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台党建工作简讯2018年第2期.pdf

1. 习近平在两院院士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 抢占先 机迎难而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2. 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 3. 马克思主义“必修课”怎么上？习近平言传身教 4. 朱德的信 5. 江竹筠的“托孤信” 6. 读《红色家书》增党性修养 7. 把严管和厚爱都落实到位——让干部想为会为敢为①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 会开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 28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中国要强盛、 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 创新高地。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 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 领科技发展方向，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勇做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排 头兵，努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 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首先表示，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 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是党的十九大后我国科技界召开的一次盛 会。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国广大科 技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总结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实践， 观察大势，谋划全局，深化改革，全面发力，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领 导、坚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 路、坚持以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坚持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 坚持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我国科技事业密集发力、加速跨越，实 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一 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 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 习近平指出，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 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 全球经济结构。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 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 习近平强调，要充分认识创新是第一动力，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 着力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 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 量优势。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 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优先培育和大力发展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制 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 中高端。 习近平指出，要矢志不移自主创新，坚定创新信心，着力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只有自信的国家和民族，才能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行稳 致远。树高叶茂，系于根深。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我国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有强烈的创新信心和决心，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 自尊大，勇于攻坚克难、追求卓越、赢得胜利，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 未来发展制高点。要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 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努力实现关键核 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要强化战略导向和目标引导，强化科技创新体系能力，加快构筑支撑 高端引领的先发优势，加强对关系根本和全局的科学问题的研究部署， 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集合精锐力量，作出战略性安 排，尽早取得突破。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 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 习近平强调，要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效能，着 力激发创新活力。创新决胜未来，改革关乎国运。科技领域是最需要 不断改革的领域。科技体制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闯难 关，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要坚持科技创新 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 ，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牵引，在实践载 体、制度安排、政策保障、环境营造上下功夫，在创新主体、创新基 础、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方面持续用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优化和强化技术创新体系顶层设计， 明确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主体在创新链不同环节的功能定位， 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激情和活力。要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发挥 好组织优势。要着力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改革科技 评价制度，正确评价科技创新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 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把人的创造性活动从不合理的经费管理、人才 评价等体制中解放出来。 习近平指出，要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着力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能关起 门来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要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主动布局和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努 力构建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未来发展、粮食安全、能源安 全、人类健康、气候变化等人类共同挑战，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惠 及其他更多国家和人民，推动全球范围平衡发展。