思潮和思想斗争经常伴随着 越共各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显得异常激烈。由于意见分歧较大，至今为止， 还未能像中国一样形成一整套关于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的思想体系。然 而，越南理论家也在不断努力。预计，今后越南将以胡志明思想为核心，加上 时代要素和越南特色，形成一套越南共产党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越南的 实践中总结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和越南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四、当前越南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越南共产党在总结成就与问题时坦言，越南的理论创新明显滞后于实践 发展的需要。越共十二大，越共中央总书记也强调加强对实践的总结和研究工 作，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提供理论指导和科学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尤其注重理 论的武装，因此，由于越南的理论未能跟上实践的发展要求，从而对越南共产 党的执政地位和今后的发展方向带来了不确定性。 越南共产党多次在党的大会上强调对理论研究和创新的不足。越共十一大指 出： “理论研究及实践总结工作未能阐明有关执政党、有关社会主义及我国走向社 会主义道路的若干问题。 ”B 而其中原因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C A 潘金娥： 《越南政治权力结构特征探析》 ：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 年第 6 期。 B 越南共产党： 《越南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72 页。 C 参见潘金娥： 《当前越南共产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 年 第 6 期。 264 （一）党员干部对越南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认识不统一 经过近 30 多年的探索，至今“什么是社会主义” 、 “社会主义和越南走向 社会主义的道路”依旧是越南需要阐述的重大理论课题。越共每次代表大会的 政治报告都对越南的社会主义的特征做出新的阐述，但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并 非越来越清晰，而是相反。越南今后是否能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是否应该 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尽管越南共产党的文件已经对这两个问题做出了 肯定的答复，但党员干部对此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笔者在越南考察过 程中发现理论界有几种倾向：不少理论家认为越南应该学习欧洲民主社会主义 发展模式，认为瑞典模式值得借鉴；而另一些人则明确表示反对，认为民主社 会主义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在越南没有前途；一些人批评越共思想保守， “害 怕方向问题甚于害怕落后”；有人则明确批评越南“选错了道路” ，认为越南不 应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而需要回过头去重新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在 2013 年越南修改宪法和越共十二大前，越南理论界再次出现了“选择道路” 问题的争论，而这些争论，往往引向否定越南现行的政治制度。 （二）对革新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认识混乱 首先，是对越南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认识还不清晰。尽管越共党的文件 中已经把建设“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了人民的越南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 定为越南政治系统改革的目标，但实际上学界内部还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 为， “法治国家”专指资本主义的国家体制，不能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有 人却认为这是一个中性词，在不同的制度下决定其具有不同性质。关于名称， 有人主张用“越南法治国家” ，也有人主张用“越南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把“属 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了人民”的定语去掉。还有人提出，越南的法治国家是 否应该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实行三权分立？等等。这些问题，目前理论界 的意见并不一致，因而对政治系统改革的认识并不清晰。对于如何处理党和政 府的关系、集中和民主的关系等，依旧在摸索。越南主张改革党的领导方式， 即强调通过党对国家和社会领导方式的改革，把越南从“人治”社会变成“法 治”国家。然而，过去几年的实践证明，党政关系出现了较为混乱的局面，出 现了越南共产党的地位、威信和掌控能力明显下降等问题。越南共产党意识到 了问题的严重性，越共十二大报告尤其强调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并从十二大以 后加强了党的领导。 其次，是对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理论认识不足，实践驾驭能力有限。 265 越共十一大把越南社会主义特征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这一重要特征 放弃，而提出“社会所有制”才是社会主义应有之义。然而，究竟怎样才能实 现“社会所有制” ？私有制是否也属于“社会所有制” ？越南的理论家却未能给 出答案。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实现路径方面，越南把推进国有经济的股份化改革 作为重要内容，然而实践表明，越南国有企业改革效果并不理想。目前越南国 有企业占比大约为 30％，且大多数亏损严重。为此，社会上对国有企业实行 私有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两届政府总理都表示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并进行 股份化改革，但困难重重。越共十二大后，新一届政府继续按照建立和完善社 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大力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 加大对国有经济的改革，提出只要能够按照市场原则经营的企业，不管是盈利 还是亏损，都要进行股份化改革，目标是国有企业的比例要下降到大约 10％ 左右。与此同时，鼓励企业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尤其是按照符合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规则导向进行改革。然而，在美国退出 TPP 的影响下，越南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也受到了影响。而 2017 年下半年以来越 共高举反腐大旗以原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丁罗升为代表的官员和大批国有企业 官员进行了惩处，国有企业的管理队伍和管理方式必将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重新 定夺，目前前景并不明确。 再次，在积极融入国际的革新路线考下如何保证越南共产党的执政安全 仍是个未有答案的重大问题。越共十大以来，越南共产党不断加深融入国际， 把注重意识形态和周边国家的外交优先方向调整为全方位、多变化的外交路 线，提出“积极主动融入国际” ，并成为本地区和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影响力 的成员。虽然从实践结果来看，越南过去十多年的外交为其获得了较大的活动 空间，推动了美越关系的提升同时与日本、印度和欧洲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不断 密切，但这种淡化意识形态的外交战略，为国外敌对势力对越南的 “和平演变” 以及原南越政权流亡西方的反共势力对越南进行渗透提供了方便。过去几年的 实践表明，越共政权的稳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对于在全面开放条件 下如何稳定领导权和执政地位，越共实际上却并不十分有把握。但越共十二大 继续坚持“全面积极融入国际”作为今后深化改革的方向。因此，权衡好国家 政权掌控的度，巧妙把握好革新融入中权力的“收”与“放” ，这将是越南共 产党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越共目前采取了把加强党员干部政治思想教育与反 对贪污腐败、防止党员干部的“自我演变”和“自我转化”作为越共十一大以 266 来党的思想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 五、21 世纪越南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前景 根据越共十二大报告制定的越南到 2030 年和 21 世纪中叶的发展方向和 目标，即越南将继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实现国家的工 业化和现代化。本文认为，到 21 世纪中叶，越南将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 指导思想，并通过总结本国的实践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阐释并经过发 展形成关于本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预计，在这样的大背景和大前提下，今 后越南马克思主义研究将呈现活跃趋势。 第一，越南共产党将会进一步加强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越共中央党校、 越南社会科学院和其他科研机构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通过设立一系列研 究课题，推动理论研究的积极性，丰富和发展越南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 究成果。 第二，积极向中国学习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从过去的经 验来看，越南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颇为赞叹。尤其是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有很 多新的创举，越共党政领导以及学者越来越关注中国，并派出代表团前来取 经。中国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在越南乃至世界各地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越南从各个途径学习和借 鉴中国的经验。例如，在 2017 年 11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 越南前夕，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公开出版了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明主编的 《居安思危——苏共亡党 20 年的思考》越文版。该书越文译者阮荣光还负责翻 译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越文版，他从中国十九大以来经常受到邀请到越共 中央党校以及各省干部培训班、越南人民军队干部培训班讲授上中国共产党治 党治国经验，并在越南国家电视台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问题。党校的干 部听了他讲的内容后，学员们反响很强烈。尽管这样，越南将会继续坚持“创 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提出本国特色的理论观点。 第三，围绕越南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领域的斗争还将继续。 过去十多年来越南推行政治和社会民主化进程以及积极融入国际的外交战略导 向，使得西方自由化思想、历史虚无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在越南 267 泛滥成灾，已经在党内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因此，预计在阮富仲作为总书记期 间，思想理论战线的斗争依然比较激烈，且有时以反腐败斗争作为表现。在 2021 年举行越共十三大之前，预计思想理论界仍有较为强烈的各种斗争。 第四，越南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社会主义道路受到中越关系、美越关系 乃至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历史经验得知，越南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个成 员，其发展道路与俄罗斯和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俄罗斯已经放弃了社会 主义道路，越南共产党的外部支撑主要来自中国。因此，中越关系尤其是中越 两党关系的好坏，对越南共产党执政安全至关重要。而美国及在美国和西方侨 居的海外南越反共势力，对越共的执政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如何处理中 越关系和美越关系，关系到越共的生死存亡。可以肯定的是，一旦越共放弃政 权，越南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将被视为异端。 从理论观点上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越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已 从强调把握好马克思主义变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运用要符合越南的实际。并在 越共十二大文件放弃了此前一直强调的“国际共产主义”而是更加着眼于本国 国家利益和现实需要。 总之，革新 30 多年来，克服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越南坚持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使越南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自越共十大以来，随着政治革新的推进和外交路线的调 整，越南革新受到各种内外要素的影响越来越大，越南共产党面临的问题和挑 战空前严峻。尽管越南继续强调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 主义道路，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是否需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等重要问 题认识比较模糊。实际上，怎样才能做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又结合本国 的特点和时代特征加以丰富和发展？这不论是对于越南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 家，都依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共同课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268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269 国外卢卡奇研究的最新进展 吴 鑫 引 言 匈牙利右翼党掌权后，开始在国内推行一系列的反欧盟、反自由主义的 政策，专制势力日益猖獗，各种反动措施开始波及学术界、文化界。2016 年 3 月，布达佩斯市议会决定移除位于 13 区圣史蒂芬公园的卢卡奇雕像（该雕 像自 1985 年由匈牙利科学院设立，以表彰卢卡奇对哲学作出的贡献） 。在此期 间，同样位于布达佩斯的卢卡奇档案馆也遭受严重破坏，先是被剥夺从匈牙利 科学院获取资金补助的权力，接着，匈牙利政府又发出威胁，声称将关闭档案 馆并将馆内所有固定资产变卖。这一决定很快遭到各方面的反对，在匈牙利国 内，部分学者成立了拯救档案馆的组织，积极奔走寻求支持；在国际上，反对 之声亦不绝于耳，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卢卡奇的弟子 István Mészáros 在 美国左翼杂志《每月评论》 （Monthly Review）发表了的呼吁信，号召学者参 与支持拯救档案馆的行动；英语世界影响最大的、独立的激进出版机构 Verso Books 也发表 Alex Doherty 教授的《历史具有侵略的惯性：拯救卢卡奇档案 馆》一文。该文指出，匈牙利右翼政府妄图改写历史的做法，是一种“文化攻 击” ，这和在匈牙利边境大量建立铁丝隔离网的举动是相呼应的，这一举动是 270 焚书和驱逐知识分子的前兆——就像卢卡奇曾遭受的驱逐一样。他认为，卢卡 奇用德文和匈牙利文写作，他的很多作品都还未翻译到英语世界，而档案馆是 仅存的了解其思想的地方，关闭档案馆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拯救档案 馆，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极其重要，对于任何尊重历史和学术自由的人来 说，同样迫在眉睫。此外，多个国际性网络（如 New Politics，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Transform Europe 等）均发起签名运动，号召学者积极支持拯救卢 卡奇档案馆。 这一事件的持续发酵，将卢卡奇再次推向历史前台。这位生于 19 世纪的 匈牙利哲学家，被称为当代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以及作 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开山鼻祖式的人物，何以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备受关 注？是盛誉未衰，还是说他的思想仍然在影响着当前的现实，以至于 21 世纪 的学者仍在不断地从卢卡奇研究中汲取宝贵资源呢？ 我们知道，很多哲学问题是无解的，每个时代的哲学家只是以自己的方 式或那个时代特有的方式去进行探索，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研究就是探索过 程本身，因而对以往哲学问题及哲学家的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了。但另外，某 一思想的影响时间，从一顿饭到一百年不等，三流思潮也许泛滥一时，却会很 快在新的日出中消融，而伟大如马克思，其思想洞见已穿透了历史，影响一百 多年后的今天。卢卡奇本人，也幸运地名列后一类思想家之中。自《历史与阶 级意识》发表以来，其影响不仅限于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本 身，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政治理论家、哲学学者、文学评论家甚至电影艺术 研究者，都在从卢卡奇的文本中汲取理论资源。应该说，这不仅是由于卢卡奇 思想极强的独创性和理论深度，和马克思一样，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分析 和诊断，对思考当前的现实问题仍然意义非凡。 从“匈牙利谱系”网站（Hungarian Spectrum）发布的最新消息来看， 2017 年 7 月，匈牙利科学院主席 László Lovász 会见了卢卡奇基金会监管委员 会主席 Péter Agárdi，前者表达了保存卢卡奇档案馆的必要性，并表示将会就 此问题积极与其他学者进行协商。另外，国际范围内的强烈抗议似乎已经延 缓了档案馆被关闭的时间，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一些人曾乐观地 认定，各方的反对和施压将迫使匈牙利政府放弃拆除档案馆的决定；但事实 证明，在政治高压面前，学术和思想自由总是过于脆弱——卢卡奇档案馆在 2018 年 3 月被正式关闭。在此前的 2 月份，匈牙利科学院的工作人员已经将 271 馆内所有手稿及展品全部没收，相关负责人声称， “出于保存学术完整性的考 虑” ，这些手稿将会被转移到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MTA Library）进行保存， 他们“将推动这些手稿的电子化，以便研究者都能获取这些资料”；但也有人 指出，迫于右翼政府压力，科学院只能放弃卢卡奇这位“共产主义者” ，而 MTA 自 1989 年以来一直被“堕落分子”所把持，被转移的资料将永远与世隔 绝，而不可能对学术研究产生任何影响。 事态的最终发展仍有待观察，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保持对这位伟大哲学 家的记忆和尊重，现有的资料和相关研究已然卷帙浩繁，对其进行梳理、解 读，在卢卡奇厚重思想中含英咀华、用心拾萃，这也正是本文的意图所在。 关于国外研究状况，一些人会认为，卢卡奇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受 意识形态等要素影响，关于他的研究在国外学界可能会很冷门；但事实是，在 匈牙利国内，包括苏联范围、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地区，卢卡奇研究却并不受关 注，相关成果也不多，尽管这些地区都给予了卢卡奇相当的荣誉和赞扬。相 反，在西欧和英美，卢卡奇研究则显得极其活跃，主要表现在： （1）卢卡奇的 著作一经翻译成英文，相关研究即能迅速跟上； （2）在卢卡奇研究者中，马克 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实际上并不占主要，多数学者完全出于学术兴趣和理论 需要而转向卢卡奇，且都能准确、客观地对卢卡奇进行阐述和解读； （3）国外 的卢卡奇研究者学科分布较广，不仅有哲学、社会学背景的专家，很多政治 学、心理学、文学、美学乃至电影艺术领域的学者同样能将卢卡奇的理论与自 身学科相结合，其研究也呈现出细致、具体、有理有据的特点，极大地扩展了 卢卡奇思想的外延； （4）在关注者层次分布上，笔者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卢卡奇的名字时常会出现在一些社交媒体，甚至一些冷门的网络论坛上，即除 了学者专家外，一些大学生、文艺爱好者乃至普通人，都对卢卡奇有所了解， 其中甚至有一些极有力度的分析，这与卢卡奇在国内仅受少数专业研究者关注 的情形大不相同。 不过，这些特点也并不表明卢卡奇在当前西方是一个研究热点。由于年 代略过久远，加上目前西方大量涌现的思想家的冲击，关于卢卡奇的研究也并 不那么凸显。2000 年至今，英语世界与卢卡奇直接相关的研究书目大概在十 种以内（但间接提及或涉及卢卡奇的则更多） ，相关论文也仅有数十篇，可以 说并不充足，但也不匮乏，这与卢卡奇研究应有的地位比较吻合。以下就这些 研究所关注的问题领域进行分类阐述。 272 一、文本发掘研究 关于某一思想家的研究停滞不前，原因无非有二：其一是原始文本的欠 缺；其二是时代及现实需要的不足。就国内情况而言，这两种情形都存在，目 前的研究关注点始终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与《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两书， 正是因为卢卡奇的其他文本的中译本极其欠缺；而将卢卡奇与一些不相关的人 物和现实问题相联系，又表明多数研究者无法把握当前现实与卢卡奇研究的切 合点。然而，在国外学界，情形却恰恰相反，即不论在新文本的发掘整理，还 是在新问题的研究上，都有一些吸引人的成果。 （一） “尾巴主义”与辩证法 《为〈历史与阶级意识〉辩护：尾巴主义与辩证法》A 是卢卡奇 1925 年（或 1926 年）旅居苏联期间写成，手稿于最近在苏联共产党中央档案馆被发现， 1994 年译成德文、匈牙利文， 2000 年译成英文， 2002 年再版，目前尚无中译本。 国内涉及该文本的仅有北京大学博士生都岩 2014 年所作的《卢卡奇青年时期 对自然概念的理解：对〈历史与阶级意识〉及〈尾巴主义与辩证法〉中自然概 念的考察》一文，不过，文章对该书仅仅一笔带过；此外，复旦大学张双利教 授在授课中也提及过该书，但也未作详细介绍。 “尾巴主义”一词最先由列宁提出。当时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共产党不 应当领导革命，而应该让经济要素自身（展开自己并）充当革命的主角，如经 济动荡、经济危机、罢工抗议等；当此类社会变革发生后，共产党应该抓住它 的尾巴，进而“引导”革命。列宁坚决不同意这种看法，坚持认定党对革命应 起主要领导作用，并将这种观点斥责为“尾巴主义”和机会主义。卢卡奇的《尾 巴主义》一书分为“自然与意识” “思维的等级”与“直接性问题”三个部分， 、 主要从自然、人类意识、逻辑、概念思维等问题出发进行论述，涉及卢卡奇对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辩证法等一些基本问题的论述，以及辩证法是否适用于自 然界等问题。在政治问题上，其基本立场是捍卫《历史与阶级意识》 ，批判孟 什维克主义者和尾巴主义者，拥护列宁“党应该起主要领导作用”的观点。正 因为此，国外研究者对《尾巴》一书普遍持批评态度，甚至认为该书是卢卡奇 A A Defence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ailism and the Dialectic. 273 一生中的“污点” 。 最早发难的是李·瓦尔特·康登（Lee Walter Congdon）A ，他于 2007 年在 《东欧思想研究 （Stud East Eur Thought） 》 杂志发表了 《党的神化：论卢卡奇的 〈尾 巴主义和辩证法〉 》B 一文，批评卢卡奇神化了党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 地位，抬高了党的绝对权威，因而是“彻底的列宁主义” ，并认为即便对于卢 卡奇的支持者来说，也必须承认这是卢卡奇思想中“死的东西” 。约瑟夫·弗 拉基亚（Joseph Fracchia）的《卢卡奇哲学的“列宁主义”和“东方的”西方 马克思主义》C 一文，则在马克思主义视域内对《尾巴》展开进一步批评。他 认为，相对于东方的、苏维埃式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开创了所谓的西方马克 思主义，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也被认为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主体 性” 。然而，卢卡奇在《尾巴主义与辩证法》一书中令人诧异的写道： “布尔什 。这表明，卢卡奇的无 维克的组织和战略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唯一可能结果” 产阶级主体性的概念和他对无产阶级的不成熟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卢卡奇确实 提出了主体性问题，但他只是宣称工人自身 （即便是其中革命性最强的那些人） 永远不能实现其阶级意识，而这一任务只能由“正确的革命理论武装的”革命 政党来完成。因此，约瑟夫同意齐泽克将卢卡奇描述成“将列宁主义发挥到极 致的”哲学家。该文一方面批判了卢卡奇通过物化概念来阐述无产阶级意识的 做法，同时批判他的“正确革命理论武装的革命政党总是正确的，至少比任何 单个的人更正确”这一观点可能带来的严重政治后果。 考虑到写作背景，身处苏联的卢卡奇也许会被当时的政治氛围所影响， 并基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成果而产生一些理论上偏激乃至错误的判断， 但客观来讲，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遭到来自党内外两方面的批判，并 不得不作出妥协的情况下，又再次起来捍卫自己的观点，一方面表明他仍然能 够理性地坚持自己正确的主张，另一方面也暗示着，卢卡奇在苏联的所见，可 能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的观点，因此他才会选 择在此时站起来重新捍卫该书。笔者认为，在革命的领导主体这一问题上，早 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着一些共识，葛兰西强调文化领导权，主张工 人阶级形成自己的文化组织和团体，并肯定政党的巨大作用，称其为“现代君 A 李·瓦尔特·康登（Lee Walter Congdon，1939— ） ，美国作家、历史学家。 B Apotheosizing the Party: Luka
cs’Chvostismus und Dialektik. C The Philosophical Leninism and Eastern“Western Marxism’of Georg Lukács. 274 主”；柯尔施虽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但也不否认政党，并且 提出了类似的“工人委员会”的概念；而对于卢卡奇，早在《历史与阶级意识》 中他就明确地写道“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这种形态就是党……党担当着崇高的 角色，它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支柱，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良知……党的力 量是一种道义的力量，它是受经济发展的逼迫而进行反抗的、自发革命的群众 提供的……党是他们最特有的……意志的客体化，是他们的阶级意识可以看得 见的、有组织的形态……” 。可见，在无产阶级革命由谁领导的问题上，卢卡 奇、葛兰西及柯尔施都将目光转向政党，而俄国革命的成功，令卢卡奇产生一 种政治幻想，即布尔什维克就是这种政党的“现实化” ，因此卢卡奇感到欢欣 鼓舞，感到自己的理论得到了印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尾巴》一书写成了。 从后来的情况看，卢卡奇再未提及该书，不管是在文集、自传还是回忆 录中，这也许是“认清”苏联现实之后的一种反思。此后的卢卡奇重新反对列 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也再未有过对苏联“歌功颂德”的文字。因而，该书的 一些政治性论述，仅可作为时代插曲，而不应将其纳入卢卡奇的思想发展中加 以批判讨伐。不过，抛开政治色彩来看， 《尾巴》中的一些理论论述仍然值得 研究，在这方面，马克·奥布赖恩（Mark O’ 〈尾巴主义和辩证法〉 Brien）的《 简评》A 一文，可以提供借鉴；保罗·L. 布兰克（Paul Le Blanc）的《蜘蛛和苍 蝇：卢卡奇的列宁主义哲学》B 一文，考察了卢卡奇在 1919—1929 年间的政治 活动，认为在这期间他不仅从事理论活动，更涉及一系列重大政治实践，这对 他此一时期的理论创造必然产生影响。卢卡奇曾经与耶诺·兰特勒一道，组织 了一个小派别，以对抗贝拉·昆领导的极左翼实力，在遭遇了随后的政治挫败 之后，卢卡奇决定重新定位自己的政治倾向，为了继续留在共产党内他不得不 放弃自己的革命实践主张，转向斯大林主义，并把精力放在文学批评和哲学 上。联系这种政治活动来看，卢卡奇当时的作品（如《历史与阶级意识》 、 《列 宁》 、 《尾巴主义和辩证法》 、 《布鲁姆文集》 ）似乎形成了一系列的、连贯的列 宁主义的变体。以往研究这些作品的学者大都把它们看作极左的、斯大林式的 表达，但事实上它们却与列宁、托洛茨基相一致，并且这种一致也仅仅是“形 式上的”和“违心地”；在文中对《尾巴》也有较为客观的评价，并且认为卢 A A comment on Tailism and the Dialectic. B Spider and Fly: The Leninist Philosophy of Georg Lukács. 275 卡奇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革命政治学对 21 世纪的革命活动者仍有现实影响。 总体来看，国外对《尾巴》一书虽有较多论述，但缺乏客观、系统的研究， 目前零星发表的文字多抓住其政治色彩进行批判，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 （二）文学、美学文本 卢卡奇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之外，还以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著称， 但实际上他还写作了大量的关于电影的文字，这些作品在英语世界关注极少， 因为其中大部分直到近期才翻译过来。2012 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出 版了伊恩·艾特肯（Ian Aitken）的《论卢卡奇的电影理论——基于对卢卡奇 1913—1971 年相关作品的研究》A ，该书收集了许多卢卡奇在电影理论方面的 重要的论文，其中许多是第一次出现，因此，本书在该领域的贡献是不容置疑 的。此外，书中还提到了许多与学界以往认识不同的新观点，例如，卢卡奇的 文学理论一向拒斥自然主义，但在电影理论和实践方面，卢卡奇却提倡某种自 然主义。本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探索卢卡奇的电影理论，并结合时代背景和 相关文本进行考察；第二部分为论文集。本书对于研究电影理论、文学、社会 媒体的学者很有借鉴，该书的作者电影理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之前两部为 《欧洲电影理论》与《现实主义电影理论》 ，分别发表于 2001 年与 2006 年。 2015 年，詹姆逊发表了《青年卢卡奇的政治美学》B 一文，文中提及了卢 卡奇 1910 年左右在海德堡期间的作品，并考察这一时段的思想对卢卡奇晚年 美学发展的影响，以及其在卢卡奇从新康德主义、M. 韦伯主义到黑格尔主义 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过渡中发挥的作用。这些作品是在卢卡奇死后才被发掘出 来、并且仍然不受匈牙利学者关注，詹姆逊认为，这些文献实际上在卢卡奇所 有作品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作品中包含的主客体辩证 法、形式的观念等内容，可能为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基本立场做了重要 铺垫。 詹姆逊提出的卢卡奇的“政治美学” （Aesthetics of Politics）这一概念有 待商榷，但他所参考的新发现的文本，则对研究卢卡奇早期的思想形成有重要 意义。 A Lukácsian Film Theory and Cinema: A Study of Georg Lukács’Writing on Film 19131971. B Early Lukács, Aesthetics of Politics? 276 （三）再版文本 英国的梅林出版社（The Merlin Press）一直以来专注于译介卢卡奇的著 作。该社 2003 年再版了《小说理论》 ，2006 年再版了《当代现实主义的意义》 ， 《心灵与形式》 、 ， 2007 年再版了《关于托马斯·曼的论文集》 2010 年再版了《历 史与阶级意识》 。上述文本再版时大多作了修改完善，对于推进卢卡奇研究有 很大帮助。此外，该社还翻译出版了卢卡奇的一些冷门文本，如 1969 年出版 的《索尔仁尼琴》 、1979 年出版的《歌德与他的时代》等。梅林出版社翻译出 版的卢卡奇的著作，以忠实原文为特色，例如，1978 年出版的《关于社会存 在的本体论》 ，一共分为“黑格尔” 、 “马克思”和“劳动”三卷，基本上遵从 原稿的顺序（该书由卢卡奇晚年口述，弟子记载） ，相比之下，中文版的《关 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则经过翻译者的重新删改、编排，按照逻辑及阅读习惯 对各章节进行了重新排序，这种做法为读者提供了便利，但也难免有些篡改的 意味。 二、卢卡奇思想渊源研究 对卢卡奇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学界对此讨论较多， 除此之外，在卢卡奇一生的理论发展中，也不同程度地接受来自其他思想家 的熏陶和渗透，早年的卢卡奇曾经迷恋新康德主义、席美尔的文化哲学，以 及 M. 韦伯、狄尔泰的生命哲学，这些在异化理论的形成中都发挥了作用； 《小 说理论》是他转向黑格尔的标志；而在对“阶级意识”的分析上，卢卡奇又受 现象学的影响，借用了胡塞尔的部分观点和方法。针对这种千丝万缕的思想联 系，国外学者尝试从各自的角度进行梳理。 第一，卢卡奇与 M. 韦伯。M. 韦伯的“合理化”对卢卡奇的物化概念的 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并且，合理化理论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一起，构成了卢 卡奇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点。哈贝马斯曾坦言，卢卡奇“将 M. 韦伯对社 会合理化的分析从它的行动理论框架中分离出去，并把它与在经济系统中的资 本实现的匿名进程联系起来” ，而韦尔默则认为卢卡奇试图“超越 M. 韦伯的 合理化概念……使人们清楚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特点的政治经济学内容，从 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努力是失败的，最终回到了客观观念论中。 约翰·P. 麦考密克在《超越 M. 韦伯的现代性范畴？——青年卢卡奇与早 277 期 C. 施米特论合理化》一文中，分析了 M. 韦伯对卢卡奇和 C. 施米特二人的 影响。在个人经历上，卢卡奇 1911—1915 年是 M. 韦伯圈子（特别是社会学 家周日下午讨论组）中的一员；C. 施米特则于 20 世纪头十年末在慕尼黑听过 M. 韦伯著名的“科学”与“政治”讲座。卢卡奇和 C. 施米特都曾经在各自的 早期社会文学研究中运用 M. 韦伯关于“现代性即是一种社会渐次地形式化、 抽象化”这一论题，不过，他们各自得出的结论却均与 M. 韦伯相反，他们试 图表明，现代性并非培育出政治“祛魅”或者驱除文化迷信，它自身恰恰制造 出它们（政治神权和文化迷信） 。麦考密克认为，合理化仅仅为二人提供了一 种思维方式，但他们对这一理论以及现代性本身都持反对态度，并且转而支持 了 20 世纪两种强烈拥护政治意志的神话：即分别采取苏联共产主义和民族社 会主义形式的左翼和右翼极权主义。这一结论虽有失偏颇，但他关于 M. 韦伯 对卢卡奇理论思维方式的影响之分析，则是中肯切实的。 第二，卢卡奇与胡塞尔。在新康德主义时期，卢卡奇曾经与李凯尔特、 文德尔班、胡塞尔、拉斯克等人共事，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的影响。卢卡 奇在与布洛赫 1916 年的一封通信中即包含大量探讨胡塞尔、拉斯克以及洛采 （Hermann Lotze）的内容，他丝毫没有掩饰以上这些思想家对自己产生的影响： 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卢卡奇几次提到拉斯克和李凯尔特的思想， 他还特意强调，胡塞尔的方法论对自己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在一些美学著作 中大量地直接引用了胡塞尔思想。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授理查德·韦斯特曼（Richard Westerman）认为， 卢卡奇在论述意识、阶级意识、物化、主客体统一等问题时，明显受到了胡塞 尔现象学的影响，在《意识的物化——卢卡奇的主体—客体统一中的胡塞尔现 象学》一文中，韦斯特曼从意识的自发性结构、意识的物化结构、主体的现象 学构建、主体与客体的矛盾、阶级意识的现象学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理查德 指出，卢卡奇没有用“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将意识解释为一个主体的知识结构， 而是用“现象学的思维方式” ，将意识解释为一个拥有自身范畴的、独特的本 体论领域，这个领域不能被还原为任何一种比它自身更为基础的东西。虽然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没有连续一致的使用现象学方式来描述意识（正如卢卡 奇在前言所说，该书只是一本论文集） ，但在那些最重要的文章中（以及后来 修改增加的部分——包括《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 、 《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 、 《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等） ，卢卡奇是使用现象学的方法来描述意识的。 278 并且，这种方法一直延续到卢卡奇晚年，并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体 现出来，在这里，现象学的解读为逻辑的范畴赋予了“本体论层面的意义” ， 从而为一种新的社会化存在本体论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理查德的这一论述是 很有力度的。 第三，卢卡奇与克尔凯郭尔。在《理性的毁灭》一书中，卢卡奇将法西 斯主义的兴起归罪于非理性主义，认为叔本华、尼采等人所开创的非理性主义 包含某种暴力和毁灭的力量，因而对法西斯主义负有“思想责任” 。尽管如此， 卢卡奇本人也无形中受到非理性主义的影响，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克尔凯郭尔。 在《克尔凯郭尔的间接政治学》A 的第二章“作为革命实践的表达的内向 性（卢卡奇） ”中，巴塞洛缪·瑞恩主要探讨了卢卡奇与克尔凯郭尔的关系。 卢卡奇是丹麦本土以外第一次在写作中论及克尔凯郭尔的作者之一，在 1909 年的一篇论文“对抗生命形式的发现”中他提到了克尔凯郭尔。对卢卡奇来说， ，卢卡奇 克尔凯郭尔是“绝望的寄生者、人性的天然敌人、心胸狭窄的作家” 的许多著作，如《心灵与形式》 、 《小说理论》包括《历史与阶级意识》等，都 明显受克尔凯郭尔影响。 瑞恩在书中主要关注克尔凯郭尔对卢卡奇文学、审美方面的影响，而理 查德在另外一篇文章《非理性行为：克尔凯郭尔对卢卡奇革命主体的影响》中， 则关注克尔凯郭尔对卢卡奇主体性理论的影响。他认为，卢卡奇的无产阶级主 体性理论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克尔凯郭尔，虽然二者在观点上大相径庭，但在主 体性问题上二者则有着明显的结构类似。例如，二者都认为，主体与物自体的 分离产生的痛苦反过来促使主体对这一问题的根源形成意识。最终，主体通过 与绝对物自体建立关系来重建自我，并由此获得自由。 此外，国外学界也有许多对卢卡奇思想来源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 的探讨，国内与此相关的研究已然汗牛充栋，这里不再罗列赘述。 三、物化问题的最新进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 “物化”是卢卡奇思想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概念，是卢 卡奇思想独创性的结晶以及思想高度的集中体现，因而也历来最受卢卡奇研究 A Bartholomew Ryan, Kierkegaard’s Indirect Politics ，2014. 279 者关注。在经历了漫长的沉寂之后，物化概念最近重新开始受到国外理论界的 关注。在文学艺术领域，一些学者认为物化概念有助于理解当代艺术和文学著 作在政治和现实主义方面的转向；另一方面，社会和政治理论家则将卢卡奇的 物化概念作为理解当前独特的社会病理学的一种方式，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蒂 莫西·贝维斯（Timothy Bewes） A 的《物化或后期资本主义的焦虑》一文，他 认为，物化“对于理解当前这个时代是本质性的” ，物化概念在分析当前资本 主义所存在的种种弊端上仍然至关重要。此外，中央编译局在 2012 年出版了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一辑（卢卡奇专辑） 》 ，集中选译了一些国外关于物化 的论文，介绍了这一概念在国外的研究动态。其中，关于物化概念在法兰克福 学派思想中的发展较为引人关注。 （一）关于阿多尔诺对物化概念的批判 “主体主义”和“同一性”是阿多尔诺在《否定辩证法》中激烈批判的两 大对象，在他看来，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物化）恰恰在 这两方面都是成问题的。 在“主体主义”方面，阿多尔诺一方面批评卢卡奇没有超越观念论，另 一方面又责备其退缩到了观念论之后。蒂莫西·霍尔（Timothy Hall） B 在《物 化、唯物论与实践——阿多尔诺对卢卡奇的批评》中写道，阿多尔诺认为卢卡 奇尽管对观念论历史哲学进行批评，但由于他“终究不能容忍任何与主体相 异的东西” ，在否定“被给予物”的同时，卢卡奇“无意中取消了客体超越主 体的那一部分”；因而，卢卡奇的实践哲学与费希特的主观观念论都试图证明 “客体是从根本上源于主体的” ，由此导致一种对主体的纯粹的“生产主义的” （productivist）解释，即“主体生产其自身的现实性” 。显然，对于主张“客体 优先性和唯物论主体的他律性” 的阿多尔诺来说，这一点是无法接受的。此外， 阿多尔诺还批判卢卡奇在高扬主体性的同时，逐渐偏离了唯物论，因为在阿多 尔诺看来，唯物论“始于对物中的不可化约的他性（otherness）的接受，始于 对主体与客体之间不可化约的距离的承认” 。 在“同一性”方面，尽管卢卡奇提出的“总体性” 、 “整体性”等概念主 要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即应当对马克思主义做整体理解，但这一概念在随后却 A 蒂莫西·贝维斯（Timothy Bewes） ，美国布朗大学教授。 B 蒂莫西·霍尔（Timothy Hall） ，美国欧柏林学院教授。 280 被他本人做了泛化使用，在讨论经济、生产、阶级、意识等具体问题时，卢卡 奇也经常使用总体范畴。阿多尔诺对黑格尔式的“统一”深恶痛绝，因而也必 然会激烈批判深受黑格尔影响的卢卡奇。对阿多尔诺来说，不能觉察出在概念 上被等同的事物之间的差别的思维“就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思维过程的物 化” ，这种同一性思维事实上是一种“被物化”的思维形式，而只要我们还持 有同一性思维，我们就不能有意义的谈论真理。在对“总体性”概念大加挞伐 之后，阿多尔诺甚至尖锐地指出，卢卡奇倒退到了一种“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 义的形式” 。 （二）关于哈贝马斯对物化概念的借用 与阿多尔诺不同，哈贝马斯试图重建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并且有意将 物化概念重新理论化、系统化。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提出，物化 作用来源于“自我调节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行政国家之间各自的内在逻辑阻 碍现代社会以各自更加广泛的理性方式、依靠交往行为来解决各自社会重大问 题” ，即物化表现在“系统”对“交往行为”的阻碍上。哈贝马斯认为，为了 摆脱经济和行政国家对生活世界能力的限制，一方面需要在交往中“质疑其物 化作用” ，另一方面，处理物化作用及其在社会中的根源。 哈瑞·F. 达姆斯（Harry F. Dahms） A 在《逃离物化的控制：卢卡奇、阿多 尔诺和哈贝马斯的物化概念》中分析了哈贝马斯对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批判性 “挪用” ，他认为，哈贝马斯通过三个步骤完成了这一借用：第一步，讨论雇佣 劳动对劳动个体生活的物化作用；第二步，论证卢卡奇是通过马克思的“商品 形式”的概念，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理解为“一个物化和合理化进程”；最后， 哈贝马斯讨论并批判了卢卡奇对黑格尔总体性概念的复兴。值得注意的是，哈 贝马斯在分析中，多次提到卢卡奇与 M. 韦伯的关系，并多次将物化与合理化 并列讨论。 在结论方面，哈贝马斯并未给出明确的方案，来解决系统世界对生活世 界的入侵以及它对交往行为条件造成的物化作用。哈贝马斯使用了 “去殖民化” （decolonization）一词，即生活世界对系统（尤其是经济）殖民化的反抗， “生 产和分配过程的物化作用”必须被我们充分意识到，它对现代社会交往潜能的 制约必须降低。 A 哈瑞·F. 达姆斯（Harry F. Dahms） ，美国田纳西大学社会学教授。 281 （三）关于霍耐特对物化概念的重构 2005 年前后，霍耐特在一系列的讲座、论文中重提物化，并出版了《物 化：对一个旧观念的重新审视》一书，集中讨论了这一问题。不过，霍耐特对 物化的理解与卢卡奇乃至哈贝马斯都是完全不同的，他对物化的解读几乎是一 种重构性的。 卢卡奇的“物化”与马克思的“异化”之间的一个重要共同点，就是二 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被理解为经济学术语，即它们主要是用于对资本主义经 济的分析之上，物化和异化被赋予文化、政治内涵是学者解读的结果，并且这 种内涵对卢卡奇或马克思来说都不是首要的。对霍耐特而言，他的承认理论由 于极少涉及经济分析，因而他对物化的解读就有完全重构的意味。对此，阿尼 塔·查理（Anita Charle）批评霍耐特用承认理论的术语重塑物化批判的代价 是“抛弃了这个概念的核心” ，并且导致了他对物化范畴意欲描述批判的资本 主义统治的社会经济层面的理解显得过于单薄。 在《走向一种对物化的政治批判——卢卡奇、霍耐特与批判理论的目标》 中，阿尼塔指出，霍耐特试图解决哈贝马斯“系统—生活世界”的二元问题， 但这一尝试是失败的。霍耐特按照承认理论，把物化的最重要的特征理解为一 种“主体间性的” （intersubjective）现象：人类无视其本来在社会世界中具有 的与他人之间的情感关联。在主体间性的纯粹概念基础上，霍耐特剥夺了物化 的社会经济层面的优先性。由于物化概念的“物质中介”被抛弃了，霍耐特就 不能充分地批判资本主义统治形式，这样一来，批判理论仍然受缚于交往转向 的二元论框架。 在政治理论层面，哈贝马斯把物化构建为禁锢主体间关系的系统制度的 产物，认为它理应受到为了实现相互理解的交往的规制。但另外，哈贝马斯又 认为经济和国家的现存形式是必需的、不能废除的，因此他并未构建一种革命 政治；与此类似，霍耐特把自己的计划描述为受到某种“道德一元论”引导， 认为任何具有规范性的审核理论都必须“在社会的制度领域内发现规范整合原 则，来开启令人满意的进步前景” 。也就是说，承认是社会冲突的 “道德语法” ， 因此，即使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或者以反资本主义的名义争取再分配的斗争， 也得把承认理论的道德逻辑假定为再分配诉求的基础。 阿尼塔的结论是，霍耐特对“物化”的重构抛弃了这一概念的核心，即 经济分析的要素，因而牺牲了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力度；霍耐特通过区分物化 282 批判与拜物教批判之间的联系，在“经济”与“政治”之间建立了“不合理的 区分” ，它使理论不能把握当前解放政治斗争的范围，把政治局限在承认逻辑 中，而不考虑为现存社会经济关系结构变革而斗争的政治维度。应该说，这种 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在霍耐特承认理论中，确实缺少某种经济分析的维度。 四、 “总体性”和“主体性” 除了“物化”之外， “总体性” 、 “无产阶级主体性”等也是卢卡奇思想中 经典的核心概念，国外对此的最新研究也比较集中，并且都能和当前的资本主 义批判以及革命问题相联系。 在总体性问题上，值得一提的是尼尔·奥代德（Nir Oded）A 的《今日卢卡 奇：总体性、劳动与复仇幻象》一文。作者在文中考察了利奥塔、阿尔都塞、 德勒兹等人对卢卡奇总体性的批判，并认为这些批判虽然意在反对总体性，但 却无意中构成了总体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在将这些批判与卢卡奇的文本进行对 比研究的基础上，奥代德提出了一种“内在总体性”概念，这一概念表明，从 卢卡奇到今天的历史发展，恰恰在无意中印证了革命主体产生所需的总体性进 程。最后，作者提出，面对当今革命理论所遭遇的挑战，与其尝试摆脱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积极超越视野，不如从卢卡奇的思路中发展出一种积极革命理论。 当 然， 也 有 学 者 对“ 总 体 性 ” 持 批 评 态 度。 萨 拉·N（Sara Nadal— 》一文中指出，卢卡奇坚决维护现实主义 Melsió）B 在《卢卡奇：魔幻现实主义？ （realism） ，但却敌视现代性，问题在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modernism） 之间的二元辩证关系要比卢卡奇所认为的更严重；卢卡奇虽然坚决维护现实主 义，但他无法将当代现实主义理论化，因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在现代主义 的语境中理解现实主义（即现实主义必须包含在现代性之中） ，而现代性则是 卢卡奇坚决反对和批判的。另一方面，卢卡奇对现代性的批判蕴含着对其自身 批判的工具，即总体性，由于现代性与总体性密不可分，现代性的问题其实也 就是总体性的问题，而对于倡导总体性的卢卡奇来说，他对现代性的批判注定 是绝望的。 A 尼尔·奥代德（Nir Oded） ，美国富兰克林马歇尔学院助理教授。 B 萨拉（Sara Nadal-Melsió）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助理教授。 283 对于主体性问题的关注更多，并且出现了“再研究”现象。例如，2009 年的“马克思与哲学社会”大会论文集由安德鲁·切西（Andrew Chitty）A 等 人整理编辑成名为《卡尔·马克思与当代哲学》一书，其中收录有穆伊什·普 殊同（Moishe Postone）B 的《主体性与社会理论：马克思与卢卡奇对黑格尔的 解读》一文；普殊同随后又与迈克尔·勒波维茨（Michael Lebowitz） C 合著 了《资本》一书，表达对卢卡奇主体性的批判。2017 年，罗伯特·杰克森 《勒波维茨、卢卡奇和普殊同： 〈资本〉 中的主体性》 （Robert·P.Jackson）D 发表了 一文，对前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杰克森认为，勒波维茨和普殊同指责卢卡奇 的思想中存在悖论：即他对无产阶级的殷切期望与他的物化理论；但他们二人都 忽视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意识形态批判和主体性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这正 是卢卡奇思想仍然具有活力的明证。杰克森还指出，当前的激进主义哲学家（如 奈格里、巴迪欧、诺齐克等人）关于寻求某种革命形式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尝试， 也和卢卡奇的这一洞见有着种种联系。卢卡奇所建立的强有力的理论框架，包 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确诊断、实践哲学概念的提出，以及政治经济学的重新 政治化，对于克服当前时代主体性的破碎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五、文学与美学研究 文艺理论在国内被视为卢卡奇思想中的边缘地带，但国外的相关研究却 相当活跃，在数量上甚至超出一半之多。这方面的研究通常与实际结合紧密， 例如对某位受卢卡奇影响的思想家的具体研究，或者以卢卡奇的理论来分析某 部电影或某一小说文本；这种做法既丰富了卢卡奇研究的外延，也赋予了其现 实的活力。 文学理论方面主要集中在对《小说理论》的讨论上。约翰·布伦科曼（John （World and Novel）一文中，将卢卡奇与尼采、 Brenkman） E 的《世界与小说》 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联系起来，他认为，距离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出版已 A 安德鲁·切西（Andrew Chitty） ，美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 B 穆伊什·普特同（Moishe Postone）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 C 迈克尔·勒波维茨（Michael Lebowitz） ，美国经济学家。 D 罗伯特·P. 杰克森（Robert·P.Jackson，1956— ） ，美国外交官。 E 约翰·布伦科曼（John Brenkman） ，美国巴鲁克学院教授。 284 经过去了一个世纪，然而该书至今仍是小说理论界的重要思想来源。卢卡奇提 出的“小说是上帝所抛弃的世界的史诗”这一命题建立了小说与虚无主义的内 在联系。卢卡奇的这一观点的漏洞随着尼采提出的论断而被放大了，后者认 为，只有在唯一上帝的眼中，或者经由虚无主义概念本身的复杂的、自相矛盾 的意义，真实才会以“世界”的形式出现。该文着重阐述了卢卡奇提出的小说 的“存疑的个人”和“偶然的现实”的双重概念，并结合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A 在塑造小说人物时提出的“个体的本质”这一问题，以及小说家在进 入公众视野后所面临的“普遍主义的审判”来进行考察。 普莱斯·扎迦利（Price Zachary） B 的《卢卡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艺 术的政治： 〈小说理论〉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乌托邦》 ，同样肯定了《小 说理论》一书在卢卡奇一生思想历程中的重要地位；并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 ，讨论了卢卡奇的《小说理论》 的《波夫先生》 （Mr—bov）及《卡拉马佐夫兄弟》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乌托邦主义；加林·提哈诺夫（Galin Tihanov） C 在其所 著的《细说巴赫金》一书的第三章“文化、形式和生活：青年卢卡奇与青年 巴赫金”中，讨论了卢卡奇与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世界知名的符 号学家巴赫金的关系。提哈诺夫本人关注比较文学领域，近年曾到中国作过 多次演讲。 此外，一些网络论坛的讨论也涉及《小说理论》一书。例如，杰德·艾 斯迪（Jed Esty） D 在小说论坛（Novel ：a forum on fiction）发表了《全球化卢 卡奇》 （Global Lukacs）一文，将卢卡奇、萨义德、弗朗茨·法农进行了对比 研究。作者认为，由于卢卡奇曾将他同时代的诸多伟大小说都定性为“后现实 主义崩塌后的废墟” ，这使得许多对现代小说感兴趣的学者都不愿把他归入批 判复兴者的行列。然而，抛开卢卡奇对 19 世纪小说的推崇以及对 20 世纪小说 的贬低，以及他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情结，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全球化” 一词流行的今天，卢卡奇的小说理论能否以及如何能跨越他所处的时代，进 而对当前产生影响。