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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青年返乡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以外卖骑手为例 崔 岩 张 宾 赵常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社会与民族学院，北京 102488） 【摘要】 本文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聚焦农村青年外卖骑手返乡意 愿。研究发现， 中观层面的职业歧视遭遇、 弱城市社会融入感与微观层面的职 业压力等对农村青年外卖骑手返乡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 宏观层面 需在综合考量农村青年外卖骑手返乡意愿的基础上做好相应的引导和支持工 作； 中观层面， 需重视返乡青年的归属感与返乡再融入问题； 个体层面， 有返乡 意愿的青年需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做好返乡从业的心理调适。 【关键词】 外卖骑手 返乡意愿 乡村振兴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2.05.006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催生出一大批形态多样、分工细致的新职业，这些新职 业就业形态灵活多样，吸引了大量待就业人员。在乡村青年人口大量进城的背景下，新职业的 出现使进城青年就业渠道日益多元，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就业模式。新职业从业人员规模日益 庞大，其中以青年为主的外卖骑手是新职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从业人口及潜在人口需求 已达千万级， 《2020 饿了么蓝骑士调研报告》指出，外卖骑手平均年龄 31 岁， “90 后”占比 47%，八 ［1］ 成来自农村 。 《2019 年及 2020 年疫情期间美团网约配送员就业报告》显示，在美团平台就业的 外卖骑手中，有 25.7 万人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外卖骑手总量的 6.4%，2019 年共有 56.8%的外 卖骑手选择外卖网约配送员工作实现本省就业［2］。外卖骑手因其从业门槛低、工作方式自由灵 活成为大量进城青年的职业选择，而与这一新职业从业人员规模庞大相关的则是因为该职业 ［3］ 群体的“脆弱性” 带来的从业人员的频繁流动。骑手职业本身会增加个体的就业脆弱性，降低 个体的职业稳定性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对于多数外卖骑手来说，这一职业只是作为职业生 涯的一个阶段。高文珺在《新就业形态下外卖骑手社会流动特点和影响因素》一文中指出，未 来一年里有 70.7%的调查对象表示会继续从事当前外卖骑手的工作，但在未来五年的规划方面 ·78· 这一比例逐渐缩减，只有 51.7%表示会继续从事骑手工作。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规划，都有一 定数量的人将自己开店、创业作为未来的职业选择，尤其是在五年规划中，有其他相关规划的 比例更高， 还有小部分调查对象计划通过深入学习实现自我提升［4］。 对这些将外卖骑手职业作为“过渡性”工作的群体而言，外卖骑手从业经历在一定程度上 有助于该群体增加收入、增长见识，引发其对今后从业的思考。这一“过渡性”职业从业结束 后，在离开家乡工作的外卖骑手中，有 71.1%认为自己未来很有可能或有可能返回家乡工作； 在返乡的从业计划中，有 71.1%计划创业或做小买卖，36.9%计划在当地就业，8.3%计划务农， 1.7%选择不工作［5］。有意返乡的农村青年对推动乡村振兴而言将是一笔宝贵的人力资源财 富。这些青年是连接农村与城市的天然纽带，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经济资本、经营知识和技 术优势积累，借助移动互联网提供的便利，迅速成长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优先 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同时还专门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 质，推动乡村人才振兴［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要创新乡村人 ［7］ 才工作体制机制，充分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把更多城市人才引向乡村创新创业” 。青年 思想活跃，对新事物有较强的吸收能力，是社会中最为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是最宝贵的人才 资源，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需要青年参与并承担积极角色。因此，有必要对这一职业群体的返 乡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对潜在返乡青年群体进行评估，以引导他们更好地为乡村振 兴服务。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农村青年进城是为了追求好的工作和高收入以获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长期以来，农 村青年进城务工所面临的几乎是同样的“边缘化”问题，因而无法真正从身份上、更无法从心理 上融入城市，加上就业选择有限，多以从事耗时长、劳动强度大的工作等，使得流动人口尤其是 青年流动人口的进城工作选择不具有可持续性。