要坚持以全球视野 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提高国家科 技计划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鼓励 我国科学家发起和组织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习近平强调，要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全面聚集人 才，着力夯实创新发展人才基础。要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以 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形成并实施有利 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度。要完善科技奖励制度，让优 秀科技创新人才得到合理回报，释放各类人才创新活力。要通过改革， 改变片面将论文、专利、资金数量作为人才评价标准的做法，不能让 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不能让无穷的报表和审批把科学家 的精力耽误了。要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 养机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利于竞相成长各展其能的激 励机制、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培植好人才成长的沃 土，让人才根系更加发达，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万类霜天竞自由的 创新局面。 习近平指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继续发挥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的作用，同全国科技力量一道，把握好世界科技发展大势，围绕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敏锐抓住科技革命方向，大力推动科技跨越发展， 勇攀科技高峰。要继续发挥院士群体的智力优势，开展前瞻性、针对 性、储备性战略研究，提高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提出专业化、 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意见和建议，为推进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民主决 策、依法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 力量。 习近平强调，两院院士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 党和人民对广大院士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希望广大院士弘扬科学报国 的光荣传统，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勇于创新、严谨求实 的学术风气，把个人理想自觉融入国家发展伟业，在科学前沿孜孜求 索，在重大科技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各级党委和政府对院士们要政治 上关怀、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要做好退休院士工作，鼓励他们 继续发挥作用。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科技创新事业不断前进 的根本政治保证。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 方向，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万众一心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 而努力奋斗。各级党委和政府、各部门各单位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中央对科技事业的部署上来，切实抓好落实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 提高科学素养，不断增强领导和推动科技创新的本领。要尊重科研规 律，尊重科研管理规律，尊重科研人员意见，为科技工作者创造良好 环境，服务好科技创新。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创新的未来。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放手使用优秀青年人才，为青年人才成才铺路搭桥， 让他们成为有思想、有情怀、有责任、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当科学家是无数中国孩子的梦想，我们要让科技工作成为富有 吸引力的工作、成为孩子们尊崇向往的职业，给孩子们的梦想插上科 技的翅膀，让未来祖国的科技天地群英荟萃，让未来科学的浩瀚星空 群星闪耀。（讲话全文见第二版）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 大会由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主持。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致开幕 词。 1300 多位两院院士， “百名科学家、百名基层科技工作者”代表， 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军队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在京有关科研机构的科技 人员和高等院校师生代表等出席大会。 《 人民日报 》 （ 2018 年 05 月 29 日 01 版） 张劲夫 编者按：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1956 年至 1967 年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主持中国科学院的日常工作。 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的领导下，张劲夫同志组织中国科学院的 科学家和科技人员参与“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 研制工作，为中华民族赢得国际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86 岁的张劲 夫同志最近郑重地将这段历史公之于世。在他的这篇回忆文章中，不 但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运筹帷幄的历史场景，更有中国科学家的英雄群 像，他们是中华儿女的杰出代表。请历史永远记住他们！ 中国科学院与原子弹 毛泽东确立积极防御战略 1956 年初至 1967 年 1 月，我在中国科学院任党组书记和副院长。 早在 50 年代中期，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作出了要研制原子弹的决 策。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毛主席决定，为了防御，中国也要搞原子 弹。我们不首先进攻别人，但不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这是毛 主席一贯的战略思想。研制原子弹，当时总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 争取外援为辅。要靠自己研制，同时，要争取外援。那时候中苏关系 比较好，我们想争取苏联给我们一些援助。但这是争取援助，而不是 搞合作、搞共有。也就是说，搞原子弹的科研单位、工厂、各种设备 与技术都是中国自己的。我理解这就是中央当时搞原子弹的方针，是 毛主席高瞻远瞩确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科学院接受党中央下达的任务 中央决定以自力更生为主研制原子弹，这件事太重要了。后来又 决定自力更生为主研制导弹和自行研制人造卫星，统称“两弹一星”。 原子弹和氢弹是二机部负责，导弹是国防部五院（后来的七机部）负 责。毛主席对原子弹研制有一个批示： “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中国科学院就是按照中央确定的“大力协同”和“三家拧成一股绳” 的精神，主要承担原子弹和导弹研制中一系列关键性的科学和技术任 务，包括理论分析、科学试验、方案设计、研制以至批量制造所需的 各种特殊新型材料、元件、仪器、设备等。至于人造卫星，则从构思 到建议，都是由中国科学院提出，先后两次上马（1958 年、1965 年）。 经以周总理为主任、罗瑞卿为秘书长，具体领导这项工作的中央专门 委员会批准后，在国防科委的统一组织下，由中国科学院负责整个系 统的技术抓总，并负责研制卫星本体，七机部负责运载工具，科学院 和四机部共同负责地面测控系统。 科学院对党中央下达的“两弹一星”任务非常重视，党组决定由 我负责，并由裴丽生副院长具体抓“两弹一星”研究工作的安排落实。 当时，中国科学院为了落实“两弹一星”的研制任务，把管理机 构分为两个口：一个是计划局，管不承担国防任务的单位；一个是新 技术局，管承担国防任务的单位。参加“两弹一星”研制任务的科学 研究人员占全院科研人员的 2／3。谷羽是新技术局局长，宋政是副 局长，陆绶观是处长，帮助谷羽工作。那时，新技术局除了项目所需 的经费、器材优先得到保证以外，还有很多非标准设备可以安排到各 产业部门协助加工制造。