萨义德在《旅行理论》和《再论“旅行理论” 》两篇文章 中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对弗朗茨·法农有深刻的影 A 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33— ） ，美国作家，代表作《再见吧，哥伦布》 。 B 普莱斯·扎迦利（Price Zachary）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 C 加林·提哈诺夫（Galin Tihanov） ，英国伦敦大学女王学院讲席教授。 D 杰德·艾斯迪（Jed Esty）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 285 响，与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文学的斗争也密切相关。文章的结 论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阅读现代主义意识流文学，我们应该用卢卡奇来反对卢 卡奇，即不把现代小说看成是资产阶级本质和衰落的明证，而是看成是由帝国 时代的社会现实所导致的艺术形式。 对卢卡奇美学思想的研究，也多与具体问题相结合，这里列举两例以供 参考。 迪米提·奥古斯特（Dimitri Augusto）等人的《美学与商品化劳动：卢卡 奇审美特性在商业杂志中的体现（以〈检视〉杂志为例） 》一文，旨在通过对 商业杂志的分析，来考察商品化劳动中的审美特性，其主要依据文本是卢卡奇 1966 年所著的《审美特性》一书中“对现实的美学反应的抽象形式”这一章。 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中从个体发生学（即在生成中考察精神活动的结构）的 角度分析了音律、比例、对称、修饰等特性的长期形成过程，这些特性 （属性） 最初产生于人类改造自然的劳动活动中，经过漫长发展逐渐形成自发的美学领 域（包括文学、戏剧、绘画等） 。然而，科学的中介作用使得这些特性逐渐掩 盖了劳动本身，并形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客观环境。针对这种情况，迪米提在 文中引入了以下问题：我们能否在当前的商业杂志所发表的文章中找到某种与 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相一致的商品化劳动美学？该文第一部分为导论，第二部分 讨论商品与商品化劳动的区别，第三部分分析卢卡奇的《审美特性》一书中劳 动、反映、日常性等概念之间的联系，并考察人类历史发展中美学反映的抽象 形式的形成过程，即音律、比例、对称、修饰；第四部分分析这些美学形式是 如何被注入到商品化劳动之中的，最后以巴西杂志《检视》为例进行分析并得 出结论。 罗伯特斯·M 在 2010 年发表的 《艺术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价值：乔治·卢 卡奇、塞缪尔·贝克特以及美学范畴的具体特殊性》一文，则讨论了卢卡奇的 美学思想与心理教育的问题。作者指出，艺术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众所周 知，但对艺术的意义及目的却很少讨论。卢卡奇的艺术理论，尤其是他提出的 具体“特殊性”这一概念，为我们理解艺术、戏剧、文学、诗歌等形式在帮助 心理教育从业者的提高“情绪潜能”方面的特殊作用提供了借鉴。不过，由于 卢卡奇的哲学理论艰深晦涩，罗伯特斯在文中结合了法国作家塞缪尔·贝克特 的《俄亥俄即兴》这一文本进行阐述。 286 六、政治、民主及激进革命 由上一节可以看出，国外关于卢卡奇的相关研究中，文学、美学领域所 占比例最多，且与具体问题结合紧密，受到各学科、各阶层的研究者的关注， 显得十分有活力；相反，对卢卡奇思想中政治、民主以及革命问题的关注，则 几乎仅限于具有马克思主义背景的学者之间，并且理论分析尚不深入，仅仅停 留在浅层解读上。不过，政治、民主及革命等问题也许是卢卡奇思想中最有价 值、最值得发掘的东西，国外在这方面的一些最新进展仍然值得肯定。 对卢卡奇革命理论的解读，大多仍以《历史与阶级意识》为蓝本，涉及 物化、总体性、主体性等概念。前文所提到的《当代卢卡奇：总体性、劳动与 复仇幻象》 、 《作为革命实践的一种表达的内向性》 、 《非理性行为：克尔凯郭尔 对卢卡奇革命主体理论的影响》等文，均是从这一视角进行分析。不过，也 有学者试图将卢卡奇与后现代激进革命思想联系起来，例如，麦卡锡·康纳 （McCarthy Conor）A 的《萨义德，卢卡奇以及葛兰西：开始、地理学和暴动》一 文认为，萨义德的思想深受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的“物化”及 “总体性”概念的影响，同时也受益于安东尼奥·葛兰西。卢卡奇和葛兰西二 人的影响形成了萨义德激进地理批判的基础。虽然萨义德经常否认“总体性” 概念，但实际上，他的主要著作，从《开始：意图与方法》到《文化与帝国》 ， 均以卢卡奇的理论为支撑。葛兰西的影响则体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这使得 他原本从卢卡奇那里获得的理论洞见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拓宽深化。 斯特罗（K. M. Stroh）的《工人阶级目标的自我理解：曼海姆的“客观性” 和朱迪斯·巴特勒的卢卡奇式的 “反抗” 》 则将卢卡奇与曼海姆、巴特勒相联系。 作者认为，曼海姆的自我理解理论可以看作是一个渐进式的生成过程，即通过 同化旧的、无意识的假设来产生新的（观念） 。然而，当曼海姆试图论证这种 进程会导致对个体的更“客观”的视角时，困难就产生了。要说明这一点，我 们可以借助卢卡奇的观点，他认为，仅仅当社会现实结构发生改变时，自我反 应才能产生客观性，并且这种情况只可能在阶级层面发生。由于卢卡奇明确将 客观性与改变社会结构的能力相联系，这种观点对后现代关于“反抗”权力的 A 麦卡锡·康纳（McCarthy Conor）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 287 讨论产生了影响，例如朱迪斯·巴特勒在《权力的精神生活》中的“反抗”概 念。在这里，如果主体不被理解成阶级层面的话，产生新的可能的颠覆性潜能 就显得极其有限了。由此，在避免“主体—权力”关系的宿命论的意义上，卢 卡奇的理论显得仍有裨益。 对卢卡奇思想中可能包含的民主要素的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相关论 文也比较少。格罗里奥斯（Grollios Vasilis）在 2014 年发表的《卢卡奇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的民主与辩证法》一文，试图通过探讨卢卡奇的辩证法，来考察 卢卡奇民主理论的背景，并讨论了卢卡奇的辩证法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辩证 法理论之间的关系，结合霍克海默对传统知识分子的理解来分析卢卡奇对党的 角色的理解；杜克义（Tökei Ferenc）A 在 2017 年发表的《卢卡奇政治哲学中的 民主和社会主义》则以《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为依据来解读卢卡奇的 民主和社会主义理论。 彼得·迈耶斯（Peter. A. Myers）在《对我们自己说出的真相——卢卡奇、 虚假意识以及民主的困境》一文中，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他认为，卢卡奇 提出的“阶级意识”概念，与作为暴政、专制工具的“虚假意识”相对，因而 由真正的“阶级意识”能够产生出某种民主的要素。彼得写道， “共产主义者 经常会作出某个人有或者没有虚假意识这样专横而傲慢的断言，他们运用虚假 意识这一绰号对人们进行打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暴行也因为（虚假意 识）这种说法而得到了正名”；而卢卡奇认为，虚假意识是阶级意识的一种反 常形态（即对阶级意识的偏离） ，与虚假相对的真实，并非经验或现实，而是 一种“预期的总体性” ，这种总体性会在阶级意识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 “所 有对于阶级意识来说是必要的条件，早在这个阶级产生之前或许就已经存在 了”；而这种总体性（或真实的阶级意识）恰好能克服（在某种程度上作为阶 级统治工具的）虚假意识。不过，彼得认为这种从虚假意识中衍生出来的论证 ，在文章末尾，彼得 “必须设定在一种强势民主的框架之中……才能结出果实” 写道， “我们不仅仅具有对权力说出真相的义务，也有对我们自己的同志以及 我们自己说出真相的义务” ，同时，也应该有“为民主赋予一种说出什么是虚 假的、什么是真实的责任或义务”；这种义务不是康德所说的（道德上） “加诸 于自我之上”的义务，而是某种从对民主的渴望中产生的义务。 A 杜克义（Tökei Ferenc） ，匈牙利哲学家、翻译家、汉学家。 288 七、匈牙利国内的研究概况 在卢卡奇的祖国匈牙利以及其他中东欧国家，对卢卡奇的综合性研究也 有一些新进展，其中， 《东欧思想研究》杂志刊载了许多相关论文，成为卢卡 奇综合研究的一大阵地。例如，拉兹洛（László Perecz）的《背景窥探：世纪 之交的匈牙利“官方”哲学以及卢卡奇圈子》一文，通过对学术机构、思潮、 主要事件的历史考察来勾勒 20 世纪初的匈牙利哲学的大致面貌，分析卢卡奇 圈子的时代背景，以及其与匈牙利官方哲学的关系。该文较为详细地还原了卢 卡奇时代的匈牙利哲学概况，为卢卡奇思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历史背景。诸如 此类的综合性考察论文多采用历史性、宏观性叙述手法，与欧美学界的具体性 研究形成对比。 综合性研究方面最新，也最重要的大部头著作，当属 2014 年出版的《卢 卡奇的理性主义》一书。以下对该书做简要介绍。 该书作者雅诺什·科勒曼（János Kelemen） A 为匈牙利著名哲学家，历史 学家、匈牙利科学院成员，现任罗兰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科勒曼 1943 年生于斯洛伐克，1961 年考入匈牙利塞格德大学，与卢卡奇大致为同时 代人。 《卢卡奇的理性主义》是一本论文集，收录了作者在各个时期关于卢卡 奇思想研究的论文，涵盖面十分广泛。该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语 言、科学与理性问题，分为五个章节： （1）导论； （2）劳动与语言：卢卡奇的 语言观； （3）卢卡奇的科学概念；科学哲学与《历史与阶级意识》；科学的问题 与《审美特性》 ； （4）卢卡奇的理性主义：为《理性的毁灭》辩护。第二部分讨 论文学、历史及美学问题，分为三个章节： （1）为自由而斗争的艺术：作为历 史文学家的卢卡奇； （2）卢卡奇与拉约斯·菲莱帕（Lajos Fülep）对克罗齐的 批判； （3）卢卡奇与电影艺术：以《审美特性》为例。 就涉及领域之广度来看， 《卢卡奇的理性主义》一书可以视作对卢卡奇思 想的综合性研究，但该书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中也提出了许多详实的、创新的论 证。例如，科勒曼认为，对卢卡奇来说，语言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虽然他从 A 雅诺什·科勒曼（János Kelemen） ，匈牙利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匈牙利科学院成 员，现任罗兰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289 没有就此进行单独的学术性阐述，但早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就讨 论了马克思关于物化语言的问题，在后期作品，如《审美特性》 ，尤其是《社 会存在本体论》中，他就语言问题提出了更为系统的阐述，在《本体论》一 书中，他将语言定义为“社会存在得以持续的媒介和器官” 。因而，语言问题 “贯穿在卢卡奇一生的思考之中”；在“为自由而斗争的艺术”一章中，科勒曼 提出，文学在卢卡奇美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他还对文学史创作的理 论和方法保持兴趣，尤其关注那些代表世界文学经典的典范式作品（canonical 。不过，卢卡奇在这一领域内的作品与匈牙利本土的语言和文学紧密相 works） 关，卢卡奇对同时代的匈牙利文学以及匈牙利经典文本的批判尽管在他的作品 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国际上却很少受关注。因而，同样作为匈牙利人的科勒 曼从自身独特的视角，以卢卡奇对但丁、歌德以及易米尔·摩达什 A 的讨论为 依据，向读者展示了卢卡奇文学思想与匈牙利本土语言以及经典文本的密切 关系。 在第十四章“审美模仿的边界问题”中，科勒曼专门论述电影相关艺术 问题。电影究竟算不算一种艺术形式？如果是，那么在哪些方面是艺术形式？ 卢卡奇审视了贝拉·巴拉兹 B 和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C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他试图借用自己的美学范畴——如同质媒体（homogenous medium） 、双重反 应（double reflection） 、总体氛围（unity of atmosphere） 、模糊客观性（indefinite 、创造的直接性（created immediacy）——来建立一种一般的电影 objectivity） 理论。对于卢卡奇的上述丰富的原创性概念，科勒曼在文中结合实例进行了详 细的分析，这对学者理解卢卡奇的美学及电影理论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作为匈牙利人，作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科勒曼以其理论深度和独特视 角为卢卡奇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源，无论在综述性方面，还是具体的理论分 析上， 《卢卡奇的理性主义》一书对于未来卢卡奇研究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此外，出版《卢卡奇的理性主义》一书的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 在 2017 年再刊力作，出版了《帕尔格雷夫批判理论手册》一书。该书对法兰 克福学派自创立至今的批判理论发展做了详细的、全新的考察，从哲学、政治 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比较文学、美学等诸多方面对批判理论的核心 A 米尔·摩达什（Imre Madách） ，匈牙利 19 世纪的戏剧家。 B 贝拉·巴拉兹（Béla Balázs） ，匈牙利电影评论家。 C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 ，德国作家、社会学家、文学评论家。 290 概念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该手册一经出版，立即受到国内外西方马克思主义 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其中，手册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卢卡奇。例如，第四 章“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批判理论的传统” 、第五章“总体性、理性与辩证法： 黑格尔在批判理论发展中的重要性（从卢卡奇到霍耐特） ” 、第六章“为何法兰 克福大学的学生必须读卢卡奇？ ”等等。由此可见，时至今日，卢卡奇在批判 理论乃至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影响仍然举足轻重。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考察、梳理了国外关于卢卡奇研究的最新进展，在 时间上， “最新”具体指 2000 年至今；在范围上，全文涵盖了大部分国家涉及 卢卡奇的研究，包括英语与非英语地区。由前文可以看出，国外对卢卡奇的研 究除了经典的物化、总体性等概念之外，还关注他的文学、美学、政治思想， 其中文学理论领域最有活力，与具体学科及实际问题的结合较为紧密；此外， 国外学界发掘、出版的卢卡奇的新文本，以及关于卢卡奇研究的一些新的大部 头著作，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因全文涉及文章数量较多，不再列出参考文献，也不详细注明文章出处； 受客观要素所限，本文不可能详尽罗列近期卢卡奇研究的所有篇目，但 21 世 纪以来的重要书目及论文，绝大多数都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因而仍有一定 的参考意义。本文之撰写目的，不在于对各种观点进行评判，而只是在梳理、 分类、总结的基础上，试图展现近期卢卡奇研究的大体状况，以及其中可能存 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从而为卢卡奇研究提供借鉴。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生 291 国外柯尔施研究的最新进展 吴 鑫 引 言 提到柯尔施，我们会想起他与卢卡奇、葛兰西一起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 义流派，一些学者能说出他的主要著作的名字或零星的观点及主张。实际上， 如果抛开早年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所产生的有限影响不论，柯尔施的一生 都在默默无闻和孤立无援中度过，在他去世后的几年，新左翼运动也一度引起 对其思想的热烈讨论，但昙花一现之后，一切又归于沉寂，直到今天，柯尔施 仍然处在历史不起眼的角落，没有人关注他，除了偶尔匆匆路过的行人投来的 草率一瞥。 在国外学界，题名为柯尔施的研究领域是荒芜的——这里没有任何成果， 因为开垦都尚未（或者说刚刚）开始。自柯尔施去世的 1961 年至今，关于他 的研究文章屈指可数，直接相关的、有真正学术意义的论文篇目是个位数；除 了帕特里克·古德 A 和道格拉斯·凯尔纳 B 两人分别为柯尔施撰写的传记之 A 帕特里克·古德（Patrick Goode） ，英国学者。 B 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1943— 教授。 292 ）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外，没有一本关于他的研究性著作；不仅如此，柯尔施的主要著作的再版工作 进展极其艰难。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工会自己的欧洲出版社负责人以及部 分“柯尔施主义者”和保存遗著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共同努力 下，柯尔施著作的版权和再版事项才完成准备，他的一些重要书目陆续得到再 版，但那之后便又陷入停滞。 因此，今天柯尔施的研究者会面对一个奇特的现象：关于柯尔施的一手资 料，除了他生前发表的文字，以及他去世后几年再版的少量书目，几乎找不出 其他的东西来。我们不得不花费精力去查找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及六七十年 代的文献，在其他的历史时期哪怕二手的或者间接相关的文字也无从寻觅。在 俄国、英国、丹麦、美国乃至德国本土，情况都是如此，柯尔施只是偶尔作为 一个符号偶尔被记起，他的思想几乎完全被遗忘了。 柯尔施研究极度荒芜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个人经历来看，柯尔施生前 既已受冷落孤立，这使得后人很难将他归入“值得研究的著名思想家”的行列。 斯蒂芬·E. 布隆纳 A 在《柯尔施：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的源起》中写道： “柯尔施……既不像葛兰西那样富有启发性，不像布洛赫那样激动人心，也不 像卢卡奇那样多产、涉猎广泛和深奥”B 。即便同样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 人，柯尔施的贡献也很容易被其侪辈所掩盖。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柯尔施与卢卡奇的关系。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和《马 克思主义与哲学》发表之后，柯尔施和菲利克斯·韦尔 C 于 1923 年夏天召集 了一个非正式的讨论小组，来考察两书的共同思想和提出的一些问题。卢卡奇 作为被邀请者参与讨论，但这次会晤却成了两人唯一的一次会面，可见分歧从 那时就已经产生了。在之后的 20 年代，柯尔施更多地承担了宣传和维护这两 本著作的思想的任务，而卢卡奇当时却“从未书面地声称他的《历史与阶级意 识》和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是一种联盟，他的沉默是他的立场改变 的标志——即日益迁就共产国际的政治独裁”D ，然而，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 A 斯蒂芬·E. 布隆纳（Stephen Eric Bronner，1949— ） ，美国政治学家和哲学家。 B Stephen Eric Bronner. Of Critical Theory and Its Theorists. Psychology Press, 2002，p.39. C 菲利克斯·韦尔（Felix Weil） ，德国犹太裔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创立的资 助人。 D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137 页。 293 与哲学》却远没有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那样受到广泛的关注，在共产 国际的意识形态家看来，前者是“卢卡奇主义”的组成部分，柯尔施在共产国 际第五次会议上被季诺维也夫当作“卢卡奇的门徒”批判，这种令人啼笑皆非 的情形说明，柯尔施无形中被卢卡奇所遮蔽，而后者因为乐于妥协而留在共产 国际的内部，从而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在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之后，柯尔施在英国、丹麦等地流亡，并于 1936 年迁居美国，从此与革命政治事业隔绝。后期的《卡尔·马克思》实际上是一 本普及性的著作，其影响也是微弱的。惨淡的经历、不多且影响有限的著作构 成了柯尔施不被关注的客观原因，于是，偶尔提到柯尔施的学者，往往也是经 由其他思想家或学派而无意中接触到他。例如，研究卢卡奇美学的人会发现， 卢卡奇的主要论争对手布莱希特，曾是柯尔施的密友和学生， “柯尔施对马克 思主义实践命令和历史特殊性的强调被认为影响了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场’观 念，后者试图通过揭示舞台幻觉的生产基础来转变观众的意识”A ；研究心理学 的人会发现，社会心理学家勒温曾经与柯尔施有过一段密切的联系与学术合 作，虽然其结果是“未能获得人们所期待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心理学之纲 领性的观点……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几乎没有任何影响”B ；研究法兰克福学 派的人则发现，柯尔施与韦尔也曾有过密切来往，并在社会研究所成立初期发 挥过一定的作用。 凯尔纳总结说，柯尔施研究的匮乏是“由于无法得到柯尔施最重要的文 本……这些文本仍未被翻译，并且隐匿在晦涩难懂、现在已经无法查找的杂志 “他 中”C ；米夏埃尔·布克米勒 D 则认为，妨碍深入研究柯尔施的要素还包括 的理论从一开始就为自己划定了界限” ，柯尔施的著作“与所有学院式的、学 究气的东西完全对立……因而无法归入某个学派进行学术研究，他也没有为学 界培养一代足以将其研究方向发扬光大的学生” ，由于柯尔施没有撰写什么大 部头著作，他只能以其理论作品的形式“继续做着局外人，在不同国家来回 A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317 页。 B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358 页。 C Douglas Kellner. Karl korsch: Revolutionary Theory .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7, p.71. D 米夏埃尔·布克米勒，又译米夏埃尔·库普夫米勒，德国作家。 294 流徙”A 。 国内外对于柯尔施的研究都处于了解、起步阶段。在国内，关注焦点集 中在“柯尔施问题” （即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还是哲学）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 发展三阶段的划分” 这两个问题上，讨论多围绕 《马克思主义与哲学》 一书展开； 国外研究则与此不同，从目前可查找到的有限资料来看，其主要涵盖以下几个 方面： （1）对柯尔施思想发展历程、主要著作、主要理论观点的梳理，以及柯 尔施思想的国际接受史研究； （2）柯尔施“独特”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与经 典、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对比研究； （3）对柯尔施“革命历史主义” “历史辩证法” 、 或“历史主义”的关注； （4）对柯尔施激进政治思想的研究。其中，前两个方 面的研究较为宽泛、浅显，关于历史主义和激进政治的研究则较为细致，这也 是本文阐述的重点。以下将从这几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 一、柯尔施的思想发展与国际接受史 人们可能会问，究竟是怎样的经历，导致了柯尔施的激进思想？为何终 其一生他都不愿意作出妥协，而宁愿被孤立并默默终老呢？柯尔施能否算作真 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晚年的《关于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十条提纲》是否是一种 招供？ 柯尔施早年的经历与政治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1910 年在耶拿大学获法 学博士学位后，他随即前往英国并在那里加入费边社。 “一战”中，柯尔施被 迫应征入伍，由于反战和反民族主义倾向遭到降职，但他仍然因勇敢而两次被 授予铁十字勋章；1917 年，柯尔施加入独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1919 年该党 分裂后他又参加了德国共产党，不久后被选入图林根议会，并一度担任德共机 关刊物《国际》的编辑； 《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发表后，面对共产国际的批判， 柯尔施拒绝妥协，于 1926 年被开除出党。此后，他试图领导左翼反对派继续 抗争，但 1928 年左翼反对派也陷入分裂，出于对党派的失望，柯尔施不得不 寻求与工会组织并肩奋斗，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他离开德国，在英国、丹 麦等地辗转流徙，最终在 1936 年迁居美国，直到 1961 年因病离世。 A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393 页。 295 奥斯卡·内格特 A 认为，柯尔施在费边主义者的圈子里“获得了初步的 政治经验，他们惯常的就事论事的风格塑造了他一生的思维方式”B 。也许，正 是这段经历使他形成了要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乃至强调实践的绝对优先性的 “思维定势” 。另一方面，丰富的政治实践经历使柯尔施对当时德国乃至欧洲的 革命现实有了充分的了解，对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真实面目及实际作为也有 了清醒的认识。极其坚定、绝不妥协的立场使得他在所有党派中都难以立足， 直至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正如布隆纳所说， “对无产阶级的不懈关切、对形 而上学的鄙视以及对保持理论与实践之间联系的渴望，使他与那些满足于夸夸 其谈却鲜有行动的人格格不入”C 。柯尔施的政治生涯是短暂的，这也是完全合 乎情理的事情，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激进的、决绝的态度决定了他的政治活 动只能有两种结局：要么坚持自己正确的立场而被排挤、流放，要么就彻底远 离政治，而柯尔施早年与晚年的经历，恰恰就是这两种情形。 对于柯尔施的思想发展，我们很难用标志性的事件或著作将其明确划分 为几个阶段。实际上，大部分柯尔施研究者都会用到“历史主义”这个词，这 是因为，柯尔施的思想由于与实践紧密联系，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 同的现实状况，他会随之产生不同的思想或表述。在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初期， 柯尔施写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 、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 《第一国际的马克思 主义》等篇目；在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及苏联霸权主义甚嚣尘上之时，他又写 了一系列反列宁、反考茨基的文章；西班牙革命后，柯尔施写了《革命西班牙 的经济和政治》 《西班牙的集体化》等论文，分析了西班牙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 法西斯上台及“二战”期间，柯尔施开始转向研究革命与反革命问题；移居美 国后，柯尔施也写过一些关于美国工人的文字， 《卡尔·马克思》也是这一时 期针对美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普及性著作。 悖谬的是，不仅柯尔施的思想发展与历史实际有紧密的联系，后人对其 思想的接受以及研究也同样深受同期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布克米勒在《国际 柯尔施接受史面面观》一文中，详细地描述了这种现象。在 20 世纪 20 年代， 由于共产国际各个支部的布尔什维克化，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因患上“消极狂 A 奥斯卡·内格特（Oskar Negt，1934— ）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 B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274 页。 C Stephen Eric Bronner. Of Critical Theory and Its Theorists. Psychology Press, 2002，p.116. 296 热病”而遭到反对，柯尔施的思想毫无卖场。直到 1924 年，苏联才出现他的 文章的一些译本，在这期间，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有过一段“虽然短暂 却非常激烈的讨论……这使人们意识到原来俄国要求在马克思理论的一切问题 上享有领导权”A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切关于马克思的独立的、批判 的讨论都销声匿迹了。不过，一些从德国归来的学者曾将柯尔施的少量文字带 回祖国，因此在日本和南斯拉夫曾出现过关于柯尔施的一些讨论，但影响是微 乎其微的；移居美国后，柯尔施几乎被彻底遗忘，直到 1950 年，他通过私人 关系在欧洲作了几次演讲，这是他最后的公开露面；1956 年苏共二十大为破除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专制做了准备，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随着欧洲政局的 新变化以及新左派的兴起，柯尔施“立即成为学术研究和政治论争的对象”B ； 正是六七十年代国际背景的变化，柯尔施才被重新发现。随后出现了短暂的柯 尔施研究高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柯尔施很快被再次遗忘。 今天我们能收集到的关于柯尔施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都是六七十年代 短暂的高峰期所留下的，而当时代发展（看起来）不再需要柯尔施时，他又重 新退回幕后——柯尔施研究工作刚刚起步便随即中断了。然而，布克米勒也指 出，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对柯尔施的著作进行广泛的批判性研究，只有当他的 全部作品，特别是那些遗留下来的手稿和信件出版的时候，人们才能确切地判 断他的思想有没有现实意义。诚然，当柯尔施的思想还未完全被理解，尤其是 当他的主要著作都无法进入大众视野，一切研究都毫无起色之时，草率断言柯 尔施有无现实意义确实不妥；但柯尔施的思想理论本身的特色也许决定了只有 当历史需要它时，它才能以某种形式被人们“现实的”关注，二者之间的矛盾， 又成了另一个悖谬。 二、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应当如何界定柯尔施所开创和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呢？吉恩·E. 鲁斯科尼 指出，柯尔施“有一股不妥协的、彻底、锐利的精神气质或态度使他成为一个 A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391 页。 B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399 页。 297 从上到下颠覆正统的人”A ，柯尔施批判考茨基、批判卢森堡、批判列宁，甚至 批判马克思本人，即使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他与卢卡奇及葛兰西也风格 迥异。有鉴于此，凯尔纳在为柯尔施立传时直接称其思想为“批判的马克思主 义” ，这个结论基本上被柯尔施研究者接受，例如布隆纳就将柯尔施看作是西 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的双重开创性人物。 （一）对考茨基的批判 在柯尔施看来，考茨基的错误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化” 、 “去革命化” 。 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纯粹科学的” （而非无产阶级的）社会学说， 把社会生成当作一种自然进化的形式，把历史看作是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因 而走向了“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改良主义的强调并把资产阶级国家作为超阶级的 制度加以支持”B ；此外，考茨基拒绝承认革命的主观维度，即无产阶级的革命 能动性，他认为，马克思的学说证明，在每一个社会中，只有当生产力将增长 到无法再增长时才会发生革命，而“革命者的任务只是等待资本主义最终崩溃 罢了”C ，因而，当社会民主党左翼主张德国应该像 1905 年的俄国那样举行革 命总罢工时，考茨基竟然回应道历史的步骤是不能人为加快的。 （二）对列宁的批判 在哲学上，柯尔施和卢卡奇等人一样反对列宁的反映论和机械唯物论， 柯尔施认为，列宁哲学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不过是“一种哲学被另一种不再是 观念论的体系所替代……这不过是一种术语的变化，从绝对的精神到绝对的物 质” ，列宁的“唯物论颠倒”只是一种方法，它“退到了德国观念论已经超越 了的阶段”D ；在政治上，柯尔施将列宁主义俄国直接称为“夺取政权之后的伯 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 ，即认为俄国的革命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 级革命。在革命之前，列宁主义无法从工人运动的真实的“社会—经济阶级” 内容中看到这一运动革命品质的保证，相反，它公开的“把这种保证仅仅放在 A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245 页。 B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6 页。 C David Renton.Dissident Marxism: Past Voices for Present Times . Zed Books ；1 edition（8 April 2004）p.221. D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90 页。 298 这场斗争的领导者——由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启发的革命政党——身上”A ；在革 命之后，列宁主张俄国必须通过工业化及发展资本主义才能最终建成社会主 义，因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退化为纯粹的“意识形态辩护” ，它宣称是革命 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事实上却是资本主义的发展。 基于对马克思思想的忠实以及对俄国专制罪行的认识，柯尔施作出了上 述判断，而卢卡奇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列宁为了保卫革命政权可 能采取的政治措施是正确的，党的绝对领导也是有必要的。显然，二者的主要 分歧仍然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柯尔施对列宁的批判是由于后者的革命行动 几乎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而卢卡奇则认为，在那个时代，革命成功的苏 维埃无论如何也代表着无产阶级最后胜利的希望。因而，柯尔施批判列宁“通 过宣称其他倾向有害于党而抛弃它们”的做法，认为这将使理论变成“一种知 识分子主观的、道德的和个人的立场”B ，而卢卡奇在遭受共产国际批判时多次 作出的自愿或违心的自我批判恰恰说明，为了留在革命阵营内部他宁愿牺牲理 论的正确性来保证立场的正确。 （三）对罗莎·卢森堡的批判 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问题上，考茨基和列宁都认为，作为一种“意识 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只能由那些将自身与工人运动相结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们从外部灌输给工人，而罗莎·卢森堡也代表这种立场。她写道：马克思由于 用资产阶级教育的全部财富武装自己而具有了创造力，而无产阶级则仍然有赖 于我们的社会中现存的社会条件。对此，柯尔施坚决反对，他认定，正是无产 阶级“社会—物质”的存在及其现实生活斗争创造了“自我——社会——阶 级的意识”C ，即是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同自身所处的社会条件紧密相关 的，这种意识只能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形成，正如马克思主义同样诞生于革命 实践之中一样。在这一点上，柯尔施和卢卡奇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柯尔施也从不顾忌对马克思本人的批判，例如他认为马克思关于 A Karl Korsch, The Passing of Marxian Orthodoxy, international council correspondence 111,11-12,December,1937, p.11. B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96 页。 C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87 页。 299 革命的理论带有资产阶级色彩，与雅各宾主义及布朗基主义有着太深的根源 （这一问题将在第四部分详细讨论） ，不过，正如鲁斯科尼所说，柯尔施的行为 是“即使有必要反对马克思本人的情况下仍然忠实于马克思的思想”A ，这种态 度无疑是值得赞赏的。 三、柯尔施的“历史主义” 简单地将柯尔施的思想概括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也许并不妥当，毕竟， 这一说法只是抓住了柯尔施表面上所体现出来的批判特征，其思想内涵及真正 意义究竟何在？在柯尔施研究刚刚起步，其思想全貌还远未呈现之时， “批判 的马克思主义”权且可以接受。不过，也有学者在批判视域之外，找到了柯尔 施思想可能存在的另一内核——历史主义。 柯尔施的“革命历史主义”最先由凯尔纳提出，他对此的具体表述是： “柯 尔施的革命历史主义假定革命理论是现存阶级斗争的一种表达，并把意识形态 与革命理论思想为在社会生活和历史变迁中起到部分重要作用的现实……柯尔 施似乎主张，真正的革命理论必须是现实的，也就是说，必须体现在一种现存 的政治运动中”B ，马丁·杰伊进一步解释说，这意味着“对先验理论的一种激 进的历史主义蔑视”C 。通俗地说，柯尔施主张，不存在一种永恒的、先验的、 可以适用于任何历史时期的革命理论，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是普适的、 超历史的教条；相反，革命理论源于现实斗争，不同时期的政治实践产生不同 的革命理论，原有的理论如果想要继续保持效力，则应该随历史变化而不断修 改，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主义” 。 历史主义最突出的运用，体现在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自身历史的解释上。 达沃·伦顿指出， “认为马克思主义有自身历史的观点，可能是柯尔施影响最 A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265 页。 B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34 页。 C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322 页。 300 大的观点之一”A 。柯尔施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三阶段的论述广为人知，这里无 需赘述，关键在于，柯尔施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方便考察而作出学术上的 时间段划分，更不是类似于阿尔都塞那样的“结构式断裂” ，而是想告诫我们： 即便是作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伟大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在一定历史 中产生的具体的理论，它也有自己的历史生命，而绝不是超历史的永恒。柯尔 施试图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也将经历历史的变化，它可能“是一个增长和发 展的故事……也（可能）是一个不断倒退或失败的故事”B 。伦顿认为，虽然柯 尔施未能成功地勾勒出马克思主义的完整历史，但“这样一个计划是完全合理 的，柯尔施也是第一个倡导这种计划的人”C ，这正是柯尔施的深刻洞见之所在。 历史主义的另一层含义，在于柯尔施“拒绝把理论的沉思环节交由历史 必然性来支配……这一点促使他把理论和制度看作是人类活动的偶然产物”D 。 即是说，柯尔施反对历史决定论、历史目的论，尤其反对将偶然的历史发展强 行说成是符合某一理论的规律、趋势，或者强行将理论与毫不相关的、变化了 的现实结合在一起。柯尔施从马克思那里引用最多的一句话是： “理论原理…… 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E ，这种 观点在他对苏联现实的批判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柯尔施看来，苏联革命只 不过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但却被说成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 级革命，为了维护革命的合法性，列宁等人不惜扭曲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俄国 现实，以到达理论与实际的“强制统一”；不仅如此，共产国际还无理地要求 各国都采取苏联革命的模式，强行推动欧洲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柯尔施对 这种做法深恶痛绝，原因即在于他认为“不能把在一定历史环境下形成和保 存下来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归结为适用于无产阶级一切发展阶段的神圣的历 史模式”F 。 A David Renton.Dissident Marxism: Past Voices for Present Times . Zed Books ；1 edition（8 April 2004）p.231. B David Renton.Dissident Marxism: Past Voices for Present Times . Zed Books ；1 edition（8 April 2004）p.231. C David Renton.Dissident Marxism: Past Voices for Present Times . Zed Books ；1 edition（8 April 2004）p.231. D Stephen Eric Bronner. Of Critical Theory and Its Theorists. Psychology Press, 2002，p.130. E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5 页。 F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271 页。 301 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主义也许是柯尔施思想最核心的价值所在。然而， 历史主义也是导致柯尔施悲剧命运的根源。约翰·朗德尔在《柯尔施：历史化 的辩证法》中总结道： “历史主义的最终命运只能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体现出来： 要么是对历史目的论的信仰；要么是面对另一种情况即理论无法跟上政治力量 步伐的地方，对其作出修正；要么是放弃，由此否定和命定论的思想开始渗透 到重建历史模型的理论尝试之中”A ，朗德尔认为，柯尔施的历史主义选择了第 二条路径，即通过周期性的自我批判， “试图不断地将理论建立在现实的历史 事件和斗争的基础之上……从而为革命找到了新的力量和可能性”B 。但实际 上，这只是青年柯尔施所作的努力。面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断失败、法西斯主 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肆虐以及资产阶级统治的日益稳固，当马克思主义再也无法 解释现实的变化时，柯尔施感到无比痛苦，当试图重新建立一种有效的马克思 主义的努力失败后，柯尔施只能选择抛弃马克思。 柯尔施一生中最后的一篇文字证实了这一点，在《关于今日马克思主义 的十个论点》中，他明确表示： “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今天在何种程度上 在理论上有效和在实践上可行，再也没有意义了……要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 整体，而且像原来那样作为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理论重新建立起来，一切这样 的企图今天都是反动的空想”C 。现实让柯尔施陷入绝望，但只是对“作为无产 阶级革命理论之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绝望，在内心深处他仍然希望通过与马克 思主义的垄断决裂而“重建（某种新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柯尔施放弃了 马克思的学说，但却更加坚定地继承了马克思的理想。 四、革命、反革命及政治思想 柯尔施的著作中有着关于革命、反革命的大量论述，他对马克思本人展 开的毫不留情的批判也大多集中在革命理论这一问题上，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 代的新左翼浪潮中，柯尔施能够被重新发现也得益于他的革命理论与当时的现 A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357 页。 B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358 页。 C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中央编译局，1983 年第 3 辑（总第 27 辑） ，第 256—257 页。 302 实有着某种呼应，由于以上要素，国外学界对柯尔施的革命理论及政治思想有 较多的论述。 （一）柯尔施对马克思革命、政治理论的批判 在 1931 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一文中，柯尔施指出，马克思主义的 危机在于它已经失去了对现实的效力，这体现在它“对法西斯主义反革命既无 力在理论上进行分析，也无力在实践中进行反对”A ，而这一危机的解决是任何 私人研究都无法完成的任务，它“必须是对革命运动的真正的苏醒的反映”B ， 即马克思主义必须重新与革命现实结合起来。 危机促使柯尔施对马克思本人的理论进行重新思考，从而引发他对马克 思主义内在不足的批判。在柯尔施看来，这些“不足和缺陷”至少有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带有很强的资产阶级色彩。在《黑格尔与革命》 、 《国家与反革命》等文中，柯尔施不止一次指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不是在自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反，而是从资产阶级革命中诞生的”C ， 这种革命理论“在很多方面……依然带有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即雅各宾主义和布 朗基主义的胎记”D 。柯尔施认为，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以及其他很多理论）都 受限于其自身发展的历史环境，马克思一方面深刻的批判资本主义，但他本人 却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资产阶级传统的影响。具体来说，马克思的革命、政治 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而形成的” ，马克思仍然“深受 雅各宾专政——强大的国家集权被视为革命的工具……以及布朗基通过革命的 精英造反赢得国家权力的策略的影响”E ，这种思想在列宁那里变成了事实，即 无产阶级暴力夺取政权以及无产阶级专政。柯尔施强调，法国大革命终究只是 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革命理论与资产阶级的历史联系过于 紧密，因而这种理论并不是无产阶级自己的革命理论，柯尔施一生都坚持这一 A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27 页。 B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17 页。 C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17 页。 D Karl korsch. State and Counterrevolution. Modern Quarterly , 1939. E Douglas kellner. Karl korsch: revolutionary theory .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7, p.43. 303 观点。 第二，辩证法、革命与反革命。柯尔施对马克思和列宁的另一个指责是 他们对辩证法的“黑格尔式的依赖” 。柯尔施在《国家和反革命》中写道： “面 对这次失败（1848 年革命） ，马克思选择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相信， 在路易·波拿巴的帮助下，革命现在可以通过统一的反革命取得进展，辩证法 将使统一的反革命与失败的革命者相互斗争，并使后者在斗争中变得更加强 “反革命在理论上被合法化为革命政党的辩证发展的必 大”A ，然而结果却是， 然进步的组成部分”B 。在“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革命和反革命 是辩证法的对立统一的双方，反革命的力量可以被革命所运用，但实际情况却 恰恰相反，革命力量被反革命所利用，无产阶级的斗争被资产阶级吸收并转化 为发展动力，这无疑是对马克思的莫大讽刺。 柯尔施的上述批判是发人深省的，将革命与反革命理解为辩证法的双方， 并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理解为同一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双方，其危 害是极大的，这也许是导致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和叛变妥协的根源。为了清除 马克思理论中“隐藏的反革命要素” ，柯尔施认为，必须将革命与反革命理解 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形式，他深刻地指出，辩证法不是存在于无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的斗争中，而是存在于无产阶级自主的革命、反抗活动中，无产阶级本 身就代表着辩证法的力量所在。詹姆斯·沃森认为，柯尔施与马克思的根本区 别在于，他强调“无产阶级的生产力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分离的……无产 阶级的社会现实和使它成为一个阶级的历史关系完全不是一回事”C 。柯尔施想 要将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从辩证的统一中分离出来，将二者作为 独立的、完全不同的范畴、模式进行理解。可悲的是，柯尔施的真知灼见无人 响应，在现实中，正统马克思主义“通过使工人运动屈服于资本消耗力量的逻 辑，进一步反映和助长了资本主义的发展”D ，从而使得革命活动陷入了原地踏 A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305 页。 B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305 页。 C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309 页。 D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309 页。 304 步的循环死局。 第三，公社、分权与专政。据柯尔施的妻子赫达描述，柯尔施“在一切 场合，都是一个偏好分权的人……他曾对加入德共抱有疑虑，同时，他也怀疑 一个集权化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必要性”A 。在公社问题上，柯尔施批判了马克思 主义者将公社视作革命实践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典型的做法，因为巴黎公 社是“建立在普鲁士东联邦制模式上的分权的人民政权”B ，与专政完全扯不上 关系。实际上，按照今天的考察来看，巴黎公社能否算作无产阶级革命都是成 问题的。对马克思本人来说，一方面他高度赞扬公社，但另一方面他却是国家 集权的推崇者。更为严重的是，马克思所提倡的无产阶级专政与共产主义社会 国家的消亡存在某种内在矛盾，这种情形生动的反映在苏联现实中：在苏维埃 专政中发生的种种压迫和暴行与人类自由、解放的理想形成鲜明对比，并且斯 大林通过声称苏联仍然处于第一阶段，而无限期推迟建设更高的社会主义阶段 的目标，从而杜绝了这种专政国家消亡的可能性。 进一步，柯尔施还指出马克思和列宁都夸大了政治和国家的重要性，而 忽视了经济和社会的维度，这与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显然是内在呼应的； 此外，马克思过于自信的、神谕式的理论基调具有“准神秘主义的特征” ，它 实际上“否认了资本主义可能会以非常不同于马克思所设想的方式很好地发展 （或崩溃）……而工人阶级也可能制定出（与马克思的设想）完全不同的策略 和目标”C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柯尔施的预言不幸被证实了。 （二）反革命与法西斯主义 1939 年，即“二战”全面爆发之际，柯尔施写了《国家与反革命》一文， 在文章开头，他绝望的指出： “与过去一段时间的历史不同，今天的时代在更 广范围内不是革命的时代，而是反革命的时代”D 。鉴于法西斯在德国、意大利 和西班牙的胜利，以及苏联正在发生的暴行，柯尔施认定，反革命在世界范围 内的胜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背景下，革命已经退居幕后，因为帝国主 义战争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地位以及参与都与战争毫无 关系，唯一的希望是等待“战争经济” （Webrwirtschaft）的停止。 A Korsch to Partos, July26-29,1939, p.226. B Douglas kellner. Karl korsch: revolutionary theory .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7, p.42. C Douglas kellner. Karl korsch: revolutionary theory .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7, p.45. D Karl Korsch, State and Counterrevolution, modern quarterly 2, no.2 1939, p.60. 305 柯尔施对革命的失败和法西斯的胜利早有预知，他深刻地认识到，法西 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过去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也完全是 失败的，工人的革命运动被消化、转化为了资本主义内部发展的动力。以工会 为例，柯尔施曾经对工人委员会寄托了极大的希望，但现实的发展是：革命的 确导致了工会及工人组织的发展壮大，但工会很快变成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 部分，变成了反过来压迫工人的工具。工人长期斗争赢得的结社权被资产阶级 国家“合法化” ，但实际上却是“合法的接管” ，从而“阉割和撤销了工人组织 的自主性”A ，例如在俄国，进行谈判的权利仅限于（在政府那里）正式登记的 工会。对于罢工权，法律也将这种承认局限于那些只提出经济要求的工会，即 那些不会把斗争延伸到质疑整个政治和制度框架的地步的工会。柯尔施指出， 实际上“罢工权……在字面上就是一个矛盾……罢工作为工人阶级获得政治意 识——质疑它与资本的全部关系——的工具……是不可能被合法的纳入资产阶 级制度之中的”B 。 对于法西斯主义，柯尔施没有进行具体详细的分析，1932 年他写过一篇 名为《对法西斯主义国家观念的批判论文》的短文， 1940 年法国被德国占领后， 柯尔施又写了《法西斯主义反革命》一文。在这些论述中，柯尔施的笔调是悲 观的，他写道，今天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毫无希望了，马克思的“世界革 命”口号已经失败了，就像 1871 年的法国、1905 年的匈牙利、1918 年的德国 以及如今沦陷的法国一样全都失败了。