外卖骑手作为研究对象在职业身份和所处社 会、生活环境方面较之传统流动人口如农民工和蓝领从业流动人口有所差别，但其本质仍是城 市当中的流动人口、是最为普通的劳动者，其从业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较其他流动人口有诸多相 似性，同时， 也因其就业方式不同于传统就业形式导致面临的问题有一定的特殊性。 （一）返乡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针对流动人口或农民工返乡意愿的研究可分为宏观制度、城市认同和融入、个人特征及就 业等三个层面。在宏观制度层面，在我国城乡二元制度下，外来人口流入城市后在教育、社保、 医疗、住房等方面都与本地居民存在较大的差距。长期存在的制度障碍弱化了农民工留城意 愿，户籍制度下的“门槛效应”也会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8］。在城市 认同和融入方面， 个人在群体中的身份认同以及在社会中的融入感决定了个人从事生产性活动 的能力［9］，对城市的适应、感受到的压力以及歧视等个体的主观心理因素都会对其留城意愿造成 影响［10］。如果流动人口能够享受到与流入地居民平等的市民待遇、 获得与流入地居民相对接近的 ［11］ 收入， 他们将会有更强的社会融入感 ， 从而更愿意选择留在城市、 返乡意愿会随之降低。在个人 特征及就业方面， 人力资本水平［12］和工作满意度［13］等与流动人口留在城市的意愿呈正相关， 即个 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 对当前从事工作或者对进城工作经历满意度越高， 就更愿意留在城市。 （二）外卖骑手职业困境与返乡推力 由于存在低门槛和高收入形成的“红利窗口”，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职业在吸引大量 ·79· 新的劳动力涌入后整个行业的收入水平有所下降。这使得从事该职业的群体需要通过不 断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等方式维持原有的收入水平，在这种人力资源和个体高 速流动的新职业生存业态下，离“心”运动是一种必然［14］。劳动群体面临的职业压力是影 响职业流动意愿的重要原因［15］。当付出同样或者更多的劳动依然无法获得与以往相当 的收入时，离“心”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离职的概率。外卖骑手在面临职业压力的同时还 承受着多方的职业歧视。对北京市（外卖）快递小哥群体的风险压力研究发现，职业歧视 与恶意投诉是（外卖）快递小哥的核心痛点，其作为外来流动人口，由于制度性安排和市场 化区隔的存在，使他们在城市中面临一定的社会排斥和边缘化倾向，在与客户和公司三者 形成的关系中缺乏相应的话语权［16］。在系统算法日益完善的背景下，配送时间被不断压 缩，在高速度与高单量同收入挂钩的背景下，配送员的配送质量不断下降，进而加重了对 该群体某种程度的歧视。依托信息技术得以迅速发展的外卖平台的成长壮大并不等同于 借助平台从业的外卖骑手的发展，外卖平台从业实质上仍属从事较低职业技能的行业，从 业者发展空间不足，就业质量不高［17］，逐渐成为“困在系统里的人”，无法获得预期地位的 提升，进而会降低留在城市的客观可能性和主观意愿。 结合既有研究，本研究从宏观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政府服务支持和社会保障状况、中 观层面的社会融入以及微观个体层面的职业压力三个方面对农村青年外卖骑手的返乡意愿 进行讨论。综上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 外卖骑手在政府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越未得到满足，越可能会产生返乡意愿。 假设2： 外卖骑手遭遇过职业歧视、 对所在城市的社会融入感知越低， 越可能会产生返乡意愿。 假设 3： 外卖骑手在从业中面临的职业压力越大，越可能会产生返乡意愿。 三、变量测量与研究方法 当前有关流动人口返乡意愿的研究包括两种思路：一是研究已经返乡和已经留城的人 群；二是研究处于迁移过程中的群体的返乡和留城意愿［18］。从研究对象的选取方法可以看 出，第一种思路是对完成状态的研究，属于事后分析，因此得出的返乡原因具有一定的建构 性，并不能对青年返乡整体意愿进行全面评估，因此对整体青年返乡规模及其构成做出有效 预估的作用有限，对返乡青年的整体工作布局无法提供有效参考。使用第二种思路开展的有 关流动人口的研究相对较少，既有研究采用的调查方式主要为深度访谈和抽样调查，但出于 调查研究主题和内容的考虑，其研究对象相对广泛，调查区域以大城市为主，缺少专门针对特 定群体返乡意愿的全国性的大型社会调查研究。 （一）数据来源和核心变量测量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和该院重大国情调研课题“新职业青 年就业、生活与权益保障研究”的调查数据。该调查为线上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来自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8－45 岁新职业青年。本研究选取农业户口并且以外卖骑手为主要 职业的群体作为分析对象 ①。如表 1 所示，该群体有效样本量为 2758，其中男性占 92.35%，女 ·80· 性占 7.65%；年龄范围在 18－45 岁之间，平均年龄 28.82 岁；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比例 为 34.45%，高中或中专职高占 44.96%，大专及以上占 20.59%；平均月收入约为 5208.66 元。 