我们的研究室、实验基地用的非标准设备， 由科学院研究所设计，由各有关产业部门按时制成，保证质量。由国 防科委统一管这方面的工作，派军代表驻厂监督，提出设计的研究所 也可以派员驻厂监督。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我们搞原子弹，怎样贯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自力更生为主，就是主要靠我国自己的力量开展科研。当时研究 核科学与核技术的力量主要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还有一 些分散在中国科学院的 20 多个研究所和其他部门的研究机构与大专 院校。争取外援为辅，主要是苏联答应帮助我们在北京建一个 7000 千瓦的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这个反应堆全部归我们管。此外，在另 一个地方建一个浓缩铀工厂。 制造原子弹的原料是铀 235。一天， 毛主席找到地质学家李四光， 他当时是地质部部长，也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毛主席问：“中国有 没有造原子弹用的铀矿石？”李四光说：“有！但是，一般的天然铀 矿石，能作为原子弹原料的成份只含千分之几。”要从矿石里把这千 分之几的铀提出来，再浓缩成为原子弹的原料，最重要的是要搞浓缩 铀工厂。 宋任穷到科学院搬兵 为了搞原子弹，中央专门成立了二机部，宋任穷任部长。我到科 学院工作后的一天，宋大哥打电话说要到我家拜访我。因为搞原子弹， 主要靠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为了工作的方便，中央决定把这个所整 建制交给二机部，但是对外还叫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名义上由 科学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由于研制原子弹的任务繁重，科研力量不 够，于是对任务作了分解，除了原子能所承担较大一块任务外，很多 重要任务还要由科学院的各研究所来承担。原子能所整建制转到二机 部后，骨干力量还不够，还要科学院支持，我们又从其他所调给他们 一批科技骨干。 宋大哥光顾寒舍，就是要来谈科学院怎么支持二机部，帮助二机 部的。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 “劲夫，这个事太重要了，你要帮助哇！ 其他部门我也希望他们来支持，主要靠科学院哪！”我说：没有问题。 这是中央的任务，是国家的任务，也是科学院的任务。第一，我把原 子能研究所全部交给你。另外，科学院其他各研究所凡是能承担二机 部的研究任务的，我们都无条件地承担；如果骨干力量不够，还需要 调一些人去，我们再想办法。譬如，邓稼先是学物理的，从美国留学 回来，是科学院数理化学部的学术秘书。吴有训副院长兼数理化学部 的主任，日常工作就靠邓稼先负责，这个同志你要我也给你。 原子能所“出嫁”不离家 科学院原子能所 1956 年建在中关村，是当时中关村建筑最好的 楼。原子能所交给二机部以后，由苏联援助建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 原子能所分为两部分，大部分人迁到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那里。当时 科学院搞原子能的有两个姓杨的科学家：一个杨承宗，从法国留学回 来的；一个杨澄中，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为了区别，我们叫他们“法 杨” 、 “英杨” 。 “法杨”是搞放射化学的，当时放射化学很关键。我们 最重要的措施是把杨承宗等一批科学家调到原子能所原子能反应堆 那里去。 “英杨”杨澄中留在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所负责配合原子能 所的工作。还有从大学调去的化学家汪德熙也到了二机部。 支持钱三强点将调兵 宋任穷来访以后，钱三强从苏联访问回来了。三强没调二机部以 前，当过科学院的学术秘书长。科学院代表团第一次访问苏联，他是 代表团团长。钱三强是著名核物理学家，他访问苏联回来很快就找到 我。他来的时候气鼓鼓的，说： “张副院长，我对你有意见！”我说： “什么意见？”他说： “对你们的科学规划有意见，你们搞了一个‘四 项紧急措施’ ，怎么没有原子能措施？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你怎 么没有搞哇！ ” 我说：“三强，原子能的事，是搞原子弹哪。这是国家最绝密的 大事，是毛主席过问的大事啊！另外要搞绝密的单独规划。”他当时 最关心的是想从科学院调些人去，怕我们不重视，不愿意给人。我说： “只要我们能做到的，尽量支持你，你这个原子能研究是中央任务， 是第一位的任务，比‘四项紧急措施’还重要。‘四项紧急措施’是 为你服务的啊！”我这一讲，他说：“我懂了，我懂了。”钱三强说： “我还想从科学院调几个人。”我问： “哪几个人？”他说，我还要更 多的人。因为还要成立核武器研究所（后来的九院）搞设计。另外， 还要搞电子显微镜的人，仪器要大大加强，才能承担原子弹研制任务。 当时，搞电子显微镜的，科学院只有李四光的女儿李林。三强说： “我 想调李林。”李林当时在上海冶金陶瓷所，掌握一台电子显微镜。我 说李林我可以给你，我另外培养搞电子显微镜的，先为你服务。问题 是我还要把她的家庭工作做好，不然夫妻俩分开，不好嘛。三强又要 求调科学院的学术秘书邓稼先同志去，后来，稼先同志在原子弹与氢 弹的研制中起了很大作用。另外，科学院的院刊编辑汪容到原子能所 理论组彭桓武那里，搞核物理理论研究，又将王承书调到二机部，她 工作很出色，做出了重要贡献。 后来，三强说，我还想要些人，最重要的是要沈阳金属所的副所 长张沛霖，我也同意他带一批人去了。张沛霖的功劳是把铀变成金属。 氟化铀原来是气体。要把它变成反应堆元件需做大量的工作，这是沈 阳金属所承担的；张沛霖对金属锆有研究，他后来当了总工程师。我 当时对三强说，你有任务尽量让我们各所承担。这之后的第二年、第 三年，我都请三强同志和副院长裴丽生同志，专门到各个所一项一项 地检查二机部研究工作的落实情况。 三强后来又找我说，科研任务还需要很多仪器，特别是光学仪器， 例如高速摄影，还要调科学院的一些人去。我说这个问题要和长春光 机所王大珩先生商量，他是所长。后来决定让副所长龚祖同带一批科 技人员到西安建立西安光机分所，主要为二机部的工作服务。因为二 机部好多工作单位在西北一带，要什么仪器，提出来让西安光机所研 究制造，比较方便。后来在全国成立了好几个光机分所，对“两弹一 星”的研制成功起的作用很大。三强提出的要求，我们科学院几乎全 部答应了。 攻克“三大技术难关” 搞原子弹，最重要的问题是浓缩铀的提炼问题，矿石里能提出的 天然铀同位素 235 含量只有千分之几。此外，铀的提炼也很重要。所 以，化学方面的科研任务很重。当时科学院有四个最知名的化学研究 所都由优秀科学家担任所长，号称“四大家族”：一个是上海有机所 庄长恭老先生；一个是长春应化所的吴学周先生；还有北京化学所的 柳大纲先生。此外，大连化学物理所也是非常强的，那里有张大煜先 生。我对三强说，科学院几个化学所承担你的任务，让哪个所承担什 么任务你提出来，我们都选最好的人为你做工作。 当时上海有机所只有研究力量没有生产力量，不能够提供产品。 我到科学院以后，让各所建立小工厂，上海市委还送给我们若干小厂， 给研究所当实验工厂。而且，还选最好的老师傅。我从铁道部吕正操 部长那里请来了许多老工人，很不错。我们需要的仪器设备不自己搞 不行。要建立研究室，要研制设备。另外，还有很多非标准设备，科 研人员设计图纸，让工厂做才行。我在北京中关村专门召开老工人会， 我说你们是金手艺，手是金的，能做出好多好东西！老工人听了非常 高兴。另外，从部队技术兵种的复员兵中，挑选了数千名有技术的战 士当工人，他们起了很大作用。 1960 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退专家。当时受影响最大的是 浓缩铀厂，关键材料苏联不给了，整个厂就停顿了。最紧迫的关键技 术问题有三个：第一是氟油。科学院以上海有机化学所为主，其它所 配合，终于研究出来自己的氟油，并把上海一个小厂要了过来。这个 厂有个工人当厂长叫杨庆年，很能干。他不但配合研究室把氟油研制 出来了，而且在他的厂生产，保证了供应。这个厂的总工程师顾子恺 也有贡献。当时，石油部还不能生产一些特种油品和石化产品，就靠 上海有机所生产。氟油我们自己能够供应，浓缩铀厂的机器就又能运 转了。当时边伯明当所党委书记，人不错，很开明。 第二是“真空阀门”。没有“真空阀门”，原子弹的气体原料就不 能一步一步浓缩，然后把铀 235 浓缩起来。 “真空阀门”的外援也断 了。科学院的上海冶金陶瓷所，当时已经分成两个所：一个是冶金所， 吴自良任副所长；一个是把陶瓷研究部分改为硅酸盐所，严东生任所 长。还有沈阳金属研究所最强的科学家李薰、师昌绪，再有张沛霖副 所长。我们科学院主要依靠上海冶金所、沈阳金属所已经先开展研究。 在上海冶金所集中力量攻这个关，搞“真空阀门” 。结果这个关攻破 了！攻克这个项目，除科学院金属所、冶金所外，还有复旦大学、上 海有条件的工厂等。这样，我们的浓缩铀厂才能生产。这时宋任穷调 走了，刘杰同志当二机部部长。他一见我的面，双手紧紧地握着我的 手说： “感谢你呀！我的工厂能生产了！ ”这项成果在原子弹爆炸成功 以后得了特等奖。所幸的是，这些我们早就开展了研究，是钱三强出 的题目，出题目很重要。 第三是高能炸药。原子弹怎么引爆？需要引爆装置。普通炸药不 行，要高能炸药。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到甘肃建立一个分所， 主要搞高能炸药，专家主要有于永忠等。有了高能炸药，才能做高能 的引爆。上海有机化学所的黄耀曾带着一些人支援。还有五机部的一 个所，也去人参加。他们合作又把高能炸药研制出来了。 最后，是我们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现场观测，主要是科学院 地球物理研究所、力学所、物理所、声学所、光机所等承担的任务， 与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共同商定各个类型的 15 项测量技术方案，都是 我们自己制造的仪器，各所派技术骨干到现场参加核爆试验，全部按 时完成了任务。