柯尔施讽刺道， “我们不知道赛马场上 哪匹马会赢，但我们能确定赢的必然是马” ，类似地，在法西斯占领地区爆发 的反抗本身也是一种法西斯式的反抗，而在整个欧洲， “无论哪个政党、无论 战争中的哪一方获胜，未来都会是法西斯的未来”C 。 正是因为无产阶级“仍然是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客体，尚未成为那些规 律的打破者，因而尚未能成为历史发展的自觉主体”D ，革命才能被资本主义社 A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134 页。 B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134 页。 C Karl Korsch，The Fascist Counter-revolution，first published in Living Marxism, Volume 5, Number 2, Fall 1940, pp. 29-37. D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134 页。 306 会吸收、内化，为反革命力量所利用，从而间接推动了法西斯主义的到来。柯 尔施开始反思，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是否能够唤起工人阶 级的自主性，是否能够继续指导革命。也许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思考“打破马 克思主义对革命话语的垄断” ，寻求某种新的、具有现实效力的革命理论。 （三）工人委员会及西班牙革命 从某种程度上说，比起马克思主义，柯尔施更加看重革命实践、工人解 放本身，因此他会最终出于革命的原因而抛弃马克思主义。早年的政治经历使 柯尔施对工人运动有了充分了解，也产生了极大热情，在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 之后，柯尔施曾经与独立的工会组织一起继续奋斗。柯尔施早期的文字也大 多关注工人组织问题，例如，1921 年的《德国政治工人委员会问题的发展》 、 、1929 年的《革命委员会》等。基于自身的 1922 年的《工厂委员会的劳动法》 实践经验，柯尔施认定，工人委员会（工人组织自治）是无产阶级革命未来唯 一合理的出路。 柯尔施看到，1917—1921 年的革命浪潮的最高成就就是工人委员会。俄 国十月革命建立的委员会（即苏维埃）使得工人能够掌控工厂、士兵掌握军 队、人民掌握政权（虽然这种情形很快被专制所取代） 。在随后的几年，欧洲 几乎每个国家都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并且在每个地区都有分会，自下而上的工 人民主成为一种浪潮。在德国，由于工人阶级领导政党——社会民主党的改良 主义，委员会势力较弱，并且社会民主党也“有意不让委员会发挥出在俄国的 那种作用” ，尽管如此，工人委员会在革命时期仍然不断壮大，并且“确实开 启了一种工人夺权的可能性”A 。 俄国革命后迅速走向专制，以及工人委员会在欧洲各国相继变质让柯尔 施感到失望。但 1936 年的西班牙革命让柯尔施发现了一种“新的委员会”存 在的可能。柯尔施写了《革命西班牙的经济和政治》 、 《西班牙的集体化》等文 章，对西班牙革命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分析。柯尔施认为，西班牙革命中产生了 一种“特殊的工会组织……一种完全建立在工人群众行动自由基础上的、公开 反对政党、反对集中制的组织”B ，这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完全不同，它代表了 A David Renton.Dissident Marxism: Past Voices for Present Times . Zed Books ；1 edition（8 April 2004） , p.225. B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15 页。 307 工人自治的正确路径。柯尔施反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更多偏向于马克 思早期“自由人的联合”这一概念，毫无疑问，西班牙革命中表现出来的这种 特征使得柯尔施看到了工人委员会发展的另一种方向以及现实化的可能。 然而，反对集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分析西班牙革命失败的原因时， 柯尔施指出， “西班牙工人运动的主要趋势是绝对的反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 以及工团主义”A ，过度激进的民主导致国家权力的完全丧失，这虽然使得工人 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经济自治形式，但面对反革命势力的反扑， “对所有政治 事务漠不关心（导致了）无法维系集体反抗反革命的力量”B 。柯尔施总结说， 马克思和列宁过度强调国家是错误的，西班牙革命者忽视国家和政治问题也是 行不通的，革命失败教训是，必须重视“无产阶级斗争各个阶段中经济和政治 行动的至关重要的联系”C 。 结 语 今天，柯尔施研究者仍然面临资料缺乏的状况。柯尔施的著作、论文以 及手稿和书信不仅翻译很少，就连基本的搜集整理工作都尚未开始。柯尔施的 好友帕特里克·古德写过一些关于他的文字，并在 1979 年出版了《卡尔·柯 尔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对柯尔施的生平和思想做了简单勾勒；柯 尔施的传记作者道格拉斯·凯尔纳 1977 年出版了《卡尔·柯尔施：革命理论》 ， 书中对柯尔施各个时期的著作乃至书信都有较多收集，颇有参考价值。此外， 一些直接相关的论文也从不同方面提供了了解柯尔施的理论路径，但数量极 少，并且由于年代久远而难以搜集。 无论如何，在柯尔施研究这一新领域，等待我们发掘得还有很多。本文 的论述还仅仅是对当前研究成果的筛选整理，除了批判精神、历史主义、革命 理论与政治理论，柯尔施的思想中也许还潜藏着更多值得关注的东西。 柯尔施前后思想的不一致造成了学界对其评价、定位的两种对立的观点。 A Karl Korsch，The Pre-history of Spanish Revolution, in politishce texte , p.23. B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47 页。 C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47 页。 308 多数研究者认为，柯尔施从来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在最后 一篇论文中柯尔施自己都“招供”了。塞巴斯蒂亚诺·延帕纳罗认为，柯尔施 “陷入了观念论和政治孤立……因为他根本不能理解马克思和列宁主义”A ；达 沃·伦顿则认为，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失败了，因为“他的著作缺少对现实的 认识，因此他的哲学范畴仍然是抽象的和空洞的，他未能完成他给自己设定的 目标，即理论与实践的重新统一”B ；并且，柯尔施的过激之处还表现在“他假 定时代总是如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那样，大多数工人始终是革命的……但另一 方面柯尔施却不知道如何把那些确实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少数工人组织起 来……在他看来，这是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的”C 。 不可否认，柯尔施的思想确实存在某些过激和不足之处，他晚年的供词 也确实为后人的批评提供了口实。抛开这些不谈，柯尔施对马克思本人的毫不 留情的批判足以让他不被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喜爱。然而，柯尔施思想的前后 矛盾是表面的，他所坚持的理想从未改变过，这使得他“即使有必要反对马克 思本人的情况下仍然忠实于马克思的思想” ，就连凯尔纳也不得不承认，虽然 柯尔施尖锐地质疑马克思的政治革命理论，他从未改变对于工人阶级解放的承 诺，从未放弃“工人阶级及其斗争是我们历史的发动机和目的、是社会变迁的 载体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信念”D 。 仔细考察，移居美国之后的柯尔施也从未真正脱离政治和学术事业。柯 尔施看到，美国的公司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法西斯本身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同流 亡美国的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人一样，这些惊人的相似让他们感 到不知所措，也使得他们继续从前的理论思考。柯尔施在美国从未找到满意的 工作，但他仍然不断地奔走各地，考察美国的工人状况。柯尔施认识到，马克 思主义不能吸引美国的工人阶级的原因在于其政治和理论上的“精英主义”与 美国文化格格不入，为此，柯尔施决定撰写一部针对美国读者的、科普性的著 A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207 页。 B David Renton.Dissident Marxism: Past Voices for Present Times . Zed Books ；1 edition（8 April 2004） , p.242. C David Renton.Dissident Marxism: Past Voices for Present Times . Zed Books ；1 edition（8 April 2004） , p.240. D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66 页。 309 作，这就是《卡尔·马克思》 。在这本书中，柯尔施想要展现“一门完全去黑 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以及这一科学是如何在反抗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 《卡 国家的战斗中成为一种强大的工具的”A ，并且，如果仔细阅读就会发现， 尔·马克思》中暗含着“对资产阶级与法西斯主义运动同谋的一种致命控诉”B 。 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关注和殷切希望贯穿了柯尔施一生的思想与实践，实 际上，他把革命置于其他一切之上，直到生命最后也未曾放弃这一理想。晚年 的柯尔施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繁荣，革命的希望越发渺茫。在写 给好友布莱希特的一封信中，柯尔施表示计划写两本书： 《社会力量》和《社 会力量与社会运动》 ，前者“用作学术的教科书，为我提供一份工作”C ，后者 则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意识形态，第二部分探讨革命与反革命。柯尔施 计划追溯从法国大革命到目前为止的革命与反革命运动，对社会运动与社会力 量进行系统考察。遗憾的是，柯尔施未能完成这一计划，但这种考察思路则是 很有启发性的。 如果说对资本主义作出最深刻批判和分析的是马克思，那么对马克思本 人作出最深刻批判的，无疑是柯尔施。卢卡奇、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 世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都或多或少地批判过马克思主义，但没有人像柯尔施 那样以激进的、毫不留情的方式触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根基。正如布隆纳所说， “对于其创始人的忠诚不在于信奉某些特定的命题、概念或者政党，而在于直 “历史还未发展 面它的局限、错误和过时的假设”D 。凯尔纳一针见血地指出， 到我们能够为马克思主义书写讣告或者挽歌的程度，如同柯尔施一样，经历一 个革命与反革命的时期也是我们的命运，这个时期的结局是不确定的，马克思 主义在其中的角色虽然至关重要但也存在疑问”E 。柯尔施的悲剧在于他过于绝 望的、过早地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失效的判决。即便如此，没有谁能像柯尔施 A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312 页。 B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312 页。 C Korsch to Brecht, July 31, 1939, p.233. D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131 页。 E 周凡、黄伟力：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柯尔施专辑（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 法） 》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68 页。 310 那样，在经历了政治实践的失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围攻、反革命及法西斯 主义的肆虐之后仍然能够保持无产阶级解放的原初理想。柯尔施最终以“背离 马克思”的方式继承了马克思的理想，这种坚定和勇敢足以令那些名义上的马 克思主义者赧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生 311 国外葛兰西研究：回顾与展望 潘西华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 始人和早期领袖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及“欧洲共产主义”的奠基 者之一。作为“当今欧洲公认的 20 世纪最早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A ，葛兰 西的革命思想不仅在其所处时代为意大利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运动提供了理论 与行动的指南，其思想也逾越时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潮和世界社 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意义。即便是在其逝世 80 多年后的今天，其思想仍然可以 帮助我们理解当代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问题。 自 1937 年 4 月 27 日葛兰西离世以来，国内外学界先后就葛兰西留下的 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展开了多学科、多视角的解读与借鉴。自 20 世纪 70 年代 起，葛兰西思想研究的热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且愈演愈烈，影响深远。较国 内葛兰西思想研究现状而言，国外学界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和交流起步较早、 传播地域较广；研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研究议题较为深入、视角新颖。 A 毛韵泽： 《安东尼奥·葛兰西》 ， 《国外社会科学》1981 年第 2 期。 312 一、国外葛兰西思想研究起步较早、传播较广 国外学界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末。纵观 80 多年来国 外葛兰西思想研究与传播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8 年 到 20 世纪 60 年代） ，这一时期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意大利。第二 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 ，葛兰西思想开始在西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 也是在这一时期，葛兰西思想研究得以在英语界广泛传播与开展。第三阶段 （90 年代至今） ，葛兰西思想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产生逾越时空的影响。 （一）1938 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主要集中在意大利本土研究 1938 年，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鲁杰罗·格里埃科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在巴黎主编出版了《纪念葛兰西》的文集，开启了对葛兰西思想研究的先河。 1946 年，葛兰西的书信首次发表。1947 年，葛兰西书信获得了意大利较为重 要的维拉吉奥奖，葛兰西随之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A 1948—1951 年，普拉托 尼（Felice Platone）编辑出版了六卷本《狱中札记 》 。1952 年隆巴尔多·拉第 斯（L.Lombardo—Radice）与卡尔鹏（G.Carbone）合著了《葛兰西的生平》一书， 将安东尼奥·葛兰西视为在意大利工运史上，在意大利思想和文化史上第一个 真正的、地道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20 世纪 50—60 年代，意大利本土相 继出版了葛兰西入狱之前的著作，共五卷。随后，以写作日期为线索来编排的 《葛兰西全集》相继出版。鉴于当时的历史情境，在《狱中札记》的第一版中， 有关波尔迪加、托洛茨基以及斯大林主义与苏联经验的部分被删除，并对葛兰 西偏离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部分作了修改。 这一时期，葛兰西生前著作的传播与研究主要是在意大利共产党的推动 下实现的，人们关注重点是葛兰西思想的政治意义，内容涉及葛兰西思想同马 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对党的理论建构的基础性意义，意在为意大 利共产党的纲领找到本土的理论依据 B 。例如，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作为意共 方面最早论述葛兰西思想的代表人物，早在 1927 至 1964 年间发表了多篇纪念 和论述葛兰西思想的文章，对葛兰西的生平、为人和著作，葛兰西对社会主义 A 仰海峰： 《葛兰西研究七十年 : 回顾与反思》 ， 《河北学刊》2009 年第 5 期。 B 仰海峰： 《葛兰西研究七十年 : 回顾与反思》 ， 《河北学刊》2009 年第 5 期。 313 的理论与实践所作的贡献，以及人们对葛兰西本人及其生前的意共历史事件所 做的不同历史评价等作了多方面的分析与评论。再如，陶里亚蒂和拉焦尼埃里 合作编著了《陶里亚蒂论葛兰西》一书，在书中，陶里亚蒂透露了更多的关于 葛兰西生命经历的信息。 这一时期，虽说葛兰西思想的传播与研究主要集中于意大利本土。但是 作为一位共产主义思想家，葛兰西的著作文本也逐步引起了意大利本土之外的 关注，得以初步翻译和引介。例如在欧美英语世界，早在 1948 年，即在《历 史唯物主义与克罗齐的哲学》出版后，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就同情地讨论 了葛兰西的著作。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葛兰西研究开始在英语界展开，其生 前著作也开始被译为英文。英国一位青年历史学家编辑了大概是第一本非意大 。1958 年， 利语的葛兰西著作选 （Louis Marks， The Modern Prince ， London， 1956） 在一本仍然是英语中最知名的 20 世纪初欧洲思想通史著作中，美国一位著名 的历史学家以“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为题讨论了葛兰西（H.Stuart 。1960 年，英国的一位历史学家首次以非 Hughes，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 意大利语的语言讨论了“安东尼奥·葛兰西思想中的霸权（领导权）概念” （载 。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位历史学家完成了一篇博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 士论文，几年后，这篇博士论文成为意大利之外第一本关于葛兰西的书籍：约 翰·M. 卡梅特（John M.Cammett）的《安东尼奥·葛兰西与意大利共产主义 的起源》 （斯坦福大学，1967 年） 。A 此外，在非意大利的欧洲、亚洲地区，也出现了对葛兰西本人、思想及 著作的介绍。例如，西班牙哲学家 M·萨克里斯坦在《埃斯帕萨大百科》 （1958 年增补本）的《二次战后到 1958 年的哲学》栏目里介绍葛兰西及其思想时， 称葛兰西是“西欧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认为《狱中札记》是从庸俗 的歪曲中拯救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崭新的供选择的完整 文化而获得新生” 。 B 再如，1953 年，原苏联地区初步接触和开始了解葛兰西 的思想和生平，翻译并出版了意大利本土的《葛兰西的生平》一书。1959 年， 俄文版《葛兰西选集》三卷本出版，其中包括《狱中札记》的主要文章。在 A ［英］麦克莱伦：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版，第 316—317 页。 B ［西班牙］F. 费尔南德斯·布埃： 《葛兰西的著作在西班牙》 ，余幼宁摘译， 《中共中央 党校学报》1990 年第 10 期。 314 20 世纪 50—60 年代苏联学者关于社会问题的讨论非常激烈的时刻，A. 列别夫 写了一本关于葛兰西的书，把葛兰西关于艺术与政治关系的典型论断作为当时 斗争的武器。这使葛兰西的思想和思想方法深入到苏联的知识分子之中。 A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在意大利之外的地区，历史学家在发现葛兰西的 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自 1960 年之后，借助英语，葛兰西的思想在世界 范围内广为传播。 （二）20 世纪 60 到 90 年代，葛兰西思想主要在英语世界传播 葛兰西的思想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最有效的传播媒介是一定数量英 语版（诗、文等的）选集的出版。1971 年，由霍尔和诺维尔·斯密翻译出版 了《狱中札记选》 ，进一步扩大了英语读者的优势。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还出 版了《政治论著选：1910—1920》和《政治论著选：1921—1926》B 。1971 年， 劳伦斯和维沙特出版社出版了有关葛兰西的哲学类著作《实践哲学》 。葛兰西 的书信也不断受到了英语界的关注。这一现象借助在 1975 年新出版的编年体 例的《狱中札记》而加速。反过来，它又进一步促进了一系列更为广泛的翻译 工作的开展。随后， 《狱中札记》的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的翻译也相继完成； 在美国，英文版的翻译也几乎是完整的。一系列葛兰西生前著作的翻译出版， 推动了英语界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 截至目前，在这一时期出版并已被翻译引介入我国的国外学者的研究 著作与文章主要有：朱塞佩·费奥里的《葛兰西传》 （吴高译，人民出版社 、詹·约尔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 （郝其睿 1983 年版） 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的《领导权与社 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C ，美国 C. 勃格斯的《葛兰西和欧洲共 产主义》 （ 《国外社会科学》1981 年第 2 期）以及 D. 史密斯的《意识形态和 》 （ 《国外社会科学》1980 年第 12 期） 权力（对葛兰西〈 狱中札记〉的分析） 等。已被引进但尚未被翻译的英文版本有：A gramsci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A 吕裕阁： 《苏联如何评论葛兰西》 ，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88 年第 1 期。 B 仰海峰： 《葛兰西研究七十年 : 回顾与反思》 ， 《河北学刊》2009 年第 5 期。 C 该书英文版于 1985 年首次出版，中文版由尹树广、鉴传今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315 （1916—1935 ） A, Joseph V Femia.Gramsci’s Political Thought B, Adamson, Walter, L. Hegemony and Revolution: A Study of AntonioGramsci’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C 等。 世界范围内葛兰西思想研究的兴起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首要的要 素是冷战时期西欧各国共产党对欧洲地区发生的一系列国际事件进行反思的推 动。20 世纪 50 年代，欧洲发生的贝利亚事件、柏林工人大罢工、波兰十月事 件、匈牙利事件等，动摇了人们对苏联模式的绝对忠诚，促使西欧各国共产党 开始根据本国实际，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而葛兰西早在 20 世 纪 30 年代就曾指出， “欧洲的上层建筑不同于沙俄国家，中欧、西欧必须有一 个不同于俄国的战略策略，要求革命政党的全部战略策略比 1917 年布尔什维 克的战略更加复杂，要做长期打算” ，他强调要实行 “独立的、创造性的政策” 。 葛兰西思想的预见性引发了包括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共产党在内的一些西欧 国家共产党在全球战略上的改变。特别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后，伴随着 “欧 洲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如火如荼地发展，被视为这一运动思想先 驱的葛兰西思想受到了追捧。借此，葛兰西的国际影响在 20 世纪 70 年代“欧 洲共产主义”时代达到了顶峰。 联邦德国于 70 年代开始研究葛兰西，一些作者如盖·哈德·罗特 （Gehard 、彼得·帕拉（Peter Palla） 、胡安·罗德里盖茨 – 洛雷斯（Juan RodriRott） guez—Lores）等主要写了关于葛兰西哲学方面的专题文章。到了 70 年代中期， 由于意大利共产党在大选中获胜以及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联邦德国对葛兰西 的研究才有进一步发展。70 年代下半叶起，出版的一些著作中论述了葛兰西 关于历史、哲学和文化方面的理论。 D 例如，汉斯·海因茨·霍尔茨写的《欧 洲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倾向》 （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一书中，对葛兰西的思想 有介绍。随后，相关学术会议也得以相继召开。例如乌里希·施赖贝先后于 1985 年和 1986 年分别在汉堡举行了两次葛兰西学术讨论会：1985 年 8 月在汉 堡举行了“德国文化节——安东尼奥·葛兰西和罗莎·卢森堡”会议，讨论 A Edited by David Forgacs, London, 1988. B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87. 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D 毛韵泽： 《国际葛兰西研究的新趋向——介绍东京“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当代”国际 学术讨论会》 ， 《国外社会科学》1988 年第 3 期。 316 了葛兰西和卢森堡关于文化、政治和人类解放的思想。1986 年 10 月 2—5 日， 在汉堡还举行了“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和 政治学术研讨会。主要讨论了葛兰西著作的现实性，这对葛兰西研究工作是 一大促进。 ”A 20 世纪 80 年代及其后期，欧洲及欧洲以外的不同国家的杰出知识分子都 热衷于葛兰西思想的研究。尤其是大不列颠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 加拿大的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 、美国的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印度的 Ranajit Guha、阿根廷的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 PortanSaid） 、墨西哥的 Dora Kanoussi、巴西的 Nelson Coutinho、日本的 Eisude Taketiero） mara、俄罗斯的 Irina Grigoreva 以及我国的田时纲研究员。这或许意味着世界 上很多重要国家都有一些杰出的知识分子，或是一些知识分子团体在研究葛 兰西。 在更广泛的领域中，1989 年是一个分水岭。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进 一步导致了葛兰西研究热的国际扩散。这一现象首先发生在欧洲之外的国家。 尤为重要的是拉丁美洲大量知识分子与葛兰西思想的邂逅。在拉丁美洲，农民 运动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比较活跃，但此后便受到美国霸权（领导权）的压 力，并不断衰弱。在他们所采用的“游击战”相继失败后，这些国家的革命者、 研究者发现了葛兰西的“被动革命”和“领导权”思想，他们开始尽可能多地 阅读葛兰西的著作。诸多拉丁美洲学者成为重要的葛兰西思想诠释者，甚至在 葛兰西的思想中重新发现了克服已在他们民族有广泛传播的比较教条的马克思 主义传统所给与的、如同军事独裁般压制的解决方案。他们尽可能多地阅读与 葛兰西霸权（领导权）有关的思想，并将其作为新的、民主的、民族政治战略 发展的指导，以反对阴谋和宗派主义的遗留影响。因此，智力要素和政治的兴 趣混合和增强了葛兰西的影响。可以说，拉丁美洲对葛兰西思想的“全球化” 起了很大的作用。 B 在亚洲，除了中国对葛兰西思想研究处于升温期之外，日本学者们也着 手翻译或撰写、编辑了相关引介性或研究性的著作、论文集和文章。例如伊藤 A 毛韵泽： 《国际葛兰西研究的新趋向——介绍东京“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当代”国际 学术讨论会》 ， 《国外社会科学》1988 年第 3 期。 B 西尔维奥·彭斯： 《葛兰西思想的国际传播路径》 ，潘西华译，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 年 7 月 24 日。 317 成彦等人合编的《葛兰西和现代》会议论文集，从不同的角度对葛兰西的思想 进行了阐释；石堂清伦等人编著的《活着的葛兰西》 ，对葛兰西的思想和理论 进行内在的深入探讨；竹村英辅先后撰写的《葛兰西的思想》 、 《现代史中的葛 兰西》 ，可谓 80 年代日本研究葛兰西的代表作；松田博编著的《学习葛兰西》 ， 从社会科学的多个研究领域出发来研究葛兰西的思想，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研究 葛兰西的兴趣。此外，为了纪念安东尼奥·葛兰西逝世 50 周年，1987 年 1 月 28—29 日，在东京意大利文化会馆举行了“安东尼奥 · 葛兰西和当代”国际 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在参会人员上不限于研究意大利或葛兰西的学者，而是 对葛兰西有兴趣的人都能参加，以便有机会同各行各业人士讨论心得和交换观 点。日本学界的进步人士旨在通过“葛兰西与当代”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供一线 解决社会问题的希望。 A 这一时期，在除了意大利（在更大范围内是除了欧洲）以外的地区对葛 兰西思想的兴趣不断地增长扩散，相比之下，意大利却出现了葛兰西思想的衰 落。从 1964 年到布拉格之春，随着苏联和国际共运形势的变化，葛兰西思想 成为意大利共产党批判苏联官僚政权的理论依据。随之，葛兰西思想的研究主 题和内容都发生了明显变化。1975 年，由瓦伦蒂诺·杰拉塔纳主编的《狱中 札记》评注本出版，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葛兰西形象。1977 年是 葛兰西逝世 40 周年，当时意大利掀起了葛兰西热。其后，对葛兰西的讨论冷 了下来。这里面既有政治原因，又有理论原因。在政治方面，由于 “民族团结” 阶段结束。意大利共产党遇到了困难，从而结束了一个历史阶段。在理论方 面，由于资产阶级学者鼓吹“马克思主义危机” ，出现了有关权利的新理论以 及对政治和社会的新解释，加之很多知识分子对 70 年代的政治局势失望，因 而对葛兰西的研究陷入低潮。 B 这一衰落过程经历的时间大致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期近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葛兰西思想在全球的影响同意 大利本国有关其思想重要性的争论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增大。后者仍旧处于对 葛兰西思想在民族问题的应用等狭隘的意识形态论争的混乱之中。庆幸的是， 这一倾向在 20 世纪 90 年代得到颠覆。 A 毛韵泽： 《国际葛兰西研究的新趋向——介绍东京“ 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当代”国际 学术讨论会》 ， 《国外社会科学》1988 年第 3 期。 B 吕裕阁： 《十年间（1978—1987）意大利对葛兰西的研究》 ， 《理论前沿》1989 年第 77 期。 318 （三）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葛兰西思想研究的“全球热”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葛兰西的思想已被视为政治 和文化典范来进行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引领了语言和文化领域的发 展，这愈发证明了葛兰西的思想阐明了 20 世纪和我们现时代的基本问题。 在意大利本土，葛兰西思想研究重新得以高涨。代表着学界对葛兰西著 作及其文化价值的最大认可的葛兰西著作的国家版本得以出版。其不仅收录了 1908 到 1926 年期间葛兰西寄出或收到的信件、葛兰西和塔吉安娜和朱利亚舒 赫特的来往书信以及在他被扣押期间与其他一些人的来往书信，而且也包括了 一些所谓“类似收集的信件” ，这些信件对于了解狱中的葛兰西具有绝对的重 要性（包括皮埃罗·斯拉法同塔吉安娜、舒赫特的通信，塔吉安娜同家人的通 信，还有同其他人的通信） 。因此，这一版本纠正了以往只发布葛兰西的信件 的出版惯例所导致的一系列错误与不足，构成了葛兰西政治和知识传记的主要 ，将葛兰西思想研究推向了一个新 来源，为人们提供重构“思想发展的节奏” 时期。 1995 年，意大利研究政治学说史的学者们在巴里大学举行了关于葛兰西 未完成的政治思索的专题研讨会，萨尔沃·马斯泰罗内编辑出版了研讨会的 成果《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 》 （黄华光、徐力源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1996 年，学者们又以学术讨论会的方式继 续进行了有关讨论。2007 年以来，相继推出了“世界葛兰西思想研究”系列 丛书 A ，内容涉及 2000 年以来世界葛兰西思想研究概况与现状。近年来，意大 利出版了不少政治方面的著作，主要包括研究葛兰西思想的文集以及以葛兰 西思想为工具研究意大利历史与政治等方面的论著。在代表性研究成果方面， 2012 年，葛兰西研究院院长彭斯教授出版了新作《全球革命：国际共产主义的 历史（1917—1991） 》 。这部从 1917 年十月革命到 1991 年苏联解体的国际共运 史是作者在参阅大量俄罗斯、中国、中欧的史料以及西欧各国共产党的原始档 案资料之后完成的。 B 国际葛兰西协会意大利分会主席圭多·里郭利在 2012 年推出了《受争议的葛兰西——诠释、争论与争议》 （1912—2012） ，该书全面 A 例如：2007 年的《世界葛兰西思想研究 2000—2005》 ，2008 年的《世界葛兰西思想 研究：文化研究》 ，2009 年的《世界葛兰西思想研究：国际论文汇编》以及 2011 年的 《世界葛兰西思想研究：葛兰西在拉丁美洲》等。 B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2013》 ，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50 页。 319 回顾并系统梳理了葛兰西思想九十年来在意大利的发展以及研究的历史，不仅 对了解葛兰西思想在意大利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复杂影响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材 料，而且对半个多世纪以来葛兰西研究的主体转换及当今热点也提供了很好的 研究指南。 A 在葛兰西思想的研究阵地中，在线双月刊《今日葛兰西》也已成 长为一个意大利研究马克思主义、葛兰西思想、欧洲和意大利工人运动研究的 重要刊物。 在英语界，葛兰西思想研究持续升温，多部对后世影响重大的葛兰西生 前著作和后人的研究性著作面世。例如，Antonio Gramsci，Further 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 B;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21—1926 ） C; Peter.D.Thomas,The Gramiscian Moment: philosophy,hegemony,and Marxism D; Joseph Francese，Perspectives on Gramsci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al theory E, Eric Hobsbawm,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ables of Marx and Marxism F ，Renate Holub: Antonio Gramsci—Beyond Marxism and Postmodernism G 等。部分传记或 研究性著作已被翻译成中文，例如，詹·约尔的《葛兰西》 （台北桂冠图书股 》 份有限公司 1992 年版） 、波寇克（Robert Bocock）的《文化霸权（领导权） （台北远流出版社 1994 年版）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主编： 《一个未完成的政治 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 》 （黄华光、徐力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李智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斯蒂夫·琼斯（Steve Jones） 《导读葛兰西》 ： （相 明译，重庆出版社 2014 年版）等。在已翻译出版的国外学者的研究专著中， 尤为值得推荐的是《导读葛兰西》这本书。作者从当代的典型问题入手，采用 一种通俗浅白，甚至充满趣味性的讲述方式，较为详细地覆盖到了葛兰西思想 中的每一个关键点，为理解葛兰西架设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系统框架。不仅有助 于那些初次与葛兰西相遇的读者们迅速了解葛兰西思想的概貌，也为葛兰西思 A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2013》 ，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48 页。 B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Derek Boothman, London, 1995. C Published by Lawrence and Wishart,1978. D BRILL Publishers,2009. E Published by Routledge,2009. F Published by Little,Brown ,2011, G Published by Ruteledge,1998. 这本书曾被翻译成韩文（首尔，南韩 2000） ，波斯文（德 黑兰，1996） 。 320 想研究注入了时代感与活力。 纵观葛兰西思想的国际传播与接受史，国外葛兰西思想研究起步较早， 传播地域广泛，包括在意大利本土、欧美国家 （具体包括在英国、美国、法国、 德国、墨西哥、前苏联及东欧地区等） 、亚洲国家（中国、韩国、印度、日本、 越南、新加坡等）以及在拉丁美洲、非洲等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葛兰西思想研 究者和爱好者。虽说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从事着葛兰西思想研究，但国际间 的学术交流不多，这是有待进一步加强的地方。 二、国外葛兰西思想研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较国内葛兰西思想研究而言，国外葛兰西思想研究不仅内容丰富，而且 形式多样。除了上述各国和地区陆续出版或发表的葛兰西生前著作、后人的研 究专著和文章以外，葛兰西文献资料在线数据库、网站的相继建立与应用，国 际性葛兰西研究团体的活动以及国际会议的召开也在不断推动着葛兰西思想的 国际传播。 （一）葛兰西文献资料在线数据库、网站的建立方面 20 世 纪 60 年 代， 美 国 葛 兰 西 研 究 先 锋 人 物 约 翰·M. 卡 特（John M.Camett）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葛兰西文献电子数据库，这一数据库后来交 由葛兰西基金会负责，并于 2005 年实现了葛兰西著作文献的在线获取。随后， 诸多有关葛兰西著作、思想研究的网站也纷纷建立并投入使用。比较著名的 有：国际葛兰西学会网站 http://www.italnet.edu/gramsci/（网站内储存了大量资 料，包括葛兰西的传记与生平信息，与他有关的照片，记录电影，优秀的《国 际葛兰西学会通讯》的副本，论文和网站链接。该网站致力于建设葛兰西研究 的最全面网站）；葛兰西学院基金会网站 http://www.gramsci.it/（包括关于葛兰 西的最全面的档案——《葛兰西档案》 ，内含超过三四十种语言的作品）以及 有关葛兰西著作研究的网站 http://www.victoryiscertain.com/gramsci/（一组各种 各样的电子的和非正式的资料的链接：在线的葛兰西著作，右翼和宗教对葛兰 西的占用和关于他的著作的文章） 、http://www.igsitalia.org/ 等。其中也不乏研 究者个人设立的葛兰西思想研究网站。例如，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 Renate Holub 的个人网站 http://learning.berkeley.edu/holub。上述文献资料的在线阅读 为葛兰西思想的国际传播与交流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渠道。 321 （二）国际性葛兰西研究团体活动助力葛兰西思想传播 为了推动葛兰西思想的研究与发展，意大利成立了专门机构，其中影响 力较大的有“葛兰西研究院”与“国际葛兰西协会意大利分会” 。作为葛兰 西思想研究和传播的前沿阵地，它们先后组织或推动多场国内外的葛兰西思 想研讨会及相关活动的举办，研究成果颇丰。在学术活动和会议方面，葛兰 西研究院先后举办了数场与葛兰西思想有关的小型研讨会，例如，2012 年 1 月，它与“现当代历史图书馆”联合举办了题为“五年恰似数百年——葛兰西 1914—1919，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研讨会、2012 年 12 月举办了“葛 兰西在拉丁美洲”的研讨会等；国际葛兰西协会意大利分会则在 2012 年相继 举办理了“与葛兰西相约在科森扎” “追寻葛兰西的足迹”等一系列展览活动， 、 并且推出了多本研究葛兰西的著作： 《葛兰西与实用主义：对比与交叉》 、 《世界 的葛兰西：全球诠释葛兰西实用指南》A 等。 伴随着国际“葛兰西”热，在欧美英语界也陆续设立了葛兰西思想研究 专门机构。例如，早在 2009 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 Renate Holub 教 授就曾成立《葛兰西在亚洲》编辑部，并且联系国内葛兰西思想研究权威田时 纲研究员，共同致力于《葛兰西在亚洲》研究文集的编辑计划。通过这个计划， Renate Holub 教授希望收集一系列来自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日本、新加 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及越南等国家对于葛兰西和他的理论有浓厚兴趣 的著名学者的文章，随后将收集的文章翻译成英文，交由英国的出版社与意大 利罗马的出版社同时出版。目的在于将亚洲学者对于葛兰西的研究介绍到欧 洲、北美洲、非洲以及南美洲，帮助当地葛兰西思想研究者和爱好者了解亚洲 学者对安东尼奥 ·葛兰西的理论与概念的认知和评论。 （三）葛兰西研究国际会议不断推动着葛兰西思想国际传播 20 世纪 80 年代，欧洲及欧洲以外的杰出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团体纷纷投 身葛兰西思想研究。在重要时间节点，一些颇具影响的葛兰西思想国际研讨会 的相继举办。例如；1989 年，葛兰西基金会在意大利福米亚召开了主题为“葛 兰西在世界” 的研讨会，首次对葛兰西思想的国际传播概况进行了总结。就此， 国际葛兰西社会团体得以建立。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纷纷加入了这一社会团 体。1997 年，题为“葛兰西和 20 世纪”的学术会议又用文献记录了意大利和 A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2013》 ，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45 页。 322 国际各学科领域学者研究葛兰西的情况。虽说受他们各自语言和文化传统的影 响，但却运用了葛兰西对 20 世纪思想进行阐释时的分类，这在更深层次上证 明了葛兰西的思想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在葛兰西逝世 70 周年的 2007 年， 意大利左翼界将其确定为“葛兰西年” ，意大利为此召开了包括“葛兰西与他 的时代”学术研讨在内的 10 次研讨会。与会者不仅有来自意大利、法国、德 国、英国、美国、中国、日本、印度、阿拉伯地区、地中海地区、拉美、墨西 哥等国家及地区的众多学者，还有来自这些国家的包括学生、工人、甚至家庭 主妇等在内的、对葛兰西思想有兴趣的人士。2017 年 5 月 18—20 日，以纪念 葛兰西逝世 80 周年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意大利罗马召开。来自美国、中国、 印度、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的 200 多名葛兰西思想研究者共聚一堂，以学术研 讨的形式缅怀这位革命先驱。 在意大利本土之外，葛兰西思想国际研讨会也在重要时间节点陆续召开， 例如，早在 1987 年 1 月 28—29 日，为了纪念安东尼奥·葛兰西逝世 50 周 年， “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当代”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日本东京意大利文化会馆 举行 A ；2007 年 11 月 29—30 日，墨西哥城市大学举办了第四届国际葛兰西研 讨会议；2008 年 2 月 23—25 日，英国伯明翰大学举办葛兰西思想相关的国际 研讨会议等。虽说类似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并不频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葛兰西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交流，推动了葛兰西思想的国际化。 三、国外葛兰西思想研究议题深入、视角新颖 国外学者对葛兰西思想研究的议题较为广泛，内容涵盖政治学、哲学、 文学、社会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不仅有关于葛兰西生平、事迹的传记，也 有对葛兰西具体思想的研究。在哲学方面主要关注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思想、意 识形态理论；在政治学方面，主要关注葛兰西国家理论、 “领导权”思想、工 人阶级政党建设以及政治民主理论的研究。近年来，国际学界对于葛兰西思想 的研究呈现新的趋向，更多地将葛兰西思想与现时代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用 葛兰西思想来分析当代社会的各种问题。 A 毛韵泽： 《国际葛兰西研究的新趋向——介绍东京“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当代”国际 学术讨论会》 ， 《国外社会科学》1988 年第 3 期。 323 （一）从新颖的研究视角，对富有争议的概念进行诠释与再审视 在葛兰西那里，迫于监狱这一特殊环境的束缚，许多概念都没有固定的 内涵或边界。例如，意大利语“egemonia” （或英文“Hegemony” ） 、知识分子 的概念等，后人从人类学、语言学等研究视角，对富有争议的概念进行了诠释 与再审视。接下来仅以作为葛兰西思想核心的概念“egemonia” （或英文“He）的相关诠释为例。 gemony” 1. 从不同视角对意大利语“egemonia”概念再审视 在葛兰西那里， “egemonia”被界定为“智力和道德的领导权” ，并且进 一步发展成为葛兰西思想中最核心最有力的概念，用于思考社会主义是如何瓦 解并替代资本主义的。作为一个富有争议性的概念，这一概念已经对学者们在 研究历史规律、哲学、政治研究、社会和文化研究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 且学者们还在不断地对其进行重新诠释、批判性的反思，不断地在探讨它的 定义。 （领导权） ，认 日本神奈川大学黑泽惟昭从教育的角度来定义“egemonia” 为对于葛兰西来说，领导权就是必要的教育关系。因为在他看来，在意大利文 中， “知识”的含义是“指导” “道德”的含义是“教育” ； 。一切对人的教育（工 人教育、成人教育）都是至关重要的。葛兰西非常注意民歌、民俗和“常识” ， 目的正是教育人和建立群众意志，为此，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必然要去解决教 育问题。 A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人类学系多奈德·伍·库尔兹（Donaid V. Kurtzd）教授倡导从人类学视角对这一概念进行再审视。其认为，将 Hege［霸权（领导权） ］概念解释为提供智力和道德领导权的代理组织是理解 mony 葛兰西思想和其分析思想政治上层建筑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的政治方案的关键 所在。葛兰西用霸权（领导权）观念弥补了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空隙，并且 确立了它们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葛兰西的霸权（领导权）思想作为一个模式， 政治和文化的代理人指挥的智力和文化的领导，已经被其他人所占用，并在不 同的研究背景下发生改变。对于人类学家而言，对于这个概念的更改开始于 概念的再形成。这一过程起始于雷蒙德·威廉斯（Williams，Raymond）对于 作为文化统治形式的研究，这一研究为福克斯（Fox，Richard G.）和其他分析 A 毛韵泽： 《国际葛兰西研究的新趋向》 ， 《国外社会科学》1988 年第 3 期。 324 奠定了基础。拉克劳（Laclau，Emesto）和墨菲（Mouffe，Chantal）确立了霸 权（领导权）作为意识形态话语促进他们激进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解。科马洛 夫（Comaroff，Jean）依赖于威廉斯、拉克劳和墨菲的分析，将霸权（领导权） 从属于意识形态，并且将其降至为文化传统的地位。近些年，美国人类学家的 一些艺术作品也使用霸权（领导权）概念，去与统治、权力、抵抗、意识、常 识及其更深的发展相分离。上述这些对葛兰西霸权（领导权）概念的变革很大 程度上是针对范式和认识向人类学方向的转移。现在，霸权（领导权）看起来 是固定在人类学范式中，关注的是文化、功能主义、理想主义、结构主义，后 结构主义，被修订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被灌注的是大剂量的理想主义和后 现代运动。但是他们倾向于忽略葛兰西及其解释以及作为他们思考基础的辩证 认识论。所以，看起来是时候去阅读葛兰西，包括他的狱前著作以及他的注释 的时候了，这样可以引导人类学在原来的背景中去评价葛兰西霸权（领导权） 概念的含义。 A 不同的注释者注解了不同类型的霸权（领导权） 。例如，W.L. 亚当森提出， 在葛兰西那里存在着两种霸权（领导权）：一种涉及霸权（领导权）组织获得 合法性的过程，或是获取从属民众自发同意和支持的过程。另一种涉及一个历 史发展阶段，霸权（领导权）是最高阶段，代表着由知识和道德构成的意识和 政治统一体，其关注于无产阶级所致力于的经济和政治目标。 B 再如费米埃将 葛兰西的霸权（领导权）分为三类。作为整体的霸权（领导权）是这样的一种 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在实践中可促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统一，这种统一 避免了社会和道德层面的矛盾和反抗。这将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衰微的 霸权（领导权）是指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社会经济优势不再代表 或增进社会中的每个人的利益。在这里，潜在的社会瓦解是永远存在。最简 单的形式，即最小的霸权（领导权） ，是被精英们标示过的经济、政治意识形 态的统一体，其目的是为了彻底的驱除民众。在这里，反叛远不止表面表现的 这些。 此外，彼得·托马斯对“领导权”概念的分析也十分有力而全面，在某 A 原文英文版载于《人类学批判》1996 年第 16 卷第 2 期，第 103—135 页，下载地址： http://coa.sagepub.com。 B Adamson, Walter, L.（1980）Hegemony and Revolution: A Study of AntonioGramsci’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160-161. 325 种程度上，他通过对俄罗斯革命之前的历史和在初创阶段上的布尔什维克的经 历，再到新经济政策时代的对比来建构了这个概念的开创性意义。这个开创性 意义坚决拒绝了将领导权看成是一种社会权力的一般性理论，相反，他将之与 一种伴随着西方世界及其革命的发展而发展的“国家形式”的定义连接起来。 领导权概念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中得到了重生，领导权是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后的 不断斗争中需要掌握和运用的武器。在这里，葛兰西的分析再次表现出极大的 预测能力，亦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被运用到牢不可破的生命政治的情境中 （这个情境源于工人阶级的革命经验） ，或者相反，作为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的， 法西斯主义的表达，领导权开创了始于国家的社会，这样一种社会被描绘为 “生命权力” 。但是，只有第一种领导权概念，即阶级概念，才包含一种建构性 权力，这种权力赋予社会在本体上的布局。 A 也有些研究者关注“egemonia” （或英文“Hegemony” ）这一概念在界定 与使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例如，凯特·克里汗（Kate Crehan）在《葛兰西， 文化与人类学》中所说的： “很清楚，领导权在葛兰西那里是一个没有单一定 义、高度流动和灵活的术语。至于原因，我认为领导权概念不是一个有精确边 界的理论概念……在特定的语境中，由什么组成领导权只能通过细致的经验分 析去发现。 ”B 再如，佩里·安德森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自相矛盾》就曾明 确指出葛兰西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的不一致性，因为有时他用其表示赞同而不是 强制，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它似乎又指的是两者的综合。 C 领导权概念在同“统 治”一词用在一起，它是指赢得市民社会“积极同意”的一个过程，这与通过 暴力手段达到“统治”的方式正好相反；而同“经济——行会”阶段（指一个 阶级在经济上联合起来的一个历史阶段，是阶级发展的低级阶段）用在一起， 这一概念则是指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发展的一个阶段（指一个阶级在思想上和 ，这都证明了这一 政治上团结起来的一个历史阶段，是阶级发展的高级阶段） 概念在不同语言环境使用时的不确定性。因此正如葛兰西理论中许多其他概念 和命题并没有固定的内涵或边界一样，我们也很难去界定它。 （或英文“Hegemony” ） “文化”特征的再审视 2. 对意大利语“egemonia” A 奈格里： 《彼得·托马斯的〈葛兰西时刻〉一书的书评》 ，蓝江译，参见 http://blog. sina.com.cn/s/blog_542ef2b20100s5kh.html。 B Kate Crehan,Gramsci,Cultureand Anthropology ,Puto,2002. p.7, p.104. C 佩里·安德森：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自相矛盾》 ， 《新左派评论》第 100 期，第 49 页。 326 葛兰西所倡导的“egemonia”具有“文化”特征。一方面表现在作为领导获取 的前提与旨归的是一种作为“集体意志”的“健全的常识” 。例如美国学者埃 德蒙·E. 雅格比蒂所言，它是一种连贯的、统一的并渗透于全民族中的“人 生观” 、一种“大众信仰” 、一种恰当成其为“文化”的哲学；是一种业已生成 的道德体系、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作为公民也作为个人所遵守的行为规范。 A 因此，无产阶级要获取领导权，就必须重视这种“常识”的作用，并以系统 的、融贯的和批判的方式对已有的、较为原始的“常识”加以引导和改造，以 确立一种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导下的“健全的常识”来作为“民族的”新观念。 从这一观念中，葛兰西看到了道德政治氛围的巨大力量，这一氛围原本只服务 于某一阶级的利益，但终于还是日益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另一方面，这种 “文化”特征体现在获取领导权的方式的非暴力性，在获取领导权过程中所采 取的非强制性的教育方式、智识和道德改革方式。