表1 变量 样本基本情况 （N=2758） 取值 样本分布 有返乡意愿 无返乡意愿 东部 55.11% 56.42% 51.70% 中部 36.80% 35.56% 40.05% 西部 8.09% 8.02% 8.25% 男性 92.35% 94.13% 87.70% 女性 7.65% 5.87% 12.30% 均值 28.82 28.76 28.96 初中及以下 34.45% 35.41% 31.94% 高中或中专职高 44.96% 44.73% 45.55% 大专及以上 20.59% 19.86% 22.51% 传统职业 99.02% 98.95% 99.21% 新职业 0.98% 1.05% 0.79% 月收入（单位：元） 均值 5208.66 5178.29 5287.96 政府服务需求 均值 2.12 2.11 2.14 有 74.98% 73.52% 78.80% 无 25.02% 26.48% 21.20% 有 36.63% 38.82% 30.89% 无 63.38% 61.18% 69.11% 否 49.09% 43.93% 62.57% 是 50.91% 56.07% 37.43% 均值 11.18 11.28 10.90 可能 53.05% 57.97% 40.18% 不可能 46.95% 42.03% 59.82% 地区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前一份职业 社会保障 职业歧视遭遇 社会融入认知 每天工作时长（单位： 小时） 就业稳定性 2. 变量说明 本研究以农村青年外卖骑手是否具有返乡意愿为因变量，分析外卖骑手产生返乡意愿的 影响因素。本研究对“返乡”的界定为农村外卖青年骑手返回其广义上的家乡，即返回其家庭 所在区县， 包括返乡不返村和返乡返村等情况。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研究对象工作地所属区域、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前一份职业类 型和月收入。调查对象所属区域指的是调查期间工作所在地，根据我国经济带的划分将其工 作地所属区域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以东部地区为参照组，分析不同区域间的 农村青年返乡意愿的差别。引入性别控制变量的原因在于样本中有近一成的女性外卖骑手， 女性外卖骑手相较于男性青年外卖骑手在客观条件和主观态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年龄范 围上，本研究涵盖调查数据中所有年龄段的外卖骑手。受教育程度是评估职业选择的重要指 标，本研究将受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职高和大专及以上三类，以初中及以下 为参照组。前一份职业指的是研究对象在从事本职业之前所从事的职业，本研究将其分为新 职业和传统职业两类。月收入为研究对象所选择的收入区间均值。 主要自变量由宏观层面的政府服务需求和社会保障享有状况、中观层面的职业歧视遭遇 和对城市社会的融入认知以及微观层面的个体从业压力构成。其中，政府服务需求根据研究 ·81· 对象在“您希望政府为您做些什么”①问题的选择项数对其政府服务需求进行测量。社会保障 依据研究对象在五险一金、最低生活保障及其他补充保障方面的享有状况分为有社会保障和 没有社会保障两类。遭遇职业歧视指的是研究对象在城市从业和生活中因其从事的职业而受 到歧视。社会融入认知使用研究对象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进行测量，由研究对象是否同意“感 觉自己不属于这个城市（地方）” 的说法分为融入和未融入两类。每天工作时长计算的是从事外 卖骑手这一职业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长。就业稳定性以失业可能性感知进行测量， 根据研究对象 对 “认为自己在未来 6 个月内失业的可能性有多大” 的回答分为有可能失业和不可能失业两类。 （二）研究方法与模型 如前文所述，本研究依据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有无返乡意愿将其分为两类作为 因变量。因为在一般回归模型中，因变量多为定距或定比变量，并且在理论上对其分布存在 诸多现实条件下难以满足的假设，如需要满足正态分布、线性关系以及同方差性等条件；而 logistic 回归与一般回归模型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它可使用的因变量类型与一般回归模型不 同，使用 logistic 回归可以对一个分类变量的不同类别发生概率进行预测，其因变量为分类变 量，而自变量可以为各种类型的变量。本研究选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从事外卖骑手这一职业 的农村青年群体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回归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P（y=1｜x1· , ··， x） i = e 1+ e （3.1） （3.2） （3.3） 上述 logistic 回归模型可以很好地拟合是否具有返乡意愿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根据 该模型，假定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群体具有返乡意愿的概率为 P，取值范围为［0,1］，以 农村青年外卖骑手是否具有返乡意愿的概率为因变量，各影响因素 x1、x2……xi 为自变量，建立 logistic 回归方程，可得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群体具有返乡意愿的概率为： P= e （3.4） 1+e 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具有返乡意愿的概率表示外卖骑手意愿返乡的可能性，使 用公式 3.4 计算出的数值表示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群体具有返乡意愿的可能性，数值 越大表示越有可能具有返乡意愿，反之则越不可能具有返乡意愿。 四、结果分析 本研究的分析工具为 Stata16.0，农村青年外卖骑手返乡意愿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结果 如表 2 所示。本次实证过程共建立了四个模型，其中，模型一是基准模型，模型二是在控制个体 ·82· 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人对宏观层面的政府服务需求和社会保障享有状况，模型三是在 模型二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人在中观层面的社会歧视遭遇和社会融入认知，模型四是在模型三 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人微观层面的每天工作时长和工作稳定性的评估。