还有其他所，在现场做了很多试验，当时其他部门也 参加做试验，但大部分现场实验和观测是科学院完成的。 钱三强功不可没 我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早在 1960 年，原子能所就成立了“中子物理领导小组” ，由所长钱三强主 持，组织黄祖洽、于敏等开始做基础研究，为后来的氢弹研制作准备。 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他们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也得过大奖， 但题目是刘杰与三强商量后提出的。原子弹爆炸以后还要搞氢弹，而 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只有两年零八个月。1964 年爆炸了原子弹，1967 年就爆炸了氢弹。有人总认为三强自己没参加具体的研究工作，我则 认为如果没有他做学术组织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内行地及早提出这 些方案与课题，你怎么赶上和超过别人。当然，原子弹和氢弹的设计 主要靠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的出色工作，使我们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 的过程，在全世界来讲，也是时间最短的。二机部是制造核武器的主 管部门，除从科学院调去原子能所和提到的几位专家外，还有从高等 院校调去的朱光亚、周光召等专家，他们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三强最感谢的就是科学院提供的计算机，对 二机部帮助很大。所以，我当时说如果没有“四项紧急措施” 、没有 那几项最重要的技术配合，单独搞原子弹是不行的。我们科学院早在 1958 年 8 月 1 日就研制成功第一台计算机。要我去讲话，我给它一 个提法，叫做“有了”――“中国有了计算机了！ ”第一台计算机是 电子管的，是最低级最原始的，一秒钟才运算几十次，但总算有了嘛。 接着，我们研制第二台，1959 年 9 月，104 机出来了，也是电子管的， 每秒一万次，当时就起了很大作用，主要为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服务。 这个所即后来的九院是搞设计的，那个计算量太大了，没有这个计算 机，几年也算不出来。再过一段，第二代计算机出来了，晶体管的， 科学院半导体所搞的。从美国回来搞半导体材料的林兰英，和科学家 王守武、工程师王守觉两兄弟，是他们做的工作。第二代计算机，每 秒数十万次，为氢弹的研制做了贡献。 三强去世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特别怀念他做了许多学术组 织工作，比如说要科学院各个所来配合承担任务，你选什么任务，他 能提出题目来，请你承担，他懂，他在法国跟着约里奥？居里做研究 工作，发现过原子核三分裂现象，组织能力也比较强。他人很直爽， 有意见就提。 此外，原子弹爆炸试验数据的采集，科学院也做了很多工作。那 个试验主要是在空旷无人的地方进行，可以试验它的破坏力。中国科 学院有好多所，都派人参加试验了。 中国科学院与导弹 钱学森为国献宏猷 钱学森是世界气体力学大师冯？卡门最好的学生，还有郭永怀、 林家翘都是冯？卡门最优秀的学生。我国火箭喷气技术即导弹技术的 建立，是钱学森先生首先提出来的。我们成立力学所，请他当所长， 后来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参加了 12 年科学规划工作，担任综合 组组长，作过一个很精彩的关于核聚变问题的学术报告，为科学规划 的制定出了许多好主意，特别是他亲自起草和制定的关于火箭喷气技 术的建立，实际就是导弹技术的发展计划，我看了很受鼓舞。郭沫若 院长看后更是诗兴大发，欣然挥毫，题诗一首：“赠钱学森―――大 火无心天外流，望楼几见月当头。太平洋上风涛险，西子湖畔数风流。 冲破藩篱归故国，参加规划献宏猷。从兹十二年间事，跨箭相期天际 游。” 钱学森任科学院新成立的力学所所长以后，迅速聚集了好多优秀 科学家。我们在中关村建起了力学所大楼。因为空气动力学要搞风洞 实验，中央拨出 500 吨钢板供力学所建风洞。 当时，陈赓大将担任哈尔滨军工学院院长，专门向钱学森请教关 于导弹问题。钱学森说： “我是要建议我们国家搞导弹，这是很重要 的军事武器，将来一定要大发展！ ”这个建议送到中央以后，周总理 很重视。当时，彭德怀当国防部长，周总理让他邀请在北京的几位元 帅，对钱学森搞导弹的建议进行讨论。周总理的工作方法很好，请元 帅们提意见，所有参加讨论的元帅都赞成。很快，中央决定我们国家 要搞导弹。这时就正式在国防部下面成立第五院，把钱学森调去当国 防部五院院长。另外做组织工作的，再调总参通讯部部长王诤同志当 副院长，调刘有光当政委。 科学院请缨探路 中央决定由国防部五院负责研制导弹。从各方面调人，主要是从 科学院调，许多重要研制任务也要科学院来承担。当时，导弹研制也 是按照中央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办。我们一方面尽可 能争取得到苏联的一些援助，但另一方面，立脚点还是我们自己干。 那时，搞导弹是以五院为主负责研制。他们建立了若干相应研制 机构。要从各方面调人，主要从科学院调一批科学家去。当时，我建 议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我们参与五院搞；另一方面，科学院自己也搞。 我们科学院搞探路工作，先走一步，为五院服务。我这个建议聂帅同 意了。科学院自己也搞导弹研究，因为当时人才主要的在科学院，我 们除了调走一些骨干到五院以外，科学院在这方面的研究所很多，综 合能力很强。因此，中国决定搞导弹是两条腿：一个是五院，这是主 管部门专门干这个事，国家大力支持；一个是科学院，也搞研究，搞 探索工作，也有实验基地。 郭永怀雪中送炭 在中央决定搞导弹之后，钱学森的师弟郭永怀，在面对优越的科 研和生活条件与祖国需要何去何从的时候，他选择了祖国的需要。为 了避免遇到美国当局制造的麻烦，他在和学生们聚会的篝火旁，掏出 十几年写成的没有公开发表的书稿，一叠一叠地丢进火里，烧成灰烬， 令在场的学生惊呆了。他的夫人李佩教授当时也感到可惜。郭永怀教 授带着对祖国的赤胆忠心，也带着非凡的力学和应用数学的复合智慧， 携全家回到了祖国。中央很重视，毛主席亲自接见他。科学院安排他 和钱学森一起工作，任力学所副所长。 发射导弹，需要有发射基地。钱学森提出，搞导弹主要看你火箭 用什么燃料，火箭的燃料很重要。钱学森说一定要搞新的高能燃料。 科学院要把科研重点放在开发自己的高能燃料上，这样火箭才能做得 大，射得远。 每一种高能燃料研制出来后都要试烧，要试车，火箭的发动机、 尾巴的喷管均要试验。我和钱学森商定，让科学院力学所承担这个任 务，需要选一个实验基地，当时民航局给了我们一架专机，在北京上 空转了几圈，我和钱学森坐在飞机上往下看，看了几遍就选定京郊山 区的一片林地里面，成立力学所二部，由林鸿荪负责。林鸿荪是钱学 森在美国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也回国到力学所工作。另外，让化学所 与他们配套，也成立了化学所二部，主要研制高能燃料。同时科学院 还有好几个研究所也研究高能燃料，特别是大连化学物理所，是搞石 油煤炭研究的，业务上比较接近，过去叫石油研究所。另外，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所，这些所都接受了任务，研究开发中 国的高能燃料。上海和大连在山区也搞了实验基地。因为钱学森、郭 永怀他们有这方面的专长，实验基地的主要实验方向是先试验液氧， 要把氧气变成液体，它需要低温。科学院在中关村建立了一座气体站， 可以集中相当数量的氧气、氢气。既供应民用，也供应科研使用。科 学院物理所洪朝生负责的低温实验室，专门研究低温，把温度降低， 氧气就变成液体燃料了。首先用液氧，需把温度降到零下 180 摄氏度 左右。但推力大的是液氢，可制成液氢的难度就大了。需要把温度降 到零下 250 多摄氏度左右，氢气才能液化。而且，氢气还容易爆炸。 科学院主要任务是搞高能燃料的。当时，各方面的协作关系都很 好。有的燃料毒性很大，我们每次实验都要请防化兵，带着防毒工具， 把工作人员都武装起来。高能燃料是导弹一个关键所在。科学院当时 承担的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做高能燃料的研究开发，提供给五院。 中国导弹发射成功 新的高能燃料研制成功之后，五院先用这个燃料设计发动机。力 学所二部由林鸿荪主持，在山区基地建成了两个不同量级的液氧、液 氢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做了 100 多次发动机台架试验，取得了成功。 以后，按国防科委要求，全部试验资料和数据转交给七机部。这一重 大成果对他们研制远程火箭起了很大作用。林鸿荪研究员为我国火箭 技术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林鸿荪他们每次燃料试验都有仪 器测试、记录，有数据，提供设计单位设计。我们主要靠自己，我国 第一枚导弹就在 1960 年搞成了！ 1960 年，我国的第一枚导弹的发射成功，也凝结着工程兵的功 劳。工程兵派出 4 万工兵，用了两年的时间，在西北的沙漠里建起了 规模相当大的发射基地，基地通火车，里边还有飞机场。这是要花很 大人力物力财力的。发射的时候，我们去了现场。聂荣臻元帅身体不 好，是坐火车去的；我和张爱萍是坐飞机去的。当时我们三个人都在 现场，看第一枚导弹发射情况。这是比较近距离的导弹，发射取得了 圆满成功！张爱萍情不自禁地跳起来，拥抱钱学森。它的意义正如聂 荣臻元帅在祝词中所说的，我国第一枚导弹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射成功， 开创了我军武器装备的新纪元！ 钱学森指点新目标 我国第一枚导弹的射程太短，更不能用来发射原子弹、氢弹。