正如米开尔·白瑞特所言， “egemonia”最好理解为赞同的组织——从属意识的形式不求助于暴力或强制 便得到构造的过程。葛兰西强调对世界的“较低的”——不那么系统的——层 面的意识和理解，尤其是，他感兴趣于“大众的”只是和文化发展的方式，以 至于确保大众参与统治集团的计划。 B 苏联学者戈利格列娃也认为，领导权是 指社会主导阶级对同盟者行使政治的、伦理道德的领导 C ，是那种建立在被领 导者同意之上的政治领导权，而统治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和流行则确保了这种同 意。在此，葛兰西把维护“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统一”这个重要的功能归 功于观念，认为领导权建立的前提在于人受到了观念的支配。这不是因为观念 的力量足以消除阶级斗争，而是因为他们能够将阶级斗争缓和到使阶级社会继 续运转下去。 D 此外，还有学者们关注“egemonia”及其社会实践所带来的文化后果。 A 埃德蒙·E. 雅格比蒂： 《葛兰西之间的霸权（领导权）理论：克罗奇案例》 ，付琼编译， 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 年第 5 期。 B 米开尔·白瑞特： 《意识形态、政治、霸权（领导权）：从葛兰西道拉克劳和墨菲》 ， 载斯拉沃热·齐泽克等： 《图绘意识形态》 ，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27 页。 C 参见田时纲： 《葛兰西在世界——国际葛兰西学术讨论会述略》 ，载《当代世界与社会 主义》1990 年第 1 期。 D 托马斯·R. 贝茨： 《葛兰西狱霸权（领导权）理论》 ，吕增奎编译，载《马克思主义 与现实》2005 年第 5 期。 327 例如，格温·威廉斯（Gwyn Williams）早在 1960 年就有所提及，认为它们会 导致它们所代表的文化格局：一定生活方式和思想的秩序是被主导的，在这种 状况下，通过告知其精神品位、道德，习俗，宗教和政治原则，以及所有的社 会关系，特别是他们的智力和道德内涵的信息，一种关于现实的概念在所有社 会机构和个人中扩散。又如，斯蒂夫·琼斯（Steve Jones）也强调了领导权对 大众文化研究的影响及有效性。其指出，葛兰西仅仅最低限度地涉及了这些主 题，它特别地着眼于两个领域：在 20 世纪 70 年代葛兰西著作对文化研究形成 的影响，以及领导权理论的展开对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新的社会运动的回应。 这些对葛兰西成果的应用都把它看作自明的，即在合适的预定条件和限定条件 下，他的关键范畴可以被应用于它们之后的历史时刻。 A 正如朱塞佩·费奥里 所言，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相比，葛兰西的创造性就在于此：他认为，任何一 个历史集团，任何一个确立的秩序，它们的力量不仅仅在于统治阶级的暴力和 国家机器的强制性能力，而且还在于被统治者接受了统治阶级的固有的世界 观。即广大群众接受了为他们生活的社会所公认的道德、风俗和行为准则。据 此可知，领导权问题的实质在于统治阶级是如何取得从属阶级的赞同的，从属 阶级又如何才能推翻旧秩序，建立人人都能享有自由的另一种秩序。 B （二）从现实问题出发，重新考量葛兰西思想与我们所处时代的关联 在全球化背景下，葛兰西分析过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因此需 要重新评价他的成果，衡量它与我们所处时代的关联。葛兰西思想研究所关涉 的领域也逐步拓展到国际关系研究、对于全球化的进程和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依 赖性的分析、文化理论研究、市民社会研究、从属阶层的主体性研究、语言 学、教育以及社会交往理论研究等。这些领域研究的增长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 上改变了葛兰西主义者研究的面貌。 例如，有研究者致力于将葛兰西同 20 世纪早期知识分子们所做的创新性 阐述之间的建立广泛关联，例如，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 2003 年写 的有关斯拉法（Sraffa）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和葛兰西的论文 C 。再如， 在大不列颠，葛兰西对于文化的关注至少导致了一种作为“葛兰西主义”的派 A 斯蒂夫·琼斯： 《导读葛兰西》 ，相明译，重庆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0 页。 B 朱塞佩·费奥里： 《葛兰西传》 ，吴高译，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56 页。 C Amartya Sen, Sraffa, Wittgenstein, and Gramsic, Journal og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LI （December 2003 ） , pp.1240-1255. 328 别，将葛兰西视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批判者，认为他延续了卢卡奇的传统。他们 为了政治需要搜集葛兰西的作品，致力于研究霸权（领导权）和文化的关系， 越来越多地关注和阐释不同霸权（领导权）机构是如何塑造、指导和创造一种 文化形态的，特别是媒体和基于民众日常生活的“大众流行文化”的影响。在 这一问题上，霍勒布（Holub，Renate）强调葛兰西同卢卡奇之间的关系。她 看到了存在于葛兰西文化作品中的媒体霸权结构在保持和扩散资产阶级文化和 霸权权力同促成新兴文化的工人阶级愿望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葛兰西有关文 化的定义是难以捉摸的，但是她认为葛兰西关于文化作为霸权力量嵌入媒体的 思想，足以解释为什么说从属民众的同意足以支配统治阶层。 A 又如，英国著名学者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与查特尔·墨菲 （Chantal Mouffe）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合作出版的《领导权与社 会主义的策略》代表作中，对经由列宁、葛兰西发展起来的霸权（领导权）思 想进行了批判性思考，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以霸权（领导权）为核心的 激进多元的民主策略。拉克劳和墨菲宣称，葛兰西打破了本质主义者的马克思 主义传统。因为葛兰西把意识形态作为现实文化实践中的物质力量概念化，这 就创造了历史集团这个话题。根据葛兰西的思想，意识形态不仅指涉思想；它 还包括表达主体世界观的实践。意识形态因此在不得要领的霸权（领导权）实 践的过程中进入了物质领域。借助这一过程，对立性的主体意识到了他们所受 的压迫，自觉地加入创立新的历史集团的主体斗争中。在这里，他们有可供分 享的、指导他们行动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受众作为历史集团被创造出来，他 们之间的对抗被不得要领地解决着。持续的意识形态斗争范畴内嵌于持续形成 的碎片之间的对话和对话策略中。借助承认工人阶级和社会其他从属阶层之间 结成历史集团这一联盟的可能性，去挑战西方资本主义的统治。基于葛兰西的 思想，拉克劳和墨菲也关注于民主。他们认为，这种激进社会民主基础可以塑 造出这些碎片和对立的类别。他们宣称，代表着未来激进社会民主的逻辑关系 寓于这些结构中，未来的霸权（领导权）能够促使它发展成为替代现有自由主 义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形式。 再如，后殖民批判理论的杰出代表、阿拉伯裔美国学者爱德华·W. 萨义 A Holub, Renate，Antonio Gramsci: Beyond Marxism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329 德（Edward W. Said）在对由他提出并反对的“东方学” （Orientalism）或“东 方主义”思想的相关论述中也多次提及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萨义德深谙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之道，认为在任何非集权的社会，某些文化形式都可 能获得支配另一种文化形式的权力，正如某些观念会比另一些更有影响力。萨 义德将葛兰西倡导的这种起支配作用的文化形式称为文化霸权，并强调“要理 解工业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权，或者说文 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我一直在谈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A 。为此，萨义 德结合后现代的解构方法与话语体系，对葛兰西建基于“同意”基础上的“文 化领导权”进行扩充使用，建构起后殖民主义体系中的“文化霸权”这一核心 概念。萨义德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葛兰西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已经侵入了像 学院这样的民众社会的领域，并且促使文化与政治发生直接的牵连。针对这一 现实，萨义德借助后现代的话语对“东方学”所隐蔽的文化与政治、知识和权 力之间的关系予以进一步揭示。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萨义德的“东方学” 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一种延伸，是其权力逻辑在东西方文化、知识、 话语与表述等方面关系上一个新方向的拓展。 B 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者们还着力于分析葛兰西思想对于当代社 会，文化，以及政治环境的影响。例如，从领导权的视角，对葛兰西的思想进 行拆解；沿着政治、文化和社会理论的思想脉络，探究葛兰西革命理论和实践 的运动轨迹；以“葛兰西已死”为名，研究新社会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等。 在彰显葛兰西思想生命力的同时，揭示葛兰西思想的有效性，力求从中找寻解 决现实问题的灵感方案。 四、研究葛兰西思想，需要把握的三个原则 纵观国外学界八十多年来对葛兰西思想研究，不难发现一些共性的地方， 例如，注重葛兰西著作文献的翻译与出版；分学科领域考察葛兰西的具体思 想；从葛兰西的理论中为自己的思想体系找寻根据，并把对葛兰西著作的种种 A 爱德华·W. 萨义德： 《东方学》 ，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第 9—10 页。 B 刘亚斌： 《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与萨义的东方主义之比较》 ， 《安徽大学学报》2005 年 第 7 期。 330 解释引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把葛兰西思想遗产与本土实际相结合，从中汲取 解决现实问题的灵感等。但国外葛兰西思想研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一是缺少从国际视野对葛兰西思想的整体梳理与研究。虽说近年来在全 球范围内出现了“葛兰西热” ，但国际间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学术交流与对话 并不多。一方面，国内学界对国外研究成果关注度较少。国外一些研究较为深 入、研究相对成熟的成果尚未被国内翻译引介，国外葛兰西思想传播和研究现 状的整体梳理与跟踪研究较为缺乏。另一方面，国外学界也缺乏对我国现有系 统性、前沿性研究成果的引介与研究。 二是现有研究缺少从国际共运视角系统梳理和反思葛兰西社会主义思想 的探索历程、特点及启示的研究成果。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一生同他所处的时 代、同他所在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政治命运紧密相连。葛兰西在身陷囹圄期间所 阐发的各种概念与看法，构成了一个涉及 20 世纪前半叶所有重大问题的系统 的研究计划。葛兰西在狱中的一些构想，包括对 20 世纪远景的展望、对经济 全球化及其对民族体系影响所引发的诸多问题的预期，现已成为共识，葛兰 西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影响了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构建与发展 21 世纪马 克思主义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潮和世界社会 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现有研究缺少从国际共运视角入 手，缺乏专注于葛兰西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或对其社会主义思想进行鞭辟入里的 文本解读的力作；能够在国际视域内对葛兰西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历程和现 实研究进行跟踪、对比研究的成果更是鲜有涉及。 为此，在从事葛兰西思想研究时，除了抓住葛兰西的霸权（领导权）这 一核心概念和思想外，还应在时间与空间上把握好“三个不同”原则，即“不 同时代” “不同地域”和“不同研究领域” 、 ，这样才能避免对葛兰西思想的误读， 更为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其思想精髓。 首先，把握“不同时代”原则。具体是指我们在研究葛兰西思想的时候， 应注意结合时代背景、根据不同时期来具体界定葛兰西的概念和思想。葛兰西 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对后来的事情，甚至现代的事情做出了预见，非常 有前瞻性。但葛兰西在不同时期的态度也是有所变化的。如在对待列宁的问题 上，葛兰西的早期政治生涯和思想均受益于列宁，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列宁 对葛兰西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十月革命胜利后，葛兰西也曾 憧憬过在意大利迅速取得革命成功的美好前景。但现实革命中，意大利法西斯 331 的崛起，德、奥等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促使他不得不思考这一问题：为什 么西欧先进国家没有继十月革命之后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葛兰西被捕 入狱后形成的后期思想中，葛兰西联系意大利和西欧的历史和现状，对这一问 题作了深入探索，在反思与批判中，葛兰西的思想中逐步产生了不同于列宁的 异质要素。例如，葛兰西在考察东、西方社会结构差异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 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论述的“市民社会”概念；提出了西欧国家应开展与 俄国“运动战”不同的持久“阵地战” ，要在政治、经济特别是意识形态、文 化领域逐个摧毁资产阶级的“内部堡垒和工事” ，占领各个阵地，才能实现无 产阶级政权和统治。葛兰西的这些概念和思想是在对列宁的思想进行反思的基 础上提出来的。所以，只有把握“不同时代” ，方能看到葛兰西思想发展的过 程性，才能在动态中把握葛兰西思想的内涵。 其次，在理解葛兰西思想的时候，要注意“在哪里”这个重要因素，这 。葛兰西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影响存在地 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同地域” 域差别。例如，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当人们对葛兰西思想的兴趣 在除了意大利（或在更大范围内是除了欧洲）以外的地区不断增长扩散的时候， 意大利本国却出现了葛兰西思想研究的衰落；当拉丁美洲已将葛兰西的思想应 用到实际政治斗争中的时候，意大利本国却还停留在对葛兰西思想能否应用于 民族问题等狭隘的意识形态论争的混乱中。不同地域的研究者对葛兰西思想的 认识兴趣和重视程度是存在差别的，我们应结合世界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来进 行具体分析。 最后，我们还应强调“不同领域” ，即不同知识领域的研究者对葛兰西思 想的认识与运用存在差别。将葛兰西作为学术人物来研究与将其当作政治人物 来看待会有很大的不同，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也有各自适用的范围（例如，葛 兰西的革命理论在北美是不可能传播或适用的，但是这并不影响葛兰西的其他 。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 思想在北美学术领域作为学术话语来研究和传播） 一定条件下，葛兰西由作为知识分子的“老”形象向作为西方革命的理论家的 “新”形象的转换。虽说这种联系看似肤浅或几乎不被发现，但是，这有助于 我们超越政治和知识分子的界限来全面地了解葛兰西及其思想。 如今，葛兰西思想的研究与国际传播已经并且仍将关涉着我们对现代化 谱系、过程及其形式的理解，因此，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不仅具有历史意义， 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诊断和批判当今世界和资本主义方面。上述 332 三个原则有助于葛兰西思想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们准确把握葛兰西思想精髓，在 与时俱进的研究中不断将其发扬光大。在继续葛兰西这一“未完成的”政治思 索的同时，彰显其现实性，确保其思想独特魅力的永久散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333 334 伊格尔顿伦理学研究 335 在伦理和政治之间 ——伊格尔顿伦理思想研究 方 珏 在经历了 20 世纪社会“大转型”的风风雨雨之后，在今天的这个“后” 时代（后现代主义、后理论、后革命、后真相等） ，特里·伊格尔顿以一种十 分复杂的心境表达着他的理论诉求，并试图以此回应“左派如何思考”这一严 峻的问题。这是因为，对于任何一个有责任的理论家而言，21 世纪都是一个 全新的时代景观。基于此，伊格尔顿新世纪以来的理论反思也逐渐聚焦于伦理 学、精神分析学与天主教神学等领域，并在实践层面将它们与政治问题紧密连 接，形成了其独具个性的伦理思想。 事实上，如果对伊格尔顿思想进行梳理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他对伦理学 一直很有兴趣，伦理问题始终贯穿于他的所有论著中。早在写作 《新左派教会》 （1966） 时，他就开始提出一种反对理性计算的伦理观 A 。而自 20 世纪 60 年代 末开始，伊格尔顿就力图建构起一种关于伦理学和美学间的辩证关系的唯物论 A 参见 Terry Eagleton, The New Left Church , Sheed &Ward, 1966. 此外，伊格尔顿在他的 论悲剧和论伦理的著作，以及在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中区分了“不顾后果”与“不 计代价” ，认为：前者内含有一种积极性与创造性，如《圣奥斯卡》 （1989）中王尔德 的创造性挥霍表征了一种反功利主义；后者则更多内含的是一种消极性，是全然的 不顾后果。他试图探索的是前者，即有创造性的不顾后果。 336 叙述，这一叙述既因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压迫的、劳动的身体而产生，同时也因 共产主义制度而具有被救赎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压迫同时意味着救赎”A 。在 《美学意识形态》 （1990）中，他又通过深挖西方美学史，提出美学——在欧洲 思想中一直被视为哲学范畴——成为了资本主义时代伦理学与政治学话语功能 的一种替代性选择，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建构抑或是对其的意识 形态批判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只有在《陌生人的麻烦》 （2009） 一书中，他的伦理思想表现得最为明确，这是因为正如该书的副标题——“伦 理学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伦理学是这本著作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于是，本文将以《陌生人的麻烦》为主要文本，对伊格尔顿近年来的伦 理思想做一整体性考察，并试图探究这一思想在其学术生涯中的重要意义，即 伦理学转向背后的政治意蕴。 一、问题的提出：伦理、政治抑或伦理—政治？ 与《文学理论》 （1983）——这一曾促使他成为杰出左翼思想家的重要著 作——不同的是，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 （2003）中通过细述文化理论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的兴衰沉浮，分析文化理论得以诞生的文化与政治要素， 指出，面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叙事，文化理论所忽视抑或否定的诸多议题——真 理、德性、客观性、爱、邪恶、死亡、道德、形而上学、宗教与革命等——正 是现在必须积极探索的领域，它们恰恰与伦理学、神学与政治学等密切相关， 因为这些议题既体现了伊格尔顿对人之本性的关注，也映照出对全人类的生存 状况和全球政治秩序的思考，诚如他本人所言： “ 《理论之后》几乎以一种宣传 性、纲领性的方式传达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愈发自觉地想要维护伦理—政治的 地位。 ”B 可见，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开始成为伊格尔顿这一时期的理论观 照，对他而言， “伦理与政治既不能被分开，也不能被混为一谈”C 。这是因为， A 特里·伊格尔顿、马修·博蒙特： 《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 ， 王杰、贾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序言”第 11 页。 B 特里·伊格尔顿、马修·博蒙特： 《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 ， 王杰、贾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48 页。 C 特里·伊格尔顿、马修·博蒙特： 《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 ， 王杰、贾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7 页。 337 伊格尔顿认为，尽管伦理涉及的主题很多都是有关政治的，但伦理处理的是人 的价值、目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美德与行为动机等问题，而政治关涉的则 是那些为了养成或是压制上述问题的物质条件、权力关系与社会制度。他进一 步指出，伦理与政治间的关系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私人与公众、内在与外在、 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由此，伊格尔顿试图将自己区分于自由主义者与政 治左派：一方面，他既不满于自由主义者认为伦理可以取代政治的信条；另一 “伦理与政 方面，又不认同政治左派以政治自动取代伦理的做法 A 。在他看来， 治并非相互分离的领域，只是看待同一对象的不同视角——前者研究的是诸如 需要、欲望、品质与价值等问题，而后者考察的则是随之而来的可以理解的习 俗、权力形式、体制与社会关系”B ，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使得它们具有了改变 社会的意义。可以说，伊格尔顿在如何理解伦理这一问题上选择的是自亚里士 多德肇始（经由阿奎那、黑格尔到马克思）的伦理思想谱系。 首先，对于伦理学与政治学间关系的理解。众所周知，伦理学 ethics 源自 于古希腊语 ethikos，其最初作为形容词意思是“属于道德的”或“为了道德的” 。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就指出，政治学是以人可以获得的最高 善为对象的，因而是最权威的科学。因此，人的目的，人的可实践的最高善， 就是人的好生活或幸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应当由最高的科学即政治学来把 握。这也充分说明了，在古希腊人那里，伦理思想是与城邦的政治秩序密切相 关的：其一，政治学的研究要弄清何谓人的幸福，或是人的幸福在于何种生活 方式，这就需要研究人的道德或习惯；其二，政治学亦要研究何种政制或政府 形式能最好地帮助人们维护这种生活方式，这就需要研究适合这些道德或习惯 的好的、正确的政制。在这个意义上，伦理学既是政治学的一部分，同时又为 政治学研究提供着基本出发点。于是， “能否过上道德的生活，也就是说人类 独有的一种臻于完善的生活，最终取决于政治”C ，可以说伦理与政治在亚里士 多德这里从来没有分开过。因而，伊格尔顿始终强调，我们“应该以经典的古 代方式考察好生活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得到它”D ，主张 伦理所关乎的是幸福的生活、丰富多样的自我实现、权力、享乐以及能力的发 A 参见特里·伊格尔顿： 《理论之后》 ，商正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140—143 页。 B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316. C 特里·伊格尔顿： 《理论之后》 ，商正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124 页。 D 特里·伊格尔顿： 《后现代主义的幻象》 ，华明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94 页。 338 展等等。显然，对伊格尔顿来说，无论是哲学研究还是社会规划，都需要伦理 来施以合适的主导性影响。 其次，对于目的论的伦理学的坚持。大致说来，亚里士多德主张的是一 种对人的行为活动的特殊性质进行说明的目的论伦理学，其本质是对人的行 为活动和实现行为活动的两个基本前提的理解，关切到对目的（幸福）与选 择二者间关系的处理，切中的是实践事务的本质，从而开创了作为学科的实 践哲学 A 。在这一哲学传统中，既然人的实践与选择都要以某种善为目的，那 么行为活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使得人也唯有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展现 其存在，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 “道德讨论的是如何自我实现，而不是如何 自我克制。……伦理学确实和人类相关，但只是和他们是怎样的人有关”B ， 由此，他进一步认为，人们在当下并不知道真理、价值、公正与幸福的实际意 义，因为“幸福是一种实际行动或活动，而不是心境。它与如何实现你的能力 有关”C ，而这是一个让未来加以证成的过程。可以说，伊格尔顿的目的论所强 调的是对可能发生而不是必然发生的人类事务的重要意义的图绘，这种将事务 建立在应然基础之上的思考模式就其本质而言恰恰是伦理型的。因此，在伊格 尔顿这里，较之于认识论、世界观，伦理学更为重要。 最后，对于团结互惠伦理观的主张。伊格尔顿之所以主张团结互惠的伦 理观，主要是基于人类社会迫切需要普遍团结的一种现实考量： （1）尽管当前 逆全球化暗潮汹涌，但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已成大势，当今世界必须共 同面对诸如生态问题、恐怖主义问题与难民危机等已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现实 （2）在西方世界进入到后 问题，其中“两大威胁一是军事的，二是环境的”D ； 现代的今天，私人与公民、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日益突出，由此产生了一系 列的社会问题。可见，伊格尔顿认为，无论是从人类社会还是从个体层面，普 遍的团结都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实现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必要途径。伊格尔 顿主张将亚里士多德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伦理学放置在一个更具互动性的基础 之上，这是因为，如果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具有德性之人是以自我为中心 A 参见徐长福： 《何为实践哲学》 ， 《理论与现代化》2007 年第 4 期。 B 特里·伊格尔顿： 《理论之后》 ，商正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122—123 页。 C 特里·伊格尔顿： 《理论之后》 ，商正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123 页。 D 特里·伊格尔顿：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李杨、任文科、郑义译，新星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2 页。 339 的，那么，在伊格尔顿看来， “德性是互惠的。……德性只存在于人与人交往 之间——德性是随着各种关系的作用”A ，由此提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观， 即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使其所有的公民能够获得最大的幸福，而这个理想社会 就是社会主义社会—— 一个“通过他人的自我实现，来达到个人获得自由和 自主的社会”B 。在这里，伊格尔顿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明显的公共性，这 也正是其一再强调团结互惠的意义之所在，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就像其他任 何社会一样，为了某些物质目的而合作；但它也认为人的团结本身就是值得称 道的目标”C 。可见，伊格尔顿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共同体中，不仅 有着共同的利益与情感，更重要的是要有共享的价值观，即作为价值和满足的 源泉的团结。由是，如果对伊格尔顿的团结互惠伦理观再进一步分析的话，我 们可以发现，这种团结观不仅建立在个性的自由与丰富发展的基础上，而且强 调自我与他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才是其根本，因此这种以我与他者的关 系为本位的团结观的核心是以对方为重的友善意识，即伊格尔顿所说的“爱” ， 作为利己主义的对立面，它尤其强调人们努力看清他者的真实处境是关爱他 者的基本条件。在此，伊格尔顿的“爱”在一定意义上更多的是对亚里士多 德“德性的友谊”的现代改写：因为一方面，当亚里士多德提出“德性的友谊” 作为处理主体间的利益冲突的原则时，其根本目的是对社会团结的物质纽带的 维护，同样，当伊格尔顿提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必须使得所有的公民十分容易地 获得最大的幸福，其中幸福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人们可以有充分的物质手段与 闲暇时间。另一方面，对伊格尔顿而言，社会主义社会的团结不仅需要物质纽 带，而且也需要情感纽带即“爱” 。这种“爱” ，蕴涵着对平等的诉求，因为平 等既是创造个体自主性的可能性前提，又是获得完整友谊的保证。也就是说， 正因为“爱”内在地具有平等的要求，所以它既能使个体保持自我的独立性， 又能使个体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形成互助关系。可以说，伊格尔顿的团结互惠伦 理观主张的是对他者、对陌生人的一种积极的责任与义务，它对于人们在公共 生活中基于“爱”而形成普遍的尊重与关怀具有重要意义。 毫无疑问，上述分析清楚地表明，伊格尔顿的伦理学继承的正是亚里士 多德的传统。与此同时，他还十分强调马克思在这一传统中也是一个真正的伦 A 特里·伊格尔顿： 《理论之后》 ，商正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162 页。 B 特里·伊格尔顿： 《理论之后》 ，商正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164 页。 C 特里·伊格尔顿： 《理论之后》 ，商正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166 页。 340 理学家，因为在这一传统中，伦理不仅意味着法律义务与一整套的禁令准则， 更是意味着人们如何以最自由、最完善与最能自我实现的方式生活，并且每个 个体都能享受自我而不剥削他人。伊格尔顿坚持这一传统，并试图在一个全新 的共同语境中来建构伦理学，即通过考察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探求一个适 合所有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公正的新世界。也就是说，对伊格尔顿而言，如何 处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作为“陌生人”的他者之间的关系是一 个社会的伦理是否优越的关键之所在，因为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不应是 对“动物性”本能欲望的释放，而更应是“精神性”的解放，亦即作为人类这 一特殊物种的我们所追求的自由全面发展应该是关乎“伦理”的，就是说每个 人的自由发展应与他人的自由发展相联系。 A 只有当我们思考自己的幸福能在 多大程度上促进他人的幸福时，我们才能获得更为全面的快乐。 于是，伊格尔顿试图通过清理近代西方以来的一系列伦理思想，将伦理 问题概括为如何处理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与他者中的 陌生人——不仅仅是在物理空间的意义上与我们有着距离，还在民族地区或文 化传统的意义上与我们有着不同——之间的关系，对这一伦理问题的哲学反思 与理论探究的工作主要由《陌生人的麻烦：伦理学研究》一书所呈现。 二、 《陌生人的麻烦》 ：一种唯物论的伦理学 显而易见，伊格尔顿的《陌生人的麻烦：伦理学研究》向我们全方位地展 示出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历史斗争中致力于发展具有说服力的伦理学的重要人物 的敏锐解读。在这部伦理学著作中，伊格尔顿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自己的一种独 创性与激情，即通过借用拉康精神分析学的语境与框架，也就是与拉康对主体 形成过程所划分的三个基本范畴——想象域、象征域与真实域的遭遇，巧妙使 用了他者概念，并以此重新审视了伦理学，并试图将之“与要更为丰富的社会 主义以及犹太—基督宗教传统中的伦理相比照”B 。毫无疑问，伊格尔顿在这里 表现出了其伦理学研究背后那贯穿始终的政治担忧和宗教关怀。 当然，正如伊丽莎白·K. 明尼克所说的那样，由于伊格尔顿“显然是一 A Terry Eagleton, Holy Terro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2. B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vi. 341 个极其博学多识的文化批评家，而不是狭义的职业化意义上的哲学家”A ，因 此他在本书中用一种与众不同的对话与分析模式探讨了近代以来的西方伦理 思想。 一方面，当伊格尔顿创造性地将拉康的想象域、象征域与真实域概念应 用于伦理学领域之时，尽管他所论及的内容既有历时性，又有共时性，但其 论述方式又想超越时间 / 空间的轴线，即拒绝在历史和非历史叙事之间进行选 择。例如，在讨论“18 世纪道德感学派的想象域伦理学”时，除了讨论弗朗 西斯·哈奇逊、大卫·休谟、埃德蒙·伯克和亚当·斯密外，他还列举并引用 了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1839—1914） 、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以及阿玛蒂亚·森（1933— ）等人的思想。 然而，另一方面，诚如伊格尔顿所言，他在对从想象域伦理学到象征域伦理学 及至真实域伦理学的探讨中，事实上又“有一条隐蔽的关于早期、中期和晚近 资本主义的叙述，这当中从想象到象征再到真实的跋涉之旅在某种意义上是寓 言式的”B 。于是，这种双重叙事也意味着，伊格尔顿对近代西方伦理学的研究 是与他对资本主义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的分析勾连在一起的，表达了对晚近 资本主义的伦理—政治批判。那么，伊格尔顿究竟是如何借用拉康精神分析学 的上述三个范畴的属性与特点来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不同历史阶段的 伦理思想，进而阐发自己的伦理学主张的呢？ 如众所知，拉康在精神分析学中主要以想象域、象征域和真实域三大范 畴来思考人类主体性的形成，即主体正是通过他者的出现和存在而逐渐形成的 过程。概而言之：一、在想象域中，人的意识如镜像阶段的婴儿一般出现一个 想象出来的他者，同时在这个他者的观照下开始有了自我的主体概念，这一 时期的自我与他者是相似且同一的，主体的形成同时也是主体的异化与分裂。 二、在拉康称为“大他者”的象征域中，主体必须放弃将自身误认为是一个自 主的实体，转而进入到一种承认将自身独立性交付于他者的主体间性的领域之 中，这种从个体层面向他者的转化具有一个伦理的维度，这也就意味着此时的 主体已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自我，而是一个能指的符号，进入到一个主体间的符 A E. K. Minnich,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 Human Studies （Vol.35, No.1, Spring 2012） , Springer, p.137. B 特里·伊格尔顿、马修·博蒙特： 《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 ， 王杰、贾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7 页。 342 号结构之中，并受到各种关系即他者的制约，于是，主体与他者开始呈现出了 疏离、对立与分裂。三、在真实域——由想象域和象征域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它是作为语言与无意识的效果的欲望的存在之所，是不可知的、超现实的。 基于此，伊格尔顿将西方伦理学上不同阶段伦理学家的思想分别对应于上述三 个范畴之中，分别称为想象域的伦理学、象征界的伦理学与真实域的伦理学。 首先，伊格尔顿论述了想象域的坚持。亦即，伊格尔顿从想象域开始， 认为镜像阶段不仅“会因自己的行为与眼前那些形象的神奇一致性而感到兴 奋”A ，而且也是一个关于任何有意识的存在与包括意识本身及其模式在内的意 识之间关系的复杂比喻。而在伊格尔顿看来，在这里我们已经处于伦理道德的 范围内，其中，与他者的关系作为一种自我反思的能力是其主要考量，这是因 为“自我反思在这个意义上是种内在的想象——一个在我们自己心灵的镜像中 沉思我们自身的问题，一个我们仿佛是另外的人在我们自身的观众凝视中看着 自己如演员般表演的精神舞台”B 。如此一来，想象域就被包含在“移情主义” 之中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哈奇逊、休谟、伯克和斯密等 18 世纪的英国哲 学家就被纳入想象域的伦理学传统之中。为什么伊格尔顿会将哈奇逊等人的思 想放在想象域的伦理学传统之中呢？这是因为，在伊格尔顿看来， “18 世纪既 是一个理性的时代，又是一个感性的时代”C ，这也意味着理性主义作为启蒙运 动的主要精神的同时，还蕴含着一种以情感为原则的仁爱主义 D 的伦理思想。 显然，伊格尔顿选择的是以苏格兰哲学家休谟和斯密为代表的这一传统。 对道德情感论的典型代表休谟来说，社会道德并非是依据科学理性推 导出来的自然法则，而是存在于人类的共同关怀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性的 事物，道德并不是通过康德式的纯粹理性推演出来的抽象原则。于是“对大 卫·休谟而言，人类社会最终是通过感觉的习惯相联结的”E ，也就是说，感觉 A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1. B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7. C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12. D 伊格尔顿在《陌生人的麻烦》中对 18 世纪的情感主义与以哈奇森等为代表的仁爱主 义进行了区分，前者是一种迂回的利己主义，是“向心式的” ，即情感主义者的情 感是在作用于其所同情的客体之后又回到自己的主体；后者是一种无私的利他主义， 是面向他者的“离心式的” ，即仁爱主义者的情感则完全是基于他人的需要、由客体 产生并只作用于客体。参见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56. E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20. 343 是人们发现人类共同关怀的重要途径，这种共同感觉则是以情感交流为基础， 因而人能够与他人产生痛苦或快乐的共鸣，由此产生同情心。与康德的自我立 法的纯粹理性是道德能力的起源不同的是，休谟认为同情心是人类道德能力产 生的根源，道德来源于情感，而“情感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们以一种全然不同于 纯粹理性规范的方式提供了行为的动机”A 。进而，休谟论述了同情作为一种情 感能力还是维护社会契约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继承霍布斯与洛克的社会契约论 的基础上，休谟认为，人们通过缔结社会契约建立社会以保证公共利益，于是 自然状态下的孤立个体也就以让渡出自然赋予的权利而组成了社会，由此孤立 的个体之间也就形成了联系——这种联系除了有形式化的法律规范加以维系 之外，还有上述的同情，因为同情即想象： “想象坚持着对于事物的一般看法， 并把这些看法所产生的感觉和由于我们的特殊而暂时的位置而发生的那些感 觉加以区别”B ，由此同情获得了普遍性的道德意蕴——普遍的道德利益源自情 感。事实上，休谟对于情感的强调恰恰是在其著名的“是” （is）与“应当” （ought to）区分问题上的展开，理性处理的是涉及前者的真理问题，情感则处理的后 者这一规范性问题，即它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在此意义上， 无论你感觉到什么，你都应该对别人行为人道，简言之， “道德是一个你做什 么，而不是你感觉到什么的问题”C 。 与此同时，另一个同样强调道德情感重要性的启蒙思想家斯密认为，同 情是人的一种本性： “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 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这种本性就是 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 “由于我们对别人的感受没有直接经验，所 情”D 。与休谟一样，斯密也认为： 以除了设身处地的想象外，我们无法知道别人的感受……只有借助想象，我们 才能形成有关我们兄弟感觉的概念”E ，在这里，同情的产生从根本上依赖于人 的想象力，因为个体的人无法直接体会到他人的痛苦和悲伤。于是，同情的作 A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20. B 休谟： 《人性论》 ，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629 页。 C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24. D 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 ，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沈凯璋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5 页。 E 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 ，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沈凯璋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5—6 页。 344 用就在于使得一个人可以感同身受某一情境下他者的处境，并通过同情的想象 激发其情绪，亦即移情现象。斯密通过诉诸移情现象，认为人对他人的思想、 感情和行为能够认识和理解。在伊格尔顿看来，斯密所支持的同情性模拟即移 情现象是一种身体间的回想与共鸣，它可以被视为拉康称之为想象性位移的一 个结果。 由此可见，无论是休谟还是斯密，他们都极为强调人类情感在处理人与 他者的关系，以及在构成社会伦理关系中的作用。可以说，在想象域的伦理 学所对应的 18 世纪英国处于早期资本主义时期，这一传统的代表人物还有哈 奇逊与伯克。尽管上述四人的伦理思想不尽相同，但他们处理的都是自我和他 者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如何对待陌生人的问题，并且将能够处理好与陌生人的 关系视为一个社会的伦理是否具有优越性的依据。因此，尽管情感一词具有物 质与精神的双重含义 A ，但伊格尔顿意在揭示出这一时期基于不同情感的仁爱 ， 主义伦理思想的内核：其一，无论是哈奇逊的“道德感”B ，休谟的“同情心” ，他们的伦理基础都是基于人们之 抑或伯克的“同情政治”C 与斯密的“移情” 间的相互性与近似性，呈现为二元关系，属于想象域的伦理学。我们可以在哈 奇逊对道德感的论述中发现，当面对他者的境遇时所产生的感觉同样真实反映 出被我们观察着的他者的自身感受，这种真实反映如镜像般真切和客观，是一 种完全基于本能的模仿，不带有任何理性的要素。可见，哈奇逊认为，一种行 为道德与否，不在于这种行为本身如何，而在于这种行为所引发的他者的情感 反应。也就是说，哈奇逊伦理学中的镜像效应充分说明了，道德问题对他来 说更重要的是“我对你的行为如何感觉？ ”的问题而非“我应当怎么做？ ”的 问题 D 。于是在道德感的作用下，人们会自发地认同那些能够给他人带来幸福 A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12. B 这一概念是哈奇森从沙夫兹伯利那里继承的，它是人类所共有的一种不同于理性的 特殊能力，这种能力丝毫不考虑我们自身的利益而自发地认可无私的行为且谴责冷 酷无情之辈，因此也是某种先于关乎利益的一切理性前提而存在的本能，它影响到 我们对他人的爱。参见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p.31-32。 C 这一概念强调伯克的伦理思想主要强调政治权力必须植根于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 “领导权”概念。对他来说，政治秩序是建立在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想象的 基础之上的。参见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p.62-63。 D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33. 345 的美德行为，并且自己也会因他人的幸福而感受幸福，由此只有当全体社会成 员的行为都具有美德时，人们才能获取最大的幸福，从而为个人欲望与社会责 任的统一提供了可能性。换而言之，哈奇逊恰恰是通过道德感这一人类所特有 的能力，使之成为个人与他者联结的中介，成为维护人类团结的模式，表达了 一种普遍之爱。然而，休谟对于人性的看法不及哈奇逊那么天真乐观，他明确 拒绝“博爱”的观念，认为，较之于与陌生人相处，同一群体内部的人们由于 彼此间的相似性与一致性相处得更为容易，主张一种“咖啡屋的伦理学”A 。尽 管同情心在休谟这里具有天然局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没有可能对陌生人 产生同情心，这是因为所有的人类都因相似性而彼此联系，所以人们的共性就 为人类团结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提供了基础。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陌生人仍 然局限在我们可见或可知的范围之内，因为休谟坚信同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一种临近关系，亦即“同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表征”B 。如果说休谟更多是从 个体的层面考察了想象域的同情的话，那么伯克的同情政治就将对想象域的 同情的探讨拓展到民族与国家的层面，他认为“人们之间的团结并不是因为法 律公文的规约，而是因为彼此间的相似性、一致性与同情心。能够使不同民族 联结起来的最坚实的且最和睦的纽带是各民族之间在法律、风俗、礼仪和生活 习惯等方面与彼此形成的统一与一致性。这些纽带具有比法律契约更为强大的 力量，它们是镌刻在人们心里的义务”C ，可见伯克所主张的政治秩序其基础仍 然是属于想象域的范畴，即人们之间的相似性与一致性。不过，斯密的“移 情”却以一种更特别的方式改写了哈奇逊、休谟的同情心，即人可以通过想象 与他者进行换位，从而使自己处于他者的境遇之中，通过把自己想象成为对方 而体会其情感。斯密对“移情”而非“同情”的强调，主要是规避人们在对他 人施以同情的同时可能产生的利己主义动机，因为“移情”使得主体“我”已 不是在思考自身的感受，而是“我的悲伤完全是因你而起，丝毫不是因我自己 而起。所以也就不带有任何自私的成分”D ，但这一解释却在逻辑上无法前后一 致，因为假使我把自己完全变成你的话，那么就没有剩下任何“我”去感受你 的所有感受。如果我全然是你，那么声称我感觉的是你所感觉的就毫无意义， A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53. B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54. C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62. D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70. 346 因此“移情”最终取消了两种不同生命间的区隔。其二，哈奇逊、休谟、伯克 与斯密所主张的仁爱主义伦理学，它作为 18 世纪的一种想象域伦理学，本质 上是对利己主义的批判。如前所述，18 世纪的英国早已进入早期资本主义阶 段，而在这样一个工具、技术和合理的计算日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当时的 英国社会成为了“一个充斥着占有欲和个人主义的王国”A ，于是迫切需要一种 能够将人们重新团结起来的力量——情感——以维护社会秩序，这是因为情感 不只是一种内心的感觉，更是一种社会力量，在此意义上它是“商业的润滑 剂”B 。对此，伊格尔顿不无讽刺地指出，在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早期资本主义 社会中， “那些在人类文化中的缺失之物，现如今只存在于人性之中”C 。于是， 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情感概念如爱、同情、仁爱、慈善等便逐渐扩散到公共领 域。紧接着，伊格尔顿对于这种基于人类情感的伦理思想进行了细致的区分， 通过比较情感主义与仁爱主义，指出尽管二者同属于想象域伦理学，但情感主 义同情他者的行为更多的是基于满足善行给自己带来的良好感受，落脚点还是 回到主体的“我” ，因此在本质上是一种利己主义；仁爱主义同情他者则完全 是为了他者的需要，本质上是一种利他主义。显然，在这里伊格尔顿对仁爱主 义伦理学的强调正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的占有性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原则。其 三，以哈奇逊等为代表的仁爱主义伦理学强调情感经验的主导，忽略了理性的 作用。在他们看来，道德更多的是一项关乎情感的事务，是感受性的而不是理 智性的事情。伊格尔顿认为，在人们感知他者的快乐和痛苦时，理性应和情感 共同发生作用，因为理性与判断在整个情感事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 没有它们，我们首先就无法辨明他者，更不用说为他或她的感受提供根据。因 此，在进行道德判断的过程中，不能仅仅依靠人的天性、本能与情感，同时也 要借助理性来根据客观事实对事件进行推断，唯有如此，才能消解这种仅仅基 于人类情感的想象域伦理学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与可能的危险性，这是因为：一 方面，以自然情感作为人类所共有的物质本性为建立政治团结、维持社会秩序 提供了最广泛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政治团结是十分脆 弱的，不具有可靠性，它可能因为人的主观意识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说，虽然 伊格尔顿充分肯定了人类的良善天性和美德的重要性，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仅 A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20. B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18. C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19. 347 仅依靠对他者的想象作为情感道德的基础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一个正义互惠的 社会秩序有赖于法律规训的保障。 其次，伊格尔顿分析了象征域的主权。他认为，不同于在想象域伦理关 系中，社会秩序呈现出封闭与循环往复的特点， “我们必须停止我们在想象域 中所做的那样从一个小他者中获得自我的意向，而是从大他者（作为一个整体 的社会领域）那里获得自我……只有进入到象征域的主体间的交互关系时，人 才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个体的存在。 ”A 在这里，正如我们在前文所分析的，依 照拉康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框架，当一个幼儿成长到一定阶段时便不得不离开母 亲的怀抱而进入到由主体间性所构成的领域，此时他 / 她就从自己与真正的他 者所构成的关系中获得主体性，而不再是通过镜子中的镜像来想象出自我的主 体性。当然，斗争和异化进入了这个阶段： “进入象征秩序意味着屈服于一种 驱逐或流亡”B 。如果说在拉康那里，自我是想象秩序的一部分，主体则是象征 秩序的一部分；想象由于自恋认同，因而是误认的领域，也是主体间性结构被 镜像反射所遮蔽的领域，而象征则是语言、社会交换和彻底主体间性的领域， 是对话的场域，也是对想象的扬弃。基于此，伊格尔顿将西方哲学史中那些在 社会伦理关系上强调规则法律等秩序规约功能的伦理思想划归为象征域伦理 学，他认为我们可以借助于象征域的概念走进斯宾诺莎和康德。 与哈奇逊等 18 世纪的英国伦理学家们基于感性经验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 的是，斯宾诺莎首先反对从经验性的东西出发，强调社会的象征秩序遵循自然 法则——自然与人类不仅不可分割，而且同属于一个体系，受到一种总体性的 支配。在其《伦理学》中，他赋予这种总体性以上帝之名。于是，按照伊格尔 顿的解读，斯宾诺莎认为 “我们不应通过自身情感波动的主体内部来观察世界， 相反应该由外在世界通过自然法则来冷静客观地看待世间的男男女女们，就像 一位昆虫学家观察虫子时的态度那样”C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斯宾诺莎哲 学的核心命题是上帝内在于世界之中的，并且上帝具有两个能被人所认识、具 有一致性的属性——思维和广延，那么物质就将获得与精神同样的神圣地位， 从而摆脱自然神论赋予的卑贱地位，于是这个世界不仅充满着上帝，而且与上 帝是同一的，即上帝既是物质又是精神，二者同样神圣， “简言之，世界就是 A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7. B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85. C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91. 348 上帝的身体”A ，可见，对斯宾诺莎来说，与世界同一的上帝不仅在植物和动物 中显示自身，更在人类身上获得自我意识，上帝无时无处不与人类同在，由 此人类也就获得了神性。进而，斯宾诺莎论述了上帝（自然）的必然性问题： 一方面，由于上帝与世界是同一的，因此理性的本性就在于认识自然的必然 性；另一方面，情感产生的第一原因仍然是上帝（自然）的必然性。因此，在 伊格尔顿看来，即使是上帝在斯宾诺莎那里也必须要遵循自然的必然性，这就 如“明智的人应像英国人看待他们的天气那样对待人类所遭遇的那些挫折与灾 难……这些事情的确令人不快……但它们不可改变”B 。并且，虽然我们能够在 这个世界的话语中自如地交流，但我们却无法破译它的语法规则，所以我们也 不可能真正认识那些构成我们主体性的决定性要素，而只有通过压抑、遗忘甚 至神秘化这些要素，我们才可能成为主体。对斯宾诺莎来说， “一个具有德性 的个体所要追求的就是自我决定，即要使自己能够不为一切如情感之类的不相 干之物所左右”C 。显然，这里的“自我决定”是要求人们不受任何主观要素的 影响而完全遵循世界的规律和法则，即自然的必然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伊 格尔顿将斯宾诺莎的伦理思想看作是一种反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他指出，斯 宾诺莎反对人们本能地依靠想象力去行事，并且总是以自己“大脑的喜好”即 欲望对事物进行判断。因此，斯宾诺莎批评大众总是假定世界存在的目的就是 为了满足他们的福利，而不能从自然本身来沉思他们的生命，于是大众也无法 从自然客观的角度将自己置于一个象征秩序之中来认识自己的生活，因为事实 上，物质性与主体性在这个世界中不过是上帝心灵的另一面，而所有的目的因 也只是人们的制造。由此，斯宾诺莎指出，如果人们想要正确认识世界，就必 须摆脱一切主体经验和情感的影响，因为曾经被想象域伦理学视之为道德源泉 的人类情感在他那里只不过是虚假意识的来源， “真理必然会与人们的经验相 ”D ，人们只有从想象域的情感中彻底抽离 悖……人作为主体只会误读（真理） 出来，与上帝一样只从自然世界自身的角度看待世界，进入到象征秩序之中。 显然，尽管伊格尔顿十分强调法律规则在人类社会伦理关系中的重要性，但对 斯宾诺莎的这一伦理思想并不很认同，其中他重点批评了斯宾诺莎的必然性概 A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92. B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93. C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99. D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96. 349 念带有宿命论的色彩，消解了主体的能动性。 同时，受象征域概念的启发，伊格尔顿重点讨论了康德的伦理思想。在 伊格尔顿看来，康德与斯宾诺莎一样，对人类的主体经验和情感功能持有排斥 与否定的态度。众所周知，康德的理性主义伦理学建立在人是理性存在物的基 础之上，理性作为人之为之的根本特征是人的道德价值之所在。