通过对数似然比值的变 化可以看出模型得到了优化，即中观层面遭遇职业歧视、社会融入感知，微观层面的工作时长 和工作稳定性都对个人返乡意愿的产生有显著的影响。 表2 农村青年外卖骑手返乡意愿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一 回归系数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几率比 回归系数 几率比 回归系数 几率比 回归系数 几率比 控制变量 地区（东部为参照组） 中部 －0.204** （0.092） 0.816 －0.192** （0.092） 0.826 －0.173* （0.093） 0.842 －0.217** （0.095） 0.805 西部 －0.017 （0.167） 0.983 0.009 （0.170） 1.009 0.057 （0.171） 1.059 0.071 （0.175） 1.074 性别 －0.858*** （男性为参照组） （0.153） 0.424 －0.849*** （0.153） 0.428 －0.702*** （0.155） 0.496 －0.629*** （0.159） 0.533 －0.006 （0.007） 0.994 －0.006 （0.007） 0.994 －0.008 （0.007） 0.992 －0.009 （0.007） 0.991 年龄 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为参照组） 高中或中专职高 －0.099 （0.099） 0.905 －0.091 （0.099） 0.913 －0.036 （0.100） 0.965 －0.019 （0.101） 0.981 大专及以上 －0.087 （0.124） 0.916 －0.075 （0.123） 0.928 －0.038 （0.126） 0.963 －0.033 （0.128） 0.967 前一份职业 0.317 （传统职业为参照组） （0.471） 1.372 0.298 （0.461） 1.347 0.376 （0.447） 1.456 0.357 （0.446） 1.430 －0.231** （0.096） 0.794 －0.205** （0.095） 0.815 －0.185* （0.097） 0.831 －0.107 （0.105） 0.898 政府服务需求 －0.034 （0.045） 0.967 －0.050 （0.046） 0.951 －0.054 （0.047） 0.947 社会保障 （无社会保障为参照组） 0.248** （0.104） 1.282 0.182* （0.106） 1.200 0.083 （0.109） 1.087 职业歧视遭遇 （未遭遇为参照组） 0.274*** （0.095） 1.315 0.221** （0.096） 1.247 社会融入认知 （融入为参照组） 0.698*** （0.089） 2.010 0.612*** （0.090） 1.843 每天工作时长 （单位：小时） 0.037** （0.018） 1.038 就业稳定性 （可能失业为参照组） 0.579*** （0.093） 1.784 月收入对数 宏观层面 中观层面 个体层面 ·83· （续表） 模型一 常数项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回归系数 几率比 回归系数 几率比 回归系数 几率比 回归系数 几率比 4.158*** （0.871） 63.958 3.928*** （0.869） 50.815 3.234*** （0.881） 25.381 1.937*** （0.928） 6.935 LR chi2 43.13*** 49.44*** 123.01*** 168.77*** Log likelihood －1605.9588 －1602.8008 －1566.0161 －1543.1387 Pseudo R2 0.0132 0.0152 0.0378 0.0518 注： *、**、 ***分别表示在 0.1、 0.05 和 0.0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 内为回归系数标准误。 模型一包含地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前一份职业和月收入对数 6 个控制变量。在 上述 6 个控制变量中，中部地区的 OR 为 0.816，在 9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在控制其他变 量的情况下，中部地区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相较于东部地区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 村青年更不倾向于产生返乡意愿。性别的 OR 为 0.424，在 99%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就性别而 言，女性具有返乡意愿的发生比是男性的 1/2。月收入对数的 OR 为 0.794，在 95%的统计水平 上显著，这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收入越高，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越不 可能愿意返乡。年龄、受教育程度、前一份职业 3 个控制变量对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 年返乡意愿的影响均不显著。 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了宏观层面的两个维度，考察研究对象对政府在包括就业 政策、劳动权益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服务需求和个人是否享有社会保障等对其返乡意愿的 影响。