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记者问——关于“移动杯”三江道德模范评选活动.doc

答《三江学院报》记者问 ——关于“南京移动杯”三江学院大学生及 教职员工道德模范评选活动的几点答疑 记者：张正君 被采访者：三江学院党委宣传部长 王勇 记者（以下简称“记”）：这次活动的评选对象是哪些人？ 王勇部长（以下简称“王”）：这次活动的全称是：“南京移动杯”三江学院大学生及教职 员工道德模范评选活动，评选的主体是学生，其次是教职员工。 记：在评选的时间跨度上有无什么特别限制？ 王：因为这是首次评选活动，为了避免遗漏一些好的典型人物或案例，我们把时间定为近五 年内的人和事。这也就是说，这个被评出来的人，有可能是已经毕业或者工作已经调离三江 的人，但他们肯定在三江工作过，主要事迹也发生在三江工作学习期间。那就是现在的和曾 经的（五年之内）三江学院的全体师生员工。此后，一年或二年评选一次，争取一年评选一 次。 记：大概评选出多少名道德模范？ 王：大约在 10 人左右，具体情况要视所推出道德模范的质量和先进性而定，可以扩展。如 果条件普遍不足，也可缩小。但后一种可能性很小，前一种可能性较大。 记：给予什么样的奖励？ 王：除了给予公开表彰和证书外，还将给予 1000－5000 元不等的奖金。 记：为什么进行物质奖励，这是不是有物质刺激的嫌疑？ 王：我认为，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并不矛盾。在市场经济的年代，在进行精神鼓励的同时， 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我认为这也是很正常的。当然，我们不能用物质的标尺来衡量精神、 心灵和道德的价值，这里面不存在某种换算关系。 记：为什么要有像南京移动这样的企业介入？ 王：这只是一个偶然。即使没有企业介入，我们也会搞这样的活动。而企业的介入，让我们 看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和良心。特别是对于移动这样的大型国企，其意义就不只是赞助一个活 动，出了一些钱的问题。以后，我们还欢迎社会各界参与我们的相关活动。并且希望有更多 的企业不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要参加到中国社会的精神文明和核心价值理念的建设当中 来。 记：如何推广他们的典型事迹？ 王：我们会利用学校的校报、网站、条幅、橱窗、电子屏、广播电台等传播手段在校内进行 广泛宣传。同时，我们还将借助报纸、杂志、电视以及网络等大众传媒，进行更为广泛的宣 传和发动。我们不仅是要宣传他们的事迹，我们更是要传播这样的做法，希望引起社会上的 讨论，引起关注，听到不同的意见。当然，如果有值得别人借鉴的地方，我们也会非常高兴。 记：评选的程序或流程是什么？ 王：我们主要有如下几个评选程序：一是由各院系、部门按组委会的通知要求进行第一轮推 选；二是初评委对推荐人员进行评选，选出候选人；三是公布候选人名单，并通过中国移动 的手机短信平台，进行投票评选，投票对象为三江学院的全体师生员工，暂不对校外开放； 四是根据候选人的得票情况，由终评委评选出最终的“道德模范”。其实，这个群众性的评 选程序，其实也是宣传推广的过程。 记：何为模范？这与我们常说“模范”有什么差别？ 王：《现代汉语词典》对“模范”有如下解释，一是可以作为榜样的，值得学习的；二是值 得学习的、作为榜样的人。我觉得我们的意思，也是差不多。这些道德模范，应该是有型有 款，有内容，有行为的范式，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者理念。他们的为人和行为，不仅是可 圈可点，而且是可学可做的，是可以垂范和示范的。更重要的一点，这些类型或者模范，都 是平常的人，我们身边的人；他们的行为模式，是绝大多数人经过努力都可以做到的，不是 高不可攀的，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记：这次评选的道德模范主要包括哪些类型？ 王：这些类型，既有传统所提倡的，也有新提出来的一些类型。A、“乐岗敬业”型； B、 “富（贵）而不骄”型； C、 “贫而不弃（馁） ”型； D、 “见义勇为”型（怯懦和自私，见 危不救、见死不救的围观者。）E、“助人为乐（热心公益） ”型； F、 “拾金不昧”型 G、 “开 拓创新”型； H、“勇于实践（扎根基层）”型； I、节俭低碳型。 记：这些九种类型里，好像有我们熟悉，也有新提出来的。 王：你的判断很对。这里面有至少有四种大的类型，第一类是我们的道德传统所提倡的，如 “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拾金不昧”。一些古老的道德传统失落了，每次听央视版的电 视剧《水浒传》，刘欢的《好汉歌》中那一句“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常令我泪流满面。一些 古老的道德需要弘扬，它们失落了。另外，在现代物质化和欲望化的背景下，据统计，大学 生的犯罪和违法，相当一部分是以财产侵吞为主，这“拾金不昧”的价值也就自在其中了。 第二类是我们的道德传统所提倡的，但加进了新的内容的，如“乐岗敬业”、“节俭低碳”。 我们把传统的“爱岗敬业”，改成“乐岗敬业” ，一个“爱” ，一个“乐” ，其中的含义是不一 样的。勤俭节约是我们民族的美德，现在把它与“低碳生活”结合起来，也算是与时俱进吧。 不要追求侈华，这是一种精神。这在以前，文化大革命时，要穿打补丁的衣服，这固然是一 种极端。我们不是不鼓励消费，更不是鼓吹清教徒主义，而反对浪费。