人之所以有道 德，是因为理性既能给作为个体的自我、又能给人类立法。基于此，康德拒绝 接受想象域的伦理学对“实然”的强调，认为根据“已经做了的事情”来规定“应 当做什么事情”的做法毫无价值。在他看来，一个有道德主体应当是理性的而 不是感伤的，一个人的仁爱行为也应当是因为责任而非同情，因为“在人的情 感倾向和责任义务之间仿佛没有中间地带”A 。正是因为看到在情感与责任义务 的关系上采取了严格对立的立场，伊格尔顿进一步阐发了康德的道德法则： “一 个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道德主体——自由、理性、自主——只有通过遵守一 种法则的规定，这一法则能够调节与规范一个人的行为目的，并且使其与所有 其他自由理性之人的行为目的和谐一致”B 。在这里，康德的道德法则就将道德 的概念从一种想象域伦理学的自然本性上升到了象征秩序，也就是说，评判一 种行为是否道德的标准就是看这种行为是否是象征秩序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在这里，伊格尔顿引领我们隐约发现了一个三维交叉路的轴线：对康德而言， 人们将有权享有自由、尊重和平等权利，因为你是人类的一员。这个宣告是振 聋发聩的：一方面，由于康德的道德法则排除了一切感性经验和道德主体的偏 好、兴趣与利益诉求，仅仅基于理性对规律的尊重，因此它是绝对命令，那么 作为实践理性基本法则的绝对命令只有一个——“纯粹理性但就自身而言是实 践的，它提供（给人）一条我们称之为德性法则的普遍法则”C 。可见，作为普 遍法则的德性法则就以自身的普遍性有效地解决了想象域伦理学中与陌生人的 麻烦，它不但能够容纳陌生人，而且使得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平等起来。另一 方面，由于法则的普遍性要求自身具有高度的抽象加以保证，因此它容易忽略 每个个体的独特性，从而容易陷入“一拉平的平等主义”之中。此外，伊格尔 顿还指出，当康德将道德事务从想象域转移到象征域的过程中，使其成为了一 种失去了实体内容的空洞形式，道德法则也在排除掉一切人类经验与情感之后 A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108. B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104. C 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 ，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1 页。 350 变成了崇高的同语反复——“我们应该有道德，因为这样做是道德的”A 。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说在伊格尔顿那里，想象域伦理学重视 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惠，但这种互惠却受到群体范围的限制，那么，象征域伦 理学则具有了一种普遍性，但却又将人们区隔成孤立的个体。事实上，从想象 域伦理学到象征域伦理学的发展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在 关于处理与陌生人的麻烦时解决路径的变化：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18 世纪作为一个人们致力于修饰和定义他们与陌生人关系的时代，哈奇逊等仁 爱主义伦理学家们试图通过爱、同情等人类情感来对抗商品交易中的个人主 义与自私自利，但毫无疑问的是， “在一个个人私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 中，人们的同情心已日益减少了”B ，于是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律规约 就开始成为人类情感的补偿性机制，就是说，作为一种象征秩序的法律成为了 帮助我们与陌生人建立关系的重要路径，因为它遵循的是资本主义市场中的等 价交换原则，确保我们即使在对某个体并不认同的情形下给予陌生人以至少公 平的对待， “尽管法律不如仁慈的情感更趋近于美德，但却更具有公平性与可 靠性”C 。于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伦理关系也就从早期的想象域的模仿转变为象 征界的规约。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对伊格尔顿而言，无论是斯宾诺莎还是康 德的伦理学，由于他们完全否定了人的感性经验与情感功能，最终导致了道德 法则沦为一种抽象而空洞的形式， “ （康德）没有认识到真正的普遍性并非意味 着对他者的特殊性的忽视，而是要关注到所遇到的任何一个人的特殊需要…… （普遍性）并非是要去爱每一个人，而是要爱每一个不同的人”D ，由此伊格尔 顿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 自由发展的条件”E ，这种伦理的优越性就在于它既具有能够容纳一切人的普遍 性，又有能够考量到每个个体的特殊性，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显 然，伊格尔顿在这里明确地表达出了自己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主 张，试图以社会主义伦理将想象域伦理学所主张的个体与他者彼此之间的互爱 同情和象征域伦理学所设想的排除个体情感的公平客观联结起来，进而创造出 A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113. B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101. C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102. D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119. E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3 页。 351 一个真正能够让人互惠发展团结的社会秩序。 最后，伊格尔顿阐发了真实域的统治。借助于拉康的真实域范畴，伊格 尔顿认为，在这一阶段，主体在自我无法被满足的欲望驱使下打破了象征秩序 的束缚，迫使我们不再从自我与他者的结构关系中去寻求自我存在的意义，而 是接受自己存在的偶然性。在这里，需要看到的是，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欲 望作为拉康的主体性理论的中心概念，欲望是无意识的欲望，主体是欲望的主 体，欲望只有在言语中表达才有可能得到承认。拉康曾经区分了需要（生物的 生理需要） 、要求（意识到的要求）和欲望（无意识的欲望） ，因此欲望是需要 以要求表达时产生的剩余或衍生物。在伊格尔顿看来，这种欲望本身永远也无 法得到充分表达，是纯粹欲望，因而被纯粹欲望所统治的真实域完全不同于寻 常的现实世界。于是，我们只有在梦中而不是在现实中，才有可能接近代表我 们欲望的真实域——它“破坏了众人接受的现状，使主体变得扭曲，并且打乱 ，但与此同时它既是“一种侵入我们体内的致命病毒” ，也是 了象征域的秩序” “一种潜在的救赎方式” ，这是因为，由于真实域对其自身法则的无限忠诚使其 能超越象征域的规约，进而使主体能够从自身欲望与秩序规约的僵持中挣脱出 来而获得解放。 A 在此，伊格尔顿就不仅将不真实的历史叙述带进了 19 世纪 的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悲剧、怀疑论的或革命性的”哲学反思之中， 而且将真实域贯彻到列维纳斯、德里达和巴迪欧的思想中，论述了真实域伦理 学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 在伊格尔顿看来，19 世纪“这个时代体现了真实域的统治，因为这其中 人的欲望正在由一种曾经的正面积极的形式转变为一种难以阻挡的危害，而 ‘权威’这一事物原本的积极意义也逐渐被‘权力’那带着掠夺性和施虐性的 内容所取代”B ，也就是说，随着 19 世纪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时代主题开 始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危机和野蛮的帝国主义的出现，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 出现了阻滞、停顿与诸多的矛盾。于是，伊格尔顿将产生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 下的叔本华、克尔凯郭尔与尼采的哲学思想划归在真实域伦理学的传统之中。 这是因为，对伊格尔顿来说：其一，叔本华的意志哲学不仅说明了真实域欲望 的虚无，还深刻地解释了资本主义市场的贪婪与残酷。众所周知，叔本华在 A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142. B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154. 352 《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提出，主体的意志在构成世界的过程中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世界的任何表象不过是它的客体化。同时，意志永远表现为某种无 法满足但又无所不在的欲求，因此世界的本质也就是某种无法满足的欲求，这 种不能满足的欲望是一种痛苦，因此受意志支配的世界也就无法摆脱其痛苦的 本质。可见，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中的这种意志与拉康真实域的欲望有着一定 的相似性，因为这二者都不满足于某种“缺失”并在这种“缺失”的不断驱动 下形成了一种可怕的力量，为了某种无法满足的目标而不停地追求。如果说意 志与欲望不断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其自身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积累的 最终目的也是为了重复积累本身，因此它们都在“永不停歇地追逐着自己的尾 巴”A 。其二，克尔凯郭尔哲学中关于宗教信仰的论述体现了拉康真实域主体的 特点。具体说来，克尔凯郭尔哲学对于美学、伦理学和宗教三重境界的划分， 可一一对应于拉康的想象域、象征域和真实域，其中克尔凯郭尔对宗教信仰可 能产生的力量的论述充分表现了真实域主体的个体性、绝对性等特征。克尔凯 郭尔所描述的信仰是以自身为基础，自己赋予自身以合法性，并且永远无法得 以实现。这种关于信仰的观点一方面反映出了真实域的积极一面，即信仰的力 量可以打破伦理秩序中的平衡，也可以颠覆自足自主的自我，具有一种不容商 量的绝对力量，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这种不容商量的绝对力量，暴露出人 性深处的一个消极面即被克尔凯郭尔称之为“绝望”的境地，它类似于弗洛伊 德的“死亡驱力” ，只有通过一种放弃自我生命的真实域形式才能解决，也就 是将自己交付于上帝。也就是说，只有经历过绝望，才能走向信仰，获得永 生。显然，这种以放弃生命来获取救赎的真实域行为方式无疑是悲剧性的。其 三，与叔本华的悲观和克尔凯郭尔的消极相比，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与 “超人” 学说中有着颠覆性的可怕力量。其中，尼采的超人一方面否定了传统道德的价 值，另一方面超人也需为其自身的存在付出可怕的代价——它恰恰是真实域的 令人恐惧的特质，即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真理，不存在本质、认同和基础，不存 在目的和内在固有的价值 B 。可以说，伊格尔顿对尼采哲学的忧虑并不是没有 理由的，在法西斯主义的恐怖尚未真正走远的今天，晚近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 和强权国家的暴力掠夺使得这个世界依然处在动荡之中。也是在这个意义上， A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155. B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p.177-178. 353 伊格尔顿对于真实域伦理学的叙述，就揭示了 “替罪羊、拜物教、分裂、救赎、 投射以及理想化”这些不仅是心理机制的内容，而且也是导致种族冲突和军事 冲突的要素。 当然，除了借助于拉康的思想资源，伊格尔顿也借鉴了海德格尔，因为 他写的并不是“真实”的真实域，而是一个缺乏构成主体而不是主体的主体。 于是，伊格尔顿通过对列维纳斯、德里达与巴迪欧等人的思想分析，将之也划 归在真实域伦理学之中。对他来说，这些思想符合拉康真实域的主体关系中的 一些特点。在伊格尔顿的理解中，拉康所描述的真实域中的主体与他者之间不 再具有想象域中的那种主体的相似性，也不再有象征域的正义、平等与互惠的 缔约关系，主体成为了一个除了受自身欲望驱使之外、排斥任何限定的完全自 由自主的独立个体，他不具有任何群体或类的属性。由此，他对列维纳斯、德 里达和巴迪欧的伦理思想分别进行了辨析。其一，伊格尔顿批评了列维纳斯的 他者哲学。如众所知，列维纳斯的伦理学改变了西方哲学传统中以主体为中心 的思想，把伦理关系重新理解为“他者对我有何要求？ ”A 的问题，这也就意味 着伦理关系建立在一种对他者无条件尊重的基础之上，强调了他者存在的绝对 性与无限性。由此，列维纳斯就以一种单向的“主体—他者”关系取代了象征 域伦理中主体间的互惠平等关系，在这种单向度的关系中主体永远无法真正 企及他者，因而这种主体与他者的关系成为了“一种不可能的要求”B 。正是因 为他者存在的绝对性与无限性，所以作为主体的“我”对他者负有无限的责 任，从而在列维纳斯这里“成为一个主体便意味着臣服”C ，可见在失去了互惠 平等的伦理关系中，他者面相的出现也就剥夺了自我的自主权，自我与他者之 间不仅不再存在同一性，而且还使自我失去了独立性。伊格尔顿并不认同这个 观点，他认为并非所有的伦理问题都能够通过他者的绝对性得到解决，这是因 为：一方面，伦理问题不仅仅只存在于单纯的思想和精神层面，它无法脱离人 们的经验生活、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存在，列维纳斯伦理思想的局限性就在于无 法处理具体化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他性并不是既定存在的，而是在人们之 间的互动过程中建构出来的概念，因此他性必然会与同一性、相互性相关。其 二，伊格尔顿接着分析了列维纳斯的学生——德里达的伦理思想。与列维纳 A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224. B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226. C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223. 354 斯一样，德里达也同样将伦理视为一种责任，认为“没有任何责任不是以一 种充满争议和创造性的方式与传统、权威、正统观念、规则以及教条进行决 裂的”A ，但在伊格尔顿看来，德里达在看到传统、权威、正统观念、规则以及 教条这些社会政治形式中蕴含的压迫、野蛮与官僚等要素外，并没有看到其 中也有着创造性、启发性与革命性的积极一面；同样，在他所认同的那些边缘 化、跨界与异议之中也包含着令人不快的、罪恶的与愚昧的消极形式。可见， 伊格尔顿主张以一种辩证的观点来理解德里达的伦理思想。进而，他批判了德 里达的“伦理决定论”——根据这种观点，真正可靠的道德选择都超越规则与 理性的制约，这是因为，对德里达而言，法律不过只是一种有限的、可度量的 形式，但公正却具有无限性与不可度量性： “公正不仅超越法律或与法律对立， 而且或许与法律无关……”B 。就如真实域的主体反抗法律规约等象征秩序的束 缚一样，德里达也就以此表达了自己对于法律等规范形式的反对。从以上分析 可以看出，伊格尔顿对列维纳斯和德里达为代表的真实域伦理学是持有异议 的，认为，二者都主张一种纯粹精神意义上的“超验”伦理，由此将伦理与政 治问题分离开来，并试图以伦理来削弱社会政治的重要性，割裂了伦理与政治 的关系；此外，二者都将主体与他者割裂开来，这就使得：列维纳斯的主体由 于无限臣服于他者而破坏了各主体之间的平等互惠关系，使得他者充满神秘而 主体永远无法到达；德里达的主体则由于自身的单一性与独立性，使得主体与 他者之间的关系更为疏离，于是“在我的世界和其他所有人的实践之间……存 在着无法沟通的障碍……仿佛一座座各自独立的孤岛”C 。所以说，伊格尔顿也 是在此意义上重申了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社会主义伦理的优越性。其三，伊格 尔顿对巴迪欧“真理事件” （truth events）的理解。众所周知，在巴迪欧的事件 哲学视域中，其核心命题即是真理如何在事件中生成。在巴迪欧那里， “真理 ”D 可见，真理作为一 必须服从思想，不是作为判断，而是作为现实中的进程。 种现实中的进程，强调的是行动的问题，这一行动与主体的忠诚有关。在伊格 尔顿看来，巴迪欧的“真理事件”虽然发生在某些具体的情境之中，但它却超 A 转引自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247。 B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252. C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248. D Alain Badiou, Infinite Thought,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Oliver Feltham and Justin Clem- ens ,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p. 61. 355 越了历史主义，它完全是在自身基础发生但却超越了自身，无法预料、不能计 算，具有一种偶然性，且完全与其所在的历史时刻和情境无关；此外，无论是 真理还是事件，都是脱离常态的，具有非常态的性质。因此，伊格尔顿认为巴 迪欧的“真理事件”其实就是一些存在于它们所发生的具体情境中的“裂缝” 或“空隙” ，这些“裂缝”意味着一种无限的力量；对巴迪欧而言，这种无限 的力量存在于任何一种情境之中，作为一种潜在的理论，都能够导致某种混乱 或某些不可判定的情形发生。于是，就如拉康的真实域的力量正是从象征域中 存在的“裂缝”中冲破一样，伊格尔顿认为巴迪欧的“真理事件”应属于真实 域伦理学的传统，因为它们能够打破某种传统格局、开辟出一个全新的局面， 所以它们并不只是一些历史事件，而是值得信仰的对象，具有革命的潜力。然 而，由于巴迪欧坚持“真理事件”不存在任何历史、知识、法律以及道德基础， 它完全是超验的，因此真理对他来说只与具体的事件或行动有关，以真理进程 的形式表现，并由主体建构；而他主张的主体，具有个体性和偶然性，主体间 也不可能构成某种有序的联系，否则是一种“政治性的灾难”A 。对此，伊格尔 顿是有质疑的，认为：一方面，巴迪欧的“真理事件”完全抛开了一切基础和 前提，这样将导致无法定义与判断什么是真理或是事件，也就是说，当一种伦 理完全排斥掉能够评判日常生活中的是非善恶的道德标准时，它的可靠性值得 怀疑；另一方面，巴迪欧主体概念也反映出他的“反结构主义”理论姿态，不 仅使得真理脱离一切基础，而且也将政治与现实社会、经济等领域分离，成为 一种仅仅关乎精神或意志的存在。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伊格尔顿明确 表达出他与德里达、巴迪欧等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的不同，认为他们都使伦理 脱离了它本应有的物质属性，和对社会历史政治的宏大叙事的忽视与拒斥，因 此他从 “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被斯大林主义的罪恶感和法西斯主义的阴影所阻碍” 中找到了“积极的病态紧张”B 。 综上所述，通过对想象域伦理学、象征域伦理学和真实域伦理学的细致梳 理，伊格尔顿认为，无论是想象域、象征域还是真实域的伦理学，它们在处理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时，只要遇到陌生人的问题就会产生麻烦。他认为，想象域 伦理学所强调的同情、怜悯等情感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它更多适用于与个体较 A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262. B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Blackwell, 2009, pp.263-264. 356 为亲近的群体之中，很难延伸到本群体之外的陌生的他者；象征域伦理学，尤 其是康德伦理学中普遍主义的道德法则虽然容纳了陌生人，但同时也消解了个 体的独特性，无法考虑到个体的特殊需要而显得过于抽象而空洞；真实域伦理 学中，无论是悲观的叔本华还是“超人”的尼采均无法阻止人在欲望与意志的 驱使下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而后现代法国知识分子德里达等人则仅仅从人性本 质的角度探讨伦理问题，对政治则避而不谈，更是无法解决陌生人的麻烦问题。 如此一来，伊格尔顿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伦理思想—— 一种唯物论的伦理学，因 为他始终认为，建立社会主义需要特定的物质前提，苏联的失败恰恰就说明了 “在最需要社会主义的地方反而最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A 。对他而言，更为重要 的还有坚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政治立场，伦理和政治并非是不可通 约的两个领域，与此相反，他的伦理批评与其政治关怀始终紧密相连，因为其核 心目的就是探讨论证一个能够让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平等互惠的伦理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伦理思想相平行的是，伊格尔顿的唯物论伦 理学中还含有犹太—基督教神学伦理思想这一线索。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 如果我们接受并深化他的领域，那么，伊格尔顿是否认为我们现在真的必须转向 他指导我们的激进的基督教神学呢？那么，伦理学又该向什么方向发展呢？ 三、短评 毋庸讳言，尽管伊格尔顿在《陌生人的麻烦》中做了一些有趣的工作， 但是这一伦理学的左翼版本收到的并非都是褒扬之词 B 。囿于篇幅所限，在这 A 特里·伊格尔顿：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李杨、任文科、郑义译，新星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4 页。 B 有学者认同伊格尔顿将伦理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以及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提出他的伦理 主旨是“爱”—— 一种政治上的基于对“陌生人”的爱，这一信心使得他对于西方全 球资本主义霸权感到无限愤怒，却仍然看到了走出困境的希望；但也有更多学者认为， 伊格尔顿这一理论是一种不可实现的宗教弥赛亚政治，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倒退到社会 主义人文主义，即期望通过对人类内在本质的完善来达到发挥人类潜能的目的，表 明伊格尔顿已对马克思主义失望，不再求助于政治革命，因为曾经的“马克思主义 者伊格尔顿”坚持的是物质实践决定意识，而如今的“伦理学者”却相信意识能改 变物质实践了。因此，这一“伦理逃亡”恰恰是左派政治失败和全球资本主义胜利 的征兆；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伊格尔顿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最大问题仍然是 他从来没有告诉人们该如何去做，以及他所设想的“彼岸世界”的乌托邦性质。 357 里，我将就他的伦理学的未来走向进行简短的回应。 在《陌生人的麻烦》中，伊格尔顿提供了一种通过与他者、陌生人的关 系而建立起来的伦理学模式。显然，这种伦理学模式预设了他者的存在，于是 在社会关系中，当与他者的关系有问题时或与陌生人有麻烦时，伦理的任务便 是对这些问题的克服，使社会关系以一种改善了的方式运作。因此对伊格尔顿 而言，伦理就如美学一样，它是社会关系的“黏合剂”或“润滑剂” 。但问题 在于：首先，在伦理学中作为一种给定的他者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其次，如果 他者作为伦理学可以凭其发生作用的给定，那么，又该如何理解伦理的意识形 态化呢？最后，这一种伦理模式的实质是什么？ 在当代，很多伦理学都会涉及他者或陌生人，伊格尔顿的伦理学亦不例 外。但是，谁是他者呢？就性别、种族、阶级、宗教、残疾、亚文化与贫穷来 说，他者的概念是作为一个集合单数而出现的，即他者在我所在之处皆与我相 对。可见，这种伦理学是一种对与这些无数他者关涉方式的反思。而对伊格尔 顿来说，他者是一种给定的存在，并由此构成了其伦理学中的关键问题。 伊格尔顿曾在自己思想发展的早期，主张过“激进的基督教神学” ，虽然 他表明他完全承认一些宗教的历史伦理和政治上的失败。在他看来，历史不是 全部，宗教也并非全部——我们可以同时坚持二者。在《陌生人的麻烦》中， 伊格尔顿再次将犹太基督教—神学作为与马克思主义相平行的思想资源，认为 它们提供了人类堕落的深刻意识和动摇根基的革新能力。同时，加之以拉康的 精神分析学，伊格尔顿认为，这只“三条腿的椅子”A 为我们描述了人类堕落 的状态以及提供了关于克服人类堕落的可能性，其中拉康的真实域是关于“基 督教的原罪的一种精神分析的版本” ，为我们阐明了堕落的与罪恶的状态，但 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我们也就需要马克思主义和犹太基督教—神学。问题在 于，伊格尔顿只是简单地假定了马克思主义与犹太基督教—神学的联系，因为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既是一门怀疑性的解释学，同时也是一门救赎性的解释 学。但是，这些对伦理学而言意味着什么？伊格尔顿是以“爱”—— 一种与 陌生人有关的无条件、无差别、无人称的“政治之爱”试图克服人类的罪恶， 这也是通向伦理的关键。这种对陌生人无利害的关怀义务，最终建立起一种基 于基督教神学的道德准则，正如他引用保罗教导众人的话——“你们受洗归入 A R. 波尔： 《走向无伦理学的反叛》 ，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 年第 1 期。 358 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 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又成为一了”——所表明的，一种出于爱的道德行 为意味着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甚至能够教导人们“爱自己的敌人” 。 在这里，伊格尔顿就容易陷入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倒退到准神学救赎的嫌疑。 但是，从伊格尔顿近年来出版的一系列著作来看，他仍然十分关注诸如 战争、恐怖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这样的宏大叙事，而对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撇 开人类、社会、历史和政治等宏大叙事而超然地谈论伦理问题给予了一贯的批 判，这也就恰恰反映出伊格尔顿有着自己的坚持，这种坚持在于他反复对自己 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强调。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系 359 360 国外左翼激进思潮研究 361 21 世纪激进哲学的最新发展 张 导言 寅 何谓激进哲学？ 激进与保守的对立、即左与右的对立始于法国大革命，前者要求彻底改 变现存的社会秩序，后者则相反。自 19 世纪以来，这一对立变得越发复杂。 “左翼”既可以指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不拒绝革命的态度，又可以指反对革 命的改良主义； “右翼”的主张则既可以是维护现存秩序，又可以是向曾经的 时代倒退 A ，而这个曾经的时代既可能是（想象中的）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美 国保守主义往往如此） ，又可能是（想象中的）美好古代。最终，激进与保守 甚至达到了一种思辨同一：有些保守主义为了实现保守的目的，不惜诉诸极其 激进的手段，比如欧洲保守主义曾经煽动种族迫害，美国保守主义则擅长发动 对外战争。 本文所说的“激进”将局限于初始的含义，即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不承诺 A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区分了“保守（konservativ） ”与“反动 （reaktionär） ” ，前者指肯定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而后者指企图退回更早的社会。这 或许是一种更加准确的用词。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版，第 54–61 页。 362 放弃革命的立场，而不包括力求保持温和的改良主义，更不包括激进的保守主 义。因此，它对应于英语世界的“far Left”或“radical Left” 。在欧美的语境下， 有人主张更加细致地区分这些术语 A ，用“radical Left”指仍然参与合法政治斗 争的党派（如 2015 年初赢得希腊大选并执政至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 ） ， 并用“extreme Left”指不相信合法手段的势力，然后把两者统称为“far Left” 。 这种区分在欧美十分有用，但对全球资本主义来说似乎非常暧昧，因为在全球 层面上似乎不存在确定的合法性，例如伊拉克战争撇开了联合国。 同时，本文将着重于哲学，尽管对激进思想而言，政治、经济、文化乃 至军事向来相互交织，而且与哲学密不可分，许多激进哲学家也在其他学科颇 有影响。尤其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不 过，这一切大大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21 世纪初的激进哲学自身还包含了一个关键特征：受 1968 年席卷全球的 重大斗争影响的一代依然活跃在学术和社会舞台上，而 20 世纪 60 年代尚且 年幼的一代也已经进入了舞台中央。这两代哲学家的形象有明显差别：后 68 一代虽然绝不缺乏社会关怀，却很少明确阐述自己的哲学会引出何种政治承 诺、导向何种对未来社会的构想，这与他们的前辈截然相反。然而限于篇幅， 这里只考察 68 一代。后 68 一代最值得一提的人物有：2007 年以来构成“思 辨实在论”运动的康坦·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 、雷·布拉西耶（Ray 、伊恩·汉密尔顿·格兰特（Iain Hamilton Grant）和格雷厄姆·哈曼 Brassier） （Graham Harman） B ；黑格尔主义学者卡特琳·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和 丽贝卡·科迈（Rebecca Comay） ；以及“新唯物论者”萨曼莎·弗罗斯特（Sa、克莱顿·克罗克特（Clayton Crockett）和杰弗里·罗宾斯（Jeffrey mantha Frost） 。 Robbins） 一、奈格里与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1933— ）和他的学生兼同事迈克 A Luke March: Contemporary Far Left Parties in Europe , Berli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2008, p. 3. B 参见张寅： 《 “思辨实在论”对激进思想的贡献》 ，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2015—2016》 363 尔·哈特（Michael Hardt，1960— ）为新世纪的激进哲学贡献了《帝国》 、 《诸 众》 、 《大同世界》三部曲。他们在哲学上主要追随了斯宾诺莎和德勒兹，阐发 了存在的内在性（即否认超越的或超感性的世界，并反对凭借超越的名义实行 统治的权力，如教会和现代国家） 、人的普遍特异性（即所有个人都是特异的 ［singular］ ，不可能被更高的权力完全控制）和欲望的不可压抑性（即对欲望 的压抑只会导致反抗和出走，而非合理的秩序） 。这一切意味着传统政治让位 于针对多种多样的情感和欲望的生命政治。从这一哲学基础出发，奈格里和哈 特认为如今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全球统治形式，即帝国，它适应于上述新哲学， 而目前正在衰落的民族国家体系和后殖民体系停留于旧哲学。因此，未来的压 迫和解放将越来越多地运行在帝国的框架内：它们将不再有仿佛超越的中心， 并将以生命政治为主题；由特异的个人结合而成的诸众（而非同质化的人民、 民族等）将成为首要的政治力量，他们的共同生活和共有之物（如语言、学术 和居住环境）也将成为剥夺或捍卫的首要对象。 更具体地讲，奈格里和哈特区分了两种现代性：A 第一个传统始于一场革命，即文艺复兴时的从邓斯·司各脱到斯宾诺莎 的人道主义，它发现了内在性的平面，赞美了特异性和差别。第二个传统则是 针对文艺复兴时的这场革命的热月政变，它企图通过二元论的建构和中介来控 制第一个传统的乌托邦势力，并最终抵达了现代主权的概念，把它作为临时的 解决方案。 B 第一种革命的现代性肯定了诸众的力量：内在性意味着诸众不需要依靠 超越的统治者和神秘的宗教，而是可以用民主的方式自己统治自己；特异性和 差别则意味着诸众并不构成封闭的统一体，他们的联合恰好是以彼此的不可 还原性为前提的。相反，第二种现代性以霍布斯、卢梭和黑格尔为代表，他 们的设想“是一种挫败的意愿，想要回收特异性的生产力”；为了做到这一点， 他们试图在现实之上设立“中介和强权的先验辩证法” ，以此达到“对现实 A 参见张寅： 《斯宾诺莎的幽灵》 ，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2012》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68—416 页。 B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40. 364 （Wirklichkeit）的否定”A 。也就是说，他们最终拥护一种“崇高的” 、凌驾于诸 众之上的、隐含了宗教色彩的现代主权国家或“法治国家（Rechtsstaat） ”B 。如 今正在形成的帝国是现代主权的全球化版本，是超越权力的更新和延续。奈格 里进一步提出，两种现代性的对峙在哲学中表现为肯定哲学与否定哲学的对 峙。例如，当海德格尔宣称“死亡是此在的本己的和最本真的可能性”时，他 不过是把黑格尔的否定转化成了“绝望的决断”C ；相反，斯宾诺莎在数百年前 就反对思考死亡，因为“死亡就像一件武器，国家和强权搬出它来反对解放的 欲望和希求” ，或者说死亡的观念是“一种被用来要挟思想自由的人质”D 。 同时，奈格里和哈特主张当代诸众的生产形式已经不再以工厂的制造业 为主，而是变成了生命政治生产，它的产品是形象、代码、知识、感触（af，乃至社会关系和生活形式。一方面，这一变化在科学和艺术越发广泛地 fects） 与生产相结合的今天是很容易观察到的，例如就连在先进的农业和制造业中， 许多设备的操作也越来越多地涉及代码；另一方面，这一变化使得“主体性的 生产在经济价值的创造中扮演了重大角色”E ，因为上述产品要有价值，生产者 和消费者就必须采取主动的、自觉的态度，而被机器操纵的传统制造业工人不 需要这种态度就能从事生产。换句话说，生命政治生产一旦脱离了参与者的认 同、投入和满足，就会受到巨大损害。由此，奈格里和哈特认为这一生产形式 具有强烈的解放倾向，因为资本主义始终会造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各种不满， 而这在生命政治生产的时代显得比过去更加严重、更难接受。 奈格里和哈特还勾勒了基于生命政治生产的共产主义占有形式，即一种 共同占有。它与既有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均不相同，因为它旨在发扬在主体性的 生产中变得至关重要的社会性和共同性，国家和私人却以各自的方式导致了排 斥、妨碍了共同性。由于财产无非是公有的或私有的，共有之物就“不是一种 新的财产形式，而是非财产（nonproperty）……共有之物表示一种平等而开放 A Antonio Negri: Subversive Spinoza ,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83. B Antonio Negri: The Savage Anomaly ,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p. 114. C Antonio Negri: Subversive Spinoza ,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85. D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77–78. E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Assembl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75. 365 的享用财富的结构，以及民主的决策机制”A 。在当前的局面下，共有之物可以 分为五类：1. “地球和生态系统”；2. 观念、文化产品等“主要是非物质的财富 形式”；3.“由越发协作的社会劳动形式所生产或开采的物质商品”；4.“都 市和乡村的社会地域”；5.“以健康、教育、住房和福利为目标的社会制度 和服务”B 。 二、拉克劳和墨菲 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 1935–2014）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1943— ）以各自的方式延续了他们在 20 世纪以霸权概念为核心的 共同工作。在《论民粹主义理性》中，拉克劳主张民粹主义不仅不是对民主 的威胁，而且是激进民主的本质部分，因为它能够以解放的方式建立霸权：在 民粹主义那里，普遍的正义理念是通过某些空能指（empty signifiers）表达的， 而没有诉诸实体化的、从而最终是封闭的概念，比如阶级。墨菲则在《民主的 悖论》等著作中批判了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提出了竞争多元主义 （agonistic pluralism）：诸多利益集团的相互竞争是无休止的，它们的共识和霸 权的确立也永远只是暂时的；激进民主不是对这种竞争的消除或抑制，而是对 它的承认，是把共识的不可能性视为民主的不可取消的特征。可见，拉克劳和 墨菲都试图把某些看似消极的方面确认为积极的方面。 更具体地讲，空能指的概念发展了拉克劳和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 略》中阐述的关于民主权力的空白场所的观点： “民主社会所带来的彻底的不 同之处在于权力的场所变成了空白的空间” ，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人或组织可以 始终确保掌握权力、代表人民，或者说人民的“身份将永远不会被确定地给 出，而是停留于潜伏状态”C 。因此，一切处于普遍地位的权力实际上都是服务 于某些特殊利益的势力，它总是有意无意地压迫或排斥另一些特殊利益，从而 总是可能引起反抗，并被别的势力所取代。用拉克劳的话说， “在任何特殊时 ，也就是为空的 刻”都有某种“特殊势力能够或然地成为空的普遍性的化身” A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Assembl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97. B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Assembl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98. C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 London: Verso, 2001 p. 186. 366 普遍性提供 “内容”A 。为了做到这一点，特殊势力仍然不得不援引普遍的话语， 如“秩序” 、 “正义” 、 “革命” 、 “解放”等，它们正是本身缺乏明确的含义、必 须在特殊的局面下被赋予含义的空能指。拉克劳指出，为了避免等级社会、极 权主义和官僚主义，就必须“维护普遍东西与特殊东西的不可通约性”B ，防止 空能指被当成实体化的、拥有固定的明确含义的概念。 拉克劳在这个基础上阐发了一种激进的民粹主义理性。他区分了两种人 民的观念： 因此，给定的 populus——即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表明自身是 一个虚假的总体，是一种导致压迫的偏袒。另一方面，plebs 也提出偏袒的要 求（demands） ，但是铭刻这些要求的境域是一个尽善尽美的总体——仅仅在 理想中存在的正义社会——所以 plebs 可以有志于建构一种真正普遍的、被实 际存在的情势所否定的 populus。正因为 populus 的这两个形象在严格意义上 不可通约，所以作为某种特殊性的 plebs 可以把自身等同于被设想为理想总体 的 populus。 C 可见，这里的 populus 与 plebs 分别体现了空的普遍性与提供内容的特殊 性，体现了权力的空白场所与或然地占据这个场所的势力。引文中的“要求” 也值得注意：plebs 之所以联合起来发动反抗、争取权力，并不必然是为了政 治自由、经济利益等；相反，他们的要求是多元的，只是在特殊的时间和地 点结合在一起。因此，民粹主义理性不同于启蒙时代的看似普遍必然的理性， 而是在自身中包含了时间性和或然性、即包含了传统所认为的非理性要素的 理性。 墨菲在叙述竞争多元主义时指出，卡尔·施密特所强调的对抗（antago是不容否认的，但它可以、也应当被转化为竞争： “对抗是敌人之间的斗争， nism） 竞争则是对手之间的斗争”D ，前者往往带有血腥味，后者则是有分寸的。民主 A Ernesto Laclau:“Democracy and the Question of Power” , in: Constellations 8.1, 2001, p. 9. B Ernesto Laclau:“Democracy and the Question of Power” , in: Constellations 8.1, 2001, p. 13. C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 London: Verso 2005, p. 94. D Chantal Mouffe: The Democratic Paradox , London: Verso 2000, pp. 102–103. 367 意味着多元的特殊势力不断以竞争的方式谋求普遍的霸权，而这既不同于殊死 的敌我对抗，又不同于商谈民主所描述的对合理共识的寻求；前者把政治下降 为暴力的激情，后者则简单地“在公共空间中消除了激情”A ，不仅无法为了民 主的目的把它们动员起来，而且迫使它们以非理性的方式涌入私人事务，实际 上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等领域所固有的混乱，最终反倒在政治上妨碍了共识的 建立。因此，墨菲倡导的是一种既不流血、又不贫血的政治。 三、巴迪欧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1937— ）在 21 世纪推出了他自认为的 第二部代表作《诸世界的逻辑》 。通过援引数学中的范畴论，他把每一个特 定世界自身的逻辑（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逻辑）理解成是依照特定的先验性 组织起来的，这种先验性规定了一切存在者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的强度。当特 定的先验性本身遇到挑战时，当特定的世界可能由此解体时，巴迪欧在早期 著作中界定的真理、事件和必须作出决断的主体就出现了。关于主体和决断 的理论也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现实：除了先前探讨过的忠于真理的主体（比 如忠于马克思的创见） ，巴迪欧还描绘了反动的主体（比如无视这些创见、 企图维护“自由”资本主义）和蒙昧的主体（比如借用了社会主义的外衣、 却把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形态推向极致的法西斯主义） 。于是，反动的或蒙 昧的决断也各自被视为决断的一种，这意味着主体理论现在可以被用来全面 分析对待真理的各种立场。 更具体地讲，我们必须参照《存在与事件》才能充分理解《诸世界的逻辑》 的意图和贡献。按照巴迪欧本人的归纳， 正如《存在与事件》彻底改造了真理的存在论、把它置于作为事件的康 托尔和关于多的数学理论的处境中一样， 《诸世界的逻辑》彻底改造了对先验 性和经验性的阐述，把它置于作为事件的格罗滕迪克（Grothendieck）……和 关于层（sheaves）的逻辑理论的处境中。……真理对世界的穿透最初是在它 的存在形态中得到把握的，这一次则在它的表现（appearing）中达到了对象化， A Chantal Mouffe: The Democratic Paradox , London: Verso 2000, p. 103. 368 而且它在世界中的融入使真东西以逻辑连贯的方式得到了展现。 A 这一切在巴迪欧哲学的语境下是简要而严密的。他先前论述的数学存在 论是一种形而上学批判：它仍然把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作为存在的存在当作研究 对象，却拒斥了终极的根据或太一，而是主张作为存在的存在是没有连贯性的 多或“没有一的多”B 。也就是说，通常意义上的多是一的衍生或叠加，是以一 为前提的，这里探讨的多则相反，是比一更加原始的、尚未建立一致性的存 在。一旦按照某种连贯的原则把多变成一，就不能不有所舍弃、有所排斥， 从而留下不可命名的剩余。因此， “恶归根到底是企图言说一切或言说大全 的欲望”C ，即无视或否认剩余的欲望；真理事件则是被压抑的不可命名者的 显现，从而是对既有的一、既有的连贯性和总体性的破除。 《诸世界的逻辑》 在这个基础上转移了研究的重心，不再考察原始的、不可取消的多如何必然 引发真理事件，而是专注于当多在现实中变成一时，形形色色的一、即基于 某种连贯性的形形色色的世界具有何种一般结构。换言之，存在论让位于“一 、 “经验性” 、 “表现” 种对象性的现象学”D ，这也是为什么引文提到了“先验性” 等词。 前面所说的主体理论的复杂化是与这一现象学的色彩相适应的。按照巴 迪欧早先的看法，除了忠于真理事件的主体之外的人都是反动的；如今凭借对 反动与蒙昧的区分，他能够更好地说明 20 世纪以来的一系列独特现象，即法 西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这些现象既不能与“自由”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又不 能被视为某种外在于资本主义的恶——资产阶级学说则惯于为它们寻找与资本 主义无关的文化、宗教或历史的起源。法西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都试图回应资 本主义所造成的苦难，但它们“宣称要再现的身体不是处于事件的级别，而是 一定要处于实体的级别”；为了给这个实体提供内容，它们只能诉诸“从传统 中借来的虚构身体的致命主权” ，即诉诸“一个种族、一种文化、一个民族或 一个上帝”E 。由于这类说辞是虚假的，它们在实践中就依然服从资本主义，而 A Alain Badiou: Logics of Worlds , London: Continuum 2009, p. 38. B Alain Badiou: Logics of Worlds , London: Continuum 2009, p. 39. C Alain Badiou:“The Ethics of Truth” , in: Pli 12, 2001, p. 254. D Alain Badiou: Logics of Worlds , London: Continuum 2009, p. 38. E Alain Badiou: Second Manifesto for Philosophy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 96. 369 且很可能更加野蛮。当然，巴迪欧绝不是说相比之下“自由”资本主义还是不 错的，而是说蒙昧的主体总是与反动的主体相伴随，是针对后者的一条失败的 出路，因此只有反对后者才能真正反对前者。 最后，巴迪欧反对奈格里等人的共产主义，认为后者受制于“无张力的 （atonic）现实” ，只想要让身体“自由地徜徉在语言的多样性当中” ，还把对真 理的忠诚贬低为“意识形态的专制”A 。这导致奈格里在过去的时代只能找到可 供利用的文化，却不能把过去建构为由一系列本质上与当前的真理事件相同 的事件所形成的历史。也就是说，对忠诚的主体而言，过去不是“谱系和叙 事” ，而是“更为丰富的当前” ，包含了诸多零散的、却又清晰可辨的先驱；由 于主体自觉地承袭了这些先驱，它所处的当前也就成了“永恒的此在（being— ”B 。 there of eternity） 四、朗西埃 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1940— ）在《歧见》等著作中推进了 他早年对平等的探索。他把通常所谓的政治看作一种治安（police） ，认为它的 实际效果是达到一种可感物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即规定人们 能够看见、听见某些东西，却不能够看见、听见另一些东西，乃至对后者视若 无睹。于是，感性世界的某些部分仿佛成了不可感的东西，它们被称作无分之 分（part of no part） ，比如某些很少为人所知的工人运动或贫困人群。在朗西 埃看来，真正的政治同时也是真正的民主，它意味着无分之分宣布了自己的平 等地位、被广泛地感受到了、进入或参与了共同的感性世界。同时，这也意味 着黑格尔、阿伦特等学者所注重的政治态度或从事政治的资格必须受到批判： 从治安的立场看，无分之分永远不可能具备这种资格，因而拒绝让它们的声音 被听见仿佛总是合理的，但这正是不平等状态的永恒化。 更具体地讲，朗西埃非常根本地把人的政治性看作语言能力的必然后果： “第一，因为我们有能力传播更多的、即‘无用的’和不必要的语词，它们超 出了刚性指示的职能；第二，因为这一增加语词的根本能力在那些宣称要‘正 A Alain Badiou: Logics of Worlds , London: Continuum 2009, p. 509. B Alain Badiou: Logics of Worlds , London: Continuum 2009, p. 509. 370 确讲话’的人那里不断受到质疑”A 。也就是说，由于语言在根本上拥有超出 既有限制的能力，却又会遭到保守主义者的阻止，所以语言动物决不可能脱 离政治。然而，朗西埃在西方传统中看到了四种否认政治性的做法：1. arch— politics，以古希腊城邦为代表，试图用更高的整体利益压倒个人的自由和异 议；2. ultra—politics，以法西斯主义为代表，试图把政治转化为对外的暴力斗 争；3. para—politics，以现代主流民主为代表，试图用合理的辩论和妥协来消 解政治；4. meta—politics，以 20 世纪社会主义为代表，试图把政治还原为经 济要素。朗西埃本人所推崇的民主是与这些取消政治的根本地位的做法针锋相 对的。 由于政治与语言紧密相连，朗西埃反对那些宣称人需要额外的、专门的 政治资格或政治态度（disposition）才能参与政治的看法，而这相当于反对几 乎全部政治哲学，因为后者的核心关切往往正是具备何种态度的人适合统治， 以及如何挑选出这类人并促使其他人服从他们。按照朗西埃，柏拉图在《法律 篇》中对政治资格的分类至今仍然有效：柏拉图首先举出了四种本质上是以强 凌弱的统治关系，即父母对子女、老人对年轻人、主人对奴隶、贵族对仆从； 然后，他批判了这些形式，并提出了他所赞同的形式，即有知识的人统治没 有知识的人 B 。显然，这两大类统治关系的确主导了人类历史，只不过现代政 治更加靠近柏拉图的立场。朗西埃把这条思路归纳为“arkhê 的逻辑” ，这里的 “arkhê”就是泰勒斯等人所探讨的“本原” ，但它也表示“领导”和“统治”—— 实际上，本原无非被设想为自然的统治者。这种本原和统治的逻辑“预设了尊 贵的一方凌驾于卑下的一方之上，而且双方的尊贵和卑下是同等确定的。政治 主体、从而政治若要兴起，就必须与这种逻辑决裂”C ，或者说必须拒斥统治者 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看似确定的尊卑关系。由于 arkhê 的逻辑企图防止据说没有 政治资格的人讲话，甚至防止他们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所以前面提到的“可 感物的分配”就成了统治者的必备手段。与此相对，真正的“政治首先是对可 见东西和可说东西的干预”D 。 在几年前的一次与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的辩论中，朗西埃 A Quoted from Jager, Colin:“A Poetics of Dissent” , in: Theory & Event 10.1. B Jacques Rancière: Dissensus , London: Continuum 2010, p. 31. C Jacques Rancière: Dissensus , London: Continuum 2010, p. 30. D Jacques Rancière: Dissensus , London: Continuum 2010, p. 37. 371 进一步陈述了自己的学说与承认理论的差别： 政治的本质是歧见（dissensus） 。歧见不是不同的利益或意见的相互对峙。 它是可感物本身的缺口的展示（demonstration）或显现。政治示威（demonstration）使原本没有理由被看到的东西变得可见了；它把一个世界放进了另一个 世界。 一旦把扭曲和不对称纳入考虑，就会走向普遍主义的一种要求更高的形 式，这种形式的普遍主义不受制于游戏规则，而是指向一种长久的斗争，即扩 大普遍主义的被束缚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游戏规则——并发明使现有的普 遍东西遭遇和破除自身限制的办法。 A 可见，朗西埃所说的歧见正是对感性世界的干预，而这不可避免地会产 生“扭曲和不对称”；霍耐特对合理性的追求导致他没有公正对待这些扭曲和 不对称，从而导致他的普遍主义仍然不够普遍、受到太多约束。朗西埃进一步 从英语的角度指出， “recognition”以“re—”为前缀意味着“承认是一种确认 的行为”B ，只能施加在已经被认识到的对象身上，因而承认理论注定倾向于忽 视“原本没有理由被看到的东西” 。 五、阿甘本 乔尔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关于“牲人” （homo sacer）的系列研究仍在继续。在先前理论的基础上（即主权尤其是现代国家 本质上是一种以集中营为原型的生命权力，它把公民变成被彻底剥夺的赤裸生 命，以便把他们纳入政治） ，阿甘本在《例外状态》中批判地阐发了卡尔·施 密特的“例外状态”概念，认为国家往往企图通过利用或制造危机来搁置通常 的法律、更改通常的认知，由此获取更大的、乃至无限的权力；这不仅适用于 从古希腊罗马到纳粹德国的西方政治史，而且适用于 21 世纪的美国：美国霸 A Axel Honneth and Jacques Rancière: Recognition or Disagreement ,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84. B Axel Honneth and Jacques Rancière: Recognition or Disagreement ,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84. 372 权的强化恰好有赖于反恐战争中不断产生的完全丧失人权的“牲人” 。这种操 纵例外状态的主权者与生命政治有密切联系，因为他的权力直接源于卡里斯玛式 的个人形象，他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也显得难以区分。这一点同样可以在自古 至今的西方历史中找到依据，而且非常不同于福柯以来对生命政治的主流看法。 更具体地讲，虽然牲人最初仅仅是指由于严重的罪行而不能被用来祭神、 并且可以被合法杀死的人，但是阿甘本早已注意到了主权的运作方式与牲人是 一致的： “在主权的例外中，法律用于例外案例的方式就是不再适用，是退出 这个案例；同样，牲人以不可祭神的形式从属于神，并且以能够被杀死的形式 “排斥性的包含”B ：牲人所获得的承 被包含在共同体中”A 。这里的悖论是一种 认恰好是彻底的、致命的不承认，法律在例外状态中的适用性也恰好是不适 用。同时，主权不仅具有牲人的形式，而且倾向于主动把牲人制造出来，以便 不断显示自己不可测度的威力、巩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反之，假如没有牲 人、没有例外，因而法律的运行总是依照常规，那么主权仿佛就不复存在了， 而这是统治者不能接受的。进一步讲，现代主权导致了全体公民都有牲人的一 面，因为人在被建构为从属于国家的主体时，不得不被灌输一堆话语、被培养 成适当的说话者，可是语言与主体的密切关联也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在主体 中达到经验的原初状态，即‘纯粹的、从而仍然是无声的经验’ 。相反，主体 在语言中的、经过语言的建构正是对这一‘无语（wordless） ’经验的没收；主 ” 体从一开始就是‘言说’ ”C 。这样一来，所有人最初的“无言状态（infancy） 就成了必须被国家合法杀死的东西。 在这个基础上，阿甘本仔细分析了希特勒掌权的过程，描述了一种更加 骇人的统治手段，即例外状态的永恒化。他指出，希特勒从法律的角度讲并没 有推翻或取代魏玛共和国，因为他所诉诸的是魏玛宪法自身的一个条款，即国 家元首可以用保护人民和国家的名义来搁置宪法。这里的悖论在于第三帝国既 取消了共和国的宪法，又是共和国的合法延续。阿甘本进而发现， “自那以来， 有意制造持久的紧急状态……就成了当代国家、包括所谓的民主国家至关重要 的实践之一”D 。 A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 82. B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07. C Giorgio Agamben: Infancy and History , London: Verso 1993, p. 47. D Giorgio Agamben: State of Exception ,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2. 373 阿甘本还断然拒绝了常见的以温情主义的方式描绘家庭、把它与国家对 立起来的幻想。在他看来， “古典希腊与今天一样，并没有政治‘实体’之类 的东西：政治就是不断由家庭与城邦、即由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的上下起伏所穿 透的场域”A 。也就是说，家庭看上去是去政治化的、以情感为纽带的空间，但 是政治本来就完全不是运作在政治实体中的东西，而是早已贯穿了家庭。因 此，一旦国家试图披上温情的面纱、 “把自身转化为家庭……那么内战就会起 到门槛（threshold）的作用，使得家庭关系被重新政治化”B ，也就是政治性的 内战将在家庭中爆发。事实上，从中国到西欧的历史都反复证实了这一点。 最后，阿甘本还展望了将来的人类共同体，把他所期待的生存方式称作 “whatever being/quodlibet ens” ，但这并不是指“无所谓是什么的存在者” ，而 是恰好相反——这也是这个表述的拉丁文原意——指“总是有所谓的存在者 ” ，并且“与欲望有原初的联系”C 。按照阿甘 （being such that it always matters） 本的阐释，总是有所谓的东西的一切属性都不构成差别。……正如真正的人类 语词既不是对共同东西（即语言）的挪用，又不是对专门东西的交流，人的面 容也既不是一般人脸的个体化，又不是特异性状的普遍化：它是总是有所谓的 面容，其中属于共同本性的东西与专门的东西是绝对无差别的。 D 可见，阿甘本实际上试图为抽象的普遍性与抽象的特殊性之间的对峙提 供一条激进的解决思路：不是诉诸两者的辩证关系，而是设想两者的绝对无差 别性，把它们仅仅看作“总是有所谓的东西这道分水岭的两侧垂下的两条斜 坡”E ，也就是双方都只能在对方中存在。 