结果显示，个人是否享有社会保障的 OR 为 1.282，在 9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控 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享有社会保障的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的返乡意愿是不享 有社会保障的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的返乡意愿的 1.282 倍。但在加入中观社会层面和 微观个人职业压力层面的变量后，是否享有社会保障对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返乡意 愿的影响不再显著。因此，假设 1 中认为宏观层面的社会政策需求和社会保障享有状况会影响 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返乡意愿的假设并不成立，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尽管从事外卖 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对宏观层面的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有较高的主观需求，但客观存在的差 异对其是否产生返乡意愿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 模型三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加入了中观社会层面的两个维度，考察职业歧视遭遇和社会融 入认知对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返乡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中部地区的 OR 为 0.842， 在 9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月收入对数的 OR 为 0.831，在 9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社会保障的 OR 为 1.2，在 9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在职业歧视遭遇和社会融入认知方面，遭遇过职业歧视 的群体相较于未遭遇过职业歧视的群体，前者返乡意愿的概率比是后者的 1.315 倍（β=0.274，p< 0.01）。对工作所在城市（地区）社会融入认知低的群体，其返乡意愿发生比是社会融入认知高 的群体的 2.01 倍（β=0.698，p<0.01）。上述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 2，说明城市社会的融入对从事 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返乡意愿发挥着推动作用。 模型四在模型三的基础上加入了个人职业压力等微观层面的两个维度， 考察每天工作时长 和就业稳定性对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返乡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 月收入对数和社会 保障对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返乡意愿的影响不再显著。职业歧视遭遇的 OR 为 1.247， 在 9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在个人职业压力等微观层面， 平均每天工作时间每增加一小时， 其产 生返乡意愿发生比是原来的 1.038 倍（β=0.037， p<0.05）。认为有失业可能性的群体产生返乡意愿 ·84· 的发生比是认为不会失业群体的 1.784 倍（β=0.579， p<0.01）。因此， 研究假设 3 得到验证， 说明从 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所面临的职业压力对其返乡意愿具有重要影响。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新业态的发展带来就业形式的多元化，新职业的不断涌现吸纳了大量青年从业者。外卖 骑手这一职业作为新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从业人员既具有与传统流动人口从事的高强度、 低职业技能职业相似的特征与问题，同时也因其产生于新技术背景之下而使得从业人员所面 临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本研究主要从返乡推力的角度对农村青年外卖骑手返乡意愿的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该群体相较于传统流动人口表现出了较高的返乡意愿，但其返乡意愿的 影响因素与以往的流动人口有所不同。 首先，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青年乃至所有青年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城乡等宏观制度环境相 较于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的流动人口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从表 2 模型结果可以看出，个体在 宏观层面的政府服务需求和社会保障享有状况对个体返乡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应当注意 的是，宏观层面的地区差异，尤其是中部地区青年外卖骑手较低返乡意愿的现状则反映了地区 发展差距的存在。 其次，对农村青年外卖骑手的返乡意愿形成推力的因素是其在城市生活当中遭遇的职业 歧视等难以实现社会融入的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城市或从业所在地区的低归属感和在从 业过程中所面临的不断增加的职业压力。