钱 学森又提出，一定要进一步地搞高能燃料，加大它的推力、速度。新 的高能燃料主要是液氢，它的推力大，导弹的温度相对也高了，这就 需要科学院再研究耐高温的材料。远程导弹分成几级，自动控制问题 也必须解决好，科学院又为此成立了自动化研究所。火箭里面还要有 小型计算机，叫弹上微型计算机，用来控制那一节火箭什么时候脱离 开来。要研制小型的计算机，任务交给刚回国的年轻科学家黄敞负责， 他是搞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我们要搞第三代计算机，他先在北京做一 段工作，然后到大后方去。后方选点是计算机所所长阎沛霖去的，选 在陕西省的一个山沟里，建立起计算机研究基地。我们把大规模的研 究力量派到那边去。罗瑞卿同志亲自确定导弹里面的小计算机由科学 院研制。 导弹方面，科学院主要配合研制出高能燃料，液氧和液氢以及固 体高能燃料，研制出耐高温材料。首先进行小型实验，取得科研成果 后，提供给五院。科学院协助五院研制和解决了导弹上的自动控制问 题。我们电子所搞了远程雷达。导弹发射场的光学仪器，不仅要能跟 踪导弹到高空，而且能快速摄影，把发射过程都拍摄下来。这一任务， 主要是由长春光机所负责。另外，导弹通过地球表面的空气层要燃烧 起来，所以整个弹体，包括弹头都要有高温材料。发射的几节火箭， 到了一定时候要脱开，把烧完的那节丢掉。总之，研制导弹还有好多 问题，要科学院各个所分工承担协同解决。另外科学院自己也在搞试 验，做高温材料、高能燃料，尽量让导弹推力大一点，发射得远一点。 科学院搞小型导弹 按照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科学院也搞火箭。科学院先搞了一个气 象火箭，研究气象问题，我们有好几个研究所配合搞气象卫星。另外 中央专委下达任务让研究超低空导弹，这种导弹正在试验并取得重大 进展时“文革”开始，科学院的这部分宝贵技术资料包括实物全部交 给了三机部。 为了自己搞导弹，科学院建立了好几个基地，主要基地在上海。 高温材料有的用化学材料，有几个所搞出来了。化学材料耐高温，也 得用试车台，通过试验取得数据。因为我们经费有限，只能搞简易的。 在某地建了发射基地，可以试验发射气象火箭。这时候科学院吸收了 一批解放军到期要退役的技术兵、雷达兵、坦克兵，参加发射基地、 试车台基地、试验基地和工厂的建设。我们科学院在北京成立了最好 的科学仪器厂，在上海也成立了科学仪器厂。 后来，为了加强五院的力量，科学院继钱学森所长到五院之后， 又让怀柔力学所二部的一部分人去加强五院，还从其他所调一些人去。 以后，五院改成七机部。科学院为了搞小型火箭，我们和上海市委合 作，还在上海成立了机电设计院，专家是王希季、杨南生，从北京科 仪厂去了一个厂长。另外，上海市委动员了好多工程师到我们设计院， 主要靠上海的力量，在上海搞。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工厂，生产超低空 火箭、气象火箭。上海有机电设计院设计，有试车台基地，有生产基 地，有重要研究所，有好多工厂，可以把特殊产品生产出来。 北京科学仪器厂配备了 200 名大学生，可以生产电子显微镜、电 子探针仪，许多相当先进的科学仪器我们都能够自己生产出来，武装 我们各研究所，还供应国内其他一些单位，水平很高。科学院参加导 弹研制工作的好多单位配合五院，也调了一些人接受了一些重要和关 键的研制任务。科学院尽量搞些新的，探一些新路子，供五院、后来 是七机部采用，为他们自力更生发展导弹技术创造条件。 两弹结合 1965 年我国第二颗原子弹试爆是用飞机载着投的，但最终要靠 导弹发射原子弹。因此，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两弹结合的问题， 在导弹上装原子弹，特别是氢弹头。这项工作很关键的问题是要有高 能炸药，就是弹头不能太重了，太重就发射不远。要发射得远，弹头 要有重量最高限度。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在甘肃专门建立了一 个分所，与五机部一个所协作，专门研究高能炸药。经过不断的地面 试验，最后把高能炸药的关攻破了，能够使我们的导弹带上原子弹、 氢弹，发射得很远很远，成为战略火箭，就是带有核弹头的战略导弹。 当然是一步一步来的，一步一步探索，一步一步研究，一步一步开发 成功。关于导弹，因为“文化大革命”中钱学森得到了保护，总起来 讲发展得比较好一些。郭永怀带着力学所二部到国防部门，对发展我 国的军事高技术建立了卓越的功绩。后来，他乘坐的飞机失事，因公 牺牲，这是我国科学技术界，特别是国防高技术界的重大损失。郭永 怀同志是一位很好的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与人造卫星 搞卫星赵九章最积极 中国要搞人造卫星，是科学院首先提出来的。1958 年就有科学 家提出： “上天、入地、下海”。入地就是要向地球的深层次挖掘，开 发新的资源。下海就是利用海洋资源，以及用科学方法加强我国海防。 汪德昭是声纳发明者法国郎之万的学生，就对加强海防提出了建议。 他在核爆炸次声测试方面也有贡献。那个时候我们的声学研究由电子 所马大猷先生带领的声学室在搞。电子所所长顾德欢原来是浙江省副 省长，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他要求到科学院来。1957 年苏联第一颗 人造地球卫星上天，走在了美国之前。美国人把苏联卫星上天的那天， 宣布为国耻日。我们中国也要搞人造卫星，科学院的科学家们都比较 积极，其中最积极的是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先生，他对科学院提出 第一个卫星方案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央政治局拨巨款支持 1958 年，我国科学家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我把科学家这 个意见反映到在武昌召开的党中央全会，我当时是候补中央委员参加 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同意以科学院为主搞人造地球卫星， 并且批准拨专款 2 亿元人民币。科学院也不能一家独办，我们组织各 方面协作，把有关单位组织起来。当时为了搞卫星，又成立了“581 组”和三个设计院。这个地方是 12 年科学规划提出“四项紧急措施” 时，周总理特批给我们的，后来力学所大楼和其他研究所大楼建成了， 那个房子就空出来了。我们又在那里成立了 581 设计院。 卫星要上天，需要做很多工作。其中很难的一件事，就是所有装 在卫星上面的仪器，要在地面上建一个基地，造成高空真空环境，仪 器在这个地方运转先试验好；送生物上天，也要在地面模拟设备里边 试验好。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在北京北郊建立高空模拟实验设备，就 是卫星上天以后仪器怎样运转，在地面真空的条件下，所有的仪器、 生物等等，都要先进行实验。再加上卫星本身，搞什么仪器等。我记 得第一个方案，计划在 1959 年国庆 10 周年发射。 三年经济困难发射计划延期 由于三年经济困难，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对我说：卫星还要搞， 但是要推后一点，因为国家经济困难。后来，推迟到 1970 年人造卫 星上天。以前管“两弹”的中央专委，后来让我参加中央专委的工作， 负责卫星的研制，把人造卫星搞成。第一个卫星是科学试验卫星，卫 星在天空转的时候能够播放《东方红》乐曲。以后又制定新的卫星计 划：搞通信卫星、气象卫星等。 中央专委决定，卫星任务由科学院承担，卫星本身主要是科学院 研制的。科学院也组织有关部门配合。研究工作中需要搞许多非标准 设备。比如，地面模拟真空实验设备，要有关部门帮助做出来，我们 在地面上才能试验，而且在真空条件下试验。我们科学院在北京建立 了科学仪器厂，作为人造卫星的总装厂，而当时我们科学院的外汇有 限，我们花外汇购买的好设备都放在科仪厂。他们能做好多东西。我 们研制卫星，不断有进展，地面设施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了。特别是 三年困难过后，我们自动化所、电子所，搞卫星控制，能连续通讯， 这些工作都有重大进展。可是，正当科学院的卫星研制基本完成的时 候，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科学院卫星研制任务交给国防部门了， 具体交给了七机部，就是现在的航天工业总公司。1970 年 4 月 24 日 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实际上是交到国防部门不久的事情。要把 这个历史说清楚，这是科学院那么多人的心血凝成的，特别是科学家 和工程技术人员，包括很多技术工人，他们的历史功绩不能埋没！ 三年经济困难过后，正是在科学院卫星研制工作各个方面都有了 进展，有了突破，基本成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起来了。陈伯达 伙同“四人帮”夺了我的权。在那场内乱中，科学院卫星研制工作和 机构并入了国防部门。中国科技大学搬到合肥去，原来是“全院办校、 所系结合”，结果大学搬走，不好“结合”了。一些科学家和管理专 家，如赵九章先生，力学所的高级研究员林鸿荪，院政策局局长汪志 华等，都受到残酷迫害。十分令人痛心！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 科学院的贡献会更大，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会更快、更好。 应该永远记住这段历史 中国科学院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参加“两弹一星”的研制，是在很 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的工 业化正在开展，我们的国力不强，科研力量不强，条件很艰苦，是真 正的白手起家，是真正的创业。