六、齐泽克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 1949— ）在《视差之见》 《少于无》 、 《绝 、 A Giorgio Agamben: Stasis ,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 23. B Giorgio Agamben: Stasis ,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 23. C Giorgio Agamben: The Coming Community ,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 1. D Giorgio Agamben: The Coming Community ,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 19. E Giorgio Agamben: The Coming Community ,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 20. 374 对反冲》等著作中拓展了他的拉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哲学。他在第一本书中用 柄谷行人所提出的视差概念分析了更多主题，如马克思所批判的政治与经济、 列宁所表述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拉康所界定的两性关系等等：对 这些主题而言，在相互对立的两极之外并没有更高的、中立的统一，因为辩证 统一无非是两极的相互批判。在第二本书中，齐泽克主张形而上学不仅企图把 某些特殊的存在者树立为超越的神物（这是海德格尔的创见） ，而且非存在或 无本身也可以变成这样的神物，为存在者全体提供虚假的终极根据或连贯性的 终极保证。因此，形而上学批判必须同时反对无本身的实体化，使无不断成为 无。在第三本书中，他把黑格尔所谈论的绝对反冲理解为主体的根本特征，即 主体是唯独通过自身的丧失才涌现出来的，是由于自身的不可能性才产生的， 例如，革命者并不来自某个预先规定的社会阶级，而是自身丧失的产物。 更具体地讲，当齐泽克用视差来理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时，他试图同时 避免前者向后者或后者向前者的还原： “任何把政治斗争直接翻译成经济利益 的单纯反映的做法都注定失败，而任何把经济生产的领域化简为在它背后作为 根基的政治过程的次级的‘物化’沉积的做法也是如此”A 。两个领域在实践中 是独立的、以自律的方式运行的，决不会在对方的地盘上成为主题；例如，政 治行动者一旦开始依赖于经济理论，就要么是在伪装自己（即用看似客观的 学说来掩盖自己的政治目的） ，要么蜕化成了为特定的经济利益服务的技术官 僚——这两种情况在现实中都不罕见。我们倘若企图把视差的两边同时纳入 考虑，就无法看到任何东西，或者说“加括号的做法本身让它的对象得以产 生”B ，而无所不包的大全、太一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可以辨认的对象。齐泽克 在这个意义上指出，虽然早年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错误地走向了经济决定论，但 是目前流行的截然相反的、高度政治化的倾向同样背离了视差的观点，这一倾 向既包括巴迪欧、拉克劳和墨菲、巴里巴尔、朗西埃等来自法国传统的思想 家，又包括英美世界的以承认为焦点的文化研究。 齐泽克还有力地批判了法律与主权的视差： “法律要维持自己的权威，主 体就必须听见在其中回响的丑恶的、无条件的自我主张”C 。在这里，视差的一 方是法律在形式上的客观、公正的权威，另一方则是法律实践中偶尔出现的反 A Slavoj Žižek: The Parallax View ,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6, p. 55. B Slavoj Žižek: The Parallax View ,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6, p. 56. C Slavoj Žižek: The Parallax View ,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6, p. 337. 375 常和例外，是统治者在某些时刻对法律的藐视，是主权力量的无条件的干预， 它们当然没有直接写入法律，可是服从法律的主体一般早已觉察到了它们的存 在和任意性，并在多数时候选择了默默地接受——事实上，对主权的这种“神 圣性” 感到惊讶的人反倒很容易被嘲笑为呆板或天真。这并不是说难以测度的、 不容挑战的主权可以干脆取消法律，因为这种夸张的任性显然只会导致主权自 身的崩塌。相反，主权的行使必须保持在与正常的法律相区别的领域，或者说 在它间或无视法律的同时，法律在通常情况下也必须无视主权，比如法官必须 做到不考虑统治者突然干预的可能性，否则双方就不再构成视差的关系。齐泽 克发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早已详尽地阐明了这一点。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波拿巴的民粹主义政治手腕有三个特征： “1. 站在一切阶 级之上，2. 在它们中间切换——这导致了对所有阶级中的不幸者或多余人的直 接依赖——再加上 3. 最终求助于一个阶级，其中的人不能够作为要求政治代 表的集体能动者而行动”A ，也就是无法组织为政治力量，只能指望以拿破仑皇 帝为招牌的波拿巴。因此，成功掌权的波拿巴正是植根于所谓流氓无产者的主 权者，能够在必要时通过把自己的意图描绘成下层的要求来架空法律、推行这 些意图；可是与此同时，波拿巴事实上也从未简单地扔掉法律。可见，视差的 概念在这里是适用的。 “少于无”来自前面提到的布拉西耶，它意味着彻底抛弃对存在论的连贯 性的幻想，不论这一连贯性是基于特殊的存在者还是基于无： “要按照不连贯 的、击穿了无本身的实在来思考自己，就意味着认为自己归根到底等同于一种 就连虚空的最低限度的连贯性也不具备的东西。实在比无更少（The real is less “为 ”B 。用齐泽克的话说，面对巴门尼德以来的形而上学经典问题 than nothing） 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不存在” ，最彻底的回答是“只有无（there is only Noth”；这里强调的“there is”来自海德格尔所阐发的“es gibt” ，它意味着这里 ing） 的无不是上面所讲的虚空，而是“绝对的差别、自行排斥的缺口”C 。齐泽克进 一步宣称，这一论述呼应了拉康的唯物论。按照拉康，对科学话语来说， A Slavoj Žižek: The Parallax View ,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6, p. 336. B Ray Brassier: Nihil Unbound ,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 137 ；参见张寅： 《 “思辨实在论”对激进思想的贡献》 ，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2015—2016》 ， 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C Slavoj Žižek: Less Than Nothing , London: Verso 2012, p. 378. 376 唯一要紧的是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它的网络、它的纹理、它的架构会使正 确的空洞出现在正确的位置。……在物理学中，我们在话语机器的帮助下致力 于某个实在的目标，但是话语机器变得生硬了，遇到了它的连贯性的界限。 A 用拉康本人的术语来讲，既然人类的话语总是不能免于空洞、缺口、生 ∪ 硬和断裂，就表明大他者不得不包含小他者（a ，或者说大他者是非大 A） ，所以缺 全（non—All）；同时，由于小他者是主体在客观世界的对应（S ◊ a ） 口的必然存在、从而对存在论的连贯性的放弃会导向一种独特的主体理论，其 中的主体不再被理解为拥有认识能力或语言能力的存在者，而是一种能够在客 观实在中“遇到”缺口的存在者。 七、亚瑟 克里斯托弗·亚瑟（Christopher Arthur，1940— ）在《新辩证法与马克 思的〈资本论〉 》中结合黑格尔哲学阐述了一种与《资本论》相适应的辩证法。 在他看来，马克思与李嘉图的关键差别必须借助于黑格尔来理解（这不同于认 为黑格尔与李嘉图站在相同立场上的观点） 。然而，辩证法的实质不再被理解 为描述社会形态的兴衰更替的历史辩证法，而是被理解为针对资本主义经济的 体系辩证法。由此，亚瑟强调了黑格尔的《逻辑学》 、 《法哲学原理》 ，把黑格 尔的无限概念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联系起来，并展示了黑格尔式的理念及其辩 证发展与商品、货币和资本之间的密切关联。马克思本人不仅没有具体说明黑 格尔辩证法对自己的影响，以及自己如何颠倒了黑格尔观念论，而且与黑格尔 一样未能彻底理解资本和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观念论本性，但正是这一本性 使得黑格尔的辩证法非常适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 更具体地讲，亚瑟明确反对恩格斯以来的大量学者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历 史化的阐释，并把体系辩证法界定为对“一个给定整体内部的诸多形式之间 的概念联系”B 的考察，而且“这样的体系只有在回到起点并说明了这个起点 时才是完整的” ，例如《资本论》始于“商品” 、终于“作为资本的产物的商 A Quoted from Slavoj Žižek: Less Than Nothing , London: Verso 2012, p. 378. B Christopher J. Arthur: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Leiden: Brill 2004, p. 75. 377 品”A ——后者是对前者的充分说明，而这只有在经历了长篇的讨论之后才能 得到理解。同时，亚瑟也不认为黑格尔的逻辑学只是碰巧可以用在资本身上， 仿佛后者成了一种应用逻辑学，而是提出了一个存在论层面的观点：资本主义 的价值形式“实际上是十分纯粹的抽象，以致它们成了黑格尔逻辑学中的观念 的现实化身”B 。换句话说，黑格尔的观念论导致了他的逻辑学陷入抽象的范畴 推演，而资本主义恰好把社会现实变成了同样抽象的东西，变成了行走在地上 的观念论或“颠倒的现实”C ，于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就特别适合分析资本，而非 其他随便什么东西。借用马克思的著名比喻来讲，与其说李嘉图把人变成了帽 子、黑格尔又把帽子变成了观念，不如说正是资本主义实际地把包括人在内的 所有东西都变成了观念及其相互联系，而黑格尔不过是不自觉地凭借深切的现 实关怀和惊人的思维能力表述了时代的状况。 亚瑟进一步断定，黑格尔的《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的三个部分对应于资 《逻辑学》 中的各个范畴则更加精确地与价值形式的进展相对应， 本的三个环节， 见表 1 和表 2。 表1D 黑格尔： 《百科全书》 亚瑟：资本的辩证法 I 逻辑学 I 流通 II 自然哲学 II 生产 III 精神哲学 III 积累 表2E 黑格尔： 《逻辑学》 亚瑟：价值形式的辩证法 I 存在论 I 商品 A. 质 A. 商品的可交换性 B. 量 B. 商品交换的量 C. 尺度 C. 商品的交换价值 A Christopher J. Arthur: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 Leiden: Brill 2004, p. 68. B Christopher J. Arthur: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 Leiden: Brill 2004, p. 82. C Christopher J. Arthur: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 Leiden: Brill 2004, p. 107. D Christopher J. Arthur: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 Leiden: Brill 2004, p. 108. E Christopher J. Arthur: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 Leiden: Brill 2004, p. 109. 378 （续表） 黑格尔： 《逻辑学》 亚瑟：价值形式的辩证法 II 本质论 II 货币 A. 根据 A. 自在的价值 B. 现象 B. 价值形式 C. 现实 C. 货币 III 概念论 III 资本（总公式） A. 主观概念 A. 价目表 B. 客观概念 B. 货币和商品的形态变化 C. 理念 C. 自我增殖 亚瑟还对《逻辑学》开篇的“存在” 、 “无” 、 “变易” 、 “定在”等范畴进 行了独特的批判。他发现，当黑格尔从变易过渡到定在时，他悄悄地在存在与 无之间倒向了存在、撇开了无；换言之， “定无（determinate Nothing）或无的 自行在场”A 遭到了忽视。就黑格尔本人而言，虽然他没有为这一偏袒给出理 由，但由于他的哲学旨在重构整个现实，所以倒向存在一边是可以理解的；也 就是说，黑格尔简单地相信“整体是真东西” ，却无法想象相反的图景。然而， 鉴于资本主义的现实并不符合黑格尔的乐观情调，亚瑟主张更加准确的立场是 “整体是假东西” ，因而更加合适的辩证法是一种把“定在”替换成“定无”的 “地狱般的辩证法”B 。这个观点呼应了上面所讲的资本主义现实的抽象性和非 现实性。 八、柄谷行人 柄谷行人（1941– ）在《跨越性批判》中提出了一种关于康德、马克思， 以及两者关系的新理论。就康德而言，先验哲学并不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 外的第三种更高的、稳定的、综合的立场，而是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这两极之 间的无限运动本身；先验哲学立足于一种跨越性的视差（parallax） 。在同样的 意义上，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或自由人联合体并不是恩格斯以来的马克思 主义者所理解的某种确定的社会形态，而是发生在拉萨尔与巴枯宁这两极之 A Christopher J. Arthur: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 Leiden: Brill 2004, p. 164. B Christopher J. Arthur: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 Leiden: Brill 2004, p. 165. 379 间的一种跨越性批判：前者代表了国家主义倾向，后者则代表了无政府主义倾 向，双方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要么把马克思解释成自己的模样，要么指责 马克思站到了对方的立场上。就《资本论》的基本学说而言，资本正是商品与 货币这对矛盾的一种神秘的解决方案，而柄谷主张以跨越性批判的方式扬弃这 对矛盾，从而既避免资本的统治，又避免简单地取消商品和货币。 更具体地讲，柄谷以相当异端的方式突出了先验幻相在康德哲学中的关 键地位。按照他的解读，康德一方面赞同休谟对笛卡尔的我思概念的批判，承 认自我的统一性只是幻相，不能以传统形而上学的方式把自我当作一个实体； 可是另一方面， “人们无法真的避免在诸多语境下把它视为一个经验性实体的 驱动（drive/Trieb）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说自我不止是幻相，而是先验幻 相”A 。也就是说，自我在物理层面上的确只是一束知觉，等等，并没有可以确 证的统一性，但是自我的观念、或者说确立这个观念的驱动依然是不可消除 的，是现实地发挥作用的。柄谷由此断定，康德所说的先验主体决不是某种更 高的、把笛卡尔与休谟调和起来的概念，而是指这两者的相互批判或跨越性批 判（transcritique） 。康德成功地避免了把先验主体再度实体化，而黑格尔未能坚 持康德的立场，重新在相互对立和相互批判的运动之上建立了调和两者的中介。 在这个基础上，柄谷认为马克思本人无论怎样看待康德，实际上都在政 治经济学批判中一以贯之地运用了跨越性批判。以前面提到的国家主义与无政 府主义为例，柄谷主张恩格斯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过分远离了无政府主义，尽管 “自由人联合体（Verein freier Menschen） ”这个关键概念明确包含了来自无政 府主义传统的“联合（Verein/association） ”一词 B 。不仅如此，柄谷还援引了 田畑稔的文本研究，指出了恩格斯对《资本论》第 3 卷的修改有一处重大错误： 按照现行的版本： 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 当事人，而不是作为由他们的集体的理性所把握、从而受这种理性支配的规律 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 C A Kojin Karatani: Transcritiqu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3, pp. 5–6. B 参见张寅： 《马克思主义面前的社会无政府主义》 ，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47—379 页。 2014》 C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86 页。 380 然而按照马克思本人的手稿， 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 当事人，而不是作为他们的集体的理性来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 A 可见，马克思在描述自由人联合体时只谈到了“联合的理性（assoziierten ” ，却没有说过它所支配的“规律（Gesetz） ” 。恩格斯的改动使得集 Verstand） 体的理性与它所支配的规律形成了一种双层结构，这在现实中表现为民众与国 家的对立，因为现代意义上的规律意味着集体的理性可以汇聚在一起，由单一 的主体（如国家）来把握和运用；可是马克思所设想的是一种单层结构，其中 集体的理性仅仅存在于众多自由的主体彼此关联的活动中，而不能被化简为单 一的、集中的对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巴枯宁怀疑马克思想要用“所谓人 民意志”来掩盖和美化“进行统治的少数人的专制”时，马克思回答说： “在 集体所有制下，所谓的人民意志消失了，而让位给合作社的真正意志”B 。因 。 此，马克思在这里与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反对由国家代表的“人民意志” 此外，柄谷在《世界史的构造》中建立了一种以交换方式而非生产方式 为核心概念的社会历史理论，并宣称它既更加符合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思想，又 能更好地解释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形态变化。他归纳了四种交换方式： “A. 赠 予的互酬，B. 服从与保护，C. 商品交换，以及超越上述三种样式的 D。在任 何社会形态中，这些交换方式都是共生共存的。只是其中的一种成为占统治地 位的，则事态就会变得不同了，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交换方式 C 是占统治 地位的”C 。这里的交换方式 D 指的正是共产主义或自由人联合体，它被视为 交换方式 A、即赠予的互酬“在更高层次上的恢复”D ，尽管它在漫长的历史中 已经以普世宗教的神秘形式出现了。就资本主义而言，占主导地位的交换方式 C 当然体现为资本，处于辅助地位的交换方式 A 和 B 则分别体现为民族和国 家，因为前者的主要职能是以同胞的名义推行福利性的互酬，而后者由于拥有 A Kojin Karatani: Transcritiqu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3, pp. 178–179. B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06—407 页。 C 柄谷行人： 《世界史的构造》 ，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 页，译文 有改动。 D 柄谷行人： 《世界史的构造》 ，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 页。 381 征税的权力，就需要用警察和军队保护公民。于是，现代的主流统治形式就是 “资本—民族—国家的结合体”或“三位一体”A 。 九、巴斯卡尔和卡利尼科斯 罗伊·巴斯卡尔（Roy Bhaskar，1944—2014）和他的同事亚历克斯·卡 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1950— ）在争论中延续了由前者创立的批判实 在论。作为一种关于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哲学，批判实在论肯定了现实（包括社 会现实）的深度，即认为现实可以划分为彼此不可还原的诸多层次，在不同层 次上运行的知识是相对独立的，尽管它们从属于同一个现实。这以哲学的方式 确证了马克思对事物的本质与表面现象的区分，尤其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巴 斯卡尔在 21 世纪的 《辩证法》 等著作中进一步构造了辩证的批判实在论。在 《反 思元现实》中，他还探讨了解放的唯灵论前提：对更加根本的“元现实” （meta— Reality）而言，一般哲学和科学所依赖的主体与对象的二元论被消除了，某种 根本的大同则建立起来，而这相当于马克思所设想的一切人的全面发展是每个 人全面发展的条件，即所有人都舍弃了自我。卡利尼科斯拒绝了这条唯灵论的 思路。 更具体地讲，巴斯卡尔作为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家首先发展了一 种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适应的科学哲学。他尤其反对把事件及其联 系看作科学研究和因果解释的首要对象：在实验中， “既然恒定的联系一般肯 定是人工制造的，那么我们倘若把这些联系等同于因果规律，就在逻辑上走 向了荒谬，仿佛科学家在实验活动中导致了、乃至改变了自然规律”B 。这一 点显然也以有所变化的形式适用于社会领域：例如，既然大资本家、媒体巨 头等对“自由”市场有强大的影响力，市场的诸多状况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他 们“人工制造”的，因而从这些状况出发谈论市场规律也就属于同样的荒谬。 巴斯卡尔主张科学研究的首要对象是事件背后的结构“生成机制（generative ，它们“构成了因果规律的实在基础”C 。这些机制在事件 mechanisms）之类” 的层面未必总是显现出来，因为别的机制可能起到干预或抵消的作用。这既意 A 柄谷行人： 《世界史的构造》 ，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1 页。 B Roy Bhaskar: Reclaiming Reality ,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12. C Roy Bhaskar: Reclaiming Reality ,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12. 382 味着从机制出发的因果解释是更加实在的，而从事件出发的解释仍然停留于现 象，又意味着自然和社会的规律不应该被当作决定论的或马克思所斥责的“铁 的”预言，而是应该被视为未必实现的趋势（Tendenz） 。巴斯卡尔宣称这是对 《资本论》等著作中的趋势这个关键概念的发展，不仅符合马克思对这个概念 的用法——即资本主义的各种趋势（如利润率趋向下降）完全可能遇到相反的 趋势——而且把马克思的方法论拓展到了一般科学的范围。 巴斯卡尔进一步确认了辩证法的科学性，把自己的辩证法概括为“缺失 的缺失（absenting of absence） ”和“自由的脉搏” ，并重点突出了柏拉图、黑 格尔和马克思的贡献。就缺失而言，他发现“在黑格尔那里，真理是整体，谬 误则在于片面性、不完整性和抽象” ，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事实上是沿着两 条基本的道路进展的：要么把某个观念中隐含的、尚未明确阐述的东西揭示出 来，要么修补观念中的某种贫乏、短缺或不足”A 。这意味着辩证法需要首先在 一切地方发现并承认缺失——巴斯卡尔把肯定性比喻为“否定性的大海表面上 的微小却又重要的波纹”B ——然后设法克服这些缺失，由此达到“缺失的缺 失” 。就自由而言，他认为黑格尔的观念论使他无法充分说明否定的三种形态， 即实在的、改造的和激进的否定（real，transformative and radical negation）：实 在的否定是一个最一般的概念；改造的否定则包含了“社会辩证法的钥匙” 、 即通向自由的钥匙；最后，由于特定的社会很可能沦为“自我维持的总体” ， 以致改造很难以温和的方式进行，所以“变革将倾向于作为激进否定的结果而 产生或采取激进否定的形式，这一点可以说适用于全球相互依赖的今天”C 。巴 斯卡尔指出，不仅马克思的辩证法体现了这三种形态，而且毛泽东所谈论的 “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与次要方面 等”更加确切地把握了辩证否定的某些细节，有助于区分“马克思的统一与黑 格尔的对立统一”D 。 卡利尼科斯除了发挥和批评巴斯卡尔的批判实在论之外，也有丰富而前 沿的政治哲学研究。在 21 世纪，他参与了关于民族国家是否会在全球资本主 A Roy Bhaskar: Plato Etc , London: Routledge 2010, p. 89 ；Roy Bhaskar: Reclaiming Real- ity ,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91. B Roy Bhaskar: Dialectic , London: Routledge 2008, p. 4. C Roy Bhaskar: Dialectic , London: Routledge 2008, pp. 5–6. D Roy Bhaskar: Reclaiming Reality ,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97. 383 义中消退的辩论，并站在了新帝国主义学说一边。在他看来，不论是哈特和奈 格里所描述的帝国，还是其他一些学者所说的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非正式的帝 国，都未能考虑到一个紧要的政治经济事实：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的 经济危机的阴影并没有消散，因而“先进资本主义”依然划分为“三个彼此竞 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中心，即所谓的西欧、北美与东亚的三元体系” ，它们 的利益冲突很可能不断引发与帝国理论不相容的“地缘政治斗争”A 。因此，现 代国家体系并不会瓦解，但会被这些具有新帝国主义性质的强权所支配，而当 前的斗争应该针对这些强权。卡利尼科斯还强调说，既然欧盟不过是有所伪装 的新帝国主义，国际主义就必须与它决裂，例如对英国来说就是脱离欧盟。 十、J. 巴特勒 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1956— ）在《讲述自己》中讨论了一 种与她先前的女性主义学说有所不同的伦理学。她指出，虽然主体对于自己永 远不是完全透明的，或者说它的自我认知总是有限的，因而主体的责任也总是 有限的，但这不仅不是对伦理学的妨碍，而且正是伦理学的真实基础，因为从 充分的自我认知出发的伦理学不能公正对待这种不透明性。于是，真正负责任 的主体必须首先承认自己和他人的这一局限。同时，由于社会规范恰好属于主 体的自我认知，从而受制于上述局限，所以主体不应当以非批判的方式对待这 些规范。可见，许多伦理学试图从自我认知的有限性引出社会规范的必要性 （即并非神圣的人必须受到约束和强制） ，巴特勒却从同样的前提推导出了社会 和政治批判的必要性。此外，作为一名长期反对以色列政府的犹太学者，她还 阐述了一种把犹太民族与犹太复国主义区分开来的政治哲学。 更具体地讲，她延续了自己在 20 世纪开启的重要主题，即强调性别的生 产先于性别的规范性。她批判了上一代女性主义的领军人物凯瑟琳·麦金农 （Catharine MacKinnon） ，认为后者在捍卫女性权利的同时仍旧“接受了一种可 以推测是异性恋的思考性关系的模型” ，因而权利的主体只能是合乎传统“标 准”的男性和女性，而无法涵盖同性恋者，因为他们“未能‘表现’得符合公 A Alex Callinicos:“Does Capitalism Need the State System?” , in: Cambridge Review of In- ternational Affairs 20.4, p. 536. 384 认的性别规范”A 。于是，麦金农在实践中不能有效地反对一种常见的对同性恋 者的骚扰，即迫使他们“回到”标准的形象。可是传统的异性恋规范或其他可 能的规范不外是生产出来的，只不过经常打扮成绝对必然的模样。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巴特勒把性别的生产性或“施为性” （performativity）放到了更加根 本的位置。 在 21 世纪出版的《安提戈涅的诉求》中，巴特勒批评了黑格尔、拉康和 吕斯·伊里加雷（Luce Irigaray）对经典悲剧《安提戈涅》的解读，因为他们 并不是把安提戈涅视为“一个政治形象，即一个说出违抗的言论并造成政治后 果的形象，而是认为她阐述了一种与政治对立的前政治，把亲属关系表象为从 未踏入政治、却又为政治提供了可能性条件的领域”B 。也就是说，亲属关系成 了被政治利用的、为政治服务的东西，它既“严格地有别于国家的领域” ，却 又是“国家机器的形成和再生产的前提”C 。巴特勒由此指责黑格尔笔下的“安 提戈涅作为女性的力量消失了，转而被重新界定为母亲的力量，后者在精神的 旅程中的唯一任务是为国家生育儿子，并让儿子离开家庭、以便成为参战的公 民”D 。换言之，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无视了一个基本 事实：安提戈涅与母亲的身份毫无关系，从而与传统伦理中的“标准”女性相 去甚远； “因此，黑格尔的文本转换了安提戈涅，以致她的罪行失去了它所承 载的另一种合法性的力量，她也随后再次被转变成了一种母亲般的女性，而她 从未成为这样的女性”E 。可见，巴特勒一方面用具体的案例展示了性别的生产 性——比如女性身上的母性并不是绝对必然的——另一方面以黑格尔本人的方 式批判了黑格尔，因为他在这里忽视了罪行不是单纯消极的，而是可能导致另 一种合法性，这原本是黑格尔自己的辩证法，即消极或否定的东西可能经过自 行否定而产生新的肯定东西。 在后来的《不安稳的生活》中，巴特勒还结合黑格尔提供了一种对社会 承认的独特理解： A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 New York, N.Y.: Routledge 1999, pp. xii–xiii. B Judith Butler: Antigone’s Claim ,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 2. C Judith Butler: Antigone’s Claim ,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 29. D Judith Butler: Antigone’s Claim ,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 12. E Judith Butler: Antigone’s Claim ,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 37. 385 当我们承认他人时，或者当我们要求对自己的承认时，我们不是在要求 他人把我们看作我们所是的样子，看作我们已经成为的、向来所是的、在这次 相遇本身之前建构的样子。相反，在这一要求、这一请求中，我们已经变成了 某种新东西，因为这一发言建构了我们，它是一种在最广义的语言中发生的对 他人的需求和欲望，我们无法脱离它而存在。要求承认或给予承认恰好不是要 求承认一个人是他已经所是的样子，而是索要一种生成、发起一种转变、请求 一种总是与他人相联系的未来。它也让一个人在为承认而斗争时赌上自己的存 在，赌上自己在这一存在中的延续。 A 可见，巴特勒隐含地批判了霍耐特等人的承认理论，凸显了要求承认的 主体的一个关键特性：它决不是某种现成的东西，而是必须被承认为总是可能 超出自身的东西；它一旦被他人仅仅当作它原本所是的样子，就反倒经验到一 种轻视。巴特勒在这个意义上写道， “假如人一旦脱离了非人（the inhuman） 就不再是人，那么非人就不仅对于人至关重要，而且被确立为人的本质”B 。黑 格尔的辩证法在这里清晰可辨：本质不仅是某种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内部的、 深入的东西，而且是现象的反面或否定，是一种陌生的、不寻常的乃至使现象 趋于瓦解的东西。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A Judith Butler: Precarious Life , London: Verso 2004, p. 44. B Judith Butler: 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42. 386 译文选登 387 《资本论》中的道德 ——对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尝试性修正 * 【德】霍耐特 / 文 翁少龙 / 译 “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马克思的历史—政治手稿 与其政治经济学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也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分裂。这 个观念从柯尔施开始，经由梅洛—庞蒂和卡斯托里亚迪斯，直至哈贝马斯都秉 承着，但随后这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被更具有影响力的阿尔都塞学派的论述所 打破，依据他们的观点，马克思后期的关于经济学批判的手稿与他早期的人类 学手稿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 “认识论上的”分野，或许以上四位作者在他 们各自的成熟作品中都认为，这种分歧是如此之大的原因在于这两个尖锐对立 的观察是同等重要的，他们认为，在马克思的历史—政治手稿中，他是把社会 进程从纯粹的阶级对立转向规范化的冲突，而在《资本论》中，这种组织行为 的道德形式根本不起作用，因为在此所有的社会发展都被解释为资本逻辑的扩 张模型。如果转换为行动理论，也可以说，马克思为他的部分手稿中的社会行 为的道德观念赋予极为重要的意义，尽管他在其他部分里将所有这些行为归结 为履行特定的经济功能的命令。 * 本文译自 Axel Honneth,Die Moral im »Kapital«. Versuch einer Korrektur der Marxschen Ökonomiekritik, in: Jaeggi u. Daniel Loick（Hg.）2013: Nach Marx. Philosophie, Kritik, Praxi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350-363。 388 因而，我试图从总体上准确把握这个富有争议的命题，并将之贯穿到我 的这篇论文之中，尽管在此并不能像平常那样去追溯这两种行动逻辑的对立 面，或许我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能够演变出什么 来，而这些观点是否在他的历史—政治手稿中被严谨地对待，接下来，我所感 兴趣的就是马克思如何阐述资本主义分析的理论根基。他或许应当思考，在对 资本主义发展的解释中更应当着力于所有社会事件的规范冲突这个事实，但问 题是这是否在他的历史分析中处于如此关键的位置？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恰当 解决之道，我愿意在此初步设想，马克思在哪些点上，以及以何种方式去关注 历史事件。从那里可以看出，历史发展会被持久地引入到内在分析之中，并在 其中以某种时代性呈现出来，也就是它会被描述为某种线性的，零意外地被抛 掷于资本关系之下的进程，而对这个特殊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克服也会在接下来 被描述为资本的线性发展的替代形式（一） 。那么下一步就应当表明，这种时 代性的形式并非以时间性的方式，就像马克思必定要说的政治—道德冲突那 样，并且在他的历史手稿中对此做了分析，这些冲突依其结构不是偶发与无解 的，而是具有合法的规范性，而与此相关的就是完全不同于资本分析的社会有 效性原则（二） 。从这个比较出发，在经济学批判与历史—政治手稿中各自发 展出两种不同的时代性来，这在我文章的最后一部分里，我想思考一下这样一 个有趣的问题：马克思是否必定要保持他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假如他在 其历史手稿的段落中已经保持着这种时代性，这在他的对历史—政治背景的分 析中是否已经作出某种理所当然的预设？马克思是否也设想过这样的问题，在 他的历史手稿的行动理论中，是否并不必然地要离开那个单一的古典经济学框 架，并借此将经济个体表现为道德行为，同时将经济进程以社会冲突的形式表 现出来？（三） 一 在马克思的历史—政治手稿中，即主要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和《法兰西内战》A 的研究中，他阐发了人所共知的新行动理论，并使之成为 A 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H. 布伦克豪斯特（Hauke Brunkhorst）出版 并注释，法兰克福 2007 年版，第 7—131 页； 《法兰西内战》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 ，柏林 1956 年版，第 313—362 页。 389 其成熟理论的组成部分，而这对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有着贡献的：尽管在此 主体是被刻画为功能承载者或者“角色面具” ，这些都反映在私有财产和资本 的原始积累的经济框架下，它们所奉行的是依据其由目的合理性所定义的利 益，在那里所呈现出的是作为社会组织的成员，这些在其区域性的与职业化的 日常文化中具有确切的规范，并将之转变为社会—政治冲突，而且贯穿于整个 体制之中 A 。显然，稍微有点夸张地说，马克思是假定这样的主张，伴随着法 国大革命而产生的关于宪法规范的争论 B ，在他的时代首先是为现代性找到合 理的出路；但毫无争议的却是，不仅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而且 在其关于巴黎自治城镇的文章中，处于冲突之中的各群体是被描述为组织行 为，这从他们的行动的合法性上看具有道德的确定性，因为它们自身在其社会 之内已经要求暗含着可以接受的规范：依据马克思的观点，劳动组织要求要有 “真相” ，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要对“私有财产”的观念建构起体制性的有效 规范 C ，以使其从纯粹的“政治的”向“社会的”民主转变。公民的组织化为“私 有财产”的体制找到新的相应规范，换句话说，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是议会 的代议制，尽管这在生产领域内并非有效。 这个动力，或者如同我们现在所能说的那样，这种规范引导的冲突所具 有的特殊的时代性，依据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如此才能成立，就是每个独立 的，在文化上各成一体的组织依其不断变化的环境所形成的矛盾，在这过程中 会对可设想的新创造作出反应，在其中，由行动所引导的规范会各自适应新的 条件 D 。社会组织间的冲突具有“不寻常事件”的特征，也就是它会对未来的 历史进程产生事实上的影响，并可能会改变它的方向，因为组织的冲突具有这 样的能力，就是对之前被认为是公正的规范，按照它的对象的反应而产生变化 的含义，这样一来，新的社会行为的目标设定就会转变到历史有效性中来。但 将规范导向的可塑性与历史进程的偶然性关联起来并清晰地呈现出来并非不重 要，因为马克思的表述方式在他的历史—政治手稿中已被决定性地规定着：只 A 参见霍耐特、约阿斯： 《马克思是个功利主义者吗？——超越功利主义的社会理论》 ， 载德国科学院《第一届社会学理论与历史国际论坛》第 1 卷，柏林 1987 年版，第 148—161 页。 B 参见 H. 布伦克豪斯特的评论，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第 133—328 页，尤其是第 166—175 页。 C 参见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柏林 1956 年版，第 342 页。 D 参见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柏林 1956 年版，第 340 页。 390 有根据这样的事实，行动的组织规范才能确切地相互关联起来，并因而在其相 互依存中才能改变其含义，在历史进程中才能产生方向性的转变， “不寻常事 件”的特征才能在其中产生。时代性的种类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 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中得以成立，并因此在历史事件中是某种不可预见 的转变，冲突只能在组织规范的指引下，通过持续的意义变迁而被消除 A 。 马克思只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从总体上也对资本主义经济形式 有个同步分析，并以此来阐述历史事件，这在《资本论》中总体上是目的的规 范设定，就像罗曼（Georg Lohmann）自信地认为的那样 B ，但在有些时候所具 有的只是这样的功能，就是提供历史的解释，而这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关系的必 要前提是不可避免的，排除开这两个历史的题外话，我想在接下来部分集中在 这个问题，也就是从何种时代性中，马克思使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首先这个 部分，在《资本论》第 1 卷，在其中有名的第八章，它所涉及的是为争取劳动 时长而进行的斗争，第二部分则见于该书的第 3 卷，在第二十七章中可以见到 这个标题《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信贷作用》 ，其中涉及现代股份公司和劳工协作 的设立。这两种情况都毫不含糊地与历史—政治表述相关，因为马克思打断了 资本关系的同步分析的通道，为了描述之前的斗争或者当前的发展，而这些认 知对他而言则需要对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有个充分的了解。但是这个方式，他在 此将其指向那个事件，不仅在概念上，而且在方法上与其叙述过程有着根本不 同，这体现在他的两个历史手稿之中。 首先，呈现在历史章节中的关于劳动时长的冲突，在此，并非从不同 规范导向的组织对立来说的，而仅仅是从两个相互对立的主体来说的，在经 济上受规定的组织，它的所有内在差异性会依据区域的或者文化的根源而展 开，以至于要么是“资本” ，要么是“劳动”各依其特性，依其此前确定的 利益而行动。尽管马克思在许多地方也谈论过不同的“统治阶级的组织”C ， 与此相关的是纯粹有争议地被称为“地主与资本家，股民与商贩，贸易保护 主义者与自由贸易者，治理与反抗，牧师与自由精神的人，年轻妓女与老尼 A 在此，我受益于斯维尔（William H. Sewell）的《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变 革》 ，芝加哥 2005 年版。 B 参见罗曼： 《同一性与社会——与马克思的批判性辩论》 ，法兰克福 1991 年版，主要 参考第二章第五节。 C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柏林 1956 年版，第 302 页。 391 姑”A ，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经过 1848 年法国暴乱的洗礼早已重新 团结起来了。马克思看到社会组织主要联合为两个群体，也就是“资产阶级” 与“工人阶级”B ，从方法上看，这是依照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而形成的与市场 相关的有效行为。行动的目的性不仅仅是通过规范引导，还要服从道德的确 信，这些确信具有语义学的内涵，并且已经具备体系化的原则（ “契约自由” 、 “私人财产” ） ，而且从中还形成最终的经济利益，它们依其与基本立场的关联 性，仿佛能够确立起稳固的关于生产资料的支配与使用。根据公共利益的这种 确定性，在他的文章中无意识地贯穿着某种时代性的形式，这些与他自身有着 显著的差别，而这是马克思在他的历史—政治手稿中使用到的：因为相互对抗 的阶级利益一直是关联着的，并且规范的新含义不再是开放的，就如同它们通 过冲突中的经验所能显示的那样，事件的表述以近乎线性的方式贯穿于资本主 义的价值利益之中，这通过抵抗斗争，只是减慢了工人阶级的行动，但并未受 其影响。工人运动的所有体制上的创新，在这个章节中包括劳动时间，以及最 重要还包括通过欧文 C（Robert Owen）而设立的劳动者联合会，这些具有时代 性的背景首先仅仅是被视为表象，而非“事件” ，它们依据其规范模型而具有 潜力，它要么发展出企业自身的战略决定，要么对部分劳动行为产生方向性的 影响，而且根据在此期间的典型，就是新拉纳克的出现，这在当时的西欧产生 了很大的关注 D ，马克思的描述所根据的或许就是旧有的，而在其间并无新的 行动组织的成立，而且迄今为止也没有使得它的价值失效。总之，为争取劳动 时长而抗争的事件根本上并非偶发的：有些戏剧性的偶然事件可以提到，比如 法国的二月革命 E ，它所起的作用表现为线性的阶段过程，它仅仅只是为最后 的成功在等待着历史时机。 这个时代方案并非持续的资本价值的利益扩张，经常也表现为“现实依 附”的过程，而这也体现于《资本论》之中，在那里，马克思试图表明这个到 A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柏林 1956 年版，第 302 页。 B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柏林 1956 年版，第 316 页。 C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柏林 1956 年版，第 317 页及以下几页。 D 参见卡尔 – 波兰尼： 《大转折——社会与经济体制的政治和经济起源》 ，法兰克福 1978 年版。 E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柏林 1956 年版，第 317 页。 392 后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过渡，一个例子主张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内在自我转变出 现在第三卷（第二十七章） ，那里除了新成立的股份公司，也有欧文所创立的 劳动者同业公会。这两个工业企业的组织形式都被马克思阐述为相同过程的结 果，也就是资本的集中，以及中小资本家间的“失衡” ，以至于达到一个门槛， 在其中，经济的不正常增长使得生产布局要么只有通过众多的股份持有者的联 合，要么就是对作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所代表的协会的资助。在这一点上， 它所表明的已远不只是“过渡阶段”A ，从这个表述开始，紧接着就是资本主义 自身的扬弃，因为关于资本以股份或者同业公会资产的形式的使用并不再只与 对生产过程的控制相关，以至于这只允许最后一步，在事实上已经将它们由劳 动者控制的劳动活动委托给总体资产的生产布局： “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就如同 合作工厂，作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协会的转变方式，而这只是在它的对立 ”B 或许更好的表达 面的某个方面是消极的，而在另一方面又会被积极地扬弃。 就是生产的同业公会的建立并不表明已经改变了“事件”的历史方向，而这要 归功于工人运动的规范化的新创造，借此也产生了全新的资本主义市场的行动 组织。所有的事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对马克思而言，或许在它的历史 意义上有所降低，并且也丧失了它作为事件的特性，因为在此居于主导地位的 是时代性的种类，这个会随着资本的线性扩张而在它的组织上走向自我扬弃。 现在，只有这个主张在表述上还没有问题，但它也只能限于某些原理的 必然的与线性的扩张，并借此表现出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独特的时代性，时至今 日，许多作者还在试图描绘出资本主义社会形式所特有的时代性 C ，它们并不 接受某种公共的张力，这出现在历史—政治手稿中就是关于不同社会阶级之间 的冲突的时代性，马克思在他的成熟作品的不同部分从两个相反方面介绍了现 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性，但他并没有尝试将两者关联起来。在他的历史研究 中，他对阶级斗争的描述已暗含着对历史进程的方向性的持续改变，与之相碰 撞的是现实体制的组织行为的新规范，而这个方向的变更的可能性在 《资本论》 中遭到否定，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能步社会扩张之后尘。我们继续扭住这个 A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柏林 1956 年版，第 453 页。 B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柏林 1956 年版，第 456 页。 C 参见威廉 – 斯维尔： 《资本主义的时代性》： 《社会经济学评论》第六卷（2008） ，第 《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重新 517—537 页；莫西 – 珀斯通： 解释》 ，剑桥 1993 年版。 393 对立不放就会有所转变，所以也可以说，社会行为的规范性首要的是现实的力 量，其次与这个资本主义关系的现实性相对应的就是规范的力量：这在历史— 政治手稿中所描述的阶级斗争就应当这样来看待，以至于它们在组织行为中能 够产生规范，并依据其现实变化，也会对它在体制中表现的历史进程产生方向 性的转变，而资本主义关系在《资本论》中应当这样看待，只有那些旧的规范 失去效力，才能重新设定行动的参与原则。以此立场，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提出 这样的问题，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什么是在这个批判中，在他的 历史—政治手稿里所考虑的，除此之外，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因为《资本论》 对时代性的运用，对于历史材料已经意味着去接纳被描述事件的特征，并因而 放弃历史考察的观念。为了避免两个不同文本间的冲突，也就只能保留下这个 观点，将道德的现实构造归还给《资本论》的每个部分，这根据其政治—历史 手稿应当关注的就是其历史进程的事件性。 二 现在看起来有些许抽象，就是期待着对马克思成熟作品的分裂的解决， 也就是在经济分析中，无论如何都要考虑有现实效力的道德。那些我只能概要 解释的地方，在接下来部分我试图以少许提示做些诠释。 或许马克思的《资本论》也继承了他的历史—政治手稿中的观点，紧随 着这个居于主导的国民经济学命题的不只是“批判”地表述，而且必须从根本 上突破由市场强制所形成的效用最大化或者利益算计的总体框架。在我看来， 这必定关涉经济学基本概念的“政治学化”和“社会学化” ，借此才能在经济 行为中涉及规范冲突这个层面，而这自身仍然持续贯穿着资本主义关系。根据 这样一种对经济决定论中的持续社会冲突特征的否定，最终能够表明，资本主 义这种类型具有更复杂更特殊的时代性，而马克思显然仅从市民社会的政治史 中已看到这点。总之，这类企业产生了如此困难的任务，而这并非波兰尼的方 案中没有预见到的，所有从马克思出发的中心立场所运用的范畴要么出自观察 者，要么是从参与者的视角出发才得以重构，以至于在他们之中，对任何行动 的规范化的意义，并因而必须将不同的关联行动置于完整的链条之下。 此前所提到的转变都必须要从“经济行为”的传统的、单一的概念来做 重新表述，而这是马克思所没有考察就接受的，当他从资本主义关系的“角色 394 面具”或“行为者”来谈时，在此之下无非只能被理解为依据行动的合目的 性利益：或许这种行动“利益”从来不像希施曼（Albert O. Hirschman） A 以最 清晰的方式所指明的，通过经济合理性这个系数可以确定，并非规范的引导都 必定可以填补所有决定论的漏洞。但假如参与到资本主义市场活动，他们的利 益就只能在规范之中形成，也就是失去他们的统一性与整体性，而这些原本是 属于他们的，从原则上看，只要人们能够预见到经济上的优势，或者相信能够 确定效用的最大化。在这样一个经济行为的多面性阵线上，除此之外也存在着 “资本主义变量”的主题，以此为出发点，就可以确定价值利益，它通过“规 范约束”体系化的既定事实与实践的文化背景 B ，经济利益的可塑性规范观点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求放弃这样的表象，也就是对任何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指向能 够一劳永逸地确立。这同样或许会被分化为许多的行为组织，就如同规范的设 定那样，以此，不论是企业主还是劳工阶层都能对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作出 反应。 这个资本主义分析的“社会学化”意味着必定要考虑到双方的任何交易 行为在经济反应中的规范组织，而由此出发所带来的并非对资本主义关系的同 步分析的任意评价，并紧接着建构起利益最大化的强制结构，同时将劳动力商 品评价为可分析的经济形式的核心，但所有这些基本的行为模型的变更都保持 着开放，这些转变就会对参与者产生具有持久强力的规范指引。借此所能改变 的自然就是时代性的种类，这通过同步分析首先被准许，也就是它现在存在着 合目的性的机会，它具有历史“事件”的不可预测的后续行为的可能性，它有 这样的能力，能够扭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将它引向另外一个方向。 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时代性的“社会学化”的资本主义分析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 是劳工合作，就如同它通过查理斯腾运动（Bewegung der Charlisten）于 1840 年所创立那样：这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只是边缘现象，甚至只是呈现为线 性替代过程，而它们在新的社会学分析中则是作为历史事件，这至少在一个短 暂的历史瞬间存在这种可能性，就是形成一个与资本主义企业相对应的具有市 A 参见 A.O. 希施曼： 《反对基本概念的“经济学”——把握三个简单可能性，以及一些 更复杂的经济学基本概念》 ，载《发展、市场与道德——背离性观察》 ，慕尼黑 / 维 也纳 1989 年版，第 226—243 页。 B 参考彼得 – 哈尔、大卫 – 索斯基： 《资本主义类型——比较优势的体制基础》 ，牛津 2001 年版。 395 场能力的替代品。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能在规范冲突的观点下才能被观察，从这 个历史裂缝中可以窥探到它潜在的历史事件的结构变革：西德战后资本主义经 济所形成的规定，以及消费者公会的创立都是这种情况，工会对八小时工作制 的抗争无异于可以称之为“消极的”事件，这也使得国家对金融资本的猜想遭 到消解。所有这些历史时刻并非都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那样只是 作为表象，或者呈现为资本主义线性发展的阶段，而是个“不寻常事件” ，它 与其他事件的区别在于有这样一种能力去改变既有结构，并依据转变度作出调 整；在此意义下建构起事件的特性，这可以将此前所称的事实的意外归于规范 的起点，而这根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市场逻辑并不具有合理性。 这很自然地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个规范的设立能够在体制中持久存在， 一个更广的且具有概念启发性的范畴并不在《资本论》之中，而仅仅在马克思 的历史—政治手稿之中。仅仅从那里，人们就可以获得多方面的提示，也就是 各自的行为组织之间的“力量关系” ，这对于由道德所引导的对敌对组织的进 攻的成败与否具有决定作用。但“力量关系”或“力量组合”的范畴在社会学 或社会史学上能够被简单地运用，因为尚不清晰的是，什么样的团体在什么样 的对抗之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资源，并能够各依其具有规范色彩的利益得以强 有力的执行。只有一种具体的情形分析在此能够具有持续的助益，它必定会将 其余的也是道德—文化的总体规定融入组织之中，因为这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幅 度，这只能被视为具有强制力的合法手段。但从其他方面，这种“社会学的” 资本主义分析所具有的难度或者使用的范畴依然不可避免，因为只有它们才能 给出答复，并借此阻止在此之间的历史“偶发事件”的长期出现：只要资本主 义具有时代性，它就不能从《资本论》的视角出发，而应当从马克思的历史— 政治手稿中观察，对不同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复杂结构，使用偶发事件的持 续作用所具备的不同权力手段，来终结对资本依附的趋势。 总之，可以确定的是，只有在政治经济学中与道德相关联，才能在资本 主义标识出社会斗争的维度。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的总体框架内 才具有这个可能性，将道德导向引入在表面上只是目的合理性的利益算计之 中，市场行为自身的张力和矛盾才能变得可见，这些都是围绕着所有参与的交 易的合法性：它既不是劳动时间的长短，也不是各自劳动场所的品位，既非涉 及受什么样的控制，亦非对成就有什么样的衡量，因而它们受到这种规范化的 保护，因为问题只能被这样设定，只要在不断向前推进的市场逻辑中就能看到 396 规范的关联性。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将那种类型的冲突并未在根本上视 为事实上的“偶发事件” ，而是适合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他在此或许将所有 阶级冲突视为资本主义征服的纯粹线性发展阶段。从实践上的自我约束到政治 上的喧闹，今天我们都在告别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社会学 的资本主义分析，并为所有的经济决定论和社会斗争维度同时提供规范基础。 我们赞许马克思在他的历史—政治手稿中已经使用的方法，其中资本主义分析 具有优先性，并呈现在除“运动”之外的资本主义的每个阶段，就如同波兰尼 所知道的那样， “冲突运动”也同样如此，或者归于市场及其转变的开端；为 了能将这些关联起来，应当以马克思的早期文本为手段对他的《资本论》展开 批判。 作者单位：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 译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397 “焦虑与政治” ：诺伊曼社会病理学诊断的优缺点 * 【德】霍耐特 / 文 高红明 / 译 诺伊曼的后期论文《焦虑与政治》B 代表了一种将对“政治正义” （politische Gerechtigkeit）问题的关注与社会病理学诊断相结合的有益尝试，他的病理学 研究涉及各种形式的焦虑问题，而他的规范参考点则源于假定个体自主需要采 取必要措施的民主意志形成的观点。诺伊曼对这两个分析层次进行理论上的联 结很大程度上源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 ，之后又被一些政治思想家进一 步推进，如 M. 巴赫金（Michael Bakhtin）和 C. 泰勒（Charles Taylor） 。个体 自主的基本前提非常重要，它被理解为反身性参与民主意志的形成过程的能 力，也即摆脱焦虑。 对这些由不必要或过多焦虑形式构成的“社会病理学” （soziale Pathologie）的分析，直接有利于对那些基于法治的民主法治国家规范的先决条件的考 察，即只有那些摆脱了内在的焦虑限制的人才能进入政治的大众范围，并在其 中充当民主市民。