在无法实现预期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需要面对无 法融入的城市社会和不断增加的职业压力时，主动或被动产生返乡意愿乃至最终选择返乡是 部分青年外卖骑手应对上述困境的一种选择。 最后，本研究对农村青年外卖骑手返乡从业意愿进行的量化和质性分析发现，有返乡意愿 的青年未来在当地就业为主，有 10%左右的人表示从业方向为务农；访谈发现，即使倾向于在当 地就业和创业的群体，其从业方向仍以涉农为主。这些潜在的返乡青年不仅仅是数量意义上 的返乡人数，更是具有相对丰富的人力资本、能够为乡村的发展注入强劲活力的人力资源。对 乡村而言，这些青年是潜在可预期的人力资源和财富、是乡村与乡村振兴的文化链接。他们在 既往的工作经历中积累的来自城市生活的商业意识、现代观念和人脉资源等都有助于他们在 返乡创业和就业过程中积累文化优势。对于部分返乡青年来说，返乡满足了他们对家庭生产 生活的诉求，家乡是他们在追逐利益而付出身心代价后能够“软着陆”的最后“港湾”。同时，返 乡青年具有自我实现与发展诉求，追求个性与挑战，渴望得到社会认可，很多返乡青年利用在 城市积累下来的资本回乡创业，实现自我价值。 综上所述，有必要对具有返乡意愿的外卖骑手群体进行多方面考量，对其从产生返乡意愿 到发生返乡行为的转变进行判断，做好这部分返乡青年的创业、择业支持工作以及心理调适 等， 积极地吸纳这部分青年人返乡。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外卖骑手职业是农村青年进城务工首要的职业选择，但从事该职业的 农村青年群体中超过七成有返乡意愿，有该从业经历的青年很大程度上将成为返乡青年群体 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青年群体返乡支持和引导工作， 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在宏观层面，需对返乡青年群体及其构成进行预估，制定有针对性的社会政策。目 前对农村外卖骑手青年的返乡研究处于其返乡的可能性阶段，对返乡群体的规模进行预估有 一定的参考意义，但还需对这一群体的其他特征、从业规划以及需求等方面做进一步分析以制 定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例如，农村青年外卖骑手存在一定的服务需求未能得到满足、较低的 ·85· 社会保障享有状况等问题，应当持续推进相关政策的完善、满足返乡青年的合理需求，使其能 够享受更为公平的社会待遇，从而有效吸引青年返乡。在返乡青年从业方面，做好返乡青年的 创业支持工作，充分发挥这部分青年视野开阔与熟悉乡村现状的优势，支持其涉农产业的创业 工作。这对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和产业振兴而言是重要的积极因素。 第二，在中观层面，需做好返乡青年家乡归属感的培养与返乡再融入工作。农村外卖骑手 青年返乡的地域和职业转换是个人与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对于返乡青年而言，家乡生活 存在潜在的“乏味感”。当最初的返乡想象和激情褪去，未曾想到的困难和局限将逐渐显现。 例如，乡村的基础设施与社会环境等与城市相比有区别，移居城市的吸引力便相对增加，返乡 青年可能再次离乡，引发乡村的“二次空心化”。同时，较长时期的他乡、城市生活体验使得返 乡青年面临家乡文化的再适应问题。因此，从乡村振兴战略角度而言，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格局，积极鼓励返乡青年投身乡村建设，从大的政治制度环境方面给予优秀返乡青年更 多的话语权，提高返乡青年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能力，尊重青年人的个性，进一步激发返乡青 年在城乡交流、教育事业等方面的身份优势等有利于增强返乡青年对家乡的归属感和家乡社 会的再融入。 第三， 在微观层面， 这些青年需做好返乡的角色与生活调适。未能在城市或非农行业获得所 期待的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年群体在返乡后将面临较大的职业角色与生活调适问题。为此， 返乡 青年应当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做好返乡从业的规划并应对可能面临的新的从业压力等问题。 ［参 考 文 献］ ［1］《2020 饿了么蓝骑士调研报告》，https://doc.mbalib.com/view/abc74fa622d58ee5dc609f370d734b83.html ［2］《新 职 业 —— 网 约 配 送 员 就 业 景 气 现 状 分 析 报 告》，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 202008/t20200825_383722.html ［3］ ［17］崔 岩： 《就业质量视角下的外卖骑手就业脆弱性研究》，载《山东社会科学》，2021 年第 5 期。 ［4］高文珺： 《新就业形态下外卖骑手社会流动特点和影响因素》，载《山东社会科学》，2021 年第 5 期。 ［5］朱 迪 王 卡： 《网约配送员的社会认同研究——兼论“新服务工人”的兴起》，载《山东社会科学》，2021 年第 5 期。 ［6］《中 共 中 央 关 于 制 定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第 十 四 个 五 年 规 划 和 二 〇 三 五 年 远 景 目 标 的 建 议》，http：//www.gov.cn/ 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7］习近平： 《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载《社会主义论坛》，2019 年第 7 期。 ［8］王志涛 李晗冰： 《身份认同、 个人技能与农民工返乡意愿——基于CMDS数据的实证研究》， 载《经济经纬》， 2019年第4期。 ［9］Kaushik Ba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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