可是，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央 的正确方针、政策，我们靠的是一批从国外回来的有高度爱国心的科 学家，又靠他们带出一批年轻的科学家，他们靠的是一种崇高的精神， 一种为了祖国富强而献身的精神，他们是“两弹一星”的真正功臣。 除了我前面提到的一批我印象很深的科学家以外，还有一些科学家在 不同领域做出了贡献，有的还是很重要的贡献。例如原子能所的著名 物理学家王淦昌，物理学家彭桓武、朱洪元，科学院的数学家关肇直 和冯康，红外物理专家汤定元、匡定波，王大珩的大弟子、光学专家 唐九华，上海有机所的黄维垣，我国计算技术的创始人之一、计算所 的王正，钱学森的大弟子、力学所的郑哲敏，卫星总体组负责人、地 球物理所的钱骥，电子所卫星地面测控系统的负责人、后来到国防科 委当了科技部副主任的陈芳允，力学所的闵桂荣，后来当了空间技术 研究院院长，工程力学所的刘恢先、长沙矿冶所的周行建、高能所的 陆祖荫，自动化所的陆元九、杨嘉墀、屠善澄等等。 我作为我国研制“两弹一星”的历史见证人之一，我能够在这里 提到的人必是挂一漏万。我提议，让我们一起对为中国的“两弹一星” 事业做出贡献的所有科学家、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工作者、 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致敬！向为了这一伟大事业而献身的同志表示深 切的怀念与哀悼！ 请历史记住他们！ （文/蔡纯琳 央视网提供） “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 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2018 年 5 月 4 日，纪 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再次向世人宣示中国共产党对马 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在京举行。（来源：新华社）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引走到今天，也必然依靠马克思 主义的指引走向未来。 就如何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上好这堂“共产党人的必修 课”，习近平不仅语重心长谆谆教诲，亦以身作则践行示范。 支妙招！ ——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当作“生活习惯” 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一周之际，一张新华社发布的照片在各媒体广 为传播。照片中，习近平指着陈列柜中的一件展品，认真地看。 这是 2017 年 10 月 31 日，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上海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参观时的情景。 习近平格外关注的这件展品，正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之一。 2017 年 10 月 31 日，习近平等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参观。（来源：新华社） 2018 年 4 月 23 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就这本书及其时代意义进行了集 体学习。会上，习近平特别强调：“《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理 论宝库，值得我们反复学习、深入研究，不断从中汲取思想营养。” 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 集》……近年来，在国内外多个场合，习近平为广大党员“读好书”开 出了一份详实书单，并明确要求大家“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 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 “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创造性地运 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在习近 平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多次以马克思主义为主题进行集体学习，为全 党学习作出表率。 众所周知，习近平“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即使平日工作繁忙，他也 坚持读书，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方式。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卷帙浩繁，领导干部都集中较长一段时间进 行脱产学习是有困难的”，习近平支招，“主要是靠自己挤时间学习，因 此要突出重点，精选精学”，而且要“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原原本 本学，熟读精思、学深悟透，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划重点！ ——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 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终要落实 到“怎么用”上来。 习近平告诫大家， “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 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 追求真理”。 《共产党宣言》现存于世的唯一一页手稿。（来源：新华社）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习近平在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坚持把马克思 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行动指南，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 “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 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 。” 基于对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深刻理解，并结合中国国情，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历史判断。同时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 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立足中国实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顶层设计。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 “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 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写在旗帜上， “永远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保障 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这也是中国共 产党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最佳注脚。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 “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 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 代、引领时代，切切实实推动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一串串数字、一 个个故事，展现出中国的蓬勃生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年减贫 1300 万人以上；国内生产总值从 54 万亿元增长到 80 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 医保织起全世界最大医疗保障网，覆盖 13 多亿人；“复兴号”启程、国 产大飞机首飞、国产航母下水、 “慧眼”遨游太空……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 “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 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中国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发挥掌舵领航的核心作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马克思主 义这一科学真理在 21 世纪焕发出了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敲黑板！ —— 我们要赢得未来，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 真理之光，穿越历史，照亮今天，照进未来。今天的中国，已经到 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 越是关键时刻，越需要明确方向。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伟大而壮阔，前无古人，后启来者，惟有坚持以科学真理为指导， 方能挥洒自如，顺利完成这一鸿篇巨制。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 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提醒大家“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 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各 样的拦路虎、绊脚石，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 ”习近平用一句 句妙言隽语，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动摇” 。 2017 年 9 月 29 日，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 43 次集体学习时， 他用“参天大树之根本” “万里长河之泉源”比喻马克思主义之于党和人 民事业不断发展、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重要性，告诫大家“背离或放弃 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2018 年 4 月 至今，习近平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确立行动指南： “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 ， “用鲜活丰富的 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 ” 时代洪流，滚滚向前。 奋斗新征程，我们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滋养。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指引下，伟大 的中国人民正以豪迈步伐向着实现伟大目标坚定前进。 朱德，开国元勋，十大元帅之首。一个堂堂的总司令竟然没钱， 还写信给好友，直言要“借钱不还”，我们看看这信里到底是怎么写 的。 与龄老弟： 我们抗战数月，颇有兴趣。日寇占领我们许多地方，但是我们 又去恢复了许多名城。昨邓辉林、许明扬、刘万方等随四十一军来晋， 已到我处，谈及家乡好友，从此话中知道好友行迹，甚以为快。更述 及我家中近况颇为寥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 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 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 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 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望你做到复我。 ——朱德给戴与龄的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节选】 与龄老弟名叫戴与龄，比朱德小两岁，两人是“发小”。信中说 到的两位母亲，指的是生母钟氏和养母刘氏。朱德写这封信是 1937 年的 11 月，四川老家正逢大旱，八十多岁的生母和养母，吃喝都成 了问题，在这忠孝难以两全的时候，也只能写信给好兄弟戴与龄求助 了。 朱德曾在旧军队任职，那时候他一年能拿到两千大洋，相当于现 在的年薪 40 万。但投身革命十多年以后，身为八路军总司令的他， 却穷的连赡养母亲的钱都没有。据说当时也不算富裕的戴与龄收到这 封信后，二话没说给他的两个母亲寄去了两百元中币，差不多是现在 的四万块钱。朱德当时为什么就穷到了这个地步呢？我们在他与前妻 陈玉珍的信中，也许能找到答案。 玉珍： 九月十二日的信于九月廿七号在前线作战区收到，知道你十年的 苦况，如同一目。家中支持多赖你奋斗。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 较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庄弟及理书、尚书、宝书、许明扬等现在 还生存否？做什么事，在何处？统望调查告知。以好设法培养他们上 革命战线，决不要误此光阴。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 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 遇，我与战士同甘苦已十几年，快愉非常。因此，无论什么事都可办 好。平南飞陕尚未见面，是否来山西还不知道。以后不宜花去无用之 钱来看我，除了能作战报国的人外均不宜来。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 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 革命办法非此不可。家庭累事均由你处置，我从不过问。手此致复， 并问亲友均好。 ——朱德给陈玉珍的信（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节选】 很多人都知道江竹筠（江姐）是一个大无畏的人，通过这封信， 我们能看到江竹筠的另一面。因为这是一封“托孤信” ，信抬头的“竹 安弟”并不是江竹筠的弟弟，而是江竹筠丈夫彭咏梧前妻的弟弟—— 谭竹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来看她写给谭 竹安的信。 竹安弟： 友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幺姐及两个孩子给你的 负担的确是太重了，尤其是现在的物价情况下，以你仅有的收入，不 知把你拖成甚么个样子。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希望这日子快点到 来以外，我什么都不能兑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 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 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 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 矣。幺姐是否仍在重庆？若在，云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节省一笔 费用。你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握别。祝你们都健 康。 ——江竹筠写给谭竹安的信(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节选】 江竹筠信中所写的“幺姐” ，指的就是彭咏梧的前妻谭正伦。彭 咏梧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 的一名中级职员。1943 年年初，信托局修好了新宿舍，有家属的人 都可以申请独立的住房。此前，彭咏梧一直和十几个同事挤在集体宿 舍中，非常不利于地下工作。他的“分房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但 家属却成了个难题。彭咏梧时年 28 岁，已和谭正伦结婚多年并育有 一子。谭正伦和孩子一直在云阳老家。两年前刚调任到重庆时，彭咏 梧曾有把妻儿接来的打算，但妻子回信告诉他，儿子正在出麻疹，暂 时去不了重庆。这样的通信引起了党组织的警觉。为了进入信托局， 彭咏梧被包装成“中央大学毕业生”和曾经的“北平银行职员” ，云 阳是他早年开展学生运动、革命活动的地方，他与云阳的联系一旦被 人注意到，很可能引出“案底” 。因此，彭咏梧切断了与云阳的一切 联系。 江竹筠正是党组织在重庆的地下党员中物色挑选的“彭太太”。 江竹筠时年 23 岁，已经入党 4 年，为人机警可靠，而且文化水平较 高，在为彭咏梧提供掩护身份的同时，还能协助他处理机密的党内工 作和联络工作。那时候江竹筠尚未婚配，但还是接受了这个“嫁作人 妇”任务，扮演起了“彭太太” 。当时，云阳一带曾遭到日本的猛烈 轰炸，据传到重庆的消息说，彭咏梧的妻儿在轰炸中丧生。1945 年， 经党组织批准，彭咏梧和江竹筠正式结为夫妻。一年后，彭云出生。 1946 年，彭咏梧在街上遇见了妻弟谭竹安，才知道自己的妻儿 还活着。那时的谭竹安无法接受自己姐夫和江竹筠的婚姻，对此心存 芥蒂。不久，谭竹安到地下党组织的联系点去联系工作，接待他的竟 然是江竹筠。面对眼前这个出言不逊的小伙子，江竹筠说，“如果革 命胜利了，我们都还活着，到那时候才能真正考虑怎样理清这种关系， 需要的话，我会把你姐夫还给你姐姐。 ”这坦诚的言辞让谭竹安对江 竹筠心生敬意。从此，二人便以姐弟相称。 不仅谭竹安，彭咏梧的前妻谭正伦也接受了江竹筠，以及彭咏梧 与江竹筠的儿子彭云。据彭云回忆，“1947 年 10 月，母亲受命重返 下川东组织农民暴动之前，给谭妈妈（谭正伦）写了一封信，这封信 不但将一切和盘托出，还嘱托谭妈妈尽快来重庆照顾我。那是我的两 个妈妈唯一的一次通信。 ”1948 年 2 月，谭正伦冒着白色恐怖的威胁 来到了重庆，从江竹筠的战友手中接过一岁零十个月的小彭云。此后 直到重庆解放的将近两年时间里，谭正伦带着彭云躲过一次又一次劫 难，使敌人抓捕彭云、威迫江竹筠就范的阴谋没有得逞。 