它产生的规则是：只有那些不以表明真正危险的存在的有效 * 本文译自 Honneth.»Angst und Politik« Staeken und Schwaechen von. Franz Neumanns Pathologiendignose, in:Pathologien der Vernuft.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der Kritischen Theorie.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2007. B 参见诺伊曼： 《焦虑与政治》 ，载马尔库塞编辑： 《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 ，伊利诺伊 州：自由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70—300 页。 398 机制的焦虑形式才能被视为是对个体自主的有力抑制。当我们将这些焦虑的反 应视为健康人格（gesunde Persönlichkeit）完整的部分，同时我们还遭遇了许 多“神经上”或“病理上”使个体麻痹的焦虑现象，并由此降低了他或她自主 行动的能力。非常清晰的是，诺伊曼仅仅对第二个，也即他认为对民主的意志 形成具有心理上阻碍的焦虑类型感兴趣。 对比于上面提到的其他分析方法，诺伊曼所使用方法的特殊性在于他开 始于心理分析的焦虑概念。然而，如 M. 巴赫金将与政治相关的焦虑或恐惧形 式视为在公共场所“狂欢式地笑” （Karnevalistisches Gelächter）的丧失 A ；相 反地，诺伊曼则开始于聚焦那些孕育神经性焦虑形式出现的情感机制的详情。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里，他用社会心理学的方式将个体的诸多焦虑与 “大众” 现象的神经特征结合起来。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聚焦于这种方法的优缺点。我确信诺伊曼的精 细化的研究不仅打开了一个非常有意义却常常被忽略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恰当 地区分了如今在政治心理学领域应该被考虑的概念和规范的前提。同时，我认 为这个开创性的研究也存在可反思的不足。它表现了对弗洛伊德经典心理分析 学和法兰克福学派自身追求很强的依赖，另外，他还用一个很狭隘的视角来看 待民族社会主义的垮台。 接下来，我会通过对诺伊曼为了证实他的理论预期而采用的每个理论步 骤进行评论而展开。因此，我会开始于（1）对个体神经性焦虑观念的分析， 这也是诺伊曼（源自弗洛伊德）视其为分析方法的基础； （2）第二步，根据诺 伊曼自己的论述过程，我将处理个体神经性焦虑与作为在不受限制的集体主 义大众一部分的自我退场式丧失的心理学联结； （3）只有在我区分了这两个 心理分析的前提之后，我才能确信诺伊曼所谓的“暴君式政府” （tyrannische Regierungen）语境中的制度化焦虑。 一、个体焦虑的可替代性观念 诺伊曼勾勒他的方法首先通过区分三种异化类型——心理的、社会的和 A 参见 Ken Hirschkop, Mikhail Bakhti, An Aesthetic for Democracy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72—298 页。 399 政治的——是为了随后揭示，第一个心理上的异化形式代表了最基本的一个， 心理上的异化形式仅仅意味着它使得其他两个（异化）形式成为可能，诺伊曼 很快认同了这种具有神经性焦虑的心理异化，在弗洛伊德的影响下，诺伊曼试 图将它观念化为力比多冲动受压抑的结果。即使在诸多焦虑的反应中还存在一 些有益于健康的功能，实质上，这些功能对个体还起到免于险境或协助净化的 作用，与他们有显著区别的是消极的焦虑形式——它导致自我功能的固化，并 进而麻痹主体。通过将这三种异化形式与力比多能的压抑相关联，弗洛伊德称 这种焦虑为“神经性”焦虑。 在这一阶段的讨论中也能发现一些难点，也即诺伊曼的陈述太过于依赖 弗洛伊德有关人类过剩冲动的生物学假说。对弗洛伊德而言，这种结构性的过 剩在现存的人类中产生的一个深深地沉迷或压迫性的强制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他 们的冲动，神经性焦虑的结果因此就成为一个人类性的命运，也就是说，它留 给个体差异非常少的空间。相对于这个模型，我更愿意将神经性焦虑的观念理 解为人类的二次反应形式，它植根于主体间安全感丧失的危险中 A 。在这个基 于对象关系理论的假说模式框架之下，那些早期危险的主体间环境——可以概 括为从母亲或其他首要照料者中分离的过程——被认为是所有相关焦虑形式的 原因。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神经性焦虑的形式都植根于对完全克服这 些早期反应性体验的无能为力，而这些体验又要求对具体他者独立的承认。在 这个语境里，M. 布兰特（Michael Balint）作为对象关系理论的最积极倡导者 之一，已经形成了有深刻意义的想法，他认为儿童因失去共生性（插曲式）存 在的母亲而造成的早期创伤会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 B 。首先，一个与爱 的对象联结的忧虑性纽带构成的“亲客体倾向的” （oknophile）的行为反应， 会表现出对一系列快乐行为的渴求和对安全给予对象不情愿的放手；相对地， ，这种行为模 第二个行为模式，布兰特称之为“疏客体倾向的” （philobatisch） 式倾向于快速寻找一个新的爱的对象，并伴有因失去伴侣而出现寻求刺激的 渴望。 我确信，这两种处理反应性焦虑形式的区别，相对于那些认为所有的焦 虑形式都可以追溯到过剩冲动受抑制的原始强迫这样的一维理论而言，更适合 A Martin Dornes ： 《幼儿教育：儿童发展心理学》 ，法兰克福：费尔舍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6 页。 B 参见 Michael Balint ： 《惊险与回归》 ，纽约：国际大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400 诺伊曼的理论意指。因为客体关系的理论观念不仅拥有一个清晰的有关组成非 理性的人类焦虑的观念，而且它还解释了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附加阶段 何以伴有新的主体间性焦虑承担的危险形式。另外，它也能区分内心克服那种 以貌似正常的方式而体验到的失去的各种模式。简言之，如果诺伊曼已经采用 了复杂的对象关系理论模型，他就能够理解布兰特所描绘的“亲客体倾向”反 应模型内心表现的神经性焦虑。 根据这种儿童期焦虑可替代性的解释的背景，就似乎有理由质疑诺伊曼 接下来所提出的基础性社会心理学观点：试图从神经性焦虑的解释中总结出社 会大众形式的无意识机制。 二、个体退化与大众形成 帮助诺伊曼实现由早期儿童阶段到大众的形成现象转变的核心观念是“认 同” （Identifikation） ，另外，对正统心理分析学的认同，诺伊曼假定那个冲动 受压制的焦虑的核心机制大部分由一种有计划的认同组成，这种认同的价值使 （Hypnotiseurs）角色的领导人。 被压抑冲动的部分转化成了那种担任“催眠术” 神经过敏的人由于对过剩冲动的恐惧心理而积蓄他们，正如它发生在具有超凡 魅力领导人性格一样，因而这种在他（领导人）与聚集的大众之间纽带的力量 就由“大量受压制的冲动力”构成。 可以肯定的是，诺伊曼在减少每一个群体的形成类型对力比多认同的无 意识机制方面的失误方面是足够谨慎的。相反，他区分了那些来自情感内容的 自由的认同情绪（emotionale）和情感（affektive）类型，这些内容很大程度上， 也是最重要的，被发现以纯粹对象性的形式与政治组织（如教会或军队）相关 联。 A 诺伊曼确信，第二种认同类型完全是理性的，因而并不构成个体退化的 例证。除了第一个区别之外，诺伊曼还区分了两种情感形式，或者更确切地 说，力比多认同形式：第一种在小型的合作型群体中，而第二种涉及大众与领 导人的关系。在诺伊曼看来，只有这种大众运动才导致了自我权力的丧失，只 。他认为，这 有在这种基于他们退化的趋势，他们才能被描述为“非理性的” A 参见诺伊曼： 《焦虑与政治》载马尔库塞编辑： 《民主国家与极权国家》 ，伊利诺伊州： 自由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77 页。 401 种力比多认同的“非理性”类型最好被描述为“独裁政治的” （caesaristisch） ， 他们在现代世界应该被视为对所有大众的形成退化形式负有责任的。接下来我 会更加侧重对诺伊曼关于这一论点优缺点的分析。 这个根本性区分作为诺伊曼群体的形成观念的基础，似乎不怎么有说服 力。情感认同形式与那些没有情感要素支撑的功能的区别，产生了一种误导性 的效果，即一个群体的联结似乎可以是无情感和纯粹以信念为基础的。一个非 常传统的观念模型（在早期马克斯·霍克海尔中可以发现）在这里可能有效， 在这个模型中，情感或情绪与非理性的力量完全等同了，因而那些免受情感要 素影响的群体的形成就必须被仅仅以观念理性为前提。这种分析模型要求能够 描述群体的形成类型的分类，而这些群体的形成又不仅仅来自于个体利益集体 合计的结果，也不仅只是个体退化合流的结果。诺伊曼致力于描述这种群体的 形成过程，其成员以一种自由情感认同且非退化的方式联结在一起 A 。存在着 一种基于共同目标或价值观而产生的联结形式是让人困惑性想法的源头，也就 是说，没有情感或感情注入——假定这种认同的想法免受情感影响。然而，如 果更确信的想法——任何群体的出现，不是大量个体合计的利益，而是基于情 感支撑的认同关系——抑而不发，那么就需要与诺伊曼的观点所建立的基础进 行区分。基于这个前提，我们必须区分对一个群体的“正常”和“病态”的 （情感的）各个类型。如今沿着这些线索，就可以找到与这个区别相关的许多 建议，例如，在柯恩贝格（Otto Kernberg）的心理分析的著作中，他根据群体 成员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里都能够凝聚的客体关系类型，区分了不同群体凝聚的 形式 B 。 对诺伊曼个体退化机制的描述异议也出现了相应保留态度。这里同样， 由于诺伊曼明确地将所有个体退化的形式或“自我分解” （Ich—Entgrenzung） 看作非理性因而是危险的，所以他在对待理性和非理性问题上就出现了偏差， 甚至是误导性的。这个模式很难让人信服，因为我们对自我分解的形式非常熟 悉，这种分解可以被看作精神健康与否的标志；许多心理现象像是挚爱伴侣的 A 弗朗茨·诺伊曼： 《焦虑与政治》 ，载马尔库塞编辑： 《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 ，伊利诺 伊州：自由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79 页。 B 参见 Otto Kernberg ： 《内心世界与外部现实：对象关系理论应用》 ，纽约：斯克里布纳 出版社 1985 年版； Otto Kernberg： 《意识形态、冲突与领导：群组与个性心理学分析》 ， 斯图加特：克雷特 – 克塔出版社 2000 年版。 402 突然出现，完全沉浸在和孩子们的游戏中，抑或像是迷失性地融合在足球场人 群的狂欢中。这些当然都是从早期确定的自我分解中退化性分离的形式，但他 们不能仅仅被描述为危险的，继而是“非理性的” ，由于他们本身也能够恢复 精神活力而具有积极的功能，这一点不应该被忽略 A 。诺伊曼由于继承了霍克 海默心理上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本身将所有心理上的分解或所有向未经 调解的情感的敞开视为向非理性行为复归的象征，诺伊曼因而不得不对给予的 存在和退化的健康形式含糊其辞。然而，仍然有必要用以下标准去区分健康与 病态的心理退化形式：自我分解是否居于增强创造力的次要价值，或者是否它 会永久性地瓦解他们的功能。这里同样，柯恩贝格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因为他们（柯恩贝格的研究）根据早期儿童愿望的形成阶段在任何给定时期都 可以重新激活而区分了各种退化类型。 只有当我们进行必要的观念修改，诺伊曼所一再陈述的他称之为社会异 化的诸多现象就可以被恰当地处理。他开始于这样的假设——在一个更有限的 术语意义上使用的——存在着诸多社会性的要素强化了趋于力比多认同的倾 向，这种认同里有一个魅力型领导以及由此而产生了一个对退化性消解而进入 大众的物质性心理意愿。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性焦虑将尊严的丧失理所当然地 视为期望的剥夺和减少，而这在诺伊曼看来是首位重要的 B 。这种源于社会对 比性经历特殊的焦虑在早期儿童中得以证实，即它允许通过一个焦虑负荷的期 望而转变为行动的动机，这个期望是带有自我尊严神经性倾向创伤的。在两种 相互强化的焦虑出现的地方，有领导人物存在的力比多认同然后还会充当仇恨 的工具而行动，这个工具是由受过伤的自我尊严而生。 诺伊曼本来在形成这些可能的思想成果方面可以更有说服力，如果他在 介绍神经性焦虑的观念时，一开始就阐明它与社会性缺失体验相关联；如果他 引入对象关系理论的方法（在社会研究所埃里希·弗洛姆是这一理论的早期 代表） C 而不是弗洛伊德的正统说法，那么社会焦虑理论就可以有很好的解释 力，它通过被剥夺性体验而产生创伤性焦虑，这种剥夺性体验来自第一个出 A 霍耐特： 《对象关系理论与后现代身份：所谓精神分析的过时论》 ， 《赛克杂志》2000 年第 11 期，第 1087—1109 页。 B 参见弗朗茨·诺伊曼： 《焦虑与政治》 ，载《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 ，马尔库塞编辑伊 利诺伊州：自由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90 页。 C 参见埃里希·弗洛姆： 《逃避自由》 ，纽约：法勒与莱因哈特出版社 1942 年版。 403 现，也是最重要亲密关系所给予的稳固性安全的创伤性缺失。在这种解释模式 下，早期儿童焦虑和成人期的社会性缺失的体验之间就存在着某种心理上的连 续性——其连续性的核心是由主体间性承受焦虑的危害构成。相反，诺伊曼在 处理这两个焦虑形式时没有使用恰当的理论方法，由于这个原因，诺伊曼有关 被剥夺的焦虑理论，好像可以解释为，这种焦虑从外部闯入主体心理上的内生 活，而不能抵达那个已经在早期儿童中确立的焦虑的丰富意愿的领域。 三、社会焦虑与民主法治国家 在诺伊曼理论的第三个阶段中，很清晰地是他将他的社会心理学解释的 观点首要地用于解释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衰亡，特别不同的是，这里他将两个 新的元素添加到之前的解释模式里，这两个元素被他视为这种特殊大众运动形 式的典型。在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之前我会简要地介绍它。 a）诺伊曼假定混淆历史的阴谋理论可以有效地强化这些神经性焦虑，这 种焦虑在伴有一个魅力型领导的认同中已经得到表现，这些力比多式关联的领 导人物通过历史陈述而担任给人们提供催眠性力量的角色，这种历史陈述用一 种置于个体或群体利益之上的模糊和混淆的方式，欺骗性地具体陈述社会危 险。不管是基督教徒、共产党员、资本家或者犹太人（在德国的情况里） ，一 个集体总是被假定对大众运动的成员先前遭遇的伤害和贫困负有责任 A 。诺伊 曼在这里很可能引用了阿多尔诺有关马丁·路德·托马斯在美国发表的煽动性 广播演讲的文本分析的研究结果 B 。 b）第二个强化这种类型的大众的形成机制，存在于对心理上的恐吓和政 治上的宣传的制度化焦虑中，由于力比多在催化大众对领导人依赖的作用方面 还无法稳定地持续很长时间，因而稳定化还需要借助这种外在的力量 C 。同样 在这里，诺伊曼持有的强化机制无疑也是来自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仅 A 弗朗茨·诺伊曼： 《焦虑与政治》 ，载马尔库塞编辑： 《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 ，伊利诺 伊州：自由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79 页。 B 参见特奥多尔·阿多尔诺： 《马丁·路德·托马斯的广播演讲的心理学技巧》 ，斯坦 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C 参见弗朗茨·诺伊曼： 《焦虑与政治》 ，载马尔库塞编辑： 《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 ，伊 利诺伊州：自由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93—294 页。 404 仅只帮助解释了，这个特殊的由国家通过不间断的监视、欺骗性的法律惩罚和 连续不断宣传的方式发起的持久性恐吓，但显然还没有清晰地说明这些由国家 通过巧妙的恐吓手段产生的制度化焦虑形式的意义。总的来说，诺伊曼的方法 为了应用于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这个特殊的案例而进行了太多调适，使得他的全 部因社会创造性焦虑而来的那种受损的政治自治权的理论让人无法理解。取代 更进一步质疑这个批判性的路线，我倾向于对诺伊曼方法的启示意义进行总结 性的讨论。根据本文的写作意图，区分理论上和规范上的结论是非常必要的。 在理论层次上，追寻诺伊曼试图将大众的神经性强化的大众焦虑视为一 种社会性病态的努力对我而言极其重要，这种病态因个体参与民主意志形成过 程的能力而受到较大的干扰。为了独立地形成观点且公之于众，免受焦虑是绝 对必要的，因为焦虑损害自我尊严，限制协商的权力且允许自我疏离的偶像式 替代者站到前台。诺伊曼的这个最初想法已经远远超出法兰克福学派核心代表 的理论预期 A ，因为他感兴趣的是社会病理学的规范基础性的诊断，而这个病 理学与民主的大众氛围的前提相一致。社会生产的焦虑对诺伊曼之所以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不仅仅因为他们侵犯了一个自由主体发展的先决条件，更因为 他们反过来还摧毁了大众氛围中无约束意愿的形成条件。 然而，诺伊曼呈现的解释框架过于狭窄，以致无法实现他的理论预期， 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认定受压制的冲动是神经性焦虑的来源，从而使得他无法与 源于社会危险体验的焦虑确立一种内在关联。出现在早期儿童获得性意愿的焦 虑与成人的社会性焦虑之间的理论鸿沟，它对诺伊曼而言太大，以致使他无法 有效地实施最初的理论预想。神经性焦虑被认为产生于抑制冲动的失败过程的 事实，无法解释为什么成年人体验到即将而来的社会性身份的丧失的威胁，而 倾向于采取认同那些帮助受损的自我找到（作为大众的一部分）补偿性支持的 领导人物。在这个方面，对诺伊曼而言会更好，如果他放弃了正统的心理分析 的解释框架，并代之以心理分析学的“修正主义” ，如社会研究所弗洛姆的框 架。一旦认同神经性焦虑的次要原因来自于爱的对象不成功的分离过程，就很 容易将焦虑的心理学根基落脚在社会危险中。 目前关于诺伊曼分析的规范性结果，他最后给我们留下了两个可替代性 A 阿克塞尔·霍耐特： 《碎片化世界的联欢：社会与政治哲学论文》 ，查尔斯·W. 赖特 编辑，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405 的可能性，二者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在他们基于有节制的民主法治国家里或 帮助其成员的个人焦虑进行治疗中发现，一方面，诺伊曼可以——在“对自由 主义的恐惧”A 的理念里——认可基于法治的国家必要责任的理念，通过确保 法律安全和政治的可预测性对其市民而言被证明是可靠的，从而最大程度减小 不可恢复性焦虑的发展。通过采取取得信任的法律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 策只需被动性处理其社会成员的焦虑的意愿。在这种方案里，法律的规制在促 进个体自主本身的发展方面并不需要做任何事情，而只具有在形成社会焦虑的 意愿方面具有缓和作用。另一方面，诺伊曼在他的论述中仍然有一个更为合理 而强烈的替代性选择，在关涉个体自主的发展方面，它以家长特有的姿态要求 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形成社会性焦虑的意愿可以通过确保社会化条件的可能性 而得到治疗，这种社会化在主体间关系方面提供高度的信任和安全。然而，目 前尚不清楚诺伊曼采取了哪种路径，以使法治国家具备合法的手段来处理由于 个人焦虑而出现抑制民主的后果，因为他关于“焦虑”与“政治”关系的文章 由于他的突然逝世而成为他自己手中的最后版本。 作者单位：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 译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耶拿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 A 参见 Judith Shklar ： 《对自由主义的恐惧：自由主义与伦理生活》 ，Nancy Rosenblum 编辑，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1—38 页；Bernard Yack 编辑： 《没有幻 觉的自由主义：Judith Shklar 自由理论与政治想象的论文》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 社 1996 年版。 406 马克思之后的正义 【德】弗斯特 / 文 周爱民 / 译 我将在下面的思考中如此使用这个模棱两可的标题《马克思之后的正 义》A ，一方面我将讨论该问题，即马克思是否在他的作品中使用了积极的正义 概念（如果有，哪种） ；B 另一方面我思考的重点则是该问题，即在我们当今对 正义的哲学反思中马克思有多重要。我认为，我们可以把有关正确理解社会正 义的主要洞见归功于马克思，它同时独立于马克思如何使用这个概念。同时， 我也关注阐明马克思理论中的问题和模糊之处。我的主要论点是：马克思使我 们免于对正义做出片面的和一知半解的理解，但是他的思想同时也包含了对正 义做一种还原理解的危险。因此，这是辩证的阅读方式。 一 正义理论的当今版图非常复杂且形式多样，但是把它划分为两大板块将是有 A 原文是“Gerechtigkeit nach Marx” ，作者所说的模糊用法源于德文词“nach”既有 “根据”也有“之后”的意思。——译者注 B 这个范围广泛的讨论可参见 Emil Angehrn und Georg Lohmann（Hg.） ，Ethik und Marx , Koenigstein 1986 ；Allen Buchanan，Marx and Justice ，Totowa 1982 ；Rodney G. Peffer, Marxism, Mor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 Princeton 1990. 407 益的——即通过确定提出正义问题的两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我把其中的一种思考 方式称为还原的和误导的，另一种称为完整的和合适的——并且是激进的。 A 关于社会正义或分配正义的思想被囿于一个有影响的印象中，该印象源 于对一个古老原则的特定解释，即“各应得其所有” （suum cuique） ，它被如 此解释，即这里首先重要的是个人获得了什么财物——谁得到什么。对该问题 的探求要么会导致对人与人之间财物配备的比较，并由此而作出相对的论断； 要么会问及为了过上有人的尊严的生活，个体是否“足够”拥有重要的生活财 物，不顾及相对的考虑。从这两种回答路径中首先产生了财物与分配导向的、 接受导向地看待正义的方式，这些方式把“分配正义”仅仅理解为一种分配财 物的任务。 可是，这种视角会导致正义的本质方面被遮蔽。第一，要被分配的财物 如何来到“世界之中”的问题，即生产和其公正的组织问题。第二，政治的 问题会被忽略，即谁通过什么方式规定生产与分配的结构，这便是权力的问 题——就好像可能会存在一个巨大的分配机器，人们为此只须编制正确的程 序。 B 这样的机器将使得正义显得不再作为主体自身的成就，而是把它变为 被动的接受者。第三，除了人的政治与社会的自主性在此被忽视外，还有这 样的认识，即对财物的正义要求不是简单的“手头现有的” ，而是仅仅通过话 语的方式被弄清楚的，为此它自身还需要从规范方面给出规定的“辩护程序” （Rechtfertigungsverfahren） 。第四，财物导向的认识方式同时也隐没了不正义问 题，因为只要它聚焦于解决财物匮乏，那么对它来说，因自然灾害而导致财物 匮乏的人就与因经济或政治剥削而导致财物匮乏的人一样了。从道德的视角来 看，虽然两种情况都表明了一种帮助，但是——根据我对正义语法的理解—— 一种是道德团结的行为，另一种是正义的行为，这种行为根据各自参与剥削 和不公正关系而被区分开来。C 如果人们忽视了这个区别，可能—— 一定程度 A 参见更为详细的论述：Rainer Forst， “Zweibilder der Gerechtigkeit” ，in ：Kritik der Re- chtfertigungsverhältnisse ，Berlin2011，S.29-52. B 这里所提及的两个批判要点出现在 Iris Marion Youngs 一书中对分配范式的批判，参 见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 Princeton 1990, Kap.1. C 这里可以区分一系列情形，特别是：直接参与或（共同）导致非正义；作为受益而间 接参与，自身并没有积极共同参与剥削关系；终结不公正关系的义务也针对那些即 便没有从中受益，但拥有终结它的手段的人。 408 上是在道德辩证法中 A ——会导致真正是正义要求的东西被误认为是慷慨“帮 助”的行为。 这些思考表明，在涉及分配正义问题时，这同时并且恰恰是必要的，即 认识到正义的政治方面，并且从一种只看到财物方面的错误印象中摆脱出来。 与此相反，根据第二种和更为合适的理解，正义必须指向主体间的关系和结 构，而不是指向财物供应的主观的或者臆想的客观的状态。只有这样，通过考 虑正义的第一个问题——社会关系的可辩护性并且与此相应的在政治的相互关 联中“辩护权力”分配的可辩护性，正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观念才是可能 的：一种触及到不公正关系根源的观念。 二 在我处理这个问题之前，即马克思的思想如何看待这两种正义理解的 区分，有人——受过历史唯物主义训练——可能会问，谈论对正义“正确” 的和“适当”的理解究竟如何被奠基？难道每种正义构想不是最终反射或 者说反映了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或者生产关系状态？难道探求对正义进行道 德的或者“自然”的界定不是完全徒劳的吗？当人们援引马克思时可能会 如此说。 B 这在我看来是正确的，即指出正义构想的情境关联性，并指出它可能有 意识形态的歪曲的特征，这种特征脱离了正义的真正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 着，就没有关于正义的真正问题，并且也不意味着，没有关于正义概念的含义 内核，它能超越相应的批判和情境而存在。当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所理解的正义 刨根问底时，他批判了正义概念本身吗？或者不如说是马克思指明了正义概念 本身和其具体形态的矛盾？马克思能够不这样谈论无产阶级吗？即它作为资产 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并且同时作为拥有“普遍特征”的非阶级，它拥有的不是特 殊的，而是普遍的、一般的人的要求：不是克服“特殊的不公正” ，而是克服 A Rainer Forst, Das Recht auf Rechtfertigung, Frankfurt/M.2007, Kap.II. B Karl Marx, Das Kapital, Bd.III, in: Marx-Engels-Werke（MEW） , Bd.25, Berlin 1976, Kap.21, S.352. 409 笼罩在人类历史中的“完全的不公正” ？ A 正义概念在我看来具有一个核心含义，然而它必须通过反思的方式才能 被把握，以至于它不仅能用作批判对正义的错误理解，而且还能自我批判，也 能与具体正义构想的历史变迁相一致。正义概念的内核将会显而易见，当人们 问及正义最重要的反对概念——“任性” （Willkür）概念 B ——时，这可能是 个人的任意统治，也可能是共同体中一部分人（如某个阶级）的任意统治，也 可能是对社会偶然性的接受，它导致了不对称的统治地位和关系，并作为命运 和不可改变的而被接受，但并未成为它。任意的统治就是无合法理由的对人的 统治，并且当反对不正义的社会斗争爆发时，它首先针对的就是这种统治形 式。反对正义的基本冲动不是欲求某物或者欲求更多，而是作为拥有权利要 求和“辩护的基本权利” （Grund—Recht auf Rechtfertigung）的人，不想再 被统治，压迫或者忽视。该权利要求包含着这样的要求：不应该有任何政治 和社会关系，它们相对于被涉及的人不能得到适当辩护。存在于其中的是正 义的深刻的政治本质——“各应得其所有”这句话之前排挤掉了它，因为在 正义中主要涉及的是谁规定谁得到什么。根据这种理解，要求正义是一种解 放的要求；反思地说，正义要求的基础是该权利要求，作为自主的辩护存在 者要被尊重，即是说，在尊严中作为可以给出和要求辩护的存在者。被视为 不正义的牺牲者，首要的不是缺少特定财物的人，而是那些不被算在生产和分 配财物中的人。 三 在此，简短地关注一下当今有关正义的哲学讨论将是有帮助的，它表明 在区分两种反思正义的方式的背景下，通常的对立理论也会重新发现它们共同 之处。一个例子就是对平等的新近争论。在此争论中至少有两个讨论的方面， 即一个问题是“源于何处” （Wovon）的平等——源于财物、资源、福利或者 A Karl Marx, “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in ：Marx-Engels-Werke （MEW） ，Bd.I, Berlin 1976, S.378-391, hier S.390. B 也可参见罗尔斯的概念规定 John Rawls, Eine Theorie der Gerechtigkeit, Frankfurt/M, 1975, S.21f. 410 能力？ A 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 （Wieso）总是平等？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平 等的捍卫者和其反对者都从对正义的相同理解出发，它经常表达在这样的特殊 形象中：作为母亲的“雅斯德莱” （Justitia）女神的形象，她必须要分配蛋糕。 B 然后，要么论证支撑平等分配财货的优先性，之后其他的支持合法的不平等分 配的论据——如需要、成就、先前所得的权利要求——作为特别理由再被衡 量。或者对需求满足——福利——的平等主义的计算被提出，它充当着分配的 目标。 C 不过蛋糕如何做成的并且——更为重要的——谁可以是母亲，在此多 半没有被视为主题。然而，这是正义的第一个问题。 在平等的批评者那里，也存在相对应的问题。根据 H. 弗兰克夫特（Harry Frankfurt）的观点，对平等主义正义构想的捍卫者来说，所涉及的根本不是平 等的价值，因为当人们问他们不平等的坏处时，他们总是回答说，在一个不平 等的社会中存在着消极的后果情形：一些人缺少达到满意生活所必备的重要财 货。 D 这个论据被以足量为导向的思想所接纳，根据该思想“至少正义的特别 重要和基本的标准是非关系类” ，E 对于正义来说，仅仅涉及的是建立“符合人 的尊严的生活条件” 。为了建构最为普遍的必需品概念，特定的基本产品清单 通常会被引入。 但这里要反对的是这个观点，即重要的不是他人拥有多少，而是我是否 拥有“足够”多，在正义的意义上只有在此前提下才是正确的：当背景正义的 条件确实存在，也就是说，只有当他人之前并非处于与我不利的有利地位。这 种正义并不能通过足量概念得到奠基。最后“得到—足够多”的观念不能把握 A 参见 Gerald Cohen,“Equality of What? On Welfare, Goods, and Capabilities” , in: Martha Nussbaum, Amartya Sen（Hg.） , The Quality of Life, Oxford 1993, S.9-29. B 如 Ernst Tugendhat, Vorlesungen über Ethik, Frankfurt/M. 1993, S.373f. ；Wilfried Hinsch, Gerechtfertigte Ungleichheiten, 169f. ；Gosepath, Gleiche Gerechtigkeit, 250ff. 分蛋糕的 例子早已出现在以赛亚·柏林那里，参见“Equality” , in: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hg. von H. Hardy, Harmondsworth 1981, S.84, 尽管如此，仍然缺少母亲。 C 特别是在“幸运平等主义”中，纲领性的论述参见 Arneson,“Luck Egalitarianism: An Interpretation and Defense” , in: Philosophical Topics 32（2004） , S.1-20. D Harry Frankfurt,“Equality as a Moral Ideal” , in: The Importance of What We Care About, Cambridge 1988, S143-58, und“Equality and Respect” , in: Necessity, Volition, and Love , Cambridge 1999, S.146-154. E Angelika Krebs,“Einleitung: Die neue Egalitarismuskritik im Überblick ”, in: dies.（Hg.） , Gleichheit oder Gerechtigkeit , Frankfurt/M. 2000, hier S.17f. 411 正义的本质：正义总是一个“关系”值，因为它首先问及的不是主观的或者客 观的状态（如匮乏或过剩） ，而是问及人与人之间公正的关系，并且问及他们 出于何种理由相互负有何种义务。人们尤其不是根据在特定匮乏或紧急情形中 提供道德上帮助的模型来解释正义的诸要求，而是这些要求在此情况下发挥作 用，即当涉及人们之间基本的辩护关系时，人们在社会合作的关联体中生产和 分配财货，或者如上述的多数情况一样，人们处于一种“消极的合作”关联体 中，也就是说，处于强制和统治中（不管是通过法律的、经济的或者政治的手 段） 。全部的差别就在于，某人是否被以无理的方式扣留了特定的财货和机会， 或者他是否，总是由于某种原因，缺少特定的财货。如果第一个关联被忽视的 话，那么人们便歪曲或遮蔽了正义和不正义的问题。不能把正义的诸多义务还 原为道德—团结的救助义务：在正义的语境中，所有的财货分配基本上是有辩 护需要的，因为它们是真实的合作关联体的组成部分，并且必须要从这种关联 中寻找支持特定分配的理由。正义要求，合作关联体的参与者要被尊重为平等 的，这意味着：他们是社会和政治辩护秩序中权利平等的参与者，他们在此秩 序中自身规定生产和分配财货的条件。 四 现在我们转向早已提及的问题，马克思的理论与我所区分的两种理解正 义的方式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为此我将讨论上述提及的对片面的、接受的和 财货导向的看法的四个批判要点。 第一，首先是生产的问题，这明显是马克思要处理的问题。但是它也是 正义的问题吗？我认为，它毫无疑问是正义问题，并且这也合乎马克思的论 述。众所周知，剥削是一个道德概念，该概念表达了对作为平等的人的自主性 与尊严的伤害。 A 对人的劳动的剥夺发生于此，这是一种偷窃并且极端来说是 一种奴役，总而言之：服从于——常常是不可见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强制， 它导致一部分人变得富有，另一部分人变得贫穷与失去尊严。为了描述和批判 这种关系，仅存在道德的概念，如“剥削” 。这是正确的，即马克思拒绝在一 A Lohmann,“Marxens Kapitalismuskritik als Kritik an menschenunwürdigen Verhältnissen” , Vortrag auf der Konferenz Re-Thinking Marx. 412 种更好世界的美好理想之光中，对社会进行一种“纯粹”的道德批判；他更多 的兴趣在于，科学地理解社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这种科学就是没有规范内容和目标的实证主义科学，为了表明这一点，马克思 使用了有力的评价性语言。因此这是毫无疑问的，资本主义社会对马克思来说 是非正义的社会——不过，这没有回答该问题，即是否对这个社会和其强制的 克服，会导向一个由正义的理想所引领的社会。我将会考虑该问题，但在此仅 想指出，人们可以为了批判的目的使用正义的概念，同时也能针对这样的社 会，它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正义的“彼岸” 。A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从根本上质疑了“劳动所 得的公正分配”的目标。 B 根据马克思，这里显示了一种不够广泛的和激进的 思维方式，它最多只能在劳动分工和不足的“各得其所”的过渡时期短暂地有 效，在此时期，在劳动者的成就和生产力程度上的区分能够奠定它的不平等地 位。为了克服这种不平等，马克思认为社会劳动分工和与之相应的生产方式必 须全部消失——成为一种共同生活的形式，在其中劳动不再仅仅是作为生存的 手段，而是在一种转型的形式中成为生命本身的表达。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的原则在此才能实现，并且这个原则指涉了正义的彼岸。为了正确地理解马克 思对劳动党观念的批判，上述对两种正义理解的区分是有帮助的。因为根据他 对共产主义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反思，马克思批判了模糊的社会民主观念， 认为该观念仅仅看到“消费资料”的分配，并且因此边缘化了（就如我所说的） 作为正义的第一个问题，即生产工具的秩序和分配的真正问题： “除了上述的一切之外，把所谓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 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 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庸俗的社会 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 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成为主要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 A 罗尔斯在其马克思的解释中也是如此论述，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 phy , hg. von Samuel Freeman, Cambridge/MA 2007, S.342ff.und 370ff. B 罗尔斯在其马克思的解释中也是如此论述，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 hg. von Samuel Freeman, Cambridge/MA 2007, S.342ff.und 370ff. 413 已弄清楚了，为甚么又要开倒车呢？ ”A 通过我所勾勒的关于正义更加完整的、政治的形象，该批判的冲击方向 可以被理解。马克思谈论了集体控制和自主性概念，并且以不再是资本主义， 而是集体组织的方式，以解决生产工具的分配和组织的基本问题为目的。对资 本主义非正义的克服以集中关注生产这一中心问题为前提，不能允许它与消费 工具的分配问题相混淆。这里首先涉及的问题，不是被压迫的阶级能够享受更 多财货和更好的物质供给；这里涉及更多的是，他们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和 行动者，不再作为它的客体。 第二，这导向了真正的政治维度——有关决定生产和分配的社会结构的 权力问题。如上所述，我把这个问题视作正义的问题。对此，马克思的立场明 显是矛盾的。一方面这是毫无疑问的，即对马克思来说，一种为人类提供“足 够”和“必需”的财货的纯粹分配机器观念是一种恐惧；马克思要求在“自由 人联合体” 中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的自主性。 B 另一方面这又是有争议的， 即在上述包含着正义的意义上，马克思的视角是否真的可以被称为“政治的” ？ 人们可以从许多方面关注马克思的规范性信念，并且这里还有重要的争 论，即马克思对剥削的批判是否依据康德的道德尊严的概念，该概念禁止人们 把其他人仅仅视作手段来利用，或者相反，他对异化的批判是否可归功于受卢 梭启发的伦理理解，即在与他人和自然的统一性中对好的个体和社会生活的伦 理理解，它释放了人作为类存在的创造潜能。 C 为了推进到马克思那儿规范问 题的核心，虽然有好的理由支持作出这种区分，但在我看来这是必不可少的， 即对此区分剖根究底，并且把剥削批判和异化批判关联起来，使得另外一种克 服异化状态的非伦理理解得到阐述。 在这方面有一系列作品，但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资本论》中对商品 拜物教特征的讨论。因为马克思在此首先感兴趣的不是被资本主义所否定的个 A Marx,“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 , in: Marx-Engels-Werke （MEW ） , Bd.19, Berlin 1973, S.22. B Marx, Das Kapital, Bd.I, in: Marx-Engels-Werke（MEW） , Bd.23, Berlin 1984, S.92. C 耶给把此异化概念界定为“被阻碍了的对世界和自身的占有” （Entfremdung. Zur Ak- tualität eines sozialphilosophischen Problems, Frankfurt/M. 2005, S.183.） 。虽然耶给把此 概念首先阐述为伦理意义上的问题，我却认为根据自主性的概念——它是异化的基 础，上述含义是下文中异化概念的政治维度的平行物。 414 体和创造性的浪漫主义观念（即使这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与之相反，他所特 别强调的是，在一个异化了的社会中，社会关系被扭曲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而且这种关系具有褫夺自由的统治特征，因为它（a）对一部分人有益，不过 另一部分却遭到剥削，它（b）并不透明，因此无法在社会方面被掌控。社会 关系呈现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 ，A 一种非对称的和剥削的人造世界 借此成为现实，它对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是不透明的，在此意义上是异化的， 即使它显得很熟悉。在此，人际间的阶级统治没有处于前台；相反地，在此遭 遇的是广泛的和匿名的统治形式——物的人造世界，它遮蔽并在意识形态方面 遮掩了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关系： “它自身的社会运动对他们来说拥 有了物的运动形式，他们处于这种运动的支配之下，而非支配这种运动。 ”B 马 克思在这里批判地指出的，要多于相反的工具化和直接剥削，它是缺少透明 和控制，这个批判的基础不是伦理意义上的好生活概念，而是作为集体自主 （kollektiver Autonomie ）的社会自主观念。 因此，马克思在拜物教一章中把他对资本主义异化的分析与“自由人联 合体”相对照，在此联合体中生产工具被社会化了并且置于集体的规定之下， 相应的社会关系也是“明朗的”C ——为了标明必要的控制，马克思经常使用 的话是： “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社会化的自由人 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揭掉自己的神秘纱 幕。 ”D 如果人们从该视角出发考察青年马克思论述异化的文本，那么可以看出， 这个概念更少地与一种伦理自然，即与一种个人善的观念相关联，更多地与一 种政治特性相关。在 1844 年巴黎手稿有关异化劳动章节中，马克思在此区分 了异化的四个方面，他同时也强调，把那种作为陌生权力与个体相对立的社会 过程转化为一种透明的和能被控制的社会过程。这种有待被克服的非正义不仅 仅产生了富人的宫殿和劳动者的洞穴；除了导致劳动产品的丧失，它还导致了 能力和可能性的完全丧失，即丧失独立规定劳动者所服从的基本结构。他的劳 动产品，生产本身，他的作为自由主体的潜能，并且同时其他人都对他来说呈 A Marx, Das Kapital , Bd.I, S.86. B Marx, Das Kapital , Bd.I, S.89. C Marx, Das Kapital , Bd.I, S.93. D Marx, Das Kapital , Bd.I, S.94. 415 现为“陌生权力”A 的一部分，这尽管有一种类本质观念的伦理—目的论的意 蕴，但它所表明的尤其是集体自主性的丧失，这种丧失是异化状态的主要特 征：个体不能够与其他的社会存在者共同处于自我规定的社会中。在马克思的 著作中，对异化——作为深不可测的权力——的克服的政治观念一般来说是主 要的： “该领域中的自由只有在此存在，社会化了的人，联合的生产者，合理地 规定他们与自然的物质代谢，置于共同体的控制之下，而不是受它——作为一 种盲目权力——的统治。 ”B 但是马克思的集体控制观念和对生产工具共同的、完全透明的组织，真 的就如以上所说的是一种“政治”观念吗？它虽然把谁规定生产和分配结构的 问题置于讨论的中心，并且在此意义上避免了一种还原的正义理解，但是主导 的观念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自主性，而非政治自主性，两者的区别在于，社会的 集体自主性不再受政治机构的中介，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政治机构只有在该社 会才是必要的，即在此社会中有关生产与分配的问题存在着根本的争论。对 于马克思正义概念的问题域来说，理解一种“后冲突社会” （postkonfliktgesellschaft）的设想是重要的。马克思相信，他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相关的 危机的真理，这种危机将从历史的命运中产生出来。他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中非 正义的理解超出了任何半吊子和片面的正义，换言之，一种完全处于人的控制 和利用下的王国的正义。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设想这其中有一系列事件，它们 不受规范理想的引导，而是遵循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和经济规律。在这个变革 之前，政治机构与其说是问题的解决不如说是问题的一部分，变革之后它不再 被需要，因为真正的普遍性和共同性将存在于超越了必然性的“真正的自由王 国”中。 C 因此，正义的问题作为针对经济关系对政治自主性形式的重新赢得 并不是马克思方案的组成部分——在大转折前，这是不可能的，而在其后则又 不是必需的。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克服异化的观念本质上是非政治的原因：一种 A Marx,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in: Marx-Engels-Werke（MEW） , Ergänyungsband, I. Teil, S.519. B Marx, Das Kapital Bd.III, S.828. C Marx, Das Kapital Bd.III, S.828. 416 非中介社会的形式，在历史哲学层面，它建立在对铁一般经济规律的充分信任 和相信基础上。在此，一种决定论的成问题形式显而易见，这种决定论排除了 政治自主性的问题。 第三，这具有许多——常被讨论的——含义，我在此无法处理。其中一 个后果被提及，它涉及正义的完整理念的第三个维度，即这样的认识，对政治 和社会正义可被辩护的要求不是仅仅“现成在手的” ，不是所谓的可以从善的 观念和历史真理的观念中识别出来。它必须更多地以合法的方式，根据并且在 社会争论的媒介中通过话语被探明——这在话语理论的考察中是不可能的，只 要话语正义的根本形式并不现成在手；因此，建立这种正义是正义的第一个任 “拜物教的” 务。 A 为此所需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也存在于：在马克思的意义上， 或者“神秘的”诸多观念将被刨根究底，社会和经济关系根据这些观念是不可 改变的，并且因此处于“辩护的彼岸” 。根据马克思对每个正义构想来说，重 新赢得一种正义理念必须优先于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关系。这是马克思异化理论 中最重要的学说之一。人们必须同时看到，马克思通过他思想中的非政治方面 削弱了这个洞见。 第四，广泛且激进，并深入根基的正义构想的第四个方面是对非正义的 分析。从马克思的视角来看，这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所有一切依赖于区分 受剥削的牺牲者与那些因其他原因而遭受匮乏的人。如果人们以聚焦接受者的 方式仅仅看到财货即基本需求，这种区分就无法被考虑到。这固然需要对非正 义的细致观察，这种非正义充斥在单个的社会中，并且也充斥在跨国空间中； 把它还原为一个核心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即使这种分析看起来就如“赫克里斯 任务” （Herkulesaufgabe） ，正义的严苛女神也不允许任何缩减，它也要求囊括 历史的视角。为这些人——他们是统治和剥削的全球系统的一部分——提供慷 慨的“帮助”是双重的错误。 五 一个简短的总结。根据马克思，反思正义意味着要避免一种一知半解和 歪曲的构想，它仅仅看到财货的分配，忽视了真正的问题：生产和分配的结构 A 参见 Forst, Das Recht auf Rechtfertigung ；und Kritik der Rechtfertigungsverhältnisse。 417 问题，谁通过什么方式规定这种结构。这个问题当然必须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被 把握，作为社会和政治权力的问题。用规范性话语来说，正义实现了非统治和 辩护的基本要求：没有人应当服从于那些对他或他们来说没有得到适当辩护的 规范或关系。这是一个更加简洁并且仍然有效的原理，它是建构话语正义理论 的基础。这个原则指涉了一种具有康德式特征的公式，因为它表达了人们的自 主性，相对他们，正义的规范秩序要求有效性——自主性和尊严存在于成为自 由和平等的“辩护权威” （Rechtfertigungsautorität） 。当人仅被视为社会关系的 客体或者财货的接受者时，这种尊严就遭到伤害。 因此这是重要的：正义的建构是那些正义所涉及的人的自主行动；正义因 而是一种反思的德性，它关涉到自身的话语条件并且使实定的规范经受持久的 批判：一种辩护关系的批判。据此，辩护的权力是真正的权力——我们头脑中 的“精神”权力，它作为不可改变的和自然的特定关系呈现在我们面前。马克 思对社会形式和关系——它们不可辩护的，非对称的真实结构对我们来说在意 识形态方面是隐匿的——异化批判一如既往地具有现实意义。在一种政治—社 会正义的话语理论框架中对之进行重构仍然是一项重要任务。 作者单位：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系 译者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418 会议综述 419 “法兰克福阿多尔诺讲座”纪要 杨 丽 阿多尔诺讲座至今已经举办了十六届了。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 人物，霍耐特在出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之后，承担起了继承和弘扬法兰 克福学派精神传统的使命。自 2002 年起，霍耐特每年 A 都组织一场为期三天 的法兰克福阿多尔诺讲座（Die Frankfurter Adorno—Vorlesungen，简称“阿多 尔诺讲座” ） ，望以此促进阿多尔诺在当今学术界的影响。如果我们宏观地看每 一届阿多尔诺讲座的主题，不难发现，阿多尔诺讲座从根本上体现了法兰克福 社会研究所“跨学科”的思想传统。因为每一年讲座的主讲人虽然并非是严格 意义上的阿多尔诺研究专家，但他们都是来自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不同 学科，且在他们各自研究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也与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合作，对每一场 阿多尔诺讲座文稿进行整理、扩充和出版，这为我们了解阿多尔诺讲座的具体 内容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因此，本文将主要参看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的阿多尔 诺讲座的文稿，并结合阿多尔诺档案馆（Adorno Archiv）提供的有关讲座的资 料，按照时间顺序对 2012 年至 2018 年阿多尔诺讲座的基本内容进行一一介绍， A 每年 6 月中下旬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在法兰克福大学如期举办阿多尔诺讲座。2011 年阿多尔诺讲座因故未能举行。 420 以期完整地、全面地呈现阿多尔诺讲座的基本概况。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在 2002 年举办了第一届阿多尔诺讲座，主讲人是著 名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1956— ） ，题目为“伦理 暴力批判” （Kritik der ethischen Gewalt） 。巴特勒作为首届阿多尔诺讲座的受 邀人，在演讲的开篇她坦言，她虽然不是阿多尔诺的研究专家，也从未出版过 有关阿多尔诺的著作，但她从学生时代起就阅读、思考阿多尔诺的著作。紧接 着，她直接将本场讲座的主题聚焦于阿多尔诺的道德哲学，其中她尤其关注阿 多尔诺关于道德哲学的讲座。巴特勒称，她之所以关注阿多尔诺有关道德哲学 讲座的文本，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文本写得非常精彩和辩证，更要的原因是，这 些文本向我们展示出了阿多尔诺的“另一幅面孔”A 。进一步地，巴特勒明确指 出，阿多尔诺对道德问题的讨论，其目的是要“寻找一种伦理生活的维度”B 。 巴特勒强调，阿多尔诺这一思想主题贴近于她一直思考的问题，即“人们必须 清楚明白，我们对把伦理生活归结为对规矩（Vorschriften）之反抗究竟是什么 “伦理暴力的批判” 。 意思”C 。至此，巴特勒点出本次讲座的主题： 那么，什么是“伦理暴力” 。巴特勒从阿多尔诺的那句著名的名言， “错 误的生活无法过得正确”开始讲起。巴特勒认为，当阿多尔诺说正确的生活是 不可能的，从根本上是指个体是与社会紧密相连的。在这里，巴特勒赞同福柯 观点，亦即，伦理是一种政治语句 D 。巴特勒认为，阿多尔诺也是把伦理安放 （ansiedeln ）到社会中 E 。换言之，如果社会是不自由的、错误的，那么个体也 无法获得道德上的正确性。那正确生活何以会被阻断？阿多尔诺认为是因为社 会削弱了我们的自主性。那进一步地，社会何以能削弱我们的自主性？对此， 巴特勒强调，一个宰制的社会唯有借助于伦理自身，才能将规矩转换成一种统 治的力量。因此，所谓对伦理暴力的批判，是指对有可能成为统治手段的伦理 自身的反思和批判。 巴特勒进一步解释，当我们在道德层面上追问“我应该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理解的“我”是什么，即我必须是向“我”自身发问，我必须是一 A Judith Butler,Kritik der ethischen Gewalt, Suhrkamp Verlag,Frankfurt am Main ,2003,S. 7. B Judith Butler,Kritik der ethischen Gewalt, Suhrkamp Verlag,Frankfurt am Main ,2003,S. 7. C Judith Butler,Kritik der ethischen Gewalt, Suhrkamp Verlag,Frankfurt am Main ,2003,S. 8. D Judith Butler,Kritik der ethischen Gewalt, Suhrkamp Verlag,Frankfurt am Main ,2003,S. 9. E Judith Butler,Kritik der ethischen Gewalt, Suhrkamp Verlag,Frankfurt am Main ,2003,S. 9. 421 种能够自我反思的存在物，这是我们进行道德反思的可能性条件。紧接着，巴 特勒追问，那么是否存在某种前提使得“我”成为这种存在物？具体而言，当 我们说“我应该做什么”时，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我们是否已经被某种我们无 法选择的社会价值决定了？巴特勒指出，这是作为具有道德反思能力的个体必 须思考的问题。换言之， “我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范，这样的规范是从哪里来 的，以及它有什么社会目的”A 。巴特勒指出，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我的自我反思 必定关涉到社会价值，但是它又总是与“我的选择”紧密相关的，换言之，自 我反思也会使得一些虚假的、可能已经起作用的社会价值无法获得其社会影 响。为此，巴特勒从“向自己解释自己的行为” 、 “对伦理暴力的反抗” 、 “责任” 三个方面，分析了自我决断的能力对于反抗伦理暴力的重要性，以此揭示“错 误的生活过得正确”的可能性条件。 第二届阿多尔诺讲座（2003）的主讲人是克劳斯·奥弗（Klaus Offe, ，题目是“来自远方的自我观察——统一国家中的托克维尔、M. 韦 1940—） 伯、阿多尔诺” （Selbstbetrachtung aus der Ferne-Tocqueville, Weber und Adorno 。讲座开始，奥弗首先说明了此次讲座的主题：从哲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学上分析美国与欧洲的关系 B 。奥弗指出，其实有很多种回答方式回答上述问 题，在这次讲座中，他之所以特意从托克维尔、M. 韦伯、阿多尔诺三位思想 家来谈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这三位思想家都曾在美国居住过，更为重要的是， 上述三位思想家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三位“旅客”都曾经从欧洲社会科 学的思想传统观看美国的历史，亦或者说，他们也都曾经试图把现实中的美国 当成一面镜子去反思当时的欧洲。 C 奥弗强调，以上三位思想家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美国的社会实验有利 于他们反思当时欧洲的问题”D 。紧接着，奥弗就分别从“托克维尔或者是中产 阶级暴政” 、 “M. 韦伯：在奴役的保护下的美国的出路” 、 “阿多尔诺：文化工业 和美国世纪的另一个视角” 、 “21 世界的美国：宗教共同体的传统和对‘恶’的 A Judith Butler,Kritik der ethischen Gewalt, Suhrkamp Verlag,Frankfurt am Main ,2003,S. 8. B Klaus Offe, Selbstbetrachtung aus der Ferne - Tocqueville, Weber und Adorno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Suhrkamp Verlag,Frankfurt am Main ,2004,S. 7. C Klaus Offe, Selbstbetrachtung aus der Ferne - Tocqueville, Weber und Adorno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Suhrkamp Verlag,Frankfurt am Main ,2004,S. 9. D Klaus Offe, Selbstbetrachtung aus der Ferne - Tocqueville, Weber und Adorno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Suhrkamp Verlag,Frankfurt am Main ,2004,S. 10. 422 斗争”等四个方面展开对这一思想主题的论述。在讲座的结尾，奥弗总结道， 在一定意义上“美国是作为一个未完成的欧洲”A ，并进一步指出，这可以从两 个方面来理解：一、美国的进步是有其根本性的起源，这个起源是欧洲可以参 与进去，并加以理解的。二、在某些方面，美国没有所谓的“进步” ，或者说 美国在进步中始终是携带着一些“负债” ，对此，欧洲必须抛弃。概言之，在 “未尽的文明”时代中，美国为欧洲的未来发展图景划出了一条地标。 第三届阿多尔诺讲座（2004）邀请到希伯来大学社会学教授伊娃·伊卢 兹（Eva Illouz，1961— ） ，讲座主题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情感” （Gefühle in 。