有钱了，吃得好一点， 穿得好一点，这是应该的（再说，这还能拉动经济，中国的经济消费就是不行。但奢侈品却 很好，这是贫富悬殊造成的）。但千万不要浪费，衣服还好好的，就扔掉了；饭菜没吃完， 就倒掉了。这就不低碳。灯开着，空调开着，人离开了也不关，这就不低碳。哪怕不是公家 的东西，是自己的，也不能浪费。未富先奢固然不对，富裕了也不能奢侈和浪费。特别是对 于消费者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第三类是一些“新传统”，主要是建国以来主流意识形态 所提倡的品质，如“开拓创新”、“勇于实践”、“助人为乐”。这其中的一引动，主要是针对 国人的某些惰性提出来的。我们要鼓励大学生们不要耽于幻想（如沉湎于网络游戏的虚拟空 间中，失去行动能力），不要贪图享乐（如希望留在大城市，不愿意到低层去） ，不要自私狭 隘，而是要勇敢地投入到社会实践和创造当中去。还有“开拓创新”问题，我们在月底要搞 的一个“大学生创业座谈会”与此有关的。四是一些全新的类型，如“富（贵）而不骄”、 “贫而不弃（馁）”。中国的社会的分层，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而出现了所谓的“官二 代” 、“富二代”、“贫二代”、 “农二代”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分层， 这是一个事实。但关键是，应该怎么办。我们需要面对这个现实，不是抱怨，更不要仇恨， “仇富”和“仇穷”都是不正确的。在大众媒体的报道视域里，“官二代”和“富二代”的 事件还少吗？而“贫二代”、“农二代”的自杀行为，比如网上报道的三个在城市打工的“农 二代” ，相约自杀的故事，让人扼腕；更不用说富士康的多少跳了，那些人基本都是贫二代， 不然，不会去工厂打工去。堕落、颓废和绝望，这都不是应有心态。所以，我们要积极倡导， 并要努力改变这种现状。当然，社会要提供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不过，我在我们无法改 变社会的同时，我们要学会改变自己。努力地去改变，变一点是一点，我们不要抱怨，更不 能自抛自弃。这是一个“五四”以来，就纠结着的问题，个人解放与社会解放。现在，则是 改变社会和改变自我。但这个问题，并不矛盾，不必要搞到对立和极端。一个不能改变自我 的人，可能也不能改变社会。我们都要努力。富不过三代，这是中国，不是西方的图景。我 们是民办高校，有一部分同学的家境是不错的，这是好事，但如果比享受，玩好的手机、下 馆子、交朋友，不好好学习，那就变成坏事了。一个人，要靠自己的努力和成就获得尊严。 一个比父亲的时代，不是一个正常的时代，它必然会扭曲正常的人格的形成。富（贵）而不 骄横，能有平常心，有上进心，发奋学习，在父辈的基础上，更有作为，这不仅是社会之幸， 也是个人和家庭之幸。而贫穷一些的，如能倔强自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由弱者变成 强者。但是，千万不要放弃，不要气馁。 记：这些类型，是否全面？是否有足够的概括性？ 王：肯定不全面，不仅没有穷尽，也有不尽合适的。在以后的评选实践中，再逐步作增删和 修改吧，以期趋于完善。这当然有一定的概括性，但也是相对的。 记：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提倡？什么是类型化的模范？ 王：主要是现实的需要。人无完人，我们过于强调模范的全能性，因而，让人很难学，典型 不太好树立。因此，一旦树立典型，往往是死人多，活人少；伟大的、神圣的多，平凡的少。 因此，我们提倡类型化的模范，就是为了好学，可以强化一个人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 优点。我们并不是说，希望人变成类型化的，而是希望更全面的发展。我们的这些模范，可 能在另一个方面，说不定还有很大的缺点；另外也有可能还有其它优点，但是，我们放大他 的最为突出的那一部分。我们不能追求“完人”和“全人”，更不是圣人。不能又要五官端 正，又要身材好，又要皮肤好，又要年轻，这样的完人很少，这样就很难办。即就是选出来 了那么一两个，也让学的人“望洋兴叹”。他们是平凡易学的，就在我们身边，这是我们所 提倡的。大家都认识他，知道他的优点，也知道他的缺点。一个人，不断强化自已优点，改 正自己的缺点，不断学习别人的优点。这就是人的道德和修养的形成过，也就是儒家所说的 “修身”。 记：这些类型化的道德模范的评选与共产主义道德品德的提倡和要求是否矛盾？ 王：这个问题非常尖锐。但我觉得这并不矛盾。相反，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必要的基础工程。雷锋，是共产主义道德精神的引领者。但回到常识，回到现实，同样重 要。时代的变化，对道德的要求也应有所变化。道德应该有引领性，它应该普遍高于法律对 人的要求；但道德如果呈现了“圣徒”道德的高蹈性，让人无法企及，其结果同样是可怕的。 因为，很多人的就会因此失去或放弃了道德的标高，而选择了从下面钻过去。这跟“跳高” 是一个道理，标杆太高了，更多的人就会从下面走过去，甚至是爬过去。我们面对的现实是， 一方面是教材书上的道德要求呈现“高蹈”的现象，另一方面现实中道德的水准却往往低于 法律的规范和要求，呈现“超低空飞行”的状况。中国食品安全的“底线”屡屡被突破，除 了国家有关部门的监管缺位，或者部门媒体所批评的“为利执法”的问题外，似乎也印证了 这一点。 记：这样做的最终目的何在？ 王：说得近一点，是大学精神的重塑；说得远一点，是国民精神的再造。 (原载于《三江学院报》第 14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