1948 年，彭咏梧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头颅被敌人砍下悬在城门。 当年 6 月，江竹筠也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 监狱。根据幸存的狱友回忆，曾看到江竹筠走路一瘸一拐，并且手指 红肿，像腌萝卜似的。狱友们都知道，江竹筠受了老虎凳、夹手指的 酷刑。由于受刑重，为了忍受疼痛，她只有咬被子，被子的一角都被 她咬破了。而这封托孤信，是江竹筠在狱中将衣被里的棉花烧成灰， 加上清水，调和成特殊的“墨汁”，再把竹筷子磨成“笔” ，蘸着“墨 汁”在一张如厕用的毛边纸上写下的。这也是她留在世间最后的文字。 在写下这封信后不到三个月，江竹筠英勇就义。她写信的那一刻，除 了有革命必胜的信念，还有要出去见儿子的想法。江竹筠就义前把自 己的梳子、牙刷、口杯，所有能送的东西都送给了其他难友，而唯一 带着的是儿子彭云的照片。 —— 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 陈长发 电话与手机的方便，使我好多年未用纸笔给远方的亲人写过家书， 也多年未接到远方亲友的“尺素传书” 。原先浸染墨香与浓浓亲情的 的家书，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 近日我从网上读了部分革命先烈在炮火中、在临刑前写下的《红 色家书》 ，似乎触摸的不是文字，而是英烈们的澎湃与滚烫的热血， 是既有大爱又有小爱、既爱大家又爱小家的博大灵魂。 先烈心中有“大爱” ：爱祖国，爱人民。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 立，他们长年抛妻别子、颠沛流离，最后流血牺牲。如：钟志申(1893 —1928)在给哥哥的遗书中写道： “当我入党之时，就抱定视死如归的 意志。我认定，共产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成功。我牺牲生命， 把一切贡献于革命，是为了寻找自由，为了全国人民求得解放。我知 道我的牺牲，不会白牺牲，我的血不会白流……共产党是杀不绝的啊！ ” 先烈心中也有“小爱” ：爱父母，爱妻儿。他们虽然胸怀崇高理 想，但他们同样是血肉之躯、热血男儿，他们与普通人一样有儿女情 长。 他们孝敬父母。熊亨瀚(1894—1928)在遗书中说： “余生未报父 母养育之恩，死又增父母西河之痛，罪孽深重，上通行天……倘来生 有缘，再报寸草。” 他们深爱妻子。黄竞西(1896—1927)在写给妻子的遗书中说： “惟 我们不能偕老，夫妻能偕老的有几呢？一年、一月、数日的都有，我 们已有了十年，也不算少了，宝儿也四岁了。你万勿以我而悲伤。你 的体弱，千万要保重。 ”。 他们教育后人。杨杰(1889—1949)临死前在给儿子的信中说： “世 道艰苦，奋斗才是出路。幼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运气总是落在 有本钱人的身上（本钱者，有技术、有学问、有能力之谓） 。” 《红色家书》收录的一封封家信，描绘的是众多革命志士背后关 乎爱情、亲情、友情的“小爱” 。细细品来，这又何尝不是对国家、 对民族、对人民的“大爱”呢？他们在那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 烽火岁月里，写下的那些牵肠挂肚、血泪相流的家书，既可告戒家人、 警醒世人、又能启迪后人。 读着这些有血有泪、情意真挚的书信，我忽然明确了人生目标： 共产党员不能崇尚享乐，不能得过且过，要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 小心谨慎经营好自己家庭。 我是一位极普通的乡村教师，教书育人是我的本职工作。教师的 党性不是像战争年代的革命先烈那样抛头颅洒热血，而在于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推进素质教育，立德树人，努力创造条件缩小城乡差 距，促使教育均衡发展，认真研究学生、认真钻研教材、不断改进教 法，让学生德、智、体、美、劳各全面得到发展，把学生培养成社会 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也是一种人生幸福。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家庭也是 每个人解除疲劳、休憩身心的最佳处所。所以一个共产党员工作之余 回到家里，要孝敬关爱父母，与爱人相敬如宾，并教育好自己的子女 成长成材。特别是在外不能贪赃枉法、违法乱纪，让家人放心与安心， 是给家人最大最长远的幸福。 读完《红色家书》 ，令人泪湿衣襟，也令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增强党性修养。 人民日报评论部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 担当新作为的意见》 ，对于充分调动和激发干部队伍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有着重要意义。一项项务实的举措，让人充分感受到党 中央对有担当、有作为干部的厚爱与期待。把好“方向盘”、用好“指 挥棒”，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把严管和厚爱都落实到位， 才能让干部干得开心、拼得安心。这组系列评论，将跟大家一起探讨 如何让干部想为会为敢为。 ——编者 刚性约束强调的往往是底线要求，要真正把每个人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都充分激发出来，关心与厚爱同样不可或缺 在其位者有担当，这是我们对干部履职的基本要求。我们评价干 部，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有没有“宽肩膀” “硬肩膀”，有没有强烈的 担当精神。 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 督、失责必追究”是硬杠杠。近年来，领导干部问责制日益完善，对 干部履职尽责的约束和管理越来越严格，大家普遍感到肩上的担子更 重了、工作的要求更实了。在某种意义上讲， “官越来越不好当了” 是件好事，规矩多了、要求严了，干部的责任心会在约束中越来越强。 当前，少数地方仍有这样的现象：一些过去“门难进、脸难看、 话难听、事难办”的单位，如今门好进了、脸好看了、话好听了，但 事情还是不好办；有人以“暂无政策”为理由，片面生硬地套用文件， 底气十足地拒绝解决群众诉求；有人以“层层传导压力”为借口，把 自己应负的责任推给下级和基层；还有的人对上级的吩咐竭尽所能， 对群众的呼声却光有好态度、没有真作为， “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 领导不注意” 。对于这样的“软抵抗”，还应继续坚持严管、加强问责。 但也应该看到，刚性约束强调的往往是底线要求，要真正把每个 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都充分激发出来，关心与厚爱同样不可 或缺。 我们也不讳言类似情况的存在：一些个性鲜明、坚持原则、敢抓 敢管、不怕得罪人的干部受到冷落排挤；一些敢想敢干、敢闯敢试的 干部，由于在探索过程中遭遇挫折，被指指戳戳乃至失去提拔重用的 机会。这样的导向之下，个别基层干部甚至想着去担子相对不重的所 谓“冷衙门” ，把这里当作避风港，心灰意冷、一心只想“休养生息”。 要做到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必须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绩 的用人导向，贯彻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的辩证法，对不 担当不作为的干部，根据具体情节该免职的免职、该调整的调整、该 降职的降职，同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敢 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 倡导和激励，是为了解决干部不想为、不会为、不敢为等问题。 谈及《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发布的 意义，中组部负责人重点就此作出了解析。成因复杂的问题，需要辨 证施治。正是针对动力不足“不想为” 、能力不足“不会为”、担当不 足“不敢为” ， 《意见》提出了一系列对症下药的办法，不只是政治上 激励、工作上支持，也有能力上培养、经验上历练，还有待遇上保障、 心理上关怀，充分体现了为敢于担当、勇于作为者解除后顾之忧的深 切关怀。 这些年来，干部群体的辛苦和奉献是有目共睹的。不少干部尤其 是基层干部负担重、压力大、待遇不高，需要比一般人有更强更高的 意志品质和精神境界。 “你为大家着想，组织为你着想”，我们党历来 提倡让牺牲者无憾、让奉献者无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要把严格管理干部和热情关心干部结合起来，既要求干部 自觉履行组织赋予的各项职责，严格按照党的原则、纪律、规矩办事， 不滥用权力、违纪违法，又对干部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 保障、心理上关怀，让广大干部安心、安身、安业，推动广大干部心 情舒畅、充满信心，积极作为、敢于担当。同时还指出，对广大基层 干部要充分理解、充分信任，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多为他们办一些 雪中送炭的事情。 经验告诉我们，从严管理干部推进一步，干部激励工作就要跟进 一步。加强教育引导，加强能力培养，坚持优上劣下，把严管和厚爱 都落实到位，激发起广大干部担当新使命、展现新作为的干劲和热情， 我们的干部队伍一定会焕发出更加蓬勃的朝气、凝聚起更加强大的力 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