在讲座开场伊卢兹就声称，她的社会学研究其实 der Zeiten des Kapitalismus） 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想传统有密切的思想关联，这从她本次讲座的 内容中可以看出，她其实分享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两个思想来源，即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且，她将 M. 韦伯的《新教主义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这两个理论来源归结为一个思想主旨：分析和揭示“经济行动在情感中的核心 地位”B 。 伊卢兹强调，她的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主张是从私人与公共关系中去分析 现代社会。因此，她进一步指出，她对现代社会情感问题的关注，并不是出于 一种心理学的理论兴趣，即把情感的本质认为是某种内在能量、情绪的反应。 相反，她认为，情感的本质恰恰是“给予”行动一种特定的情感，而非内在情 绪的外在显现。在伊卢兹看来，她的研究是从一种交互关系的视角考察现代社 会的交往关系，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声称她将以一种社会学的整体视角去质疑 精神分析的传统。 伊卢兹将讲座的核心观点概括为，资本主义为何从本质上是滋养了一种 经济关系的情感文化。伊卢兹认为，在资本主义时代，不管是在工作场合、家 庭中抑或者是其他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都异化为一种经济关 系。当经济关系越来越通过一种情感被确定下来时，情感也就被嵌入了经济关 系。伊卢兹把它们称之为“情感资本主义” 。在讲座中，伊卢兹从“同性恋之 多愁善感的提升” 、 “痛苦、情感特征和感情资本” 、 “浪漫的保护网”等方面， A Klaus Offe, Selbstbetrachtung aus der Ferne - Tocqueville, Weber und Adorno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Suhrkamp Verlag,Frankfurt am Main ,2004,S. 10. B Eva Illouz,Gefühle in der Zeiten des Kapitalismus,Suhrkamp Verlag,Frankfurt am Main, 2012,S. 7. 423 在社会学语境中对“情感”进行一种“现代性”的解读，并详细分析了经济学 的计算原则是如何成为现代社会的交往关系的原则的。 第四届阿多尔诺讲座（2005）的题目是“自由与责任——霍布斯的政治 理论” （Freiheit und Pflicht ：Thomas Hobbes’politische Theorie） ，主讲人是英 国著名政治学家、剑桥大学教授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1940—） 。 在讲座的一开始，斯金纳指出，虽然这次讲座的主题是霍布斯的政治理论，但 是他并不打算系统地、全面地阐述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思想，而是试图把霍布斯 的理论放在一个特定的视角下，即霍布斯的国家学说，进而阐明霍布斯关于自 由问题的论述。斯金纳称，他是通过论述“霍布斯是如何借助于说明国家对臣 民的可支配权的合法性范围的问题，来阐明公民所具有的自由以及要遵守的义 务”A 。斯金纳的整场讲座都围绕着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斯金纳强调，他试图通 过一种细致的文本解读明晰以下三点：第一，在公民战争时期有关自由问题的 讨论是霍布斯政治理论的现实背景，具体地，霍布斯试图构建一种自由理论， 进而以“自由的名义”来对抗宫廷势力。 B 第二，霍布斯政治哲学的三本最重 ，1642 年的《论 要的著作，即 1640 年的《法的要素》 （The Element s of Law ） 、1651 年的《利维坦》 （Leviathan ） ，对自由问题的论述并不 公民》 （De Cive ） 是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在这三本著作之间存在转折。斯金纳认为，这三 本著作之间的思想关联可以界定为一种 “ 静态的 ” 发展 C ，在这三本书之中一 以贯之的是，霍布斯对自由的论断。斯金纳进一步指出，支撑霍布斯这种论断 的是他对道德问题的思考。第三，斯金纳认为，既然在霍布斯的思想中包含着 对意识形态对抗的维度，那么这种思想的现实性维度，就使得我们不仅仅关注 霍布斯究竟说了什么，我们还必须尤其注意霍布斯他做了什么。因此，斯金纳 （论法的要素） “自由的定义” ； （论 通过对以下主题的逐一分析： “对自由的描述” 公民）； “自由的新确定” （利维坦） ，进而最后完成了对“自由与政治义务”问 题的阐明。 A Quentin Skinner,Freiheit und Pflicht ：Thomas Hobbes’politische Theorie,Suhrkamp Verlag,Frankfurt am Main ,2008,S. 7. B Quentin Skinner,Freiheit und Pflicht ：Thomas Hobbes’politische Theorie,Suhrkamp Verlag,Frankfurt am Main ,2008,S. 14. C Quentin Skinner,Freiheit und Pflicht ：Thomas Hobbes’politische Theorie,Suhrkamp Verlag,Frankfurt am Main ,2008,S. 14. 424 第五届阿多尔诺讲座（2006）邀请到目前学界莎士比亚研究领域最具影 响力的学者之一，斯蒂芬·格伦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1943— ） ，讲 座的题目是“莎士比亚——自由、美与仇恨的界限” （Shakespeare: Freiheit, 。有关这次讲座的主题，在阿多尔诺档 Schoenheit und die Grenzen des Hasses） 案馆的讲座材料中是这样介绍的： “阿多尔诺遇到莎士比亚，这听起来像是一 次不可能的遭遇，因此误解也似乎是可想而知的。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这 里，作为艺术的坚定捍卫者，他们几乎没有获得过‘艺术享受’ ，反而给人留 下了他们是以毕生学术生命来反对艺术之文化产业野蛮化的印象；而在伊丽莎 白时代，精明的企业家和臭名昭著的作家，在那时候他们在最早的商业影院的 作品也被归入大众出版物的行列。真理与娱乐，精神与货币，究竟可能结合 吗？ ”A 。在整场讲座中，格林布拉特的语言之优美和材料之丰富给听众留下了 深刻印象。具体而言，格林布拉特从阿多尔诺《美学理论》中对莎士比亚的相 关论述谈起，并结合莎士比亚的著作，如《科利奥兰纳斯》 （Coriolanus） 、 《夏 洛克》 （Shylock）等，讲述了作为天才艺术家的莎士比亚是如何通过创造完美 的女性形象，阐述了在“一个矛盾、撕裂现代” （阿多尔诺语）社会中单个与 社会之间的张力。 第六届阿多尔诺讲座（2007）主讲人是柏林洪堡大学艺术史教授，霍斯 特·布雷德坎普（Horst Bredekamp，1947） 。在讲座中布雷德坎普对他一直以 来致力于的影像行为理论（Theorie des Bildakts）进行全面系统的介绍和阐释。 讲座开始，布雷德坎普指出，近四十年图像的问题已经成为艺术理论中一个核 心问题，如图像的概念、有效性、力量等基本概念不断冲击着目前的艺术理论 中对“物”的分析。相应的，对图像的不同理解也影响到媒体、政治、经济、 法律领域等对有关图像问题的讨论。布雷德坎普以法学领域对图像惩罚的讨论 为例，分析了在不同时期司法领域中是如何分析图像与人的关系，以及我们对 图像与人之间关系的分析又是如何被其他要素影响的。最后，布雷德坎普总结 道，影像行为理论其本质是运用言语行为理论，从艺术、历史、体育等各方面 对图像进行一种“精神反思”B 。 近年来，布雷德坎普的理论也日益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他的许多著作 A http://www.ifs.uni-frankfurt.de/veroeffentlichungen/adorno-vorlesungen/. B Horst Bredekamp,Theorie des Bildakts, Suhrkamp Verlag,Berlin ,2010,S. 1. 425 也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影像行为理论》 （霍斯特·布雷德 坎普著，宁瑛译，译林出版社 2016 年版）已经包含了布雷德坎普在阿多尔诺 讲座中所讲的主要内容，因此考虑到本文篇幅，这里不对影像行为理论的概念 展开具体的介绍和分析，只是简要地指出，影像行为理论是布雷德坎普在影像 行为现象学方面几十年的研究结果，也是目前图像学（Bildwissenschaft）研究 领域的最重要著作之一。 第七届阿多尔诺讲座（2008）讨论的问题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 要问题，即社会学与社会批判（Soziologie und Sozialkritik） 。讲座的主讲是法 国社会学家，卢茨·波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1940— ） 。波尔坦斯基从 三个方面展开对上述主题分析和讨论：一、社会学与社会批判的关系。波尔坦 斯基强调，自社会学产生之时社会学与社会批判的关系问题是一直是许多社会 学家要极力探求的问题。这个关键论题从本质上关涉到以下几个问题：当我们 在进行一种社会批判的分析时，应当如何处理它与以描述性为标准的社会学的 关系？描述与批判之间是否存在一种规范性的前提？如果存在，这种规范性的 前提是什么？波尔坦斯基指出，在讲座中他将要通过对“批判理论的结构”这 一部分的内容来阐述这一问题 A 。二、紧接着，波尔坦斯基通过阐述他自 20 世 纪 80 年代提出的“批判的社会学”的理论主张，阐明了“批判的社会学与实 用的社会学批判”之间的区分和联系。在“体制的权力”和“批判的重要性” 这两部分内容的讲座中，波尔坦斯基指出，他试图从现实性的维度而不是在一 种间接性的理论层面上，去说明“批判的社会学和社会学的批判之间的张力 的问题”B 。在第三部分中，波尔坦斯基直面社会政治问题，即“政治的统治密 码”和“在实用意义上的解放” ，并借助于对统治的概念阐明，不仅分析了在 西方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中几种统治模型，而且解释了其解放的可能性维度。 讲座的最后，波尔坦斯基坦言，社会学与批判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个人的 学术关注的学术问题，更是“五月风暴”之后的那一代社会学家研究的“学术 聚焦点” 。波尔坦斯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 “宏观的社会历史必定会不可避免 地影响到微观的社会学历史”C 。 第八届阿多尔诺讲座（2009）的题目是“创伤的政治” （Die Politik des A Luc Boltanski,Soziologie und Sozialkritik,Suhrkamp Verlag,Berlin ,2010,S. 11. B Luc Boltanski,Soziologie und Sozialkritik,Suhrkamp Verlag,Berlin ,2010,S. 12. C Luc Boltanski,Soziologie und Sozialkritik,Suhrkamp Verlag,Berlin ,2010,S. 14. 426 ，主讲人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布伦纳（José Brunner）教授。在整 Traumas） 场讲座中，布伦纳教授主要是通过描述在美国、德国、以色列 / 巴基斯坦的暴 力经验来阐明“政治创伤”这一主题。在讲座中，布伦纳明确表明，他的研究 与其他一般的心理分析不同，他所说的“政治创伤”是指政治暴力、不平等对 待、革命运动等对公众的心理所造成的消极影响。相应的，他的分析也会侧重 于说明在“政治创伤”中，社会、政府为何是第一责任主体，即“心理创伤和 政治伦理”A 。具体地，布伦纳通过对 70 年代的美国女权运动、反越战等政治 事件对公民造成的心理创伤的研究，从概念上阐明了“创伤对话” “政治创伤” 、 的内涵。除此之外，布伦纳还围绕着“越战之后美国人如何获得社会信任感” 、 “阿富汗的阴影之下：德国的责任的维度”以及“巴以冲突”等论题来说明政 治创伤的问题。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布伦纳近年来对拉丁美洲的文化问题社 会学研究也可以视作是对上述研究主题的进一步拓展。 第九届阿多尔诺讲座（2010）的题目是“哲学作为艺术：黑格尔与现代影 像艺术” （Kunst als Philosophie:Hegel und die modern Bildkunst） ，主讲人是著 名的黑格尔研究专家——罗伯特·皮平（Robert B.Pippin） 。在讲座开场阶段皮 平首先对这次讲座的题目进行了简单的讲解。皮平讲道，这次讲座的主题有两 个关键词，从内容上看，他关注的是欧洲和美国的现代“图像”艺术，而不是 小说、音乐、舞蹈、建筑等艺术 B ；从时间上看，他关注的是现代，而不是中 世纪时期、巴洛克时期或者是罗马时期的艺术。其次，皮平非常明确地指出， 他是站在黑格尔的立场 C 来分析现代影像艺术，并进一步解释了在黑格尔哲学 中艺术与哲学的关系。皮平指出，在黑格尔那里，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活动” ， 表达了精神之内在真理，它具有使精神通过感知绝对精神的固有的自由的功 能；另外，艺术与宗教、哲学相似，事实上是通过创造与心灵对立的实体使精 神得以反观自身从而认识自身。 在阐明了艺术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后，皮平试图以一种黑格尔对艺术的观 点去理解马奈（édouard Manet）在绘画领域的革命（第一场讲座： “哲学与绘 A José Brunner ,Die Politik des Traumas,Suhrkamp Verlag,Berlin ,2014,S. 12. B Robert B.Pippin,Kunst als Philosophie:Hegel und die modern Bildkunst,Suhrkamp Verlag,Berlin ,2012,S. 7. C Robert B.Pippin,Kunst als Philosophie:Hegel und die modern Bildkunst,Suhrkamp Verlag,Berlin ,2012,S. 8-9. 427 画：黑格尔与马奈” ） 。皮平分析指出，以黑格尔的视野去观看马奈，并不是要 去说明马奈的绘画艺术是哲学性，也不是说马奈的绘画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哲 学观点，而是说马奈的绘画艺术，这种特定的形式体现出了一种黑格尔美学意 义上的知性概念。紧接着，皮平还以英国艺术史家，T. J. 克拉克（Timothy J. Clark）和美国当代最杰出的艺术史家和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为例 （第二场讲座： “政治与本体论：克拉克与弗里德” ）为例，分析指出他们对现代 绘画艺术的批评中所包含着的“左派黑格尔的思想要素”A ，如克拉克巴黎画家 诺伯特·吉欧尼特（Norbert Goeneutte，1854—1894）作于 1880 年的《布勒班 餐厅前向穷人舍粥》的分析，是运用了阶级、意识形态这类术语说明了现代影 像艺术是如何围绕某一特定的社会现实而展开的。在第三场讲座中，皮平还从 海德格尔的《艺术作品的本源》出发，围绕“艺术与真理：海德格尔与黑格尔” 的主题，进一步讲解了黑格尔《美学》一书的部分内容。 第十届阿多尔诺讲座（2012）的题目是“被购买的时间——民主资本 主义被延缓了的危机” （Gekaufte Zeit ：Die vertagte Krise des demokratischen ，主讲人是科隆普朗克社会研究所所长、科隆大学社会学教授， Kapitalismus） W. 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1946— ） 。在讲座中，施特雷克结合危机理 “从 论（Krisentheorie） B ，分析了当前金融、财政和经济危机的根源（第一场， 合法性危机到财政危机” ） ，并进一步把这种根源描述为长期以来战后资本主义 之新自由主义转型，他还分析了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张力如何在这四十年展 开的以及引发了社会冲突的（第二场，新自由改革：从税收国家到责任国家） 。 最后，施特雷克还讲述了欧洲国家体制的转变 , 并展望了社会恢复和经济稳定 的前景（第三场，整合国家的政治：在欧洲四处行走的幽灵） 。 第十一届阿多尔诺讲座（2013）的主讲人是德国文学家阿尔布雷希·科 肖克（Albrecht Koschorke，1958— ） ，题目是 “ 黑格尔与我们” （Hegel und 。在讲座的开篇，科肖克回忆其他学生年代阅读阿多尔诺著作的情景， Wir） 他声称他自学生时代起就立志于从事阿多尔诺研究，他在学生时代尤其关注 艺术与意识哲学之间的关系，为此，他注意到阿多尔诺的《文学笔记》 （Noten A Robert B.Pippin,Kunst als Philosophie:Hegel und die modern Bildkunst,Suhrkamp Verlag,Berlin ,2012,S. 15. B Wolfgang Streeck,Gekaufte Zeit ：Die vertagte Krise des demokratischen Kapitalismus, Suhrkamp Verlag,Berlin ,2013,S.16. 428 “在阿多尔诺的思考中他究竟是如何展 zur Literatur）一书，由此开始了思考， 开‘文学记忆的’A 。科肖克指出，正是阿多尔诺开启了他对文学与人类学、文 化理论、政治以及叙述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思考。另外，也是阿多尔诺的 著作引导他从文学的角度“延伸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和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关 注”B 。 关于这次阿多尔诺讲座的主题，科肖克强调，本次讲座的唯一目的是“比 较 19 世纪普鲁士和 21 世纪欧洲” 。在讲座中，科肖克想通过这种比较，试 图分析一种理想的、统一的理念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为此，科肖克大量 引用了哲学、国家学、历史学乃是诗歌作品，阐明“一种联邦的统一的精神 元素是什么” 、 “不同的邦国如何融合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科肖克指出， 在这场讲座中，他不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去探讨黑格尔、马克思等哲学家的 作品，而是以一种文学的方式在黑格尔的精神中去把握一种“欧洲叙事”的 理念 C 。正是在这种视角的关注下，科肖克认为他是在叙事理论的角度上去理 解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兴趣 D ，并注意到了黑格尔作为一个“叙事文学作家”的 身份。 第十二届阿多尔诺讲座（2014）邀请到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米歇尔·莱 蒙特（Michèle Lamont，1957— ） ，题目是： “价值的世界：不平等的文化过 程” （Worlds of Worth. Cultural Processes of Inequality） 。整场讲座围绕着： “道 德的世界、团体的边界和社会成功” 、 “教育的世界和文化过程”和“谴责的 世界和社会幻想的微观生产”三个主题展开。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在介绍讲 座时，曾这样写道： “近些年阿多尔诺讲座近年来不仅仅专注于研究象征性的 社会界限，也从社会学的层面关注‘同行评审的程序’和‘有关谴责的反应’ ， 研究者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考察进而探究人以及其行动的价值。莱蒙特的讲座 是有关不平等的社会学研究，这种研究不仅仅与哲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的研 究课题密切相关，也对未来的一些最重要、最具挑战性的理论和政治领域进行 反思”E 。 A Albrecht Koschorke,Hegel und Wir,Suhrkamp Verlag,Berlin ,2015,S.9. B Albrecht Koschorke,Hegel und Wir,Suhrkamp Verlag,Berlin ,2015,S.9. C Albrecht Koschorke,Hegel und Wir,Suhrkamp Verlag,Berlin ,2015,S.11. D Albrecht Koschorke,Hegel und Wir,Suhrkamp Verlag,Berlin ,2015,S.24. E http://www.ifs.uni-frankfurt.de/veroeffentlichungen/adorno-vorlesungen/. 429 第十三届阿多尔诺讲座（2015）的题目是： “攻击者与梦想家园：后流 行艺术的美学” （Übergriffe und Traumhäuser. Zur Ästhetik der nachpopulären 。主讲人是德国作家、文化评论家迪德里希·迪德里希森（Diedrich Künste） Diederichsen,1957— ） 。在这次讲座中，迪德里希森分析指出，艺术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专注于技术声音和图像记录，自此之后，文化批评也越来越关 注朋克、嘻哈、重金属、行为艺术等流行艺术。另外，迪德里希森认为，这些 流行文化的共同点：取悦（Bemühen） ，比如强化图像之使人心烦意乱的效果， 增强形体、声音的重复性等。讲座结束之后，以迪德里希森将讲座的内容整理 和扩充，最终以《身体碰撞——后流行艺术的美学：和解、诱惑、价值丧失》 （Körpertreffer — Zur Ästhetik der nachpopulären Künste: Verstörung, Verführung, Weltverlust） A 为名并出版。 第十四届阿多尔诺讲座（2016）的题目是“生活：一种批判的人类学” （Life. A Critical Anthropology） 。主讲人是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迪迪埃·法 辛（Didier Fassin，1955— ） 。如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介绍的：这场讲座，迪 迪埃·法辛基于他在过去 20 年中的人类学研究，激发了哲学与社会研究之 间的批判性对话，这是一种从批判民族学的角度来处理当代社会生活问题的 尝试 B 。在题为“形式生活”的讲座中，迪迪埃·法辛考察了维特根斯坦是如 何在具体存在者和共享的人类生存条件之间存在着张力的背景之下，阐明出一 种形式的生活概念。在题为“生活伦理”的讲座中，迪迪埃·法辛通过反思本 雅明的理念，即作为最高的善的生活的神圣性，阐明了人类中面临着决定人类 生活的实际价值的不平等和差异性。他最后以“生活政治”为题结束了阿多尔 诺讲座，在最后一场讲座中，迪迪埃·法辛还探讨了福柯生物政治学（ Bio— Politik）的理论盲点，即讨论了获取物质、生活方式、控制技术等要素对于生 活史的重要性。有关这场讲座的文稿已经由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相关研究人员 整理出来 C ，在这些文稿中，迪迪埃·法辛系统介绍了一种以人种学案例研究 为基础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以及这种研究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是如何以 A Diedrich Diederichsen,Körpertreffer - Zur Ästhetik der nachpopulären Künste ：Verstörung, Verführung, Weltverlust,Suhrkamp Verlag,Berlin 2017. B http://www.ifs.uni-frankfurt.de/veroeffentlichungen/adorno-vorlesungen/. C Didier Fassin,Das Leben - Eine kritische Gebrauchsanweisung,Suhrkamp Verlag,Berlin 2017. 430 不同的方式观察和经验生活的。 第十五届阿多尔诺讲座（2017）聚焦“政治平等” （Political Equality）的 问题，主讲人是美国政治学家丹尼尔·艾伦（Danielle Allen，1971— ） 。在 第一场讲座题为“没有统治的差异” （Difference without Domination）的讲座 中，艾伦重新审视了消极与积极权利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讨论了罗尔斯的差 异原则。第二场讲座题目为“迈向一个相互联系的社会” （Toward a Connected ，在讲座中，艾伦阐述了“没有统治的差异”原则对社会凝聚力、社 Society） 会政策和社会多元化条件下政治平等问题的重要影响。艾伦认为，平等是建 立一个“相互联系的社会”的政治目标。在第三场讲座题为“赋予经济权力” （Empowering Economies）讲座中，艾伦重新反思了经济与上述所讲的“没有 统治的差异”原则，并进一步追问了与保护工人政治平等所必需的经济、劳动 关系的问题 A 。目前这场讲座的文稿尚未被整理出版。 最近一次，第十六届阿多尔诺讲座于 2018 年 6 月如期举行，这次讲座关 注的是去工业化的问题，题目是“超越煤和铁：去工业化的社会史” （Jenseits von Kohle und Stahl: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der Deindustrialisierung） B ，邀请的 是德国历史学家、莱布尼茨奖获得者鲁茨·拉斐尔（Lutz Raphael，1955— ） 教授。在讲座中，拉斐尔首先回顾了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在德国、法国 和英国的去工业化的历史过程，并进一步分析当时去工业化附带的一些社会冲 突的问题。拉斐尔教授分析指出，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根据西欧国家官方 统计，工人占人口比例最大多数。拉斐尔教授进一步分析认为，在这些数字背 后反映的是西欧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具体而言，随着所谓 一些“老”行业如钢厂、煤矿、造船、纺织等行业的产业改革，伴随着一系列 如就业、教育公平、再分配等社会问题的涌现。这场讲座的文稿目前也尚未 出版。 至此，我们说，思想家真正的生命是在他的思想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斯蒂芬·穆勒—多姆（Stefan Müller–Doohm）在《阿多尔诺传记》的开篇曾意 味深长地写道， “对阿多尔诺个人而言，他希望人们能给予他的著作以优先权 而非他的实存的偶然性”C 。对此，我们可以借用阿多尔诺讲座宣传海报所描述 A http://www.fb03.uni-frankfurt.de/66745147/20170529. B http://www.muk.uni-frankfurt.de/72528483/148? C Stefan Müller-Doohm,Adorno ：Eine Biografie, Suhrkamp Verlag, Berlin,2011,S. 11. 431 的语句，亦即“用三个夜晚来纪念阿多尔诺”A ，将阿多尔诺讲座的意义界定为 培养批判性的公共领域和积极的公民身份。哈贝马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 阿多尔诺在战后德国发挥出了一种思想引路人的作用 B 。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科学部哲学系 A http://www.muk.uni-frankfurt.de/72528483/148? B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2 页。 432 新书速递 433 今天，我们为什么重谈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的对话》* 导论 【美】 N. 弗雷泽 R. 耶给 / 文 蓝江 / 译 ，或者用德语来 耶给：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进入到晚期的“繁荣时代” 说，即“景气” （Konjunktur）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政治 和知识讨论范围之列。甚至不在“批判理论”的日程表上——我与你都属于“批 判理论”传统。如今，对资本主义的兴趣又开始勃兴——我并不是说对市场经 济、全球化、现代社会或分配正义的兴趣，而是对资本主义的兴趣。当然，理 由有很多——不仅仅是因为 2007—2008 年的金融危机。我们知道，这场危机 迅速从金融领域倾泻到财政和经济领域，从那里又倾泻到政治和社会领域，让 政府、欧盟以及福利国家制度寝食难安，在某种程度上，也让整个社会总体架 构陷入困境。自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来，西方社会的人们会感觉到他们如此 赤裸裸地面对着经济和社会秩序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难以预测的状况——由 于我们的表面上像是民主政府的回应（他们的回应要么是纯粹无用，要么是冷 漠的漠不关心）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赤裸感。 关键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何如此迅速地成为人们的话题。不久之 * 该书由 N. 弗雷泽（Nancy Fraser） 、R. 耶给（Rahel Jaeggi）撰写，由 polity 出版，全 书除了“序言” 、 “导论”外，共有四章，即： “资本主义的概念化” 、 “资本主义的历 史化” 、 “资本主义的批判” 、 “与资本主义的抗争” 。 434 前，无论在学院派还是在公共领域， “资本主义”一词仍然只有潜在的恶名。 可以认为，我们看到的一些批判是冗赘和不成熟的，过于简单化，甚至有些言 过其实。但你和我都认为，我们今天需要的正是重新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重 要的是，像我和你这样的批判理论家又一次关注资本主义。 弗雷泽：的确，重新关心资本主义不仅对于日常世界，而且对你和我来 说，都是一个好消息。我们各自都重新开启对这个问题的兴趣。长期以来，我 们俩都试图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些关键概念带入批判理论：在你那里是“异 化” ，在我这里是“危机”和“矛盾” 。但直到最近，我们都只是在荒野中怒号。 不过，现在已经发生变化。不仅你和我，而且那些失去希望的人，他们都想谈 谈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再一次）成为问题，值得在政治上和知识上进行关注， 已经成为了广泛的共识。正如你所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反映了深陷危 机泥淖之中的弥散开来的感受——这是一场严峻的系统危机。换句话说，我们 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系列彼此无关联的主要问题，而是寓居在我们生活方式最核 心之中的深度的结构性功能紊乱。 所以，即便人们并不了解资本主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再次使 用这个词的事实，却是发人深省的。我理解为这标志着人们对某种批判理论的 渴望，来揭示出我们最核心的系统危机的深刻的结构性根源。这一点十分重 要——即便的确在很多情况下，使用“资本主义”一词主要是修辞性的用法， 很少作为实际起作用的概念，更多时候是概念需要上的姿态。在那些时代里， 我们作为批判理论家，应该十分清晰地提出问题：今天谈资本主义到底意味着 什么？我们思考资本主义最好的理论方式是什么？ 耶给：我们应当弄清楚，我们使用这个观念意味着资本主义杀了一个回马 枪。当然，仍然有许多社会运动和支持组织关键不同的社会正义和经济正义形 式：在学院派那里， “分配正义”的问题曾经如日中天。还有，在关于全球化， 国家自治的未来，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和贫困的讨论中，也经常谈到经济问 题。那么，在某些圈子里， “资本主义”一词已经被充当为“现代性”的同义词， 在鲍德里亚和德勒兹那里， “资本主义批判”让位于文化批评。但这些方式都 没有真正理解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讨论的资本主义。他们都不会将资本主义视为 首要的生活方式——如马克思所说——它奠基于生产方式，它是一系列特殊的 假说、动力、危机趋势、基本矛盾和冲突的组合。 弗雷泽：是的，我同意。不过，很有幸，当下对资本主义的兴趣超越了你 435 刚刚提到的有限带偏见的途径。我说过，带动这种兴趣的是对深入而广泛危机 的普通共识——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危机，也是贯穿了我们社会秩序所有主要 方面的危机——不仅仅是不平等、失业、分配不公，这些事情一如既往的糟 糕。也不仅仅是 1％同 99％的对立——尽管这个说法让许多人开始质疑资本主 义。不，问题比这更深入。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财富是如何“分配”的，这就 是什么被算作第一档的财富，以及这些财富如何被生产出来的问题。同样，在 谁因为何种劳动而拿到多少的问题背后，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谁被视为劳 动者，他们如何组织起来，他们的组织现在从人民那里需要什么，为人民做些 什么。 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谈论资本主义的关键所在。不仅仅是要问为什么 一些人拿得多，而其他人拿得少，而且要问为什么只有极少数人拥有安定的 生活，以及真正的福利；而绝大多数人只能干着不稳定的工作，挣着绵薄的薪 资，他们一方面要兼任多项工作，权利、保障、收益都越来越少，另一方面 则负债累累。这还不是全部。同样是这些基本问题，加重了家庭生活的压力。 为何雇佣劳动和债务改变了抚养小孩、赡养老人、家庭关系和社群关系的条 件——简言之，改变了整个社会再生产组织的条件。这也引发了更深刻的问 题，我们过度开发自然，逐渐敲响了警钟，资本主义将自然视为能源和原材料 的“阀门” ，也将自然视为吸收我们“废料”的“污水池” 。最后，我们不要忘 记政治问题，例如，市场从两个方面掏空了民主：一方面，公司掌控了所在的 领土国家上的政党和公共机构，另一方面，他们攫取了全球金融跨国层面上的 政治决策的权力，对于多数人民来说，这个权力是无法掌控的。 对于今天谈论资本主义来说，这些问题都至关重要。它的一个意义是， 我们危机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危机。这场危机涵括了医疗赤字，气候变迁，民主 衰亡。即便上述概括不那么完善。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导致了所有这些无 法克服的困难：我们渐渐感觉到，它们一同出现并非巧合，这标志着我们的社 会秩序从根茎部就糜烂了。那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回来关注资本主义的关键 所在。 耶给：多重危机迫使我们要问问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上是否存在着更深层 次的失败。现在，许多人怀疑，当整个生活形式都可能发生功能紊乱的时候， 仅仅看那些坏的后果不再足够。这意味着他们想看看这张社会形态组成的各种 社会实践更深层的问题——不仅仅关注不平等，或生态退化，或全球化，正如 436 你所说，也要关注组成系统的各种实践，它们产生了冲突，直接导向了我们所 理解的诸如贫困、劳动、生产、交换、市场等方面的事物。 但如果我们认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再次回到了日程表上，这是一个令人 欣喜的发展，我们也应该问一下资本主义在什么地方处于第一位。在长期忽略 了资本主义时发生了什么？我们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在批判理论中的消失？在过 去几十年里，似乎我们看到了一个转向，即从一个“黑箱”中来看经济。当然， 对于哲学自由主义和那些仅仅关注“分配”问题的学派来说，这一点是正确的。 以左翼罗尔斯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柯亨为例：他采用了激进的和平等主义的方 法，来处理分配正义问题，但他根本不谈经济本身的问题。他们谈论的是在经 济的“黑箱”中可以得出什么，如何分配其结果，但他们不谈“黑箱”里面发 生了什么， “黑箱”如何运作， “黑箱”的运作是否真的是必然的或可取的。 但这种倾向不仅限于自由主义和正义理论。资本主义曾经是批判理论的 核心问题。实际上，所有批判理论传统中的大思想家——从马克思到卢卡奇， 到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再到早期的哈贝马斯——资本主义都是其中心所在。 但有一段时间，即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批判理论有点跑题了。发生了什么？ 我们在意识形态上都变成“单向度的人” ，以至于连批判理论家都看不到我们 不自由的根源？这个解释听起来苍白无力。我怀疑在我们知识传统的理论发展 过程中，有某些原因导致了我们放弃了这个主题。 在某种意义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最富争议的话题是“日常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这本书是在宏大尺度的社会理论层次上最后一次以批判 理论为根基的尝试。当然，这本书也受到了马克思、卢卡奇以及早期批判理论 的影响，而哈贝马斯后来的那些弟子都没有谈到这个影响。不过，哈贝马斯依 赖于关于功能分化的系统理论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他在他的批判国度中移 除了经济领域。经济被理解为自发性的功能，一种在经济自身逻辑下的“规 范—自由” 。这等于是另一种“黑箱”方法，正如我们所做的就是防范经济侵 入生活的其他领域。资本主义经济是被政治或其他外部手段所“驯化”的“猛 虎” ，但我们不再拥有批判经济本身的路径。 今天，讨论不是新瓶装旧酒的讨论，即延续是通过改良来改革资本主义 还是通过激进手段来摧毁资本主义之间的争论。 “驯服” 资本主义何以仍然是 “资 本主义”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词语游戏，我们现在不需要投入其中。与 此同时，当代资本主义的过剩与威胁或许让我们停下来，看看“驯服”资本主 437 义是否仍然足够。 “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关系”才是今天的问题，或许，这 就是为什么唯有在今天，重新看待经济问题才开始得到推进。 弗雷泽：我完全同意你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看法，这本书标志 着批判理论的转折点。如你所说，这是最后的宏大的系统尝试，但并没有让后 来者给出与之相媲美的带有雄心和广度的作品。相反，后续发展证明了哈贝马 斯的继承者们向学科专业化方面高歌猛进。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许多自视为批 判理论家的人走向了独立的道德理论、政治理论或法学理论，很少有人会采取 这种宏大尺度的社会理论（耶拿的关于后发展社会的研究小组是最近一个令人 欣喜的例外） 。其后果是摒弃了最初作为跨学科计划，旨在将社会理解为一个 整体的批判理论观念。他们不再将规范问题与社会趋势的分析和对时代的诊断 关联起来，人们不再理解整体的资本主义。也不再有人去研究资本主义的深层 结构和驱动机制，研究其明显的张力和矛盾，或者研究冲突的典型形式和解放 的可能性。其结果是他们放弃了批判理论的中心区域，也模糊了他们曾经与平 等自由主义清楚区别的界限。今天，两个阵营如此紧密，变得难分彼此，我们 很难说在自由主义停下的地方，就是批判理论开始之处。或许，最好的一个说 法就是（所谓的）批判理论变成了自由主义左翼。这就是我长期以来感到不爽 的东西。 耶给：实际上，霍耐特已经批判了这个长期以来走向规范主义的趋势。他 以黑格尔的方式，与社会理论保持接触，重构了现代社会的制度层面，开始重 新思考“需求体系” ，市场和普通经济领域。 弗雷泽：不错。不过他是那个规则中的一个例外。绝大多数批判理论家对 社会理论不太关心。如果我们要理解近些年来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相对缺乏，我 们需要考虑 20 世纪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强势崛起的要素。至少在美国学院派那 里，后结构主义思想成为与自由主义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正式对立面” 。 不过，尽管存在着差异，这些所谓的对立面拥有着共同的根基：自由主义和后 结构主义都逃避了政治经济学问题，事实上也逃避了社会问题。这是一个非常 强大的组合拳——换句话说，两次重击。 耶给：我们是否可以说，从两方面来看，自由派—康德式的规范主义和后 结构主义对规范的批判，我们发现了一种情况，即分析和批判已经分道扬镳 了？除了明确地关心资本主义之外，批判理论的核心观念从一开始就是黑格 尔—马克思主义分析和批判市民社会的框架的延续。受到这个观念的影响，不 438 需要借助某种道德论，社会分析在其中已经拥有某种变革性和解放性的目标。 但现在，由于政治自由主义的支配，以及罗尔斯的巨大影响，似乎这个联盟被 打破了，所以我们现在一方面有经验性的社会理论，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规范 性的政治理论。 弗雷泽：你关于罗尔斯自由主义的看法绝对正确——我还补充一下他的后 结构主义对手。两个阵营联合形成的在知识上的统治，实际上扼杀了左翼黑格 尔主义的蓝图，至少在一段时期是这样。社会分析和规范性批判的联系被割裂 了。规范远离了社会层面，被当成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而罔顾规范的目的要么 是肯定社会（正如自由派那样） ，要么是拒绝社会（正如后结构主义那样） 。 耶给：或许厌恶讨论资本主义和经济还有其他原因。或许这就是需要做的 事情，甚至由左翼思想家和批判理论家来做的事情。受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影响 的理论倾向于给出一个过度的“经济主义”式地看待社会的方式，我们需要与 之保持距离。所以当他们不再讨论资本主义时，这也为更广泛的文化问题留下 了空间，如性别、种族、性态、身份。对这些东西的批判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并 不隶属于经济，而这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我会说，是时候来恢复平衡了。 回避经济主义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重视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的重要性。 弗雷泽：我同意你的说法，回避政治经济学不是一个简单的错误——有两 个不同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提出误认、等级制、生态和性态等问题时，会 有一些真正的收获。问题在于，正统的、固化的、还原式的经济主义被彻底消 除了。恢复经济问题，并让其重新占据批判理论的中心位置，代表着一个重要 成就。这就是我为什么坚持“齐头并进”的方式——既要阶级，也要身份；既 要再分配，也要被承认。这也是为什么我坚持认为我们不可能简单回到古老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今天更复杂，更深入，也更丰富的批判，这种批判综合 了女性主义思想、文化理论和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思想和生态学的看法。 但还有为什么回避政治经济学不是一个单纯的错误还有第二个原因。相 反，无论有意无意，这都是对资本主义特征的重大历史转变的回应。我们知道 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结构重组，在这个时代重新规划其蓝图。这种变 化的一个侧面就是“符号” （symbolic）的新特点（数字和图像，微商交易和 ，诸如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和卡尔洛·维塞罗内（Carlo Vercellone） Facebook） 这样的思想家都试图对其进行理论思考。当然，在北半球的去工业化， “知识 经济”或“认知资本主义”的兴起，金融中心、 IT、象征劳动等方面存在着关联。 439 听起来有些讽刺，存在着政治经济学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人们放 弃了政治经济学，开始单方面地关注文化、身份和话语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似 乎不像是政治经济学，它们实际上不可能脱离政治经济学来理解。于是，这不 仅仅是一个错误，它也是一个线索，关于我们社会演进的线索。 “经济主义……并不在于它赋予经济 耶给：霍克海默有一个说法，他说： 太多价值，而是在于它缩小了经济领域” 。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回避经济， 相反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经济，即在“广义”上的社会中的地位。我的感觉是我 们概括得还不够宽，这部分是由于“害怕经济主义”而抛弃了资本主义的主 题，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我们曾经包含了对经济的讨论。这引起了我对 社会本体论、生活形式的关注，并试图将经济理解为一种“社会实践” 。在以 实践为导向的方法中，经济及其制度构成了社会实践的子集，它与社会其他的 实践以各种不同方式发生关系，它们综合起来，形成了社会的社会文化组织的 部分。这种思考方式回避了“文化”和“经济”的对立，我并不认为这种二分 法有什么用。 在这个二分法及其发展中，你将你的作品摆在什么位置上？你已经将自 己的计划架构为“再分配”与“承认” 。你是否将你近来关于资本主义的作品 概括为远离“黑箱”的运动，以关注再分配为中心的思考方式？或者说你是否 认为你过去关于再分配与承认之争的作品已经深入到资本主义的关注当中？ 弗雷泽：我想拒绝你所谓的“黑箱”方法。我的有意识的思考中从来不缺 乏资本主义的问题，即便这不是我以往计划的最明显的中心。一旦我离开了新 左派的民主社会主义，我已经将其视为一个公理，即资本主义就是一个主要框 架，所有的社会哲学问题和政治理论问题都必须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对我 们这一代人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写“为需要而 斗争” ，讨论“给家人发薪水”的大男子主义，或者所谓的“福利依赖性”的 观念时，我就尝试澄清那时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各个方面——现在我称 之为“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 。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000 年之后我的作品也非常类似。在这个时期，我 面对着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化中的一个主要转向：我称之为“从再分配到 承认” 的转向。我不是要构筑一个独立的道德哲学，这部作品是一个早期尝试， 是为了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的变化，从战后不同的“国家 管理”走向现今的“金融化”资本主义。换句话说，对我来说， “再分配”从 440 来就不是“资本主义”的委婉说法和替代。相反，我的术语是为了满足政治诉 求的语法，它表现为资本主义的一个结构性侧面，但换句话说，在意识形态 上，它被描绘为一个经济上的“黑箱” ，它成为了国家管理体制下的社会斗争 和危机管理的一个主要焦点。我的兴趣在于揭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如何且为什么 产生了这种分配上的经济黑箱，这个黑箱不同于同样重要的文化上的承认的明 箱。我不是要认可这种分配上的黑箱，那么我试图澄清这个黑箱从何而来，为 什么要把它与承认并置。我追溯了这些范畴（预计它们共同的对立面）的起源， 正好都来自于资本主义，我将资本主义视为更宽泛的总体，在其中，再分配和 承认，阶级和身份，都需要得到理解。 还有，我认可你的观念，即我最近的著作以不同的显著的方式强调了资 本主义的问题。今天，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我理论思考的前提，也是我直接批判 的目标。这部分是因为金融化资本主义的特征是更深入的危机重重的体制，如 今我更加清楚明白。这也是因为，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我第一次看到资本主义 明显可见的脆弱之后，现在资本主义展现出更加显著的裂痕。它的脆弱让我以 更直接的方式去看待它——尤其是关注其“危机趋势”和“矛盾” 。 耶给：回到这种理论思考或许不易，然而，尤其是如果我们回到某种大多 数批判理论家和社会理论家业已摒弃的“宏大理论”——这种理论是在宏大的 历史构成中，面对系统冲突、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危机趋势。马克思曾经想揭示 出某种危机，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的危机和冲突。我们是否需要宏大尺度 的社会理论来思考深陷危机的资本主义？ 弗雷泽：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宏大理论思考”——我们一直都需要。但 你是对的，这绝不意味着要提出我们时代的宏大尺度的社会理论。正如你所 说，一个问题就是当下危机的多层次问题，这不仅仅是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 也是生态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经济上的理论考察不可能完全把握这种 情况。但我们不可能满足于“多样性”这样粗俗的表达，这种说法现在很流行。 相反，我们需要揭露在同一个社会总体中，多重危机趋势的结构性根基：资本 主义社会。这里有许多陷阱。再次接受或简单排斥马克思的模式都是不充分 的。我们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创造出理解资本主义的新方式，它综合了马克思主 义以及一些新的范式的看法，包括女性主义、生态学、后殖民主义——避免各 个范式的盲点。 无论如何，我现在要提出的宏大尺度的社会理论主要集中于危机问题。 441 这或许会让我置身险地，因为没有一种批判理论会被批评为“危机理论” ，这 种类型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拒斥，甚至遭到了搁置，认为它是机械论的、决定论 的、目的论的、功能主义的——你可以命名它。不过，我们也经历了一个时 代，在表面上，这个时代呼唤着危机批判。我想推进一步，我们生活在资本主 义时代危机的阵痛之中，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在今天重构危机理论。这就是我现 在所追求的宏大尺度的社会理论的种类，我在这里与你讨论这个理论。 耶给：在这里，我们当然有许多共同点。在我的《生活形式》一书中，我 也提出考察生活形式的危机批判，我采取了内在批判的形式，发现危机并不是 “积极地”内在与我们的既有共同价值之中，而是内在于生活形式动力学下的 内在危机和矛盾——内在于生活形式可能“失败” ，即便失败本身也是十分规 范地发生的。 不过，对于危机和矛盾的关注，建立在假定的财富基础上。有一些批判 理论家长期以来参照从马克思到卢格（Ruge）的古老线索，将他们的任务界 定为“对时代的斗争和意愿的自我澄清” 。他们这样做意味着关注社会运动和 从事各种斗争的人民，而批判理论家的地位就是去澄清围绕着他们的那些问题 的人。现在，当谈论当下的“斗争和意愿”的时候，或许这些都是马克思心中 “无足轻重”的历史动力学的解释。毕竟，他关注的主要就是斗争——阶级斗 争——将强大的历史和唯物主义的动力学视为背后的驱动力。 你自己也引用了这段话，你的作品在反思社会斗争和运动的发生上总是 精彩绝伦。但现在你的导向似乎经历了一个变化。仿佛你现在并不是回避了斗 争层面——你当然不会这样——但你开始超越了斗争的“主观”要素和诉求主 张的语言，走向了矛盾和危机这些更“客观”的层面，更加关注运作系统要素 的动力学，不依赖于是否有人实际通过斗争来思考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应当 注意到存在着某些含义，以及新问题的主体，他们随着从一个层面到另一个层 面的变化而变化。 我感兴趣的是我们如何来平衡这两个层面。一个选择是透过现今社会斗 争的棱镜，来追溯社会的基本矛盾。另一个选择或许是用更基本的方法，将社 会整合和分工的条件看成思考系统矛盾的基础——尽管在这个层次上的理论思 考通常都是一些花哨的命题。 弗雷泽：是的，的确如此。我最新的著作中的确存在着重点转移。正如一 些人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一样，我一直相信，资本主义锚定在“真正”的客观危 442 机趋势之上，但在过去，我不想让自己去分析这些问题。或许这是因为我的正 式的政治经历来自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社会运动和斗争——我逐渐关注那个时 代的斗争和冲突问题，那时并没有发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的资本主义 危机趋势。 最近，我受到了生态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评，他 们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更为真实，也似乎更为客观的限制，他们试图找 到一个社会体系的矛盾和自我—动荡的趋势，即耗尽了这个社会自身的可能性 的自然条件。这种类型的思考，在我的早期著作中并不占主要地位，但最近几 十年对我来说越来越成为重点。生态学范式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马克思 的范式一样，是一种系统的和深刻的结构性危机，仿佛两种危机症结是平行关 系。我并不满意说它们是平行关系，然而，我相信我们需要理解它们彼此间的 重叠结构——以及与其他同样“客观”的趋势，即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关系。 这就是我后面要谈到的问题，我敢肯定。 但你问道批判理论中的“客观”和“主观”趋势之间的关系（在某些地方， 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这些术语，这或许是命名你所关注的差异更好的方式） 。我 相信我们必须一方面关注“真正的矛盾”或系统矛盾趋势，另一方面要关注与 之相对应的冲突和斗争的形式。在某些情况下，斗争都是对“客观”层面的十 分清楚的有意识的“主观”回应。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他们就是其症候。换句 话说，两个层次，即主观层次和客观层次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问题。我们不可能 认为两个层面达成了完全一致，即马克思认为他已经一方面完全了解了资本主 义的系统危机，另一方面，强化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斗争，按照这个说法，后 者是对前者的完全反映或回应。在没有任何自动和谐机制的情况下，我们必须 认为两极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开放的问题，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思考。这就 是今天非常迫切的问题，当我们面对明显的结构性危机，但（无论如何）都没 有对应的政治冲突，足以表现出这场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让其走向解放。所以 系统危机和社会斗争之间的关系将会是我们后面对话讨论的焦点。 作者单位：德国洪堡大学哲学系、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 译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443 国外文献索引 德 文 1.《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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まれ方， 『資本論』刊 行 150 年記念講演会より。 》 3.《现代金融危机和〈资本论〉 健部正 義， 現 代の金融危 機 と『 資本論 』 ， 『 資本論 』刊行 150 年 記念講 演会より。 4.《2007—2010 年金融危机刻画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征》 高田太久吉，2007—2010 年金融恐慌が浮き彫りにした現代資本主義の 歴史的特徴，http://conf.jspe.gr.jp/65/download/831/。 5.《循环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反复——回归的原理和阶段》 新田滋，循 環 する世界 資 本主 義 システムと反 復 回 帰 する原理と段 階——『 資本論 』150 年と『帝 国主義論 』100 年 . 宇野没後 40 年に寄せて， http://conf.jspe.gr.jp/65/download/785/。 》 6.《关于〈帝国主义论〉现代意义的思考〈资本论〉 石川康宏， 『帝国主義論』の現代的意義を考える， 『経済』 （266） ，2017 年。 7.《现代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政制》 457 山田博文，現代の金融資本と金融寡頭制， 『経済』 （266） ，2017 年。 （由阳 458 整理） 责任编辑：毕于慧 封面设计：石笑梦 版式设计：庞亚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2018/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复旦大学哲学 学院 编 .—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9.5 ISBN 978-7-01-020409-3 Ⅰ. ①国… Ⅱ. ①复… ②复… ③复… Ⅲ.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国外 -2018 Ⅳ.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29660号 书 名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8 GUOWAI MAKESIZHUYI YANJIU BAOGAO 2018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邮购地址 邮编 100706)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印 刷 天津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498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20409